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意味深长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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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意味深长的历史教训

作者:丁咚 2010-4-19 22:14:15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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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意味深长的历史教训

丁咚 文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破坏性尽人皆知,是中华民族的千古浩劫,对人性的摧残与对经济社会的摧残几乎相比肩。以往的论者多数从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入手研究它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动荡和灾难。毫无疑问,他们的立场都属于“政治正确”。凡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特别是由于各种原因受到迫害的和打击的,都对文化大革命反感,甚至恨之入骨。它被视为毛泽东一生最大的错误,也是公众对他的功过评价最具争议的部分。

但这里笔者要提请公众注意的,不是那些显而易见的道理,也不是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不是有关它的一系列或深刻或浅薄的观点,而是从历史的角度,请智慧的公众反过来看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以及它所造成的震撼性后果,是不是有着内在的必然原因,是不是有可以让人“理解”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些对现实政治具有警醒作用的教训?如果我们的公民能够抛弃狭隘的感情因素,摒弃不理智的仇恨情绪,看看那些岁月里沉浸在斗争的狂热中的人们,彷佛还能感受到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热情和激情,那种为了某种目标奋不顾身的精神?是什么支撑他们这么做?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是什么?历史的迷雾背后究竟是什么?

领袖的号召,对领袖的迷信和忠诚,无疑是大量公众卷入文化大革命,充当前锋和炮灰的一大重要原因。起码在最初的阶段是如此——支撑他们对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开展斗争的力量来源于领袖的呼唤。那么,随着运动的深入,公众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的残酷性和疯狂性令人发指,一些出格的、过分的做法更像是一种发泄和复仇,而不仅仅是一种“斗争”。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红卫兵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

李立三、储安平、傅雷、翦伯赞、李广田等各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遭受无情的批斗殴打和人格侮辱,备受折磨和迫害,最后都以死明志。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虐待和迫害。刘少奇、王光美从中南海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他的每一次答辩,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所打断,随之,一本本语录本劈面打来,刘少奇鼻青脸肿。批完后,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象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走回了办公室。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和国主席,党内二把手,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却在惨遭侮辱后回到办公室拿起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文化大革命所展现的非人世界,如非亲历,断难想象。后来者只能通过时人留下的只言片语以及历史学家曲笔写下的残章中得到一些讯息。人民对那些批斗对象的疯狂、变态,难道仅仅靠对领袖的忠诚就可以解释吗,仅仅说他们痛恨反动派、牛鬼蛇神等等称号的“坏蛋”说得通吗?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说到底,这些人和他八竿子打不着,或者即使相关,也无深仇大恨,无须如此。那么,在万千公众对那些往日的领导者、那些专家学者甚至老师进行精神的、肉体的折磨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也许饱含了莫名的刺激和快感吧。一种久已积郁的情绪得到了合适的渠道宣泄,何乐不为?何其痛快?看吧,这些人,平日里高高在上,现在被我打倒在地,踩在脚下,猪狗不如,一种胜利的翻身的愉悦,令他们愈加变本加厉,无所不为,以求其惩。

中共推翻蒋介石集团,建立新的国家,打破了千百年的政治文化传统,建立了新的政治文化谱系和话语体系。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之时,中共建政已达17年之久。但随着时日推移,革故鼎新后的蓬勃朝气和清廉风气,被一些庸俗主义的官场习气所替代,并且逐渐形成新的官僚体系和特权阶层,与广大公众的距离越来越大,官民关系日趋紧张。此外,中共还十分注重掌控话语权,垄断话语权。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以外,不允许异议的产生和流播,否则就是犯禁。公众长期在此种政治体制之下,一则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规定在实践中得不到体现,日常生活被官僚系统所控制,行动不自由;二则官方掌握了话语权,言论亦不自由。行动和言语俱受限制,一天两天尚可,长此以往难免压抑,以至产生怨愤之情。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好给处于苦闷之中的公众一个发泄郁闷情绪的通道。一场人性的灾难就此喷涌而出,一发而不可收。公民的狂热情绪将一切是非、善恶、黑白、真假撕得粉碎,人性沦丧,山河失色,几乎再造了我民族性,将人心推向深渊!什么“全面专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越乱越好,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群众”、“将他推倒在地,再踏上一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等极具特色的时代语言纷纷出炉,一时蔚然成风。 对人的言语的、暴力的摧残上演了一幕幕人间地狱的惨景 。公众的愤怒之火通过无所顾忌的手段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把那些平日在上面装腔作势、志得意满、自鸣得意的人物拉下神坛,接受人民的宣判,何其快哉!

文革中告密之风盛行,堪称蔚为壮观。其波及面之深广,影响面之巨大,告发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对人性的摧残之残酷恶毒,历史上罕见其匹。告密是专制政治的产物。历史上凡是不自信的统治者都想通过告密这个百试不爽的秘术加强对人民的监控和钳制。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皇帝武则天制作了铜匦——一种精密的告密器具——鼓励天下人检举揭发告密,以为自己专制统治之用。其中最具戏剧性的地方,是铜匦的发明者鱼保家以及以告密起家的来俊臣,最后的下场竟是被告密者所害。中共历史上的历次整党运动,都与告密之风密切相连。有多少无辜之人不明不白地死于他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到了文革期间,这一做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事、朋友、亲戚、邻居甚至父母兄弟等至亲之间,相互告密,以求害人以自保,整个社会为此分裂,人人自危,人民之间互不信任,人际关系冷漠,而某些人从告密中铲除了敌人,得到了好处。

虽然文革已成为历史,但公众对僵化官僚体制和官民对立变相的愤怒和反抗,以及由告密带来的人性的堕落和人伦的迷失,似乎教训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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