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争夺”高官

几年来持续升温的各类官员培训热潮正在从传统的党校和行政学院席卷到各个名校，虽然市场日益广大，但高校“争夺”高官的硝烟已在所难免。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魏娟 发自北京

省委组织部“招标”

北京的春天，官员培训正在进入旺季。

进入人民大学培训学院所在的汇贤大厦，抬头可见各类培训班的红色横幅。与“中央班”同时在上课的，至少还有来自广西、云南和武汉等地的官员。

“干部班”的分量正越来越重。在人民大学，目前企业、社会在职和官员培训三个板块培训规模相当，但就班次而言，官员最多（一年大约有150-160个班）。在北京大学，党政培训占继续教育部培训的约70%左右。

在执政党的推动下，几年来持续升温的各类官员培训热潮正在从传统的党校和行政学院席卷到各个名校。尽管官员培训市场的空间广大，但高校“争夺”高官的硝烟已在所难免。

4月17日下午，山东东营垦利县50多位学员在北京大学入学，参加“经济管理高级研修班”。

“本次培训班的举办进一步提升了北京大学在山东省干部培训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北大培训中心的新闻稿称，这个班是其参与“山东省干部专题培训项目推介招标洽谈会”获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4月8日，全国25个大学齐聚济南，参与山东省委组织部召开的洽谈会，该省整合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的209个专题培训班次，公开招投标或委托外包。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招投标项目大约有70个。

一位不愿具名的参会高校代表说，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省级的培训“竞标”。与该校6个代表相比，某著名大学去了多达15个人，而有的学校派出常务副校长参加。

在一个大厅中，各个学校摆上展板，并播放自己的视频。“清华的宣传很到位：可能你错过了清华的学历教育，请不要错过清华的非学历教育。”这位高校代表说。

去年10月召开的自主选学试点会议上，共有13所大学被确定为首批全国干部培训高校基地，这次尽数参加。另外也有来自西部的西北农业科技大学，以及本地的山东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农业大学等。“地方高校是有优势的，特别是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等很了解。”人民大学培训学院高端部主任黄粤涛说。比如，浙大、复旦在长三角地区，中山大学和厦大在珠三角地区都有各自的“领地”。

最后，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等八所高校经“筛选”胜出，与山东省委组织部签订协议。各高校还分别与各地签订合作协议，比如北大与东营，人大与德州各达成培训意向。

各个名校正在试图谋求更大的官员培训份额，甚至叫板党校系统。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8年中组部一个有关官员教育培训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官员教育培训应该在“更加开放”的系统中进行，“大学特别是一批具有丰富教育培训经验的大学……与党校、行政学院相比有着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地方拉动的培训

一般而言，各个高校会与地方政府有各种层次的合作，其中“最好操作的就是培训”。人民大学培训学院高端部主任黄粤涛说，“干部培训是由地方带动起来的。”

主要的动力是，一些地方的发展遭遇瓶颈，另外，也跟当地经费状况有关。比如前两年由于率先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来自广东各级的班次增加。与党校培训最大的不同是，这些项目目标明确，就是要实用。

2003年，人大在教育培训中心基础上，组建培训学院，专门进行非学历教育培训。此前人民大学一直以“培养干部”著称，纪宝成在上述2008年给中组部的汇报中说，以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的学员中，多人后来官至省部级。

2003年，恰好执政党学习“三个代表”高潮，并大规模轮训官员。此后的2006年和2007年，进入大学的官员规模再度扩大——一个背景是，中共出台干部教育培训条例，并制定了培训规划。

一份人民大学的材料说，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至2008年，培训学院高端培训的学员超过61700人次，其中干部培训46500人次，，培训地区覆盖全国26个省份，服务对象涵盖中直机关、各大部委和地方党委组织人事系统。

“我们跟北京各区组织部都有合作。”北京大学一位工作人员称。除了与多省市合作外，北大的一个成功案例是对北京各区县处级干部培训市场的“占领”——从1998年开始，由海淀区扩至北京各区，每年均选送数十名处级官员进北大学习。

