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中长期对策-徐洪才-搜狐博客

2010-05-04 | 应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中长期对策

应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中长期对策

（徐洪才，发表于《中国金融》，2010.8）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向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是为了转移国内视线、为中期选举拉选票，同时减少中国出口、促进美国出口和增加美国就业；而深层次动机则是企图从战略上遏制我国经济发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审时度势，深谋远虑，采取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对策。

    一、人民币汇率是伴随我国经济起飞过程始终的长期性问题

    首先，我国要做好人民币长期、缓慢和渐进式升值的思想准备。历史经验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都表明，任何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难以回避本币升值的问题。未来几十年，正值我国经济持续稳步高速增长的历史机遇期，人民币升值压力将会伴随我国经济起飞的全过程。可以说，维持人民币长期、缓慢和渐进式升值压力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利于我国经济持久地稳步增长；一旦人民币升值压力消失，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也就接近停滞了。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源自我国生产要素和劳动力价格低廉、没有同国际接轨，如果大幅度地一步升值到位，必然彻底压缩我国生产要素和劳动力价格的提升空间，堵死我国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之路。我们不能就汇率谈汇率，而是要拓宽思路、从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考虑人民币汇率问题，应灵活运用“中医”疗法，采取综合性政策和一揽子改革措施。

    其次，美国经常玩弄汇率，旨在转嫁风险、巩固美元地位和遏制我国崛起。美国早已是债台高筑，因此美国一面惺惺作态地行强势美元之“虚”，一面又肆无忌惮地行美元贬值之“实”。这样既能忽悠全世界，提高美元信誉度，又便于美国瞒天过海、转嫁危机和掠夺资源。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本质上是只允许美国货币政策独立，其他国家货币政策都必须看美国眼色。2005年7月我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1%。最近半年，我国外贸顺差持续下滑。2008年，顺差2954.6亿美元，2009年为1960.6亿美元。2009年第4季度以后，出现逐月下滑趋势。2009年10月，顺差240亿美元；11月，191亿美元；12月，184亿美元；2010年1月，142亿美元；2月，76亿美元；3月份，出现了约80亿美元的逆差。眼下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然不合时宜，而且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增加美国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不能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只会将美国对我国贸易逆差转向别的国家。这次美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我国发难，明显是损人不利己的，但美国仍然要一意孤行，深层次动机则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和打压中国。

    再次，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困境。近年来，美元走势十分诡异，人民币盯住美元“倒逼”我国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我国货币政策因此陷入困境。首先，基础货币投放主动权逐渐丧失。2009年，我国新增外储4531亿美元，被动发行了3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对冲了1.5万亿元，付出了不小的政策成本。其次，利率政策工具基本失效。受制于中美利差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央银行投鼠忌器、被迫过多地使用数量型政策工具。第三，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已呈“爆炸”之势，大规模地进行货币对冲不可持续。第四，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热钱流入、推动通货膨胀；但是治理通货膨胀必须紧缩货币，又迫使中央银行“放任”升值，进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第五，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输入性成本推动型通胀，可能引发我国经济出现滞涨。如果刻意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升值压力必然会隐性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积累了各种矛盾，延误了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的时机，也为某些国家制造贸易摩擦留下了口实。

    二、妥善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有助于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转型

    首先，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有弊、也有利。任何事情有其弊，也必有其利。人民币升值弊端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削弱我国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二是提高外商投资成本，引起资本外流。三是国际热钱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稳定。四是外汇储备缩水。五是加大国内就业压力。但是升值也并非没有任何好处：一是人民币“更值钱”了，促进出国留学、旅游和扩大进口。二是有利于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料成本，增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推动出口企业技术进步，改进产品档次，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四是增加人民币国际储藏价值，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五是促进企业海外并购和占领国际资源与市场。六是有助于缓和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关系。

    其次，结构性失衡是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我国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吸引外资、形成了“两头在外”的经济结构，这里的“一进一出”必然产生国际收支顺差。实际上，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与汇率关系不大。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畏惧人民币汇率逐渐增加弹性和渐进式缓慢升值。围绕人民币升值问题的争论，本质上反映的是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缺乏弹性和价格信号扭曲的问题。这里隐含着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国劳动者工资低，因此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又反过来制约了工资水平提高；导致内需难以启动、出现产能过剩，企业被迫低价出口，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低工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与汇率扭曲互为因果，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是打破僵局的根本之策。

