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05 19:57 发表于：《广告*吹水区》 分类：未分类
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
日前，摩罗新书《中国站起来》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为该书感动作序，钱理群、刘震云、梁文道、孔庆东
、刘仰、时寒冰、向松祚、乔良、王湘穗、张忠智等两岸三地的名家联袂推荐，共同表达“中国站起来”的呼声。
摩罗反思中国百年西化史，发出新时代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呼吁中国人从西方崇拜的迷信中醒来，呼吁对中国洋奴精英进行一次新的思想启蒙，呼吁中国人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该书甫一上市立即引起了轰动，其中“义和团拯救中国”、“天朝没有夜郎自大”、“乾隆会见英国使臣没有错”等独树一帜的观点，更是引发了学界的热议。作者开风气之先，第一次大胆重评中国近代史，挖掘积极向上的历史资源，加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助推中国崛起与民族精神。
五四启蒙造就当代洋奴精英吗？
“鲁迅为中国人戴上‘自轻、自贱、自虐’的精神枷锁吗？胡适为什么要替祖宗忏悔？蔡元培为什么要培养西方文化的信徒？”
“一百年来，五四启蒙运动祛除了一些蒙昧，却制造了一些新的蒙昧。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把颠倒的价值理顺过来。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纵使在经济上崛起，也不过是一堆立不起来的银子，这些银子跟国民的福祉很可能关联甚少，因为它们只是为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预备的。”
摩罗反思五四启蒙运动，高度赞扬鲁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五四精神领袖的爱国热情，但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打倒传统、全盘西化、批判国民劣根性”等思想主张是“断头求生”的昏招，恰好导致了绵延一百年的中国精神大崩溃，导致了中国人自我精神阉割，丧失对民族及其文化的信心。
“五四文化启蒙的负面效果是，为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塑造了一颗‘西方心’，使得他们只会用西方的观念和视角考量世界。”1980年代以来，某些中国精英将全盘西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疯狂地顶礼膜拜西方文化及其国家，在精神上沦落为“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摩罗斥责：“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不喜欢的苗头，他们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有鉴于当代中国人“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的可悲现实，摩罗大声疾呼：西方人犯下的罪恶与错误，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种族；中国人再也不能跪在西方人面前甘做奴隶，必须砸碎一切精神枷锁，挣脱西方人的精神奴役，而要在精神上站起来，做高贵、自信、精神崛起的大国民。
中国人是低等民族、是西方奴隶吗？
鸦片战争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自信，他们开始承认并虔诚地认同西方殖民者给我们描述的一切病症。摩罗研究西方殖民史后，惊呼：西方人批评甚至污蔑中国人是蓄谋已久的，是潜藏着殖民中国的祸心。其实，中国人并没有特殊的国民劣根性，国民劣根性正是西方人亲手打造并戴在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
西方人批评天朝夜郎自大，中国某些精英随声附和并痛心疾首地忏悔，激烈地批判国人的自尊自大与排外，惟恐批判得不积极得不到洋人的赏识。摩罗认为，这实质上是亵渎自己民族的尊严，难逃“洋奴”之嫌。“如果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没有自尊、自信、自大倾向，那才是不正常的。”实际上，西方人充满了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充满了凌驾于一切其他人种之上的傲慢与偏见。他们不断丑化中国人，将中国人视作畜生。
西方人批评中国人很奴性。“鲁迅一有机会就提醒国人，别忘了咱们是奴隶，一生气就诅咒国人甘做奴隶和奴才。”摩罗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史就是殖民史。西方人也曾被征服过，也很奴性。“如果我们曾经认真研究过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孙中山等等前贤的文字，我们不难从每一笔每一划中感受到一个奴隶灵魂的灼人伤痛。这种灼人的伤痛感，标识出我们民族与奴性之间的深刻界限。这种灼人的伤痛感有多深，我们与奴性之间的界限就有多深。”
美国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捏造数据，污蔑中国人的暴力倾向世界第一。摩罗指出，人类历史上唯一杀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群在欧洲，唯一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群在欧洲，唯一对一个散居的古老民族（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的人群也在欧洲。500年来，他们每天都在制造9．11事件。西方人的暴力倾向雄冠全球，亨廷顿没有资格批评中国人。