人大也不示弱，2003年到2004年，人大劳动人事学院受北京市委委托，培训了包括110名厅局级官员在内的500多名北京官员。类似的还有公共管理学院2004年开始的全国交通系统司局级官员的脱产短期培训；法学院则从2005年开始，为中央及地方公检法等系统培训了各类官员700多人。

另外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人民大学还曾于2006、2007年举办两期宗教领袖研修班，培训各省市区五大宗教学员300多人，其中80%为省市一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最成功的典型案例不是因合作带来培训，而是通过培训促使合作关系升级。广东省中山市自2002年起在人大开班，后来变成“市院合作”关系。2007年人大70周年校庆，该市捐资，在汇贤大厦C座606室挂上“中山学堂”的匾额。

被公认的目前培训业的“巨头”，是清华大学。该校继续教育学院，在校本部和北京CBD拥有两个校区，有专职员工 770人，是人大的7倍多。据“清华干部培训网”资料，仅2005年至2008年四年间，该校累计为中央部门和31个省区市培训党政官员5万多名。

一位不愿具名的项目主管说，亦有地方将培训作为一种“福利”，“处级安排去人大，厅局级安排到北大，体现待遇的差别。有的地方是各个大学轮着去，换换口味。”

有大学特色的市场化

在清华、人民大学等学校，干部培训实行项目制，从前期沟通、教学管理，到后期服务，完全按照市场化手段运作。

以人大培训学院为例，多数情况下，他们会组织接机、送机，晚上还会带学员去具有老北京特色的老舍茶馆喝茶。如果是一个环保项目，因“行动学习”需要，他们还会带学员去环保局参观，到颐和园看如何处理水污染，去大兴参观生态农业，还去水立方和鸟巢看如何节能减排。

教员薪酬也是由市场决定，不过现在，明星教师的出场费越来越高，一次课（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两三万元，已经不鲜见。一位项目主管说，个别教师“漫天要价”，让他们有点难以承受，本校老师有的都“往外跑”。

现在，新师资的开发越来越重要。不仅局限于学者，一些党政官员（特别是部委官员）也会受邀。“谁讲得好就请谁来。”人大培训学院教员杜立敏说。

培训的另一“核心竞争力”是课程。在开班之前，培训学院与地方组织部会就“菜单”反复协调。一种标准的“点菜”组合是——“专业课+公共管理+心理+养生保健课”，专业课占2/3以上。最近，人大培训学院增加“阳光心态与压力管理”课，不过，据透露，也有地方组织部官员认为，“这是干部自个儿的事，浪费钱。”

每年，培训机构都会发出制作精美的简章给各级组织部，但同一系统的“口口相传”效应最为显著。上述北大工作人员说，“全国妇联培训以后，上海、甘肃、南昌、株洲等都来了。”上述要求匿名的项目主管说，咨询与培训也开始形成产业链，给地方当顾问的本校学者，也会介绍相关的培训项目。

“现在是需求带动我们提供课程，将来是我们引领需求。”人大培训学院高端部主任黄粤涛说。

除了在校内进行培训外，有些项目，则是“落地”进行——由培训机构设计课程，并组织教员赴当地进行教学。不过，目前人大未在外地开设分校或分支机构。“我们受过乱办班的困扰，现在要严格坚持‘自己办’，”黄粤涛介绍说，“这是有人大特色的市场化。”2001年，校长纪宝成曾对各种寄生的校内外培训机构进行清理，总数多达上百个。

司长同学们，上课了

两千多名司局级官员，被要求今年内在7所院校完成至少40个学分的“选课”任务。

最热门的课程是北京大学的“周易智慧”。中央党校的“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与人物”专题班也很火，内容包括延安整风、大跃进、离休后的邓小平的评判等。

学员和老师交流。参加选课的官员说，在大学课堂上的交流，比在党校会更为直接。 （中国人民大学/图）

人民大学授课现场。身为学员的司局官员们本身便掌握诸多政策制定权力，所以对授课老师要求更高。 （中国人民大学/图）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魏娟 发自北京

时隔20多年，张宁重回校园。这位从事对外交流工作的团中央女官员，天天穿着运动鞋，在人民大学的教室、食堂、操场到处转，“享受当学生”。

从4月12日至16日，这五天里，她的身份，从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副主任，临时切换为“中国经济改革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专题班学员，一个高校“选课生”。

