肖伟俐：周建人的为官、为人和为学

肖伟俐：周建人的为官、为人和为学

周建人(1888-1984)，原名松寿，乳名阿松，字乔峰，笔名克士、高山等，绍兴人。鲁迅三弟。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幼年在家塾和会稽县学堂读书。辛亥革命前，任绍兴僧立小学教员兼校长，自修植物学与英语。1915年至1919年，任明道女子师范(后改为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员，并在成章女校等校兼课。

　　1919年底，随母亲等全家迁往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科学总论和哲学等课程。1921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写中小学动植物教科书、自然科学小丛书等。并任《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助理编辑和《自然》杂志编辑，常以高山、克士、松山等笔名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1923年，经沈雁冰介绍结识瞿秋白，同年应瞿秋白之邀在上海大学任生物学教授，此后又先后任神州女学、上海暨南大学和安徽大学教授。

　　抗战胜利后，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任编辑，1945年12月30日，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8年4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从上海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教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至1967年出任浙江省省长。任职期间，清廉严明，办事公道，仗义执言，不徇私情。1968年，由周恩来公开党员身份，提名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化教育，对保护杭州灵隐寺、绍兴禹陵、新昌大佛寺等作出重要贡献。

　　在中共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代主席和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著有《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科学杂谈》、《进化与退化》、《哺乳动物图谱》、《论优生学与种族歧视》、《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回忆录》、《鲁迅故家的败落》等。译有《物种起源》(合译)、《吸血节足动物》、《生物进化论》、《原形体》、《生物学与人生问题》、《优生学》、《赫胥黎传》、《新哲学手册》等。1989年，民进中央宣传部选编了周建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93篇，出版了《周建人文选》。

　　1984年7月29日，因患鼻癌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遵遗嘱遗体由北京医院解剖，火化后骨灰撒在天津新港外大海。

　　周建人家庭档案：

　　夫人王蕴如（1900-1990），浙江绍兴人，解放后曾在高教部工作，后辞职。

　　长女周晔（1924-1984），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1947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工人日报》记者；全国总工会妇女部部长、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秘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等，后调入中央统战部，协助父亲整理有关史料，先后整理出版了《鲁迅故家的败落》、《鲁迅在上海》两部专著。

　　二女儿周瑾（1927-2001），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1947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１９４８年随父亲到解放区。解放后，参军到解放军卫生部工作。1954年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在总后药物研究所工作，曾任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

　　小女儿周蕖：1932出生于上海，1948年随父母到解放区，曾在贝满女中读书。1951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未读即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毕业于苏联国立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回国后曾在幼儿园当教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担任教授。1992年退休。

　　另：周建人与前妻羽太芳子育有四个儿女。长子周冲（1915年2月生，当年夭亡），长女马理（1917年11月生），次子周丰二（1919年5月生），三子周丰三（1922年2月生）。

　　生活中的周建人言语不多，饮食随意，毅力坚韧，性情耿介，不善交游，外人看来有点“硬”。他为人低调朴实，做事严谨廉洁。世人喜欢称之为“周建老”。

　　他一生勤学不已，记忆力惊人，精通英德两种语言，多有译作，长于书法，爱好下棋。他客厅中挂着一副跟随他一生的对联：“士穷节乃见，民主安无倾”，是他自我的精神写照。

　　周建人一生为学、为官各有建树。他靠自学成才，著述涉及哲学、生物、文艺、科普、翻译等等；他以学者入仕，做过部长、省长、人大副委员长，以清廉著称。

　　女儿认为周建人不是一个政治家，她眼中的父亲是一个追求真理、追求正义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做学问的学者。

　　周建人对子女也是无为而教，任其自由发展，绝少干涉。唯一的要求是：做人应当能吃冷饭、喝凉水。三个女儿也都秉承家训，朴实低调，自律自尊，各修业务，各有所长。

　　一、谁是周建人？

　　2008年11月11日，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纪念周建人诞辰120年。这位隐身于历史褶皱中多年的人物，再次走到了公众面前。谁是周建人？这个座谈会给出了一个答案。对外发布的消息称他是：“民进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坚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

　　民进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简称。1945年，57岁的周建人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赵朴初、雷洁琼等人在上海商议创办了民进。看看创办者的名单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以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民进的纲领是要“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身为创始人以及后来的领导者，周建人一生追求的核心价值就是民主。

　　他的继任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座谈会上，代表民进表达了对周建人的敬意。她说，以周建人同志为代表的民进老一辈领导人，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觉选择并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亲密合作，形成了民进“立会为公，参政为民，以党为师”的优良传统。

　　这是一个很政治的评价，也是很客观的。只是缺少鲜活的生活色彩。大家都好奇，在这些概念化的语言后面，隐藏着怎样的一幅人生画卷呢？

　　其实，周建人的一生界限清晰明白，抛开细节，他的一生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期，他主要在家乡绍兴求学、教学；中年时期，主要在上海等地教学、为学；老年时期，他主要是在京、浙两地从政、做官。求学、为学和做官，这几件事基本上是贯穿他一生的主线。

