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大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

　　(1908.11.19～1969.06.03)

　　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山市萝卜冲。

　　1925年05月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0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后来编入炮兵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1927年05月，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了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将军领导的反击军阀夏斗寅叛军的作战。

　　1927年07月，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炮兵营任见习排长。

　　1927年08月，在江西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曾任11军25师75团排长、代理连长,参加了会昌和三河坝等战斗。后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

　　1928年06月20日与邹靖华结婚。后担任过清河县公安局局长等职。

　　1929年05月，在国民革命军驻芜湖部队担任下级军官，从事兵运。10月，被中共中央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

　　1930年02月，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先后任军参谋长,第17师政治委员和师长等职。参与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多次率部参加反"围剿"作战。

　　1932年春身负重伤，后赴苏联治疗。在苏联期间，曾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

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从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培养抗日军政干部。

　　1941年01月，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后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 2军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偏关一带，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历任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太原第三小组、驻本溪第二十九小组少将代表。

　　解放战争初期

　　1946年06月，任晋绥野战军代参谋长兼独立第二旅旅长，

　　1946年11月，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

　　1947年08月，率3纵队西渡黄河，改属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参加了沙家店、延（川）清（涧）、宜川等战役。

　　1949年01月，任军长，

　　1949年07月，任第2兵团司令员，在围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的扶眉战役中,率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为保证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继而挥师西进,攻破兰州南山敌军主阵地，抢占黄河大桥，与第19兵团全歼城中守敌，解放兰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6月，受命组建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曾先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9年0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6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

　　著有

　　《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1939)

　　《论新战术》(1940)，

　　《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1985)。

许光达是最年轻的开国大将。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反“围剿”、创建革命根据地、培养军政干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解放大西北等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 　　一世英名天下扬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善化二都萝卜冲（今长沙县黄兴镇光达村）。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19岁的许光达与数名黄埔同学追随起义部队，曾任排长、代理连长。在三河坝战斗中，他率领数十名战士，冲入国民党军队阵地，杀开一条血路，并率部鏖战3天3夜，掩护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安全转移。此役使初出茅庐的许光达初露锋芒，朱德高兴地说：“这个娃娃连长打得好！” 　　1929年至1932年，许光达跟随贺龙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师长、政委。曾指挥十七师官兵与国民党军数次激战，保证了红二军团指挥部顺利转移。事后，军团的同志们激动地说：“是许光达救了我们！”

　　1932年，许光达在瓦庙集战斗中身负重伤，被送往苏联治疗。在苏联5年间，许光达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等大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学术功底。他是10位开国大将中两位留学生之一（另一人为萧劲光）。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光达毅然回国，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被誉为“抗大四杰”之一。

　解放战争中，许光达先后任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一野）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率部转战大西北，一路斩关夺隘，周恩来曾用“功不可没”四个字概括他的卓越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许光达即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出任装甲兵司令员，受命组建军队装甲兵。他励精图治，从严治军，提出并践行“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著名口号，很快组建起一支年轻而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并入朝参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装甲兵之父”。

　　1969年6月3日，许光达含冤逝世。1977年6月3日，在许光达含冤逝世8周年的日子，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平反昭雪，并于6月21日，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2005年，许光达的出生地长沙县萝卜冲改名为光达村，长沙市委、市政府重修许光达故居，修建许光达生平事迹陈列室馆和“让衔碑”，供人们敬仰。

  　　许光达的卓著功勋彪炳史册。

　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根据许光达的赫赫战功，经由中央军委的认真评定，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这本是一件值得荣耀的喜事，可许光达不但没有欣喜，反而深感不安。他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以及更多叫不出姓名的战友都牺牲了！我头上的这顶乌纱帽就是建立在他们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已经得到了很高的荣誉。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于是，他多次找贺龙等老首长表达自己的想法，要求降衔，但均未获得同意。无奈之下，他提笔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分别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书面“降衔申请书”，诚恳地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后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举着许光达的这份“降衔申请书”，慷慨激昂地对身边其他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为了尊重历史，党中央、中央军委没有同意许光达的申请。降衔未果，他又另辟蹊径，恳请降低行政级别。鉴于许光达的“执拗”，党中央、中央军委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最后，10位开国大将，9位定为4级薪金待遇，只有许光达定为5级。 　　虚怀若谷，淡泊名利，可以说是许光达高风亮节的缩影。