这位司局级女官员只和自己喜欢的老师交换名片，讨厌没有主见的授课，“我们又不是小孩子，有分辨能力，”她说，“讲得不好的，他完成他的（教学）任务，我们完成我们的（听课）任务。”

和张宁一样，来自中央统战部、工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等15个中央部委的2000多名厅局级官员，今年内将被全部强令在党政军三大“最高学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国防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4所高校，完成中央组织部规定的自主选学任务。

这也是部委司局官员第一次大规模做“选课生”，但要教好这些学生并不容易：各个学校提供的专题班课程中有四分之一因为报名人数太少而取消，而讲座课程的淘汰率高达76%。

中央党校准备了36个讲座，结果仅有“《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达标；而初次报名人数在前三位的讲座均来自北大，分别是：“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

官员们也“追星”，比如于丹参与讲授的“传统文化与治国之道”专题班，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主讲的“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面临机遇”讲座”。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回忆，2008年7月8日，中组部召开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创新座谈会，他向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建言，高校应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李源潮当即询问在场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相关负责人意见，“他们均表示同意”。

此后中组部与2008年8月11日下发的《关于2008-2012年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推行干部自主选学”是“改革创新的主要措施”之一。

一场司局官员的“校园计划”，由此展开。“大学带有某种象牙塔的味道，这是它的特殊性，也是优势。”纪宝成说，“到党校上课是官，到普通高校来学习，官的印记就没了，都是学生。”

以前不喜欢的课也得听，而现在……

“以前是让你学什么就学什么，现在是需要什么学什么。”

出身军队的人民日报经营管理中心主任王保庆，每天几乎都是第一个报到，至少提前半个小时。每次课间茶歇，他就主动上前擦黑板。“真是好学生！”有人在教室喊道。

这是4月16日上午8时40分，可容纳100人的人民大学汇贤大厦C座605室，已有十多人到场，像开会一样，每个人座位上均摆有姓名牌子。

此次15个试点单位司局级官员总数为2242人，应选学人数为2039人，可以不参加此次自主选学的，主要是今年参加中组部“调训”的官员——共计329人。

试点前，中组部等曾对15个单位的1500多名司局级干部作问卷调研，结果显示：在5年内，参加中央党校等五大干校调训的，占65%；参加本部门、行业培训的占30%；参加境外培训的占18%；仅有97人（约占0.7%）曾到高校选学。

去高校的机会显然更为难得。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一下子选了近60学时，其中1个专题班和6个讲座。按照规定，每位学员需选修40-60学时课程，多数人选择“1个专题班+若干讲座班”。

参加工作30多年的霍宪丹记得1990年参加过“中央级”培训，近20年后，去年他终于又有机会去中央党校，但因工作太忙而被调至浦东干部学院短期学习。霍宪丹认为，菜单式的自主选学，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法的学习机会”。

“坦率地说，最初我对培训效果不太确定。我不知道他们繁忙的情况下，对纯粹的学习是否感兴趣。”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原以为官员们更倾向于去党校和行政学院学习，那里的培训往往与提拔相关。如今的开班效果超出了她的预期。

国家工商总局外资企业局副局长徐晓东2006年曾参加中央党校的厅局级官员轮训，主要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等。“以前是让你学什么就学什么，现在是需要什么学什么，还是这样效果好，以前培训课程内容许多属于‘复习’。”

一位学员则坦率地表示，在党校，不喜欢听的课也得听，而此次各高校供选择的课程，多有精品。初次报名结果显示，专题班中，党政军三校报名人数为729人次，而四所大学的报名人数为1610人次，选择高校的人数明显更多。

“有人说某些干部培训就是‘休息休息’‘关系关系’‘米西米西’……，而到这儿上学的啥都没有。”冯惠玲说。旁边有人插话：“‘学习学习’这里是有的。”

热捧《周易》，好奇党史

中央党校最热门的专题班是“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与人物”，分六讲，分别是对延安整风、大跃进、陈独秀历史功过、胡耀邦与拨乱反正、离休后的邓小平的评判等。

