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建军：清末那场没有旁观者的宪政运动

黎建军：清末那场没有旁观者的宪政运动

　　中国最早主张宪政的政治人物应该算是郑观应，1884年，郑观应上书清王朝，请求开设国会，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已是“立宪时代”，“非立宪国几不能立于世界。”但他的上书被清政府斥之为“狂妄之方”。由此可见，虽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腐朽的清王朝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丝毫没有从体制上反思自身的意思。

　　1898年康梁的维新运动以六君子的被杀而惨淡收场。康、梁也被迫逃亡海外。但康、梁的维新是建立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基础之上。在中国人眼里，被英夷打败虽不能接受，但毕竟英国人来自万里之遥，与中国没有宗主与藩属的关系。1894年的甲午战争，却让中国读书人的自尊心遭受了致命打击。中国人眼中的蕞尔小国竟然能打败堂堂中华帝国，足见支撑我们两千年的价值体系出了问题。所以康、梁以立宪改良为主的维新得到了读书人的普遍赞同。这种认同也深入到清王朝的各层官僚之中。我们从清人孙仲玙（李鸿章侄婿）的《日益斋日记》中的一段话，可以清楚看出维新运动失败后，清廷各层官僚对此事的态度：（光绪25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浩成咸在，问傅相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乎？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指李鸿章）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不过，1898年康、梁的维新，其重点并不在民主宪政而在富强之道。慈禧也并非不知道康有为的苦心，实是出于担心大权的旁落。不管怎么说，维新运动只是对清王朝官员的一次宪政启蒙，并没有来得及进入实质的层面。

　　时间仅仅过了两年，到了1901年，经历了1840年以来的又一个不幸的庚子年后，大清“超女”慈禧不得不在西狞途中，从1901年1月到8月，连发3道上谕，要求大臣们参酌中西政要，就如何改革各抒己见。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宪政主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为清廷排斥的激进思潮，到了甲午战争后的九十年代，已成了维新运动的旗帜，而进入二十世纪后，宪政就成为晚清最后十年的时代潮流了。

　　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宪政立宪派始终是宪政运动的源动力?

　　任何社会变革，最初的源动力无疑来自于民间，走在最前面的无疑也是民间力量的一些代表人物。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一文，提出了有关立宪的6点要求。在这篇文章里，他把宪法的法律特征说的很清楚：一是宪法至上，任何国家机关与个人都必须遵守。二是法律之母，宪法是其他法律立法的基础。更重要的在于，他认为立宪政体，即为有限之政体，君有君权，但君权有限，官有官权，但官权也有限。在他的主张中，改革后的政府必然是有限责任政府，这一政府的权力必需由宪法作出明确的规范和限制。在梁启超等人不断推动下，中国民间立宪派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立宪派推动宪政运动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是办报，从舆论上进行宣传。二是结社，从组织上进行推动。立宪派办的报纸主要有：1898年1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清议报》，1901年12月因火灾停刊，共出100期。1902年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1907年8月终刊，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论战梁启超就是以此为阵地。1907年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政论》，只出过几期就停刊。1901年创刊于上海的《国风报》，1911年停刊。以及1902年创刊于上海的《外交报》，1911年1月停刊，1904年3月创刊于上海的《东方杂志》，1948年12月终刊。这些报刊为中国立宪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国民间宪政思想的发育，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立宪派的结社运动始于1904年慈禧七十寿辰之际发布的普赦党人的上谕：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之外，其余戊戍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著即一体开释。而真正的结社高潮的到来有两个时段，一是清王朝预备立宪上谕令公布之后，立宪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上海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宪政公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贵州宪政预备会，湖北宪政筹备会，直隶宪政研究会，福建政与会等。二是在国会请愿运动过程中，又有一大批立宪团体出现：汉口宪政同志会，八旗宪政研究会，顺天宪政公会等等。在这些立宪团体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政党开始出现，主要有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等。

　　这些立宪团体与政党以开启民智，积极参政，追求宪政民主为目标。特别是各省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间力量，他们通过上书请愿甚至是街头运动的方式，始终对清王朝保持着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清王朝不断加快立宪改良的步伐。

　　利国 利民利君：官员支持立宪的态度成了清末的时代潮流?

