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奇观：五代时期割据政权中道士为何深受宠信 - Qzone日志

         翻阅五代时期十国(包括那些昙花一现而没有归入“十国”范围的短暂割据政权)的历史,我们发现,在南方的南汉、楚、闽、吴越、南唐;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中,道士都在政治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探究其“登台表演”的原因,归纳而言,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割据者需要利用道士制造谶语、神话,以神化自身,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

        在古代中国社会,神的信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儒学鼓吹的“天人感应”、“王权神授”深入人心。因此,历代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过程中,无不制造种种“神授”、“神助”的宗教神话,以迷惑民众,争取支持。受此影响,一些企图分裂、割据的军阀、大臣,也千方百计制造类似的宗教神话。此类现象在五代这样一个天下四分五裂的战乱、动荡的历史时期,更是司空见惯,事例在史籍中俯拾皆是。而道教是有神(神仙)论宗教,道士被认为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道士说的话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决定,因而利用道士制造此类宗教神话,其效果最佳。于是,许多道士成了这时期别有政治野心的军阀的密友、座上宾。

        在今福建建立割据政权---闽国的王审知,为了争取闽人的信赖和支持,除了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安邦利民的措施外,同时也利用道教(士)制造有关自己的宗教神话,以迷惑大臣和民众。王审知宣称,梁朝时有一位道士姓王名霸,这就是王氏家族的远祖。王霸“居于福州之怡山时,爱二皂荚树,因其下筑坛,为朝礼之所,其后丹成冲虚而去。(王)霸曾云:'吾之子孙,当有王于此方者。'乃自为谶,藏之于地。唐光启中,烂柯道士徐景云,因于坛东北隅取土,获其词,曰:'树枯不用伐,坛坏不须结。不满一千年,自有系孙列。'又曰:'后来是三王,潮水荡祸殃。岩逢二乍间,未免有销亡。子孙依吾道,代代封闽缰。'”王审知是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唐末,从其兄王潮起兵入据福建。王潮死后,他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尽有今福建之地。后梁开平三年(909)被封为闽王。作为一外地人入主闽地,王审知忧虑得不到闽人的支持、归附。于是,显然是与道士串通,制造并传播这样一个带有神秘性的故事,一来要说明王氏的祖先就是本地人;二来要说明王氏“王于此方”、“代代封闽缰”,是千百年以前就由神决定了的,谶言就是神对后人的“启示”。利用道士制造这样的宗教神话,旨在为王氏统治者增添一道神圣的灵光,为其政治服务。

        与闽国毗邻的吴越国(据有今浙江、江苏南部)的建立者钱鏐,同样也利用道士制造宗教神话。钱鏐,杭州临安人,生于普通民家,少年时曾是“无赖”,不事生产,以贩盐为盗,很为乡里人不齿。后乘乱起兵,逐渐成为一方军阀。为凝聚人心,钱鏐同样要神化自己,以证明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来的“非常人”。《十国春秋》卷77《武肃王世家上》记载了两则与道士有关的神话。一则说:“先是邑中旱,县令命道士东方生起龙以祈雨, (东方)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龙起,必大异'。(县)令乃止。明年复旱,(东方)生乃遽指(钱)鏐所居曰:'池龙已生此家'。时(钱)鏐实诞数日矣”。另一则说,钱鏐“稍长,游径山,有道人洪湮者,每僻地相迎,不期而遇。(钱)鏐问故, (洪)湮曰:'君非常人,故预知耳。'”这些记载,不太可能是历史事实;而很大的可能则是钱鏐拥有一定势力以后,为更有利于争取民众支持而与道士合谋虚构而传扬开去的。

         二、一些道士斋醮或预言的“应验”,增加了自身的神秘感,使愚昧的统治者确信依靠道士可以求得神灵的保佑和庇护

         道士举行的斋醮祈禳活动,或对未来预测所说的预言,其成败概率理论上说各占50%;然而,人们对其败并不过分计较,而对其“成”却十分重视,称作“应(灵)验”。正如北宋文人、史家欧阳修所言:“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偶尔的一两次“应验”就可为道士头上添上神圣灵光,并为愚昧的统治者宠信。

