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哲学革命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法国哲学家。原文为法语，本文从阿列克斯·康乃尔（Alexis Cornel）的英译本翻译而成。

　　柏林墙倒塌20年后，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仍然在继续。

　　MIROSLAV ZAJÍC/CORBIS

　　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1989年领导了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权的和平民主运动。

　　1989年11月9日夜晚,耻辱墙被打破。第二天早上，我动身前往柏林。不久以后我见证了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最后看到布达佩斯的齐奥塞斯库的倒台。1990年兴高采烈地为人类打开大门。但是我对东西方感受的情感差异印象深刻。西方的代表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他的观点，即引起轰动的历史终结论。但是在东方，远不是这么回事。在柏林墙倒塌前不到一个月，我曾经在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和联邦德国的精英面前发表演讲，向捷克异议者哈维尔致敬，他得到了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的和平奖，但在国内他还是个囚犯。我给演讲拟定的题目是“离开共产主义不是进入历史”，这是铁幕后面的人的观点。

　　西方产生困惑是因为它还没有准备好应对战后地缘政治的这样一种根本性动荡。在40年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理论家和记者一直在争论一个社会如何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除了主要是在波兰进行的少数关于把自由市场因素介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不能令人信服的研究外，从来没有对相反问题的研究，也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正如哲学家约瑟夫·拉蒙达（Josep Ramoneda）已经观察到的，整个世界，无论共产主义者、反共产主义者、还是中间派都认为苏联及其卫星国不可能“回到”资本主义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当游行示威者在天鹅绒革命时期提出我们该如何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问题时，没有现成的答案。

　　就在西方知识分子观察1989年11月的柏林时，他们重新考虑了世界注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长久信念，但是仍然相信命运。上帝最终说话了，偶然性消除了，20世纪可怕的对立终结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75年冒险阶段（1914-1989）被忘记、擦掉、超越、跨过了。托克维尔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必然发生的普遍民主运动，圣西门主义者向生态学家传播管理事务将替代管理人的诺言，像福山这样的黑格尔主义者赞美历史的终结和历史的战争，社会民主党人承诺人们之间的理解将会增强。我们在进入和平的、后现代的乐土。正如《后现代状况》的作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臭名昭著的话，那里伟大的英雄、伟大的人民、伟大的目标都消失了。冷战的结束使得从前所说的“自由世界”陷入无边无际的乐观情绪中。西欧马上削减了它的军事预算，而华盛顿宣称“世界新秩序”的到来。

　　刚刚从莫斯科的控制下解放的另一部分欧洲并没有分享这种乐观主义。从极权主义任人唯亲中摆脱出来的人们同时作为自由选择的代理人再次加入历史中来。

　　他们发现自己面临两个可能的将来。一个以哈维尔和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为代表，77宪章和波兰的团结工会为象征，另一个将来则以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为代表。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面临同样的后1989年挑战。在布拉格，普遍存在的贫困和腐败引诱因为天鹅绒革命上台的反极权主义异议者选择镇压而不是民主。虽然，他们最终的决定是决定性的，自由是最优先的选择。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解体，最后两者都加入欧盟。相反，在贝尔格莱德，狡猾和腐败的共产党官僚控制了权力，米洛舍维奇与各方镇压力量结盟对付自由的传染。虽然他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但他依然保存了强制性方法。从1991年到1999年，南斯拉夫爆发了一系列战争和种族清洗活动。米洛舍维奇乐于靠流血重新获得失去的领土，最终遭到海牙国际法庭的审判，被控犯下反人类的罪行。

　　狂喜的西方人梦想极权主义的残酷阶段结束了，就好像苏联官僚经过70年的洗脑后仍然能够重新做人，或者能够很容易地消除激进的民族主义独裁者的混乱。哈维尔认为，不能指望伟大的政治救主，捷克人需要自己承担责任，需要“无权者的权力”，需要曾经激励哈维尔的捷克哲学家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所说的“被压迫者的团结”，也就是受极权主义政权压迫而献身于反对他们的人。

　　最近，我们看到2003年格鲁吉亚和2004年乌克兰的民主抗议中的团结，这应该已经吸引了在12年里对车臣20万人的死亡充耳不闻人的注意。在乌克兰，普京总统无耻地干预他拒绝承认独立的国家的事务。在格鲁吉亚，他派去了坦克车。作为对国际媒体的回应，普京谴责遍及第比利斯和基辅的反对后苏联傀儡的和平抗议是“永久革命”和“危险的混乱”。因此，他破坏了长期以来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名声，在1953年东柏林血泊中开始的起义，在1956年的波兹南（Poznań）和布达佩斯持续，60年代在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1968年的布拉格，1980年代团结工会的斗争，以及达到顶点的柏林墙倒塌。

　　是波兰的起义把天主教徒和自由思想家结合起来，他们处于冲突状态已经一个多世纪，是他们共同创建了团结工会。在俄国，现代派如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 Sakharov）和传统信徒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肩并肩战斗。在布拉格和布拉提斯拉发（斯洛伐克首都---译注），大学教授不是讲授官方的谎言，而是选择成为擦窗户者或者修炉子者，77宪章把左派和右派、怀疑论者和宗教人士都团结起来。反极权主义养育了自己的信念，异议者没有宗派意识，没有试图用另外的思想取代官方教条，相反事先引进了思想革命，这已经使重新绘制欧洲地图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成为可能。

　　这个革命还没有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并不欣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抗议活动。在不确定的历史领域，欧洲的新边界处于危急关头，它的两个选择依然是：哈维尔和米洛舍维奇。

　　译自：“The Velvet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by André Glucksmann

　　http://www.city-journal.org/2010/20_1_velvet-revolution.html
　　网络来源于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3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