选课积极的司法部官员霍宪丹遭遇了一次小“郁闷”，他在不久前接到人事部门通知：重新选课。因为他所报的心理学、系统科学、环境保护等讲座，由于报名人数不足，被迫取消。

据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干部教育办公室闫铁军介绍，最初各高校上报的课程都很多，他们筛选删减了一部分——比如类似医院改革这种过于专业的课程——也让大学精简了部分课程，中组部决定最后的专题和讲座菜单。

但初次报名情况，还是让人有些意外。7院校准备的56个专题班，有13个班因未达20人门槛未开班；174门讲座中，更是有132门课，因未达25人门槛暂不开课。据透露，有的课（讲座）出现只有两个人报名的现象。

人大取消了3个专题班，分管科研的常务副校长冯惠玲坦言，“如何契合司局级干部的需求，还需要探索。”

从初次报名人数看，各个专题班差异悬殊。有4个班报名人数超过百人，60-90人之间的有10门，多数班报名人数在20-30人之间。

相比普通公众，司局级官员的“追星”热情同样不减。最火爆的当属“学术超女”于丹作第一讲的“传统文化与治国之道”（北京师范大学），初次报名已达155人。排在其后的依次是国防大学的“国家安全与军队建设”，北京大学的“管理心理与创新思维”、“领导力与管理智慧”和“民族与宗教”。

在可顺利开课的42个专题班中，8个与领导艺术或领导能力有关。而遭淘汰的13个专题班，有2门法律课，2门环保课，3门社会学课。有3门法律课都是“涉险过关”，初次报名人数均不超过30人。

而讲座中，初次报名人数在前三位的讲座均来自北大，分别是：“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北京大学选择以“审美与人生境界”讲座作为开学第一课，吸引80多人前去“陶冶情操”。

讲座的“未开班率”高达76%，“幸存”的42个讲座中，国学、宗教哲学等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多达19个。中央党校准备了36个讲座，结果仅有“《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达标；清华大学29个讲座仅余8个，其中7个分别是：国学概论、道家智慧、儒家文化、古代修身智慧、传统音乐、《大学》《中庸》和国史概要。

“周易智慧”将由80岁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学所的余敦康讲授，初次报名就达231人，现在已增至293人。“《周易》最早就是做占卜用的，只不过正统的《周易》是用来做最高决策的。”余敦康曾对媒体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用它来看风水是没有用的。”

“各部委平时组织的都是一些专业类的培训，人文类的比较少。”闫铁军对国学热并不感到意外。

党政军“最高学府”中，中央党校最热门的专题班是“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与人物”，分六讲，分别是对延安整风、大跃进、“文革”的解析，以及对陈独秀历史功过、胡耀邦与拨乱反正、离休后的邓小平的评判；以行政管理学见长的国家行政学院，两门最热课程均与领导理论相关；而报名人数超过百人的“国家安全与军队建设”，则是国防大学开设的惟一课程。

学生考老师：官员也不想听套话

当一位昆山籍经济学教授以家乡为例，讲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创新路径：“先做不说”，“做了再说”，领导题词批示，“先上车后买票”。学员中迸出几天来难得的笑声。

上述培训并没有考试，相反，老师们则要接受学员的评议，得分较低的课程，可能会被调整。

每位学员“入学”后，均会收到一叠教学评估表，设定“教学内容”、“服务质量”、“对个人帮助程度”等10个指标，分“很满意”、“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五个等级。

张宁给每个授课老师写上自己的评语。按照她的标准，最佳的表现是“最解渴最实用最积极最务实的讲述”；最差的则是，“授课式的讲述”和“灌输式的讲述”。她给了两位老师10个“很满意”，也就是100分，而最差的老师因5个“较满意”和4个“一般”，仅得52分。

类似“注重理论的讲述”、“研究型的讲述”并非褒扬，得分与“中规中矩的讲述”差不多，都在80分段内。“我想听点实用的，虚的不听。专家你必须有自己的想法，偏一点都没关系。”张宁说。她只和自己喜欢的老师交换名片，比如得到她100分肯定的经济学教授黄泰岩。