　　还是让我们回溯历史吧，看看周建人做了哪些创造历史的事情。

　　一九八二年春节周建人在读书。

　　周建人最早被人熟知，是在上海滩，他是以一个小品作者的身份登上排名榜的。只不过他创作的小品，不是搞笑的幽默，而是传播科学的文章。

　　在上世纪30年代，周建人在上海的一些杂志上撰写了许多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这些小文章宣传科学，鞭笞愚昧，启民智，倡文明，广受读者的欢迎，人们把他的文章习惯称之为“科学小品”。这种新的文体是伴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而产生发展的。周建人就是这个文明火种的开创者和主要传播者。时光荏苒，科学小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周建人不仅写科普文章，而且他还创编教材。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他主编的中小学动植物教科书、自然科学小丛书等，成为当时中小学校的教材，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按照惯例，凡是作品能够进入中小学课本的作家，那都是在社会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凡是能够编写教材的教授，那都是最有学问的权威。周建人位列其中。

　　接下来还有。

　　在近代人类史上，有一本书曾对世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它曾被誉为震撼世界的10本书之一。1985年，被美国《生活》杂志评选为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1986年英国《读书》杂志推荐它为理想藏书，书中所阐述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这本书就是英国人达尔文所写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

　　1859年，《物种起源》在英国伦敦首次出版，1250册图书当日全部售罄。中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后，这部巨著也传入了国内，最早把《物种起源》翻译成中文的是广西人马君武，1919年正式出版。遗憾的是，它是用文言文翻译的。

　　1947年，一部用白话文翻译的《物种起源》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本通俗易懂的译作一面世，即引起轰动，被誉为是大家手笔，扛鼎之作。

　　周建人就是这本书的译者！顺便说一句，他的生物学和英语都是自学的。

　　解放后，达尔文主义成了生物学、农学必学科目，《物种起源》成为必读之书。为适应大学教育所需，周建人深感原译文不甚完美，便邀请叶笃庄、方宗熙两位专家合作，重译《物种起源》。新译本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此后一再重版重印，为生物学的经典。

　　此后，周建人的头衔中又多了一个生物学家和翻译家的名头。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开始从政。他先和叶圣陶搭档，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随后又担任高教部副部长。在当副部长期间，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有人建议把筹建中的中国农业大学直接建在农村，以为这样才姓“农”。周建人坚决反对，他认为教学不是种田，要以方便教学和科研为主，他力主建在北京，并亲自选定了今天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址。既在城市，又在农郊，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农大最终留在了北京，不然的话，农大学生真要赤足走在田埂上了。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马寅初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他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正是后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雏形。

　　周建人对新生事物，总是抱着一种支持的态度。这和他长期从事生物学研究密不可分。他是最早站出来响应马寅初人口论的，他非常支持计划生育的政策，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需要科学精神和勇气的。果然，马寅初很快就在反右斗争中被打倒在地，许多支持者也随着他一起訇然倒下。周建人因为身份特殊，没有被划入右派，侥幸躲过一劫。

　　从1965年至1983年，周建人当了18年的人大副委员长。他端端地坐在主席台上，没有声音。不过心底却并不平静，因为在思想深处，他对民主的追求始终不渝。

　　不得不说的话是，周建人还有两个著名的哥哥，大哥叫周树人，笔名叫鲁迅。二哥叫周作人，笔名叫知堂。

　　二、周建人的为官

　　1888年，周建人生于浙江绍兴。

　　绍兴是江南名城，也是名人之城。从古代的大禹、王羲之、陆游，到近代的秋瑾、蔡元培、周恩来。据统计，历史上绍兴共有文武进士2238名，文武状元27名。民国以后有两院院士53名，包括地理学家竺可桢，数学家陈建功，历史学家范文澜，经济学家马寅初，物理学家钱三强等等，当然，这些名人中，也包括我们要说的周建人，周氏三兄弟。

　　周建人出生时，正值满清末期，周家在绍兴已生根发展了700多年，是绍兴的望族大户，也是官绅世家，在当地颇有影响。

　　历史上，周家官做的最大的人，是周建人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他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后来又到北京当上了内阁中书，大概相当于今日的司局级干部。只是后来一件偶然的事，让他身陷囹圄，差点掉了脑袋，从此，周家一蹶不振，陷入了谷底。

　　事情发生在1894年，此时的周福清按照清廷章程，正居家守丧。当时绍兴府有马、顾、陈、孙、章五姓大家，互为亲友，这几家想在这年的乡试中，为自己的孩子弄个举人名份，考虑到这些孩子学业不佳，他们就动了邪念，商议准备联合起来，行贿主考官，希望走走后门，解决孩子的前程问题。也是该周家出事，那一年，到浙江监考的官员，恰好是周福清的朋友。几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相约找到了周福清，请他出面操办此事。开始周福清不同意，一口回绝了，因为他知道这是犯法的事，干不得。但他又抹不开面子，经不住这几个人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好答应给主考官写信“通关”，信写好了，他鬼使神差地在照顾的名单后面加上了自己的儿子周伯宜(即周建人的父亲)，也想借此为儿子谋个功名。

