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方言汇集

　　上海小市民芝麻大点的事儿也会搬出来在人前炫耀一番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别苗头”了上海人尤其爱面子，“面子”问题是上海人的大问题，有时候钱财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扎台型】

　　上海人的“扎台型”说得好听点是争强好胜，说得不好听点是自我感觉太好了。上海小市民芝麻大点的事儿也会搬出来在人前炫耀一番，如“阿拉上个月去泰国白相睐！伐要太开心哦！”“阿拉今朝穿的新裤子，灵口伐？崭口伐？”

　　台型原本指表演艺术中的舞台造型，旧时有些艺人为突出、抬高自己的“台型”，出资收买观众为自己捧场，讲作“扎台型”。而有些艺人演出不力或者失手，被台下喝倒彩就如戏台倒坍一样可怕，所以“坍台”、“坍招势”自然就是丢面子了。

　　解放前常有有钱有势的戏迷票友，为了追捧自己心仪的角儿，不惜动用重金给足“台型”。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记载，1921年著名京剧演员余叔岩来沪参加赈灾义演，同台献艺的另有程砚秋，当时沪上程派戏迷为数众多，他们除了赠送大量花篮、银盾、缎幛、诗文以外，还觅得高约三尺的大银瓶一对，并刻以上下款，插上大花枝，在程上场前，分置台口左右。余派戏迷见后，发誓要压倒对方，便临阵派人四处寻购更大更气派的银瓶，结果真搬来一对高过三尺的大银瓶，并重新上光上色，于余氏上台之际将其置于台口，因高过前者数寸且崭新，故更加白光耀眼，台下为之热烈叫好，可谓“台型扎足”。

　　不怕“坍招势” 的人一定不思进取，相反好“扎台型”的人一定上进心强，对于一座城市，这是一样的道理。这两年让上海“扎台型”的事情很多，比如APEC会议，比如大师杯网球公开赛，2010年世博会……但是有些上海小市民“鲜咯咯”扎台型扎过了头，未免就让人反感了。很多外省人就抱怨上海人动不动洋洋得意说“阿拉上海怎麽怎麽好”，有一回几位山东朋友来上海，遇到个上海司机，人很热心，但是他们实在受不了司机那些个“扎台型”的话，一会儿“阿拉上海有东方明珠！你们有伐？”一会儿“阿拉上海有金茂！你们有口伐？”搞得几个山东大汉一路上“胸闷”像“养媳妇”一样抬不起头。

　　【别苗头】

　　凡是上海人都喜欢扎台型，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别苗头”了，尤其是上海女人。

　　“别苗头”最初指农村庄稼汉比谁家的稻苗长得好，后来才渐渐变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词。最近在上海举行的什麽风尚大典，就是一个娱乐明星别苗头的 “庄稼地”，一个个明星得意洋洋从地毯上走走停停，供人品头论足，仔细想来这些光鲜的姿态背后，却也有著一点比试虚荣的农民意识。

　　女人之间攀比虚荣可不光是在“卖相”上，那些有知识有思想的，也是争先恐后“别苗头”，比如前两年上海风头最健的两位美女作家，据说就争得不可开交，还在公共场所比划拳脚。这样的“文化女人别苗头”在上海是有传统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那一批“小姐作家”，就相互之间作矜持状，各自谈及同时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让：“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读”，“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看”，苏青与张爱玲则互唱互和仿佛唱双簧：“只看张爱玲”（苏青语），“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张爱玲语）而苏青在《续结婚十年?苏州夜话》里，则用了只有女人才具备的尖刻，把关露描绘成一个“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并且“对男人有幻想”的老姑娘

　　【有面子】

　　爱面子是中国人的传统，上海人尤其爱面子，“面子”问题是上海人的大问题，有时候钱财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旧上海有势力的少爷如果看上了哪个舞女，她决不可以拒绝，否则就是不给少爷“面子”令其“坍台”，那麽她的后果不堪设想，搞得不好，是要遭泼硫酸的。