　　民间立宪派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中国二千年传统帝制在统治上的正当性地位。直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王权为中心的传统帝制无疑仍然保有其统治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头10年，这种正当性地位就不存在了。我们从梁启超1901年的《立宪法议》一文中可以看到，梁主张的是宪法至上而不是君权至上。在他的笔下，君权成了一种有限权力，必须服从于宪法的制约之下。梁启超的这种主张逐渐成为士绅、知识分子、学生和商人的共识，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政治话语里，专制与独裁已不再为社会所接受，这是社会变革前夕最具指标意义的转变。

　　这种认识不但在民间，在清王朝的各层官员中也逐渐成为共识。我们说，当梁启超们在处江湖之远的民间否定王权专制时，对于统治者的威胁还不足以致命。但绝大多数的清王朝官员也认为专制体制不合时宜，缺乏正当性的基础时，政治文化的内容必然就会出现转变了。

　　从1901年1月29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开始，到1911年底清王朝灭亡时止，10年间，清政府各级官员有关主张实行宪政的文章何止成百上千，仅故宫博物院汇集存档的有关立宪的奏折就有200多篇。这些奏折证明了清朝官员不仅支持清廷逐渐施行宪政体制，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宪政运动的热烈拥护者和推动者。

　　官员们的奏折大致从清政府的官制、议院、地方自治、法律和司法、教育、财政等方面对应如何立宪，赞成与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这些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守旧派官员反对立宪，如御史刘汝骥在其《奏请张君权折》中就公开反对立宪，并有许多耸人听闻之言：四维不张，十日并出，以不独紫色郑声之淆人视听，廪廪有毁冠裂冕之惧焉。刘汝骥反对立宪的理由有三：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君主制；中国实行宪政则有害无益；宪法中国古已有之，不必效法西方。另外如御史王步瀛的《奏改官制开议院投票举员地方自治之弊折》，内阁中书王宝田《条陈立宪改官制之弊呈》，候补内阁中书黄远藩《陈请即罢议立宪呈》等，这些奏折的内容者是反对立宪的。但毫无疑问的是，更多的官员却是支持和拥护宪政改良的。从这些官员奏折的内容来看，他们的意见和民间立宪派人士对宪政的看法大都相去不远。

　　当时，无论是《清议报》、《新民丛报》还是《国风报》，梁启超都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报刊的读者群除了士绅、知识分子、学生外，无疑就是清政府中的各级官员。梁启超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官员们的共鸣，或者说，官员们无法表达的一些观点通过梁启超的文章表达了出来。而且清末的立宪派人士大体具有这样的共同特征：1、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有89%以上的人具有传统功名，不到11%的人不具有功名背景。2、曾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担任过职务，多为中级官吏。3、由于时代变迁，部分具有传统功名的人，随着转变，曾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有的还留学海外。4、他们的家庭多数比较富有。5、他们大多数为45岁左右的中年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官员与民间的立宪派人士具有相同的社会阶层背景。加上他们吸取知识的来源一致，所以他们也有着相同的思想意识背景。由此可以看出，在清政府的统治阵营里，官员们支持立宪和赞成宪政原则是毫不足怪的。

　　为了达到推行宪政的目的，官员们大力强调以教育作为人民转变为公民的手段。如曾经留学日本的翰林院庶吉士高桂馨在其《建言兴学理财练兵三事呈》的奏折中，他讲到：国家求治，分折言之，千端万绪，举之不胜其烦，舍旧图新，更不必牵连古义以曲为粉饰，故约举具要，不过兴学、理财、练兵三大政而已。上不学无以知行政之要，下不学不能为守法之民，故求教育普及，必心兴学为要义。（《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219—223页）