　　不料，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那样。对于此事，周建人的哥哥周作人曾有记录：

　　“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 跟班 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

　　本来是双方默契的事，没想到送信的家丁不懂事，大喊大叫要收据，监考官此时正和副主考在聊天，信放在桌上故意没有打开，听家丁这么一喊，只好当众拆开信函，结果藏在里面的银票露出来了，导致事情见光败露。这还了得，竟然敢行贿监考官员，于是，周福清被判了“斩监候”，按照今天的法律就是死缓。这下举家震惊，乱成一团。周建人的父亲周伯宜只好变卖家产，设法通关营救，这才使他免于一死。周福清在监狱坐了七年，生生地把一个充满生机的家庭败坏了。

　　周伯宜卖光家产，救出了父亲，但是，他也心力交瘁，很快就去世了。

　　周家的败落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洎至近代，周伯宜的三个儿子陆续登上社会的大舞台，他们靠着天资和努力，渐渐地成为当时的活跃人物，领一时之风骚。周建人的两个哥哥不仅成为新文化的领袖，而且还都曾入仕为官，鲁迅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里当过科长，周作人则在伪政权里做过教育委员会的长官，当然这是不齿的。只有周建人一直在从事编辑、教学工作，离官场远远的，他做的最大的官，就是家乡小学校的校长。

　　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解放后，远离官场的周建人仕途很顺。他开始被高层看重，先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等职。更于1958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卸任。短暂沉寂后，他又连续担任了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国家领导人。

　　（前左起)周建人与许广平、鲁迅、（后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合影。（1927年摄于上海）

　　周建人官运亨通，是偶然也是必然。他的好友柯灵对他职务的变化，曾有过精彩的叙写。他说：“到了枫林日晚，忽然因为积年的革命劳绩，平步青云，被送上权位的高层， 霜叶红于二月花 ， 他无意追求权位，而权位送上门来。境况的变化有若天壤，只有一样丝毫未变，就是他的书生本色。”

　　柯灵认为他本色是书生，如果这个定位准确的话，周建人要从一介书生，过渡到封疆大吏，这是个脱胎换骨的巨变，不啻于重生，因为书生意气和官场厚黑是不相容的。

　　柯灵不幸而言中，周建人的为官之道的确是踉跄蹒跚。

　　1958年，已经70岁的周建人被任命为浙江省省长，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在浙江主政10年，这在当时，颇引人注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像省长这样的封疆大吏，大都是从战火和硝烟中走过来的老革命，虽然周建人也是共产党员，但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他的公开身份还是民主人士。由一个民主人士出任一个大省的正职，他恐怕是唯一。

　　据说周建人几次恳辞不就，说：“我不会做”，但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自古圣贤多寂寞，“我不会做”，这可能是周建人的心里话，因为为官有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为官之道，一在律己，二在律人。

　　律己就是要管住自己和家人，为政清廉。这方面周建人堪称表率。他出任省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搬家，把家搬到杭州。按照规定，他并非一定要这么做，完全可以在北京留一套房子。现在，连许多乡镇干部都是“走读”，即工作在甲地，家在乙地，两地行走。但周建人执意要搬，一定要把北京的房子退掉，否则他心不安，好像占了公家的便宜。同时，他还执意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让夫人王蕴如辞职，随他到杭州。其时，王蕴如在高教部工作，不辞职，随丈夫一起到杭州照顾他的起居，也是符合当时政策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政策不允，稍稍变通，或调转一下夫人的工作也是可行的，完全不必要辞职。但周建人力主辞职。结果，王蕴如从此便失去了公职，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待遇，连退休金也没有。

　　1984年周建人去世后，按照规定，国家每月给王蕴如100元的补助，聊补生活之需。这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属中恐怕也是特例。

　　女儿周蕖说：“总共拿了六年，直到她去世。”

　　就在周建人当省长的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为了女儿周晔的工作问题，他专门写信给好友柯灵，请他帮忙给周晔在上海找份工作。柯灵说，我无职无权，怎么能有办法解决周晔的工作，你是省长，怎么还要我帮忙？这问题提得太好了，柯灵疑问恐怕也是许多人不解的地方，显然，不是周建人没有能力解决，而是他不愿意，不愿意权为己用，不愿意假公济私或以权谋私，这正是周建人的磊落之处。

　　女儿周蕖回忆说：“文革以后，每年国务院事务管理局都派人来问他，周老，你去哪里休息。他说，我不去，每年他都不去。后来，他跟我们说，我那么老了，也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怎么还能去休息呢。”

