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义//《易经》之智：变通?趣时?知几

　　《周易正义》,唐孔颖达修疏,官修经学注疏著作。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入唐,累迁至国子祭酒。唐太宗为统一经学,诏令孔颖达等主持撰修《五经正义》,对南北朝以来的义疏进行整合。贞观十年\(642\)书成,永徽四年\(653\)颁行,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 。

　　《周易正义》即为《五经正义》之一,初名《周易义赞》,亦称《周易注疏》、《周易兼义》。原分十四卷,后人并为十卷。前后参与撰修者,除孔颖达外,还有马嘉运、赵乾叶、苏德融等。孔颖达以为汉代以来注《易》诸家中,“唯魏世王辅嗣\(王弼\)之注,独冠古今”,因采王弼、韩康伯《周易注》,并逐句加以疏解,宣称“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此疏也是《五经正义》中唯一未以前人义疏为底本的新著。

　　孔颖达继承了王弼易学,同时又突破了王弼易学。他重视以义理讲易,会通儒、玄,对王弼的贵无论进行了改造,主张“易理备包有无,而易象唯在于有”,以无为道,以有为器。他依据《易传》来对《周易》经传进行解释,采纳了很多两汉以来象数易学的思想,重新肯定了象数的价值,表现出象数、义理兼顾的特点,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开宋人象数、义理合流之先。\(郑任钊\)下期预告:周易集解 2010年第11期　　总第155期责任编辑梁枢柳霞电话:010—67078963电子信箱:lia n g s h u 1 9 6 0 @1 6 3 .c o m 经部之 郑任钊　刊发时间：2010-03-29 08:44:27　光明日报 　[字体：大 中 小]　

　　《周易注》，三国魏王弼、东晋韩康伯撰，重要的《周易》注释著作。

　　王弼（226-249），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金乡一带）人，官尚书郎。韩康伯（332-380），名伯，字康伯，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附近）人，历官豫章太守、吏部尚书、领军将军等。王弼《周易注》包括《易经》全部及《易传》的《文言》 、《彖辞》、《象辞》部分，共六卷。又另作有《周易略例》一卷，发明宗旨。至东晋，韩康伯承继王弼补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共三卷。王注与韩注原本各为单行，至唐始合为十卷。

　　《周易注》本费直之古文《易》，廓清汉人繁琐的象数之学和谶纬迷信，不讲互体、卦变、卦气、纳甲等，以简略易懂的文字，揭示《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周易注》还援《老》解《易》，注入玄学思想，阐述了贵无的本体论和“得意忘象”的认识论，使《周易》成为玄学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料之一。

　　《周易注》开创以义理解《易》之新风，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唐代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其中《周易》即采《周易注》，以为“独冠古今”。从此《周易注》成为官方正统易学，后又被收入《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康伯亦不能无过。”

2010第10期
总第1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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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周易正义

　　《易经》是古代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结晶,蕴藏着许多智慧,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变通”是《易经》的灵魂

　　《易经》以阴阳为基因,以八卦为象体,以六十四卦为系统。而阴阳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八卦,八卦的不同演变形成了六十四卦,所以阴阳是《易经》系统赖 以形成的基因。阴与阳是一物两体,是对立面的统一体。《易经》既然以阴阳为基因,那么“变”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其中了,正所谓“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地万物以阴阳之道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从根本上说,大自然的运动变化,是《易经》的变性的蓝本。《易经》系统的内在变化是客观规律的反映。

　　《易经》的变性虽然繁杂,但又是有规可寻的。如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既济未济等共三十二对阴爻阳爻完全相反卦的策数相加之和均等于三百六十,相当于一年的天数。从卦序系列的义理来看,仅以上经三十卦而论,从《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共十二卦,其间经过混蒙、开发、动乱之变而后达到安定兴旺、繁荣之变,《易经》之变在逻辑上反映出它和历史之变的统一性,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易经》的变通,就是强调人们要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机警灵活,不拘常规地运用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使自己永远处于一种恰当有利的位置。而“变通者,趣时者也。”趣向合宜的时机变通为最好。

“趣时”是《易经》的脉搏

  《易经》中所论及的“时”,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还包含着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方向,以及达到某一关节点时境况综合的抽象,即“宜於时通,利以处穷。”《荀子·修身》蕴含着时间的推移、时势的演化、时境的变迁和时宜的把握。