　　当时曾管理过京师大学堂6年的南书房翰林袁励准在其《奏预备立宪须无人不学请广劝兴学折》中，他认为：毕年以来，科举废，捐纳停，然后之习科举者，自举贡以至诸生，皆为分筹出路，其因停捐以后求仕不得者，则又力图保举为进身之阶。如此而欲无人不学，为他日立宪之预备，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可否请旨停止各项出路，及各项保举，并饬下吏部、学部变通优奖民立学堂章程，凡输赀兴学毕业后考验合格者，除学生按奏定学堂章程奖励外，其输赀兴学又躬身其事管理合法者，量其学堂之阶级，计其学生之多寡，核其经费之巨细，分别酌给京外各项实官，庶使全国之人，非涉猎于学界者，无由蹴几于政界。十年后，民立学堂堂愈推愈广，强半具有国民普通之程度，则立宪之人格渐次增高，乃能上下同心，内外一气，不致徒托空言矣。（《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 980页）

　　在这些奏折中，他们都担心国民素质不高会导致立宪水准过低。与那些动辄借口民愚而不宜立宪的人不同，他们不但支持立宪，而且提出能使立宪得以顺利进行的方法。

　　很多被认为是反对立宪的官员其实是担心在施行宪政的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相反的结果，所以在他们的奏折中，显示出更多的理性与稳重。如监察御史赵炳麟就主张，立宪必须在官民之间建立起高的道德标准。他引用礼记和朱熹的观点来说明，纲纪是治理家国的根本，所以一家有一家之纲纪，一国有一国之纲纪。他的主要用意在于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加强对地方官的控制。一旦这些地方不敢擅自营私，那么就可以养成人民的公德，然后立宪才可以推行。他强调用人唯才的重要性，因而也毫不犹豫地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更为宏观地，他引用古代法学家管仲的话，来说明以法律为手段，法律重则君尊，法律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的道理。如果能够养成人民的守法心，立宪就可以推行。

　　其实，对于宪政的本质，很多官员还是看的非常清楚的。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在其奏折中就说过，立宪政体利于国、利于民、利于君，唯独不利的就是官。也就是说，宪政体制确立后，做官的人将会受到来自其上的君主与来自其下的人民全新规训的管束。他在自己《奏陈预备立宪之方及施行宪政之序办法八条折》中，对此的论述非常精辟：立宪事，论内阁之担负责任则利于君，论国民参与政权则利于民，论政体之齐一人心则利于国，独不利者官耳。盖众目相瞩，事理毕彰，欲徇私则既畏讥弹，欲贪婪则更多顾忌。（《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254页）

　　虽然官员们大都明白施行宪政对自己并无多少利益，但从当时的史实来看，他们还是广泛接受了立宪的主张。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清朝末年，腐朽的专制极权政体更加让人看不到希望。另外，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心里造成的伤害，也使官员们具有希望国家强大的共同心理。

　　对于当时的立宪运动，不光是民间有很高的期望值，清政府的官员们大多也都怀着比较正面的憧憬。对立宪所做最动人的描述，来自福建布政使尚其亨，他说，宪法者有限制之义，人与人交际各有限制，不得侵犯他人之自由，国与国交际各有限制，不得侵犯他国之自由。一国共守之法曰宪法，万国共守之法曰公法，其义实相通焉……况所谓限制者，非国君弃其权，自由者，非国民任逾其检闲，实有法律以范围之。限制者，限制其法律之外，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中，各保主权，各享利益，上不凌下，下不犯上。始也上下一心，共守此法以成政，继也上下一德，共保其国于治安。

　　所以：至于宪法之实际，唯广（教）育以开民智，理财政以厚民生，开会议以通民情，公裁判以伸民气，保商、惠工以操利益之胜算，制造、开采以资利用于无穷。海陆军队以御外侮，警察、官吏以靖内乱，请求医药以除灾疾，交通舟车以便行旅，邮政、电报以通消息，歌舞、游览以舒抑郁。裕其学识，足其财用，则民有礼而知耻，教养兼施，保卫周至，则民乐利而日进，是皆造国民之品格，使进于不可侮辱之境者也。（《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260—261页）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宪政民主政治的画卷！从这里我们也能真切体会到，当时的官员对宪政民主体制的理解已经进入到何等高深的境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是多么盼望这种政清人和的社会能够早日到来。在清政府的官员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话语，那就是权利与义务的观念。他们认为这些观念不仅适用于民众、官员，同样也适用于皇帝。所以在20世纪初的10年里，宪政民主已成为清王朝官员的共识，成为名副其实的时代精神。

　　袁世凯等朝廷重臣摸准了宪政这块石头?