　　周建人回到家乡当省长，最高兴的莫过于家乡的亲属。一次，他的一个本家亲戚，兴冲冲从家乡赶来找他，见面后，亲戚提出，不回乡下了，要留在杭州，给他当账房先生，理财管账。他说，你一个堂堂的省长，比过去家乡的知县、知府官大多了，俸禄自不会少，各色人等送上来礼钱也不会少，怎么能没有一个账房先生呢。

　　周建人听后，先是一怔，接着哈哈大笑，他说：“我们就两个人，平常就是买点菜，没别的事，我有什么账可管啊，你以为我是国民党的官啊。”

　　好说歹说，总算把亲戚劝回去。其实，做到家乡的父母官，必然会坠入亲友的包围之中，求职的、升迁的、求学的，一个都不会少，一个也不能少，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于为官者则是个严峻的考验，周建人平素自律甚严，从不搞特权，而且，也特别在意家人和亲友在这方面的举动，你想，他连自己女儿的工作都不肯安排，又怎么能随便开绿灯。这样一来，家乡的许多人就难免碰壁，空手而回。不满和非议也就随之而来，好在周建人心底坦荡，能解释就解释，解释不通也就听之任之，不被这些琐事而搅扰，依旧故我。

　　不过，律己容易律人难！

　　当一个人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时候，他与周边的差距就会变大，就会对一些不良习气难以接受。周建人正是这样的人，他对一些干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意见尤大，特别看不惯一些官员骄奢跋扈，搞特殊化。

　　在浙江当省长时，他旁边住着另外一个干部。杭州的夏天很热，那时候又没有空调，为了降温，这家人就让一个工人站在屋顶上用凉水给他浇屋顶，结果工人不小心掉下来了，摔伤了。周建人知道后，特别生气，连连说：“怎么能这样子，怎么能这样子！”

　　在他看来，人都是平等的，尤其是对劳动者，更不能稍有歧视或不公。

　　在那个特殊年代，省长的主要任务还是要突出政治，这对周建人而言是最难受的。他更关注的是民生，是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疾苦。

　　一次，一个村支部书记横行乡里，胡作非为，奸污妇女多人，却没人来管。后来，他侮辱了一个军人的妻子，被军人告到法院，但是只被关了几天就释放了。此人获释后不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无奈，那位军人又上告到省法院，结果这个人只被判了三年徒刑。周建人接到群众举报，派人做了调查，情况属实，他自己亲自跑到法院，过问此事，主张从严判处。但法院的人却搪塞他说，这种生活问题判三年也就差不多了。一听这话，平素沉稳的周建人火了，他把帽子朝桌子上一丢，大声喝道：“此事你们不管，我宁可不当省长，也要管到底！”

　　他怎么管呢？打电话给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请他过问这个案子。结果，最高法院院长亲讯旧案，要求地方法院重新调查，这才为受害人伸了冤。

　　这是一桩小事，放在他人身上，也许不会像他这样大动肝火，但周建人做不到，他不能无视百姓的权利受到侵害，恶人继续横行。话说回来，这么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让省长周建人窝了一肚子气，其他复杂的人事恐怕更窝火。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句话，所有的共产党人都熟知，不过有些人可能仅仅是熟知而已，并不会践行，更不会力行。偏偏周建人言行一致，谨记在胸，力行不辍。他常说：“ 认真 是我们共产党人办事的作风， 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一样认真。”

　　1960年大饥荒时，浙江临海县的一个女社员饥饿难耐，偷吃了队里几个玉米，被村干部发现后，剥光衣服游街示众。周建人听后大为震惊，这完全出乎他的想象，解放前，他一直致力于解放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维护人权。而现在这丑陋一幕，竟然会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发生？周建人百思不解，他愤而上书，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要求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1978年10月与福山生产队社员毛华生及其夫人合影。

　　省长上书告状，要为一个普通的农妇讨公道，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恐怕也只有周建人这么做！

　　表面上看，好像是周建人不太会操作权力，不会运用权力，这么点小事，犯不上惊天动地，稍微纵横一下，自会搞定。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逢飘尽悲歌气泥絮招来薄幸名

　　十有九八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难成春鸟秋虫自作声

　　清·黄景仁

　　这首《杂感》诗出自清代诗人黄景仁，书生无用便肇始于此，多用于形容书生从军、从商、从政，不得其法，难成大事。

　　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书生为官，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个人的能力大小，而是道德水平的高低。一个人的道德标准越高，自我约束越严，在现实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就越大。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当省长的周建人没有移步换景，没有按照现实的政治环境和策略办事。他一如既往秉持着自己的道德原则和标准行事，而不是随遇而安。这样一来，他就显得很另类。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硬道理。他不肯降低自己的标准，也不肯迁就现实，剩下的就是痛苦，难受。所以在省长这个位子上如坐针毡。