“克鲁格曼真是个乌鸦嘴。”黄泰岩在课堂上介绍了“中国经济崩溃论”、“唱衰中国”的几个代表人物，其中就包括这位对亚洲模式充满怀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张宁经常收到国外朋友的短信，“说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听完这堂课，她认为至少许多内容可以回答相关质疑。“厅局级官员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都觉得没希望，这个国家怎么办？”

相关文件也对老师提出了要求：要坚持研究无禁区、讲坛有纪律，不准在讲坛上散布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

黄泰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可以在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三种语言体系之间，自由切换。“我会使用‘官方的语言’，侧重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给他们讲课。”

最后一堂课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主讲。这位昆山籍的经济学家，以家乡为例，讲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自发制度创新路径：“先做不说”，“做了再说”，领导题词批示，“先上车后买票”。一些话语一说出，学员中迸出几天来难得的笑声。不过，到了提问环节，一阵沉默，还是“好学生”王保庆举手提了问题。

王保庆说，在党校听课和大学听课最大的不同是，“在党校不敢随便提问题，大学里就没有什么顾忌。”

官员并非都不爱提问。作为北师大的客座教授，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此次试点中，既作为学生，也将作为老师登台授课。在他看来，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教员而非学员，他不会单纯做报告，“中国官员无论省部级还是司局级，一展开案例讨论，提出的问题，课堂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国外，我非常惊讶。说官员都是官僚主义，我说那是体制造成的，绝大多数官员是好的。”

在北师大“哲学与战略思维”专题班，一位老师讲述三种和谐（人与人和谐，人自身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国家工商总局外资企业局副局长徐晓东提问：如果其中两种和谐产生矛盾怎么办？老师笑言，“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中央政策研究室，我解答不了。”

在教室后面，有两台摄像机始终开着，一台拍教师，一台拍学员。据人大培训学院高端培训部主任黄粤涛介绍，全程录像要上交中组部。

“今后你们就是校友了”

“也得人家认（是校友）”。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鸿君说。他希望能将学员纳入校友体系中，“共同关心母校的发展”。

本次课程完毕，人大常务副校长冯惠玲等进入教室，给学员颁发“结业证书”。“以后大家都是人大校友，会进入校友录。欢迎大家经常回来，从网上回来也可以。”人大党委组织部部长高德步说。培训期间，学员还参观了人大校史馆。

张宁捧着证书，招呼着大家拍照，这是令她觉得值得纪念的时刻。不过最后与领导合影时，有的学员已经走出了教室。有学员说，认自己为校友，主要是客套。

北大亦向学员颁发类似证书。“当然，也得人家认，人家不认，也没办法。”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鸿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希望能将学员纳入校友体系中，“共同关心母校的发展”。

除了讲课内容之外，学校也是一些官员选课的重要因素。据北大新闻网报道，有一位司长钟爱北大，他所选的40学分课程都在北大。“据说培训结束后可以拿到北大的一张证书。”该官员说。

据上述问卷调研数据，65.6%的人希望到北京大学学习，在7所试点院校中排在第一位。

来自人民日报的王保庆，向冯惠玲表达了自己对人民大学的肯定。“人民大学是介于党校和大学之间的学校，共产党自己创建的学校。有些学者独出心裁，胡说八道，但人大的教授不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同阅历背景的人在一起碰撞还是很有意思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说。

尽管只有短短五天，专题班依然力图呈现“班级”的形态。开学第一天下午，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邓中好被宣布为班长，他自己也不知怎么被推举上的，一位学员笑说，是“内定的”，“可能跟单位性质有关”。

除了最后代表学员发言，这个班长看来有名无实——服务方面，有培训学院负责打理。

据中组部文件，试点所需经费，由中央组织部从党政领导干部和各类人才培训专项经费中统一列支。“这可是国家出的钱。”王保庆说，他对此非常重视，为选课花了两天时间，还推迟了出差计划。

在“中国经济改革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班，中国铁道学会秘书长吕长清带来最新的几期《铁道知识》杂志，赠送给学员和老师。课间，几个官员在教室外凑在一起抽烟，有时为是否买得起房之类的问题大声争吵。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