         钱鏐在军事活动中,每遇挫折艰难,便或占筮问神,或请道士斋醮祈禳。天复元年(901)十月,淮南李神福将兵寇吴越国衣锦城(钱鏐故乡)。钱鏐命爱将顾全武率师抵御,不料中敌埋伏,顾全武兵败被俘。失去顾全武,钱鏐心急如焚。在彷徨无奈之际,钱鏐请道士闾丘方远斋醮祈禳,求神灵保佑顾全武及其军队。史载:“时,王(钱鏐)以衣锦城被寇,命玄同先生闾丘方远,建下元金箓醮于龙瑞宫。其夕大雪,惟醮坛之上星斗灿然,殿宇无所沾洒。又有鉴湖宿钓者,闻车马之声甚众。复有一黑虎,蹲于宫门外,醮罢乃去。”从史料所述看,斋醮似乎真的感动了上天,并派出了天兵神将;再结合史实看,次年四月,顾全武被淮南送返,这本是偶然巧合,但在钱鏐看来,这是斋醮的“应验”。故钱鏐十分宠信闾丘方远,使他成为吴越国的道教领袖。

        在闽国,宗室王鏻(原名延钧)发动兵变,杀兄王延翰自立。由于王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王鏻很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于是幻想借助神灵的力量庇护自己。史谓:王鏻在位,“好鬼神、道家(教)之说,道士陈守元以左道见信,建宝皇宫以居之。”所谓“左道”,是说道士陈守元弄虚作假,使王鏻相信其预言、祈禳的“灵验”,因而极为宠信,执迷不悟,相信陈守元真能通神,可借神的力量维护其统治。陈守元对王鏻说:“宝皇命王少避其位,后当为六十年天子。”王鏻便欣然逊位,命其子继鹏权主府事。后复位,遣陈守元问宝皇:“六十年后将安归?”陈守元传宝皇语曰:“六十年后,当为大罗仙人。”王鏻乃即皇帝位,受册于宝皇,国号“闽”。王鏻子继鹏继位后,改名昶,与其父一样,依然迷信道士。史载:“(王)昶亦好巫,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而妖人林兴以巫见幸,事无大小, (林)兴辄以宝皇语命之而后行。陈守元教(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数斤,作乐于台下,昼夜声不辍,云如此可求大还丹。”王昶尊道士,起祭坛,铸神像,劳民伤财,与其父一样,都是深信通过道士可以求得天神保佑,王位可高枕无忧!

         三、某些道士富有政治眼光和才干,因而成为割据者倚赖的肱股大臣

         道士之中,素质参差,人品不一。有以“左道”见幸者,如上述闽国道士陈守元、谭紫霄;但也有凭真才实干而受青睐器重者。北汉道士郭无为成为丞相,即是其中之一。

         北汉在刘承钧秉政时,以道士郭无为参议国政。据记载,郭无为,棣州(今山东惠民县)人,“方颡鸟喙,好学多闻,善谈辩”,曾出家居武当山为道士。后汉朝,大将郭威奉命讨伐反叛的李守贞于河中时,郭无为诣军门拜见郭威。郭威:“询以当世之务”,大奇之,对郭无为的才识十分赞赏。但后来,郭无为察觉到郭威广纳人才,似有不忠不义之志,便对郭威规劝道:“公为(后)汉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纵横之士,非所以防微虑远之道也。”郭威政治野心不改,没有接纳郭无为的规劝。郭无为于是离开郭威,隐居于抱腹山(故又号“抱腹山人”)。后郭威果然凭借实力和威望篡夺了后汉刘氏政权,建立后周王朝。刘氏残余势力则退居太原,建立北汉割据政权。北汉内枢密使段常认识郭无为,知道他有政治才干,遂向刘承钧荐举。刘承钧“以谏议大夫召之,遂以为相”。刘承钧病危时,“召无为,执手以后事付之”。