　　清政府众多官员对立宪的态度自然会影响到那些朝廷的重臣。而在这些大吏中，公开支持立宪的人就有袁世凯、张之洞和孙宝琦等。非常有意味的是，随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又与这三个人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张之洞虽然在1909年就去世，但辛亥革命最早的枪声却在他的辖区内响起，而且他所创办的两湖书院等新式学堂，造就了一大批清王朝的掘墓人，他的幕僚赵凤昌在民国建立的过程中也居功至伟，被后人誉为中华民国的产婆。孙宝琦则于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宣布山东独立，后来又两任民国国务总理，在他的任内，一直主张遵守宪法，以责任内阁自居。而袁世凯更不用说，武昌起义后，他劝退清帝，主张南北议和，对于中华民国，他实有缔造之功。

　　袁世凯应该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清王朝最具份量的高举革新大旗的人物。1901年11月，被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称为“远远走在他这个时代的前面”的李鸿章病逝于北京贤良寺。10天后，慈禧把李鸿章留下的空缺给了袁世凯，不仅慈禧认为袁世凯是李鸿章最佳的衣钵传人，连美国《纽约时报》也相信，袁世凯会把大清的改革持续下去，从以后袁世凯的表现来看，《纽约时报》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慈禧的判断却证明她不过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清末的改革运动，在清王朝的皇城内袁世凯无疑是最主要的源动力。袁世凯认为，自己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废除了延续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对于这一点，那怕是再反对袁的历史学家，恐怕都无话可说。早在光绪29年的1903年3月，袁世凯就连衔张之洞一起上奏《请递减科举折》，他们认为科举是影响学校教育的主要因素：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者，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将有名无实。为什么会如此呢：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诚期有定，必累年而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因此，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况科举之为害，关系甚重，今纵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04-106页。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又与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折》。他们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份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

　　这一次，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奏折被清廷立马采纳，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对于科举的废除，5天之后的1905年9月7日《时报》作出强烈反应：盛矣哉！革千年沉疴之积弊，新薄海臣民之观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而英国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则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473页）

　　科举的废除极大的刺激了新式学校的发展，学生数量也激剧增加。1905年以前，在校学生不到26万人，但两年后，人数就超过160万。到辛亥革命爆发时，学生人数已达300万人，是科举废除前的12倍。为了保住这一成果，使清王朝不至于走回路，当时江苏省教育界人士曾上奏朝廷请明旨降谕不要恢复科举，在奏折中有这样的内容：一言蔽之，科举思想务富少数人之学识，以博少数人之荣誉，而仍在不可知之数。其思想也，但为个人，非为国家也。学校思想务普及全国人之知识，以巩全国人之能力，而不容一夫之不获。其思想也，视吾个人即国家之一分子也。科举之义狭，学校之义广，科举之道私，学校之道公。（《光绪三十年江苏教育总会上学部请明降谕旨勿复科举书》）

　　新式学校的发展为正在兴起的立宪运动提供了人力上的保证，那些就读于新式学校的学生是宪政思想最好的宣传员。

　　对于当时的立宪潮流，袁世凯也决不是一个旁观者。1904年7月，立宪派的主要旗手张謇主动给绝交20年的学生袁世凯写信，希望他象日本人伊藤博文那样在中国主持立宪。袁世凯经过一天的犹豫后，听从了老师的劝告，准备随时上奏慈禧，主张预备立宪。1905年7月，他联合张之洞、周馥奏请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大臣出洋考察国外政体。同时，袁世凯也在自己的辖区推行宪政。1906年，袁世凯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等筹设天津自治总局，作为直隶城乡最高的自治领导机关。8月，天津自治总局成立，下设法制、调查、文书、庶务四科。他命令每州县选派“举、贡、生员或中学堂以上毕业者，家道殷实、勤于公益之绅商”，分批进入总局附设的自治研究所，学习地方自治制度、选举法、户籍法、经济学、法学、财政学、政治学等管理国家必备的知识，培养自治人才。