　　周建人早年写过一篇有关鲁迅的文章，记叙的是鲁迅在教育部任科长时的一件事。当时，鲁迅的上司拿给他一个公文，要他签批，鲁迅看了一下公文，说不能批准，当面拒绝了。

　　周建人评价说：“这种举动由旧日做官的看来，可以说不照做官的规矩， 要这样做，首先是须具备这一些条件，即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以及不怕因此而来的压迫。这勇气是和站在被压迫的劳动大众方面是分不开的，因此也就理直气壮。”

　　看来，这兄弟俩遇到的是一样的问题！而显然，对官场规则，周建人不是不知，而是不为！

　　他的夫人王蕴如曾说：“他是个好党员，但是，当省长对他是极不愉快的经验，他不能适应政坛错综的棋局。”

　　而地方领导也有言：“原以为请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适宜的，结果却反而造成乔峰老人（周建人）和党（其实不是和党，而是和某些党的干部）的距离。”另一位则讲得更直接：“他太单纯了。”

　　用“单纯”来形容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学者、一个省长，这反差也太大了。

　　还是柯灵说得好：“权位是对人性最严酷的考验。权位成为不少革命者生命的巅峰，至此就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滑脚飞堕深渊。许多人坐上权力的黄金交椅，就会膨胀成为可怜可笑而又可怕的霸王。许多人在权位的透视镜前面再也掩盖不住自私、贪婪、卑污的灵魂。 人的价值观，如果用真纯和正直做砝码，乔峰老人（周建人）是完美无疵的。但是这种人可以是忠诚的革命者，却不可能成为城府深严的政治家。”

　　周建人曾对家人说：“我不想做官，也不善于当官，最好当一个大学校长，或者是当图书馆馆长。”

　　为了摆脱这种困窘，周建人在任省长期间，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辞职返京，可惜未能如愿。而且，不想做官，却偏偏越做越大，直至当上了国家领导人。

　　1980年，周建人再次向中央提出，辞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1980年9月10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和他一起辞职的还有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和蔡畅。

　　我觉得，不论在任何时代，按照任何的标准，周建人都是个好人，更是个好官。这样的官越多，百姓就越安康。

　　三、周建人的为学

　　周建人一生倾力治学，在哲学、生物、社会学、翻译等诸领域均有建树，尤其是哲学和生物学，更是浸润久长，见解卓越。

　　不过，虽然周建人名望高，著作多，但学历却很低。按照今天的说法，他只是个小学毕业生。他的这些成就，都是靠自学而来的。换句话说，他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辛劳。

　　周建人的求学、为学之路颇为坎坷，个中曲折令人唏嘘。

　　周建人生于满清末代，这是新旧交替时期，也是新思想、新文化风起之时。按当时的习俗，小孩子的教育分两步走，略明事理的时候，就要开蒙了，就是要启发蒙昧，这一时期相当于今天送孩子上幼儿园，开始看图识字。第二步是从幼儿园出来后，就要上小学，这才进入真正的读书时代。

　　周建人的开蒙和读书都是在家乡完成的。

　　开蒙在旧式教育中是件大事，周建人开蒙时，他的祖父已经入狱两年了。一般人家孩子的开蒙，有约定俗成的课本，基本上就是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读物。不过，周家的祖父有些特别，他在对孙子的教育上，没有因循旧制，选用的开蒙教材也别具一格，他用的开蒙教材是《鉴略》。这是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读本，可以使小孩子初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过程，没《三字经》实用，但比《三字经》深奥，起点高。这点倒显出周家的特殊来。

　　周家祖父的特殊教育，帮助周建人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基，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渐进大有裨益。

　　周建人9岁开始进入小学读书，学校的名字叫“会稽县学堂”，幸运的是这是一所新式学校，所学课程不全是“之乎者也”，而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已经有了今天学校的雏形。这种新式教育，对那个时代的孩子影响是巨大的，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增长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的思维。在会稽县学堂几年的学习，是周建人受过的最系统的学历教育。

　　小学毕业后，他要考的中学是“绍兴府学堂”，这是绍兴的重点中学，也是周建人向往的地方。依照他的水平，考进这所学校是十拿九稳的。然而，此时的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考试是在早上进行的。为了赶考，周建人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因为从他居所到考场，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就在他兴冲冲赶到考场时，他迟到了，“吱扭”一声，他眼睁睁地看着考场关闭了大门，他冲过去，想哀求监考官放他进去应考，可任他怎么求告，考场的大门再也没有打开。周建人欲哭无泪，那“吱扭”一声，也就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因为迟到而进不了考场，这极少发生的事，却偏偏发生了，又偏偏让周建人赶上了。这可能就是命运吧！

　　不久，没有考上中学的周建人也萌生了外出求学的念头，希望能像两位哥哥一样，离开家乡，求学深造。然而，家庭的现实，让他再次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自己说：“我家弟兄三人，因老大、老二都到外面念书去了，我只好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母亲。”这是一次无奈的选择，也是一次必须的牺牲。