　　趣时,就是对时势的认识,对时机的把握,对时变的感受,对时行的觉悟。“时”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趣”同样要灵活,要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通常人们处理事物的方式有两种,去探求,去把握,叫顺之;被动适应,叫由之。由之不是不好,得看什么时候,分什么事情。我们还是要强调“趣”的主动性、自觉性,也强调要做有心人,培养自己对“时”的感觉,通过积累和凝聚,让这种感觉成为随机应变,“承天而时行”的悟性。

　　对趣时本身的把握应该是辩证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刻地理解与时偕行,我们就会发现,其根本精神在于追求一种既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又适得事理之宜的理想境界,在于自觉遵循天道、地道、人道运行的规律。与时偕行,就需要看准时机,把握事物演进变化的规律,灵动自如,昂扬健行,生生不息。同时,与时偕行不仅意味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落伍于时代,而且也意味着不要“豪迈地”超越时代。在这变动不居的世界上,人们期待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那一刻。那一刻,便是我们与时偕行的“时”。“违时不进”的保守主义,“超时而进”的激进主义,都不是“与时偕行”的准确诠释。在时的把握与动作上,“过”与“不及”都不行。

　　在历史潮流跌宕涌进的过程中,始终能够“与时偕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时”与“势”往往相一致,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和谐感、秩序感,如《易经》所说:“顺乎天而应乎人”。孙中山把这叫做“顺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但也会出现时势潮流与人群需要的矛盾,形成“时”的悖论,特别是一个社会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其时之义大矣哉”。这样大的“时”到来之际,就需要整合,并因势利导,不是等待不动作,而是从微动开始,循序渐进。

　　宇宙的演化,社会的变迁,生命的遗传,都处在变化之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即偶然性。命运就是这种偶然性。从《易经》对“趣时”的理解和阐释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命虽不可改,运却可以转。把握了时运,也就是把握了命运。这里的“时”,是按照天道人事运行的大规律,各种事物勾连互动、各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时”。时中蕴势、时中含机,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机便成熟了,就可以变,也必然变,于是就应该动,不动就会错过机会。

　　“道莫盛于趣时”。那么,如何把握时机?《易经》认为,要想很好地把握时,就要多在“知几”上下功夫。

“知几”是《易经》的神智

　　“几”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说,就是苗头,兆头,讲的是事物的精微深奥之处。它启示我们,天下的事都有一个开始,如果我们能在混沌不清的太易之时,或在气之未分的太初之时,或在形之未成的太始之时,或在质之未定的太素之时就辨察,及时发现并研究细微征象,便可能因势利导,逢凶化吉。在混沌不清的太易之时就悟知,则是先知、是神智;在气之未分的太初之时就感知,则是睿智;在形之未成的太始之时就察知,则是慧智;在质之未定的太素之时认知,则是明智;万事已成定局却死而不知,则是无智。

　　《易经》特别强调“知几”的功夫。《易经》认为天大的坏事都有一个开始,如果你能及早辨察,及时地发现并研究细微的征象,就有可能避免。若“由辩之不早辩之”则结果正好相反。《易经》还认为好事也是这样,关键看你是否能及时早辨察,及时地发现并研究细微的征象,若能,就能够成就大事业,就能够无需着急,万物速成,不用费力,事半功倍。这叫“知几,其神乎”!也就是说,知道了“几”,知道了这个苗头和兆头,就能够达到很“神”的程度。因为“几”是“动之微”,是“吉凶之先见者”,是吉凶最先表现的那个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吉凶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才能够判断它,而“知几”的人能在吉凶刚刚开始表现的时候,刚刚开始露头的时候,或者吉凶还没有表现出来,而有苗头的时候,就知道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这段话的实质就是要求领导者有把握“知几”的智慧。

　　“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经》里面的这段话讲的是什么意思?“深”,就是“深奥”,高深而不易理解;“几”,就是苗头、兆头。而“深”与“几”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含着一个“神”,也就是隐秘深奥,变化莫测。所以,需要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地研究。

　　“研几’就是研究事物的精微之处。研究事物的精微之处就是研究事物的“变通”之兆和“趣时”之奥。《易经》“研几”的方法难以穷尽,但是,对立统一、循序变化、物极必反、变通、违背等方法则是“研几”常用的方法。

　　(作者系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