美国国父华盛顿是殖民头子吗？
孟德斯鸠、黑格尔、达尔文、华盛顿、史密斯、亨廷顿等都是不少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西方圣贤，但在摩罗眼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殖民者的帮凶。因为站在中国人立场上，他们为殖民掠夺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支撑，摇旗呐喊，杀人于无形。
摩罗以详尽的史实揭露西方殖民史的惨无人道：“美国总统华盛顿在指挥独立战争的同时，就曾经四处张贴布告，通缉他的逃亡白奴。他还写过文章，介绍给印第安人剥制头皮的方法和经验。美国政府曾经大张旗鼓地鼓励美国市场上的印第安人头皮交易，一遍鼓动全社会剥印第安人头皮的商业热情。”
尤其可怕的是，西方殖民史与种族大屠杀仍在当代延续。“西历1973年，就在当年大屠杀的现场（翁迪特尼），当年惨遭杀害的民族举行了一个纪念会。……会后，美国政府悄悄杀害了他们300名部落成员。……许多人为基督徒殖民者辩护，认为这些罪恶发生在殖民时代，好像那就应该是一个野蛮时代，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一笔抹杀。可是，他们制造第二次翁迪特尼大屠杀时，已经是1973年。如果我们说美国在1973年还处于野蛮状态，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文明起来呢？”
摩罗立足于中国立场，在书中表达了“批西方、批洋奴、批精英，改变全球化的国际惯例；爱中国、爱愤青、爱草根，树立大国民的民族信心”的赤子情怀。“历史的经验表明，那些‘文明’国家一爱上我们这些‘野蛮族群’，我们就连热爱自己的文化和生命的权利都没有了。无论是日寇铁蹄下的中国人，还是白人刀剑下的印第安人，都曾经用自己的家破人亡验证过这条简单的道理。”实际上，擅于自我美化的西方人从来都没有道德优势，没有蔑视中国人的资格；西方人吹嘘的民主与自由的天堂，里面包裹着血腥肮脏的殖民历史。
中国人怎样挺起脊梁、做大国民？
殖民时代，弱国被强国的枪杆子所统治。全球化时代，弱国被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即所谓国际惯例所统治。所谓的全球化是美国人精心设计的世纪大骗局，是充满了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血腥陷阱。全球化的格局只对富强国家有利，贫弱国家则极易遭受利益的损害。
摩罗认为，中国崛起，就应该勇敢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民福祉，勇敢挑战国际惯例。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扎根于民间，必须扎根于民族，必须扎根于中国，才能成为勇敢捍卫国家利益的国胆。
摩罗相信：“《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货币战争》、《中国怎么办》、《金融超限战》等书的作者群体是新一代启蒙思想家与国胆，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崛起的中国需要文化自觉与自信。费孝通先生虽然是西方文化的嫡传弟子，但他始终扎根于中国大地，是中国文化自觉的先驱。他给人类留下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体现了中国文化博大、包容、和谐、共生的真髓，呼吁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文化力量。如此，中国人才能自信地站起来。
摩罗语录（摘自摩罗著《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
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同胞不爱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值得每个国民为之自豪的共同体，而不要让它成为少数人的私货。
五四那一代中国精英人物，虽然个个为寻找中国的前途殚精竭虑，可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实际效果也许是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
最无能的男人总是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最无知的精英总是抱怨大众过于愚昧听不懂他的伟大思想，最无耻的失败者总是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胡适博士三者兼备焉。
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不喜欢的苗头，他们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若是有谁对于西方国家的弱肉强食、穷兵黩武说了一句批评意见，必有一大批洋奴对他拍案而起。若是有人对于国际社会的不公平略有批判倾向，必有一大批洋奴斥之为爱国贼。这种洋奴相，在鲁迅的作品中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西方的种族主义是唯我独尊，中国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却是唯我独劣——他们代表这个种族承认了唯我独劣。