    再次，我国应该汲取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教训和经验。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快速升值大伤了日本出口企业元气，导致资产泡沫膨胀和破灭。《金融战败》一书作者吉川元忠认为，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后果几乎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相当。毋庸置疑，日元过快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冲击，我国要汲取其惨痛教训：不能让本币快速升值，更不能放任资产泡沫膨胀。当年日元快速升值刺破了资产泡沫，目前我国正处于资产泡沫形成初期，人民币汇率逐渐增加弹性和渐进式升值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我们也要借鉴日本经验。在日元升值过程中，日本输出日元贷款，推动了日元国际化，乘机在海外收购资源，取得超过3.5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使得日本在后来铁矿石和海运费暴涨中左右逢源。日元升值降低了日本国际购买成本，日本乘机提高了生产效率、调整了产业结构，持续保持了国际收支顺差，向外拓展了实力范围。在貌似危局当中，并没有陷入绝境；在“金融战败”声中，悄然积累了国际竞争力。

    最后，人民币汇率逐渐增加弹性和渐进式缓慢升值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目前我们面临三种政策选择：一是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二是出其不意一次性大幅升值，三是逐步增加汇率弹性、渐进式缓慢升值。第一种选择的操作难度和代价都很大；第二种选择属于一剂“猛药”，破坏性很大；唯有第三种选择较为合理、可行。人民币汇率逐渐增加弹性和渐进式缓慢升值意味着，升值幅度必须控制在我国经济承受力的范围内，这就要求中央银行在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之间进行适当权衡；也就是将通货膨胀目标控制在5%以内，人民币年均升值幅度控制在3%以内，将GDP增速维持在8%~10%的水平，同时千方百计地创造就业机会。这就要求，广义货币M₂增速必须保持在17%左右的适度水平，以控制总需求过快增长，同时采取渐进式缓慢升值策略；人民币汇率逐步增加弹性和渐进式缓慢升值，不仅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为结构调整和要素价格改革赢得时间，也有利于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与长期持续发展。

    三、应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中长期对策

    一是盯住“一篮子”货币，逐步摆脱美元羁绊，适当增加汇率弹性。恢复盯住“一篮子”货币策略，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根据我国经济承受力合理安排升值时机、幅度和节奏；既要保证出口不出现明显下滑，又要对企业调整结构和技术创新施加适度压力。笔者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保持每年不大于3%的升值幅度，不会对出口和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影响，也不会给国际热钱以可乘之机。我们应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淡化人民币升值话题，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国际环境。

    二是保持适度通胀水平，分担汇率升值压力。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和本币升值有一定的替代关系。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又要稳定人民币汇率，“鱼和熊掌兼得”是很难的。今年我国通货膨胀目标为不超过3%，确实定得太低和过紧了，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经济起飞过程必然也是要素价格逐渐上涨和逐渐与国际价格接轨的过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将通货膨胀目标改为不超过5%。这样既减轻了货币政策压力，也为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留下了空间。

    三是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进步。我国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人为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短期竞争力，但实际是“补贴”了跨国公司，有悖于我国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让我国出口商品具有真实成本，既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更准确地接近真实均衡水平，也减少了升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

    四是适当增加进口，将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战略资源的收购和民生领域的境外支出。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如其任由外储贬值，不如及时地把钱花掉。我们要转变观念，变“赚汇为主”为“用汇为主”，实施藏汇于民的政策。在充分保证国际贸易结算和应对资本外逃突发事件需要的前提下，加大海外资源类企业股权收购，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国内企业扬帆出海。另外，就是“外储内用”。有人担心这会造成“汇兑资金循环”，其实只要在境外使用便不会有此问题。

    五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是资金的对外价格，利率是资金的对内价格，资金是经济活动的血液。一旦价格信号失灵和血液流通不畅，资源配置效率必然下降，经济秩序必然紊乱。与汇率相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要小得多。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展十分迟缓，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利率缺乏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币政策作用，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实际利率已是负值，大量的廉价资金供给助推了资产泡沫，这是未来几年里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隐患。

    六是利用流动性过剩机遇，打造一个强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一个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一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市场环境正是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极佳时机。建议加快新股发行节奏，做大主板市场规模；鼓励金融创新，扩大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试点范围，推出备兑权证等创新品种；做大创业板市场规模；在天津和重庆进行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OTC）试点，加快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商品期货产品创新，争夺大宗商品定价的国际话语权。

    七是发挥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作用，加快资本市场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国际结算中的突出问题就是境外缺少人民币，必须把钱“借出去”——这是当年美国搞“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发放日元国际贷款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必须抓住人民币面临长期缓慢升值压力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笔者建议，在上海和香港开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加快推出上海国际板市场，吸引国外企业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取消港币与美元挂钩政策，代之与人民币挂钩政策，逐渐摆脱风雨飘摇的美元经济影响，为我国内地经济设立一道金融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