　　造化弄人。在周氏三兄弟中，周建人学历最低，个子最矮，年少时时运不济，诸事不顺。周建人确实为此苦恼过，他直到晚年一直在抱憾两件事：一是他没有赶上绍兴府学堂的考试，读中学。二是没有能像两位兄长一样外出读书，读大学。

　　两件事对周建人的影响有多大，他自己有过讲述，他用绍兴话说：“一个人做事，千万不要 喔格 ， 喔格 一声，就会遗憾一世的。”

　　“喔格”是绍兴土话，一个叹词，似有无奈或懊悔之意。

　　一声“喔格”，有几多无奈，又有几多可惜。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喔格”，周建人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

　　好在周家是书香门第，读书是家传。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轻易放弃读书的理想。过去，我们常说这家是书香门第，那家是读书世家，其实说的不是家庭的藏书有多少，而是说这家人有读书的传统和习惯。这种传统和习惯不是一时养成的，它是代代沿袭培养出来的，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浸入人的血脉，挥之不去。

　　被“喔格”了的周建人在无奈中选择了自学，他也只有这条出路了。

　　看到弟弟的遭遇，明了弟弟的心情，在外读书的鲁迅此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写信给周建人，鼓励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他甚至还帮助弟弟选择了自学的方向 植物学。鲁迅认为学习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因而这种学科适合自习。他特意从日本购买一些植物学书籍，寄回老家，鼓励周建人自修。

　　周建人回忆说：“他先后寄给我四本书：一本是德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本植物学，他寄给我的是英译本；另一本是英国人写的《野花时节》，是一本精装本，图文并茂，印刷得很精致；第三本是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还寄给我一架解剖显微镜。从此，我就开始学习起植物学来。后来自己也买了若干本书读起来，越读越感到有兴趣。”

　　鲁迅的鼓励和帮助带给周建人莫大的力量，此后，周建人一直沿着这条自学之路前行，他在家乡自学了植物学、英语，在北京自学了哲学，在上海期间又自学了德语。不断地阅读学习，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而且开拓了他的视野，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使他具备了更广阔的胸怀和见识。因而，像妇女解放、民主人权、科学发展等等，那个时代最新的思想和意识，才能在他的心底扎根，并成为他关注的事业。

　　其实，在我们身边从来不缺自学成才的榜样，华罗庚、梁漱溟、叶圣陶、沈从文，这些人和周建人一样，都是只读过小学或中学，但都有所作为，发光发热。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特点，不畏难，能坚持，敢创新。

　　唐代杜荀鹤诗云：

　　窗竹影摇书案上，

　　野泉声入砚池中。

　　少年辛苦终事成，

　　莫向光明惰寸功。

　　这是自学者的写意，也是一个忠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自学之路是孤独而清苦的，周建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在生物学、文学、翻译、哲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作为，而且，还都是开创性的贡献。

　　1934年，由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首先使用了一个新的文体名称“科学小品”，小品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一些科学常识。此后，这类科普文章统称为“科学小品”，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

　　周建人就是科学小品的创始者。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周建人利用他掌握的生物、植物学知识，开始为一些报刊撰写科普文章，传播科学文化。他的科普文章中，有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如《熊猫是怎样的一种动物》、《遗传和变异》、《谈谈龙和蛟》；更多的是宣传科学思想、科学意识的，如《战争·科学与民主》、《论人民应该多说话》、《科学信仰与迷信》等。这些小文章属于那种看起来简单，写起来复杂的东西，它要求作者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精练通俗的文笔。一般来讲，所谓的大家不屑为，而小家又为不了。因而，这些文章一亮相，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人们把它亲切地称为“科学小品”。

　　当年《自然界》的译作者，老一辈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璋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说：“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主编《自然界》时，就开辟 趣味科学 栏，专载内容比较生动的生物方面的文章。 趣味科学 可以说是 科学小品 或 科普文章 的原始名称。”

　　在风花雪夜的上海滩，和一些人的无病呻吟大不同，周建人倡导的“科学中国化，中国科学化，社会民主化”思想，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封建遗毒深重的社会。他创作的这些小品文，不论从传播的内容来看，还是从传播的效果来看，似乎和他哥哥鲁迅的杂文一样，也称得上是投枪和匕首，也是启迪大众，蠲除蒙昧的良药。即使放在今天，读起来还是让人耳目一新，充满科学的魅力。

　　周蕖说父亲周建人：“他治学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二是哲学。”

　　哲学是智者的学问，哲学的思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整理周建人的思想路线时，我们发现，从最初的进化论，到后来的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周建人的思想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他在与时俱进。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反对封建意识，追求民主科学一直占据着他思想的核心，尽管他历尽各种政治风波，沉浮于各种思想旋涡，这一点始终未变。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的阶段，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民族堕入蒙昧？

　　在1978年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元帅大声疾呼：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这个讲话，有意无意间被淹没在纸屑中了，很少提及。其实，仔细瞧瞧叶帅的定性，你会恍然大悟，他在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