倘若我们的民主化进程能够让人每天看到希望，倘若我们的产业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倘若我们的外交总能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倘若我们的国民总能像这次派专机从甲型H1N1流感疫区墨西哥接回中国公民那样受到尊重，倘若我们的穷人能够享受到稍多一点的公平和帮助，那么，这种崇洋迷外的洋奴思想和逆向种族主义思想就不会具有如此大的市场。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把颠倒的价值理顺过来。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纵使在经济上崛起，也不过是一堆立不起来的银子，这些银子跟国民的福祉很可能关联甚少，因为它们只是为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预备的。
GDP记在中国的统计表上，利润却流进外国人的金库。消耗的资源是中国人的，流出的血汗是中国人的，掏空腰包的也是中国人，只有利润不是中国人的。
在最近两年的金融危机中，一位中国官员壮着胆子说，西方人已经失去了道德优势。这简直是个大笑话，西方人从来就没有道德优势，何以直到今天才“失去”道德优势？可见我们中国人被他们“自由市场”等等道德面纱欺骗了多久，可见我们在这个以枪炮和军事基地统治世界、奴役万民的种族面前跪伏了多久！
金融危机本来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过度掠夺导致的。危机发生以后，全世界的经济体被迫为危机买单。美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为金融危机担当责任。中国本来是发展中国家，在跟美国等强国进行经济往来时，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都没有。可是美国忽然要求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做“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的大国”是什么意思，就是买单能力很强而且买单态度积极的国家。
鲁迅如此折服于一个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人的挑剔和批评，中国读者又如此折服于鲁迅的作品与思想，这条文化传播的纽带，染满了精神奴役的底色。无论这里开出多么美丽的文学之花，花瓣里流淌的汁液永远无法摆脱精神奴役的养料。
跨越五四，回归康梁，从康梁这里重新起步，以“飞龙在天”的雍容豪迈之气崛起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西方殖民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的批评，实际上是强盗对于劫掠对象的批评。一边劫掠一边对劫掠对象进行道德批评和心理摧毁，本是历史上一切强盗集团的惯用伎俩，并无新鲜可言。
中国长久的失败使得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被西方人洗脑了，我们许多人不自觉地成了洋奴，成了西方立场的坚守者、西方利益的维护者。这些人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是西方殖民者给中国造成的伤害的延续。
中国那些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还不愿意接受佩雷菲特的结论。他们已经习惯于按照西方殖民时代的口型卷动自己的舌头，习惯于从中国历史的一切悲惨故事中寻找国民劣根性的证明材料，并用以证明西方种族的伟大和神圣。他们的这种恶习一时还难于更改。
西方国家500年来每天都用铁蹄糟蹋别人的家园，每天都用炸弹毁灭别人的河山，他们每天都在制造九一一事件。世界上只有欧洲人及其后裔才是真正的嗜杀狂。
你看那义和团，不但排外，还喜欢装神弄鬼，多么没有理性。你看那大跃进，就那傻冒水平，还想着赶英超美。一百年来，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类似指控无穷无尽，蔑视、鄙薄之情溢满胸间。
屈辱之中谁都容易狭隘，仇恨之中谁都容易凶残，困窘之中谁都容易荒谬。
一个人越是激烈地批评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就越是觉得自己光荣伟大，这是殖民地居民讨好殖民者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既然谁都曾经被征服，谁都曾经在屈辱的境遇中卑屈地残喘，那么为什么人们偏偏强调中国的屈辱历史，偏偏突显中国人的奴性呢？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可是所有那些惨遭屠戮和殖民的民族都不得不从血泊中爬起来，在屈辱的殖民模式中继续繁衍生息。
我们像一个虔诚的孩子，循规蹈矩地期待着国际社会的一句认可与表扬，最好还能得到一块奶糖的奖赏。我们等了三十年也没等到一句表扬，那块奶糖更加缈不可及。相反，我们书包里原有的奶糖大多都给塞进了强国的口中。
五四启蒙运动完成了将西方文化供奉在道德神龛里的文化工程，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完成了将西方种族和西方国家供奉在道德神龛里的文化工程。
那种花一百元把自己灌肥，再花一千元给自己减肥的生活方式，是比裹脚布和贞操带更为荒唐丑陋的文化。
有的极端分子甚至遗憾当初英国人和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殖民战略为什么没有获得全面成功，进而为中国没有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痛苦得仰天长啸。他们向苍天祷告，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他们几乎坚定地相信中国人就是劣等民族，我们只有拜倒在西方国家的脚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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