　　许光达具备很强的政治和军事才干，又精通汉语和俄语，晓悟中苏两国国情。1935年2月，他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作为苏联方面的代表，赴新疆调解马仲英与盛世才之间的矛盾。圆满完成任务后，许光达于1936年1月回到莫斯科。苏联边防军司令员对许光达完成任务非常满意，又知道他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因此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在苏军中服务。但是，为了报效祖国，他断然放弃了优裕的待遇，拒绝了苏方的盛情，毅然回到了烽火连天的国家　其时，为了答谢许光达，马仲英曾送给许光达七两多黄金以作个人路费，但许光达分文未动，悉数交给了共产国际经济管理委员会。并提议：“请将此款，交救济会，转交中国的救济会，去帮助前线上罹难的战士。”

　　战争岁月，许光达是如此朴实，和平年代，许光达风格依旧。

　由于严重的风湿病和枪伤复发，许光达左半身处于半瘫痪的状态，为了减轻他的痛苦，保健医生建议装甲兵机关管理处将许光达原来的硬板床换成沙发床。1956年的一天，管理处给许光达家送来了两张沙发床，床一架好，许光达便开心地坐在上面舒服，乐哈哈地说：“不错嘛！跟宾馆的一样。”并随即对夫人邹靖华说：“交钱！”管理员连忙说：“这属于营具，我们有发票，可以报销。”“自己睡的床，报什么销？”许光达说完，叫夫人立马照单付钱，并当场把发票撕碎，而这笔花费差不多是他两个月的工资。

　 许光达对儿子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常告诫儿子：你不许打着我的牌子到外面去唬人。在学校的表格里也不要填我的名字。一旦人家知道了你是我许光达的儿子，就会给你许多照顾。这对于你的成长并不好。” 许延滨则严守父训，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登记表中家长一栏都填母亲邹靖华，也从不向外人透露自己父亲的身份。在八一学校念书时，每逢周末，学校门前便停了很多的小车来接子弟回家。而许延滨总是背着书包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许光达对自己要求是那样严格，对别人却是十分宽容。1963 年夏，许光达因患眼疾麦粒肿住进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需要手术治疗。主刀的是一级眼科教授张福星。不料，张福星在给许光达做手术时意外地碰伤了他的角膜，致使其眼睛红肿起来。此事被中央保健局“高度重视”：一、追查责任； 二、许光达马上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三、写出事故报告。一时，医院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解放前曾在上海当过私人医生的经历使张福星压力更大。见此情景，许光达心里过意不去，反过来一个劲地安慰他：不用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同时，他对中央保健局同志说，工作中出点差错是难免的，对同志要信任，不要上纲上线，更不要保卫部门插手，否则问题就复杂了，就会把他的政治生命断送掉。并明确指出：一、不转院，仍住解放军总医院；二、仍请张福星教授治疗；三、不要追查。暖人的话语，令60多岁的老教授泪流满襟，也让人们看到了许光达的宽阔胸怀。

装甲司令柔水情

　　 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曾说过:“结婚对军官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不可能既当好军官，又当好丈夫。”此话应该说不无道理，但许光达却既是横刀跃马的大将军，又是柔情似水的好丈夫、好爸爸、好首长。他用自己的毕生诠释了“无情未必真豪杰”！ 　许光达夫妇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一直是人们的美谈。