　　为了让民众加深对地方自治的认识，袁世凯委派学习过法政又深谙土风的直隶人高振望、赵宇航、步以韶为宣讲员，分赴天津属府城乡，进行宣传，宣讲近代地方自治基础知识，并编译《法政官话》《自治讲义》，每月各一次，分发到各属张贴，要求切实达到“家喻户晓、振聋发聩”的功效。经过一年多的宣传、组织与筹备，1907年6月，天津开始按照选举规章选举议员。8月18日，天津议事会及议长、副议长等被隆重选出。这个议事会是中国第一次“普选制”试运行。这个样板被层层复制。1911年，天津的州县大体都成立议事会。

　　一般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朝廷重臣的奏折其实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一种被动反应，但袁世凯肯定也看到了官员们对立宪改良支持和拥护的态度。也许张謇的信并不是打动袁世凯的真正原因，但各层官员广泛参与立宪运动之中，所上的奏折对立宪的论述也越来越多，使袁世凯不得不看清这其实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一贯谨慎小心，摸着石头过河的袁世凯最终打消自己的顾虑，在以后的时间里，他成了清王朝官员中革新运动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很多奏折不但促进了立宪的发展，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不管现在的史学家如何评论袁世凯，我觉得都还处在非常不充分的阶段。

　　从新政到宪政被逼无奈的清王朝?

　　1898年，康梁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但维新运动只坚持了100天即告失败。然而1901年1月，慈禧就宣布施行新政，到了1905年，又宣布准备实行宪政，这其中时间的跨度只有两年，清王朝的变化怎会如此之大？原因无外乎两个：1900年的辛丑之乱，1904年的日俄战争。

　　对于1900年的辛丑之乱给清王朝带来的影响，《东方杂志》曾有文章指出：及乎拳祸猝起，两宫蒙尘，既内恐舆情之反侧，又外惧强邻之责言，乃取戊已两年初举之而复废之政，陆续施行，以表明国家有维新之意。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出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大清超女”慈禧也不得不承认，再不改革，腐朽的清王朝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而这道上谕一发出，满清王朝也就走上了一条维新改革的不归路。

　　日俄两国一开战，袁世凯就料定日本必胜。1905年6月4日，他会同张之洞以及两江总督周馥联名上奏，请求立宪。7月，慈禧不得不表态：立宪一事，可使我满州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涡灭，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1905年底，五大臣出国考察成行，1906年7月，考察大臣回国，得出的结论是：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是因为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采用专制政休之故。因此，他们认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而那份摆在清廷御前会议上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连同五大臣的汇报材料，无不出自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手。关于这件事，梁启超在给好友徐佛苏的一封信里，曾经讲到过：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抄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顷新归百事积阁，须以一礼拜之力，方能了之，故现在未能约公来谈，届时当相约也。（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寄返。）又同书徐佛苏跋注说：此函系乙已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察宪政之奏议也。所请余告秘事者，即当日某督有奏请立宪及赦党人之秘奏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53—354页）

　　本来慈禧或许只想以新政换取大清王朝的强盛。但改革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一股洪流，其势已不由慈禧所能掌控。加之1904年日俄战争以俄国人失败而告终。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这场战争不光是日俄两国之战，更是宪政与专制之战。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张謇把矛头直指大清，在全球已都是宪政国家的时代，孤立的专制王朝大清难道能躲过灭亡的命运吗？当时，要求立宪的呼声，已经“洋洋遍全国矣。”（《东方杂志》第11号）在一般国人眼里，宪政成了一个包治百病的神医，什么样的社会难题只有靠立宪后才能解决。由此可以想象，当年国人对宪政的渴望，已到望眼欲穿的境地。1906年1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的一篇署名为觉民的文章《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就对上述国民情绪表露无遗：自日本以区区岛国，崛起东海，驱世界无敌之俄军，使之复返其故都而后，世之论者，咸以专制与立宪分两国之胜负。于是我政府有鉴于此，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之中，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乃简亲贵，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将取列邦富强之精髓，以药我国垂危之痼疾。盛哉斯举，其我国自立之权欤，吾人莫大之幸福欤……盖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

　　在这样的潮流面前，1906年9月1日，慈禧公布了《仿行立宪上谕》，清廷明诏宣示预备立宪后，官方与民间都颇受鼓舞，于是急不可耐地请求速开国会以救时艰。到了此时，宪政的观念在晚清已立于不拔之地位了。而清王朝也在这种潮流的追赶和压迫之下，不断加快立宪的步伐。

　　到了宣统时代，满清皇室里已无人反对立宪了，他们所争的，无非是推行宪政的时间表而已。有人主张急进，有人主张缓行，但没有人主张不行。

　　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宋教仁的革命党也融入时代大潮?