        四、割据统治者多幻想借助道士所炼丹药或获得秘诀而延年益寿,长生久视

        这是历代统治者推崇道教,礼敬道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唐代统治者崇奉道教,除了企图通过尊道教所奉始祖李耳为祖先而神化自身外,另有重要原因,即幻想通过道士获得长生成仙的秘诀或“灵丹”。尽管有多位唐帝因服食道士所炼“丹药”而殒命,但五代时期一些割据者仍执迷不悟,重蹈故辙。一度割据幽州(今北京)建立燕政权(没有列入“十国”之中)的刘仁恭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刘仁恭乘乱崛起草泽,成为一方军阀后,便志得意骄,祈求长生不死以长享荣华富贵。据载,“是时,天子播迁,中原多故,(刘)仁恭啸傲蓟门,志意盈满,师道士王若讷,祈长生羽化之道。”幽州之西有名山曰大安山,刘仁恭在山上盛饰馆宇,僭拟宫掖,聚艳妇美女,穷极侈丽,“又招聚缁黄(道士),合仙丹,讲求法要”。

    吴越国王钱鏐礼重道士,也有求长生的意蕴。如,道士韩必、吴嵩,“两人偕隐于洛坞,日以炼丹为事”。钱鏐遣罗隐召之,两人隐入石壁中。道士钱朗,洪州人,隐居庐山。据说钱朗“得补脑还化之术”,活了170多岁,“时(钱)朗曾玄孙数辈,皆以明经官邑令,皤然皓首,拜于阶下,而朗貌若童子,人咸异之”。正因为钱朗道士善于养生,故“武肃王(钱鏐)延至西府,以师礼事之”,钱鏐后来活至81岁,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很罕见,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社会也属不易,也许他真的从道士那里得到了长寿的秘诀!

        五、割据之主期望借助名道振兴道教,为其割据统治服务

         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儒家倡扬的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本教的信条,并且将其作为修道的重要内容,反复强调忠、孝、仁、信。因此,道教与儒学一样,都可以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历代统治者重视道教,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五代时期,一些割据统治者也认识到应利用道教维护其局部封建统治。而要振兴道教,必须依靠真才实学的道士,通过他们整理道教典籍,著书立说,传播教义,才能收到成效。这是名道受割据统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前蜀王建礼重杜光庭、吴越国钱鏐尊崇闾丘方远,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杜光庭(850-933),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一作长安(今西安)人。原为儒生,唐末应九经举不第,入天台山修道。当时,唐都长安有潘尊师者,道术甚高,为唐僖宗所敬重。杜光庭因仰慕而拜其为师。僖宗幸蜀时,见蜀中道门衰落,希望得到名道以主张之,重振道教。潘尊师于是向僖宗推荐杜光庭。杜光庭于中和元年(881)随僖宗入蜀,遂留成都。后王建据蜀,建前蜀国。杜光庭因人品、才学俱佳而受王建礼重,被委任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号“广成先生”,被尊为“天师”,主掌蜀国道教,成为一方道教领袖。王衍继位,也对杜光庭尊崇备至,受道箓于苑中,以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杜光庭在蜀国,对道教教义、斋醮科仪、修道方术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整理和阐发,对后世道教影响很大。吴越国的道教领袖闾丘方远(?-902)也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高道。他曾拜多位名道为师:“师香林左元泽、庐山陈元悟,传法箓于天台叶藏质,皆晓畅大义,甚得真传。”闾丘方远既精黄老之学,又通儒术,博学多识,曾诠注《太平经》十三篇行世,对道教思想的传播有贡献。他多次婉拒唐朝廷的征召,遍游名山,至余杭天柱山,异而止焉。钱鏐“厚加礼遇”,并“奏请赐紫,重建太极宫居之,赐号'洞元先生'”。

         道士,原以远离政治,隐遁山水,专志修练,追求冲虚为本色;然而,五代时期,在各割据政权中,不少道士因上述原因得到一方统治者的宠幸,甚至成为一国之相。以“出世”为追求目标的宗教徒成为“入世”的政治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种“反常”现象折射出了当时由于战乱,许多有真才实学,有见识有能力者不能仕进,不得已而投身宗教以求慰藉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暴露了这些割据统治者的自私,愚昧、无能的本质。无论是利用道士制造宗教神话,祈福禳灾,倚为肱股,还是利用名道振兴道教,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实用性”十分鲜明,与宗教信仰毫不相干。既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道士难免对君王、对政治有所影响,甚至出现道士干政的现象。五代时期割据政权中道士干政,特点及影响如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探究的问题。限于论题,此不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