　　许光达与邹靖华是1928年10月在家乡结婚的。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他们结婚才10天，许光达就被长沙警备司令部以“匪犯”、“共党分子”罪名而通缉，只得匆忙告别新婚的妻子，踏上了艰辛的革命征程。不曾料想，这一离别就是整整10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光达从苏联回到延安，先后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38年8月，邹靖华带着许光达的妹妹许启亮也来到延安，被分配在抗大四队女生二队学习，这对恩爱夫妻才有幸重逢。10月14日，他们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许光达写下激情奔放的日记：我俩结婚已经整整有了10年，然而我们相聚的日子仅仅2个月零21天。不知流了多少的伤心泪，也曾受尽了艰苦与辛酸，但丝毫也不能摧毁我们铁的心愿。在生命的征途上，还会遇到狂风巨涛，像从前一样的冲破，我们永远会感到骄傲和自豪！在结婚10周年的日子，写给我的泽（邹靖华原名邹靖泽）以留后念。字里行间，许光达的柔情淋漓尽致。　　邹靖华体弱多病，许光达总是关怀备至。在家，许光达不让妻子干重活；在外，人们总可以看到这对老夫妻相互搀扶的身影。装甲兵机关安排看电影，每次许光达都是挽着妻子的手，先安顿她坐好，然后自己才坐下。

　许光达不仅对邹靖华疼爱有加，还特别注重邹靖华的“对外宣传”。每逢重大外事活动，他总是劝夫人一同参加。起初，邹靖华顾虑重重，许光达就总是“软硬兼施”：怎么能不去呢？！各国武官都偕夫人参加，我是国防部的副部长，身边没有夫人陪同，能行吗？人家还以为我没老婆呢！几分诙谐中透着十分的诚恳。“可我?”邹靖华欲言又止。许光达仿佛猜透了夫人的心思。“‘糟糠之妻不下堂’！你我是多年的夫妻，这是最好的展示。” 　　许光达一方面对邹靖华生活上体贴入微，一方面又特别维护她在家庭中的权威。许延滨有了女朋友，要请爸爸参谋参谋。许光达问儿子：“和妈妈谈了吗？”“还没有。”“那这样吧，你先和妈妈去商量商量，妈妈同意，我就没意见。记住，内事不决问妈妈，在咱们家里，真正一家之主是妈妈。”

　　 许光达和邹靖华除儿子许延滨外，原来还有一个女儿，可惜只一岁多就在战争环境中夭折了。 　　那是1942年5月，敌后根据地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许光达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o师第二旅旅长，以后又兼任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许光达、邹靖华夫妇把未满3岁的儿子留在延安保育院，刚刚断奶的女儿玲玲则被带着踏上了布满荆棘的征程。一路上，由于缺医少食，小玲玲饥饿难当，又不幸患上急性肠炎却无药可医，等到许光达闻讯从妻子手里接过女儿时，小玲玲已是奄奄一息。许光达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企望用自己的力量从死神手中夺回自己心爱的女儿。然而，小玲玲在爸爸温暖的怀抱中永远地睡着了，许光达亲手把女儿葬在黄河边一个小小的山头上。女儿走了，只留下一张甜甜的照片，许光达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随身携带的党章中，直至成为贴身遗物。七尺男儿的满腔柔情尽显无遗。 　　

　　从1938年许光达与邹靖华团聚，一直到1969年许光达含冤去世，夫妇俩始终相濡以沫，相伴相知。邹靖华的贤内助美名也广为传颂。 　　为了了却许光达让衔的心愿，邹靖华帮他出谋划策，在降衔不成的情形下提出降低行政级别，终于使他如愿。

　当许光达的亲戚中有什么让许光达为难的事，邹靖华总是主动站出来为他解围分忧，甚至“背黑锅”。　　1950年，许光达带着22位同志开始筹建装甲兵，邹靖华就是其中之一，她担任装甲兵机关党委书记，按理说也是装甲兵的创始人之一。但当1952年中央决定大批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时，为了让担任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在干部面前说话更有号召力，本来十分舍不得也可以不转业的邹靖华带头脱下心爱的戎装转业了。被彭德怀称为“ 我军优秀的高级转业干部”。