　　在清末所有的政治力量中，对宪政民主理念最缺乏了解的就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人。蔡元培先生是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他对革命党人的看法是，同盟会有四项宗旨，但绝大多数的革命党人只知驱逐鞑虏而不知其它。所以在当时的革命党人里，弥漫的是排满情绪。党人朱执信以笔名蛰伸写的一篇文章《论满州虽欲立宪而不能》中说：吾今正告天下曰：中国立宪难。能立宪者唯我汉人，汉人欲立宪，则必革命，彼满州即欲立宪，亦非其所能也。所以他在最后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民报》第1期）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仅仅是朱执信一人。同盟会元老之一的柳亚子也曾以亚卢为名写有一篇《中国立宪问题》，他在篇首开宗明义：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茁，自由平等之名词，始映于我邦人之脑膜。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其说也，吾深耻之……呜呼，我今日同胞之前途，唯自杀与自立二者耳，请自择之。于立宪乎何有！于立宪乎何有！（《江苏》第6期）

　　激进的革命党人的声音在晚清最后10年里，绝不是时代的主音。特别是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909年9月各省谘议局成立后，革命党人的声音已越来越微弱。

　　1905年至1907年，立宪派与革命党分别以《新民丛报》与《民报》为阵地，进行了长达15个月的论战。论战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暴力革命。革命党人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实行立宪。而立宪派则认为暴力革命将会导致社会下层的动乱，暴力革命的结果只会是极权专制的产生而决不会走向宪政民主。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年的论战，立宪派对中国历史，当时的国情以及国家未来的走向的了解要比革命党人透彻很多。1906年，清廷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后，梁启超曾主张停止论战，改为和平发言，但却遭到孙文、胡汉民等人的拒绝。关天这件事，立宪党人徐佛苏与革命党人宋教仁都有文字记载。

　　孙文虽然拒绝了梁启超停止论战的提议，但不久，他所领导的阵营却出现了分裂。先是焦达峰、刘揆一等人另组共进会，然后是与梁启超论战的主将章太炎同陶成章一起反出孙文为首的同盟会。而一直与孙文若即若离的宋教仁，也在1907年3月1日，正式向孙提出辞呈，离开同盟会总部，与孙分道扬镳了。宋教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宋教仁日记》343页）

　　共进会成立后，主要在两湖地区发展，脱离了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后，共进会鉴于当时宪政主张已成时代潮流，一般民众向往的乃是怎么样把中国建成一个立宪国家。因此。他们也因时制宜，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这样的口号，居然在两湖地区得到广泛的发展。1911年3月，共进会的首领刘揆一更是在《民立报》上发表联合汉、满、蒙、回、藏组织民党，申言：吾之所言，非革命主义而为变政主义。（《联合汉满蒙回藏组织民党见书》《民立报》1911.3.21）

　　远离同盟会的宋教仁于1910年底自日本回到上海。到上海后，他被聘为民立报的主笔，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国人才开始了解到宋教仁的治国主张。宋教仁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日本内阁更迭感言》中提出：盖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莫如政党政治。

　　自然，回到国内的宋教仁也亲身体会到当时立宪潮流的巨大震憾力，特别是身在上海这样立宪势力强大的地方，推行宪政成为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因此，在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之时，宋教仁在中部总会章程中明文规定：本会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这一政纲与同盟会的政纲有了明显区别，当然也是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现实观点，以适应当时的环境。

　　到了1911年的晚清，虽然已是山雨欲来，但各种政治力量汇聚的时代潮流也已指向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民主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