　　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李维汉对邓小平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应相当严重，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化大革命”不再发生。这段话，同样语重心长。

　　邓小平也不含糊。他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的第四部分，着重论述的就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论何时何地，思想的解放、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解放思想，是要付出代价的。周建人早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人类社会在发展进化过程中自身的进化，可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他认为：

　　人在社会生活中，确于无意之间急进的，好改革的，容易被淘汰；又真勇者难得长寿，道德商人不易致富一类的话，也不是违反事实的。那么，有利于社会的人，有比较不适于生存的倾向是真实存在的。其结果于是成为：因袭的，服从权威的，狡诈的，圆滑的适于生存！

　　中国人做了许多年代专制帝王手下的百姓且不说，又几次的被征服，几次被大杀戮，留存到今日的人自然是最精选的无疑。就智识阶级而论，多数是极稳健，多方面适应的。又许多是极善趋奉和有策略的，还有“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的。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这段话套在周建人的身上，颇为合适。此时的周建人已经年过九旬，双眼基本失明，听力也差，手也发抖，几乎写不成什么文章了。

　　但他还是站了出来。

　　他努力用颤抖的手给《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写文章，主讲反对封建思想，崇尚科学，鼓励要进行思想革命。在他参与的各项活动中，思想解放是他逢会必讲的话题。他还特意请杭州西泠印社的同志帮他刻了几枚印章，上面刻着“爱真理”、“明辨是非”、“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这几枚小小的印章，直到他去世，一直带在身边，形同座右铭。在周建人看来，思想解放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提振民族精神的关键，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这一点，他和党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惊人的一致。

　　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所谓的特异功能风行一时，周建人对这套封建的把戏很是反感，从不接受，他曾和叶圣陶一起站出来批判耳朵识字的荒谬。他一再交代家人说：“我死了以后，如果科研需要的话，可以解剖，什么都可以给，剩下的东西烧掉就行。”

　　有意思的是，晚年的周建人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就是重译《共产党宣言》。他一直觉得原来的翻译不准确，他在《译文琐记》一文中说：“第一版时叫《共产党宣言》，但在1882年恩格斯为俄文版写序言时，马克思、恩格斯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宣言》。 因此译本应该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改过的书名为宜。”

　　重译《共产党宣言》成了他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没有人督促他，但他却孜孜矻矻，从不懈怠。一有时间，他就拿个放大镜看，看英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反复对照，在书上密密麻麻写上注释和注解，因为眼睛看不清了，写的字常常混在一起，两笔一行，一塌糊涂，别人既看不清，也看不懂。

　　周建人的女婿顾明远回忆说：“很多地方都是我在帮他整理，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都在看，不断地在写，这本书我还留着，是他一个未竟的事业。”

　　顾明远拿出了周建人的手稿，上面果然写满了各式的语词和标注，这是一位几乎双目失明老人的笔迹，虽然有的字叠床架屋般地摞在一起，有的字迹扭曲变形，但其认真执著之态，仿佛跃然纸上

　　于是乎，在我们的眼前，依稀看到了一位老者，俯身爬在桌前，拿着一个放大镜，吃力地看着、写着，这是周建人留给我印象中的影像，有时，他的形象还会和记忆中的人物混淆在一起，大概就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共有的形象。消瘦、戴眼镜、俯身、执著地写着。

　　四、周建人的为人

　　我在查阅周建人的材料时，遇到些困难。

　　周建人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又是名家名人，但是迄今为止，关于他的传记和研究书籍也只有两本，一本是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周建人评传》，另一本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周建人文选》。这两本书，前一本由周建人家乡绍兴师专的谢德铣先生撰写，后一本是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辑的。至于其他的材料，只是零星散见于一些报刊，翻检出来的，都是周建人讲述别人的故事，没有周建人关于自己经历和事实的陈述，这让人非常可惜。

　　文字不多，图片也不多，我翻阅了一些周建人的图片，发现他总是很严肃地端坐着，表情冷峻，脸上线条很硬，鲜有笑容。不知是他固有的神情，还是编选者的故意。总之，看上去周建人很是孤傲，一种生而俱来的孤傲。

　　追索周建人的性格特点，还必须回到他少年时的家庭。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家庭给予的是基础的底色，长大后，虽会有千变万化，但是一旦风浇雨注，洗去铅华，看到的还是原本的底色。

　　古人讲，人生有三大喜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同样，还有三件不幸的事：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三件不幸事，对人的影响都是极大的。

　　不幸的是，周建人赶上了一件。祖父入狱时，周建人5岁，父亲去世时，他8岁，正是需要长辈教导关心的年龄，然而，“无父何怙”？在传统的家庭，父亲是一家之主和主要的经济来源，一旦失去，这个家庭会立即陷入困顿，失去栋梁的房子，除了倒塌，别无选择。

　　好在周家是个大家庭，有亲戚襄助，不至于衣食无着，但是精神和心灵上的负担，就不被外人所知了。再说，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变故对孩子的影响，但是烙印肯定会打在他的心上。