　　2004年5月19日，享年93岁的邹靖华在弥留之际给儿子、儿媳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嘱：

　　一、我走了，遗体由我所在党小组的同志和家人送到八宝山火化了事，此外不要麻烦军队与地方的各级领导和其他同志。　　二、我走了，不要搞什么仪式，搞仪式会打扰许多人。老年人来了会伤感，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中青年人来了，会耽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搞仪式会花好多钱，花的又是公家的钱、人民的钱，我感到心痛。

　三、我的存折还有两万五千元钱。你们拿出一万元钱，替我交上最后一次党费。剩下一万五千元，到你们爸爸100周年诞辰时，替他出一本书，把他过去的那些文章印上，分送给他生前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的晚辈和朋友作个纪念。这件事，我办不成了，感到是个遗憾，你们要替我办好。

　　许光达和邹靖华的真挚情感非常人所理解，更非常人能做到。 　　铁骨铮铮大写的人

　　许光达性情豁达，大度容人，但也有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

　1966年11月28日，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来到装甲兵机关找许光达，说是刚从工程兵调来的装甲兵黄政委在工程兵学院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检点，还有‘三反’言行”。提出要和装甲兵的造反派一起，在院内开批判大会。并要在批判大会上给黄政委戴高帽子、挂牌子。许光达说：会可以开，意见可以提，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最后，许光达和红卫兵们达成“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同志都到会。

　　批判会开始后，红卫兵代表首先发言。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冲出几名红卫兵，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纸糊的高帽子要给黄政委戴上。“不许胡来！”见状，许光达一个箭步冲上去，严厉呵斥。 : F; N" I0 m. x

　　 “这不关你的事，走开！”红卫兵用力推开许光达。 　　“你们不守信用，还是军人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他边说边上前去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心脏病突然发作，昏厥过去。经过紧张抢救，许光达才慢慢恢复。

　　这次事件让人们领略了许光达将军鲜见的“肝火”。

　　1967年1月16日，身患重病住院的许光达回装甲兵司令部主持了一个重要会议后，正准备回医院作治疗，突然被一群造反派带到装甲兵俱乐部：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职权的罪行。面对这一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滑稽闹剧，许光达胸襟坦荡，义正词严：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谁都知道，搞兵变是要准备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挂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铿锵有力的几句话镇得问话者哑口无言。

　　接下来的日子，中央专案组为逼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等罪名，常常是将他打得昏死过去。在前后1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是罚站、弯腰、请罪轮番进行，其中一次长达3天3夜。

　　连续不断的人身折磨，使许光达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可是，专案组不但不给他治疗，反而“穷追猛打”，扬言对许光达要“继续作战”，要“刺刀见红”，“拿下许光达，向九大献礼”，叫嚷着“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

　　非人般的折磨丝毫没能让许光达屈服，相反，在淫威面前，许光达更显英雄本色。1968 年 2 月 15 日，孙女出生，为了给铁窗中的许光达带去一些家庭的暖意和希望，邹靖华拍了一张小孙女的照片，让炊事员利用送饭的机会带给许光达。望着孙女的照片，许光达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突然，看守猛地一把夺过照片，扔到地上，恶狠狠地说：“狗崽子的照片，长大了也不是好东西，也是个反党分子！”“你给我捡起来！”这下，平时和颜悦色的将军被激怒了，震慑着看守乖乖地将照片捡了起来。 0 y/ u9 R% x7 O- z% ^" o

　　“身经百战驱虎豹，万苦艰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也心甘。”后来人们在整理许光达遗物时，发现许光达怀里揣着的一本浸透了汗渍的《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赫然写就着这样一首铮铮誓言。这就是许光达的胸怀，惊天地，泣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