　　接下来的影响很具体，两个哥哥要在外求学，要求他留在家里照顾母亲。接下来，周建人17岁时当了教书先生，开始尝试着自立，要挣钱养活自己，兼顾家庭。一个月后，发了第一笔薪水，周建人把刚领到的8块钱拿回家，交给了母亲。没有人强迫他这样，但是他必须要承担这种责任。

　　学会自立、养家，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而过早地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也是一个孩子早熟的标志。

　　周建人给人的印象，是忠厚长者、徇徇儒者，为人平和低调，不事张扬，有长者之风。但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是立体的，远不是表象那么简单。在60岁前，周建人一直在为生活打拼，做编辑、写文章、当教师，挣钱养家。他要做的是证明自己的能力，独立地生活，独立地面对一切挑战。当年他随母赴京，走得很坚决。在京生活的不如意，因为家庭不和，他抛妇弃子，只身离京赴沪，也没有犹豫。解放前，他携妻带女，冒险离开上海到解放区，走得还是很果断。这一切，都显示了他不凡的个性。

　　对于周建人的性格，家人的说法，可能更准确。

　　女儿周蕖评价父亲说：“他的性格很硬。”女婿顾明远说：“他比较倔的，不愿意做的他绝对不做。”

　　顾明远特意提到：他们老两口说干就干，说要做什么事马上就做，不拖拖拉拉。比如，让我去查个什么资料，跟我说的很客气，不着急、不着急。可第二天就问我了，你查了没有？

　　有硬的一面，肯定就有软的一面。周建人与人相处，很在意他人的感受，处处在为别人着想。他常常喜欢和普通的老百姓交往，却很少见到他与官场的人来往。他的记性也特别好，与他交往过的人见面不忘。1957年他曾出访过尼泊尔，这也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出国访问，与他同行的有几位年轻演员，许多年后，他还常常提到他们的名字。晚年他曾到访过湖南韶山，在那里交谈过的老乡，他也一直记得他们的名字。

　　在北京他住的是四合院，为了安全，有关部门就在墙上架设了铁丝网，他搬进去后，就让人拆了。因为是平房，自己要烧锅炉，烧锅炉的鼓风机声音很大，有些吵。隔壁的邻居有意见，后来他听说了，就把鼓风机搬到靠近自己房间的一边，搬完以后隔壁邻居好了，却吵了自己。后来北京消声器厂的几个年轻人听说了这事情，就琢磨着搞了个小发明，专门要给他做了个消声器安在锅炉上，但被他拒绝了。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小文章，感谢这些年轻人。

　　1987年6月周建人、王蕴如和章金莱（六小龄童）于北京护国寺家中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往来较多地是叶圣陶、茅盾、杨之华等几位老朋友，他们之间常有走动。他把叶圣陶看作挚友，他说：“这位老同志是我结交的朋友中最好的一位”。周建人怕老友们不便，有事经常是自己主动去看望。友人登门，他也是早早迎候，唯恐失礼。晚年常常有家乡的人来看望他，如扮演孙悟空的六龄童、六小龄童等。在他的朋友圈中，大家没有利益纠葛，都是君子之交。

　　家人说：他不喜欢交往，可能年纪大了，精力也不行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眼睛不好，耳朵也聋，跟人交往很困难，人家说话他听不太清楚，看人他也看不清楚，所以就不愿跟人来往。大多数时间他都是默默地坐着，听听新闻广播，或让秘书读读报纸，或在院子里走走。家人回忆说：很少听到他谈到个人什么事，谈到对某人怎么评价了，没有，很少很少听到这个。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了。周建人很是伤心，他很尊重陈毅。抗战时期，周建人在上海失业了，他想到解放区去，但是他有肺病，行动不甚方便。陈毅得知后，专门派人送来1000块钱，让他养病，劝他说，解放区条件艰苦，不利于养病，还是在上海为好。对于陈毅的义举，周建人一直心怀感激。然而，举行陈毅追悼会的时候，有关部门以为周建人尚在杭州，便没有通知他参加，使他丧失了与元帅最后告别的机会，这让他很是恼火，他一路追问，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直至办公厅的同志当面道歉才罢。为了弥补遗憾之情，他又专门到医院，看望了陈毅的夫人张茜，这才稍安。

　　周建人和嫂子许广平、侄子周海婴早年也有来往。他比许广平大几岁，因此他对许广平直呼其名，周海婴则叫他“三爹”。而他的几个女儿则按照上海人的习惯，管许广平叫“妈妈”。

　　我问顾明远：“在北京，周海婴经常去看他吗？”

　　顾明远回答说：“过年、过节会来的。”

　　我再问：“和周作人的家里有来往吗？”

　　顾明远说：“没有，一直没有来往，子女也不来往。他本来对周作人的一个儿子周丰一挺好的，也有一些来往。周丰一原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但是，反右时当了右派，他也不再来找他了，也就断了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