　　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更是深谙“面子”的重要。

　　蒋介石发迹前，曾在上海向帮会大亨黄金荣投过门生拜过帖子。事隔十多年，显达后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再到上海，并要去拜访黄金荣。黄金荣通过杜月笙得知这个消息，自然脸上有光，喜不胜收：“阿元！（蒋介石原名瑞元）阿元要来啦！他还记得我？有良心额！我当初就说阿元好！”徒弟做了大官，师傅自然是要送见面礼表贺，可旧徒的地位今非昔比，究竟送什麽好呢？送金条吧，不伦不类，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好象斗富；送大金匾吧，也不妥，招摇俗气。黄金荣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倒是杜月笙脑子“活络”：“总司令现在什麽最重要？”黄金荣：“你说什麽最重要？”杜：“面子！”黄：“面子？这面子重要又怎麽样呢？”杜： “我们就送给他面子！”杜月笙鬼灵精怪出了妙法，黄金荣茅塞顿开，蒋介石到上海后，黄金荣先托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送去一件“重礼”，蒋介石收下礼一看，喜出望外───“重礼”就是他当年投门生时的帖子！而当时还是虞洽卿带他去投黄金荣的，正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此物归原主可谓“给足他面子了”，既卸除师尊的架子又不失得体派头，使得双方都有“面子”，事后黄蒋重逢心照不宣，皆大欢喜，而杜月笙也因“退帖”与蒋介石挂上了钩。

　　【卖相】

　　时髦的上海人讲究“卖相”，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说法，号称“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是“衣冠世界”，1873年4月7日的《申报》上《申江陋习》一文中例出“七耻”，其中第一耻就是“衣著不华美”，可想而知，上海人“以衣取人”由来已久。

　　懂得穿衣使上海人在全国人民面前“扎足台型”，曾经有一首上海民歌：“乡下小姑娘，要学上海样，学死学煞学不像，等到学来七分像，上海已经翻花样。”这样的民歌虽然有歧视外地小姑娘之嫌，但也有依据，即便解放后很久中国仍然延续了“穿在上海”的流行语。

　　【额角头】

　　“额角头”是上海人迷信的“运道”，“额角头碰到天花板”经常被用来形容那些中了福利彩票大奖的朋友。

　　额角头是人人皆有的，上海人却有两个额角头，一个是有形具体的“脑门儿”，一个是无形抽象的“运道”，前者即使撞开花也不无关大体，后者可就关系重大。在旧上海有句俗话：“额角头上有三盏火。”所以不许女人的手指头在额角头上乱戳，生怕把火戳灭了，成了“触霉头”。经常有人用手在额头上轻拍三下，然后咳嗽一声，说那样使额角头的三盏火更旺，一切鬼魅霉运都要退避三舍。而有些戴帽子的人很慎重，到了室内脱下帽子，不敢随便放在靠背椅上，因为男人忌讳帽子被女人坐过后戴到头上，如果女人刚好来例假，身上的晦气会被帽子带到额角头上，把三盏火扑灭。这样的想法未免荒谬，这样小家子气的男人简直好被赶出上海了。不过从中可见，上海人对“额角头”的重视不一般。

　　【十三点】

　　常省作“十三”，是上海人异性间使用率最高的词之一，也是上海话中微妙的润滑剂，其间的妙处，也只有上海人能体会到。

　　沪人常以“十三点”隐指“痴”，形容人做事没脑子或举止轻浮，也指口无遮拦、傻得可爱，象赵薇扮演的“还珠格格”恐怕是最标淮的“十三点”了。但是，当这个词在异性间跳出来时，它的意思就变得暧昧起来，表面上是骂人痴头怪脑，实际上却不是真的怪罪，而是“嗔怪”，也就是说不是鲁智深打蒋门神的“煞勃勃” 一拳头，而是王熙凤扇琏二爷的爹溜溜一记耳光。所以，“十三点”多半出自女人之口，骂的时候往往女人脸上笑眯眯，眼里泛著“侬哪能格能噶额啦”的挑逗光芒，被骂的男人也常常骨头更轻。比如有一位四十好几的彪形大汉，在大庭广众与老婆卿卿我我，并喜老婆唤自己为“女女”，这样的男人谁见了都忍不住在心里送他“十三点”，但是他老婆当面抛一句“十三点”就好像当众给他发一张奖状一样，顿时立刻他脸上有光。

　　【申报纸】

　　原来指《申报》，是英国人美查于1872年4月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报纸，从创刊号到1949年5月终刊，历时77年，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 1887年《申报》连续追踪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之后人们把《申报》或其它的报纸一概称为“申报纸”。

　　上海以前有很多回收旧报纸的在弄堂里咬喝“申-报-纸有口伐”，而现在上海著名的周报《申江服务导报》也常被简称为“申报”，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一听“申报”，往往会问：“是从前的《申报》又複刊了麽？”

　　【杀胚】

　　“杀胚”这个词，在上海小青年中普遍流行，一听就是“五斤沆六斤”杀气腾腾、横衝直撞，难怪是用来形容鲁莽。在上海的公共场所经常目睹这样一幕───模样小家碧玉的女骇突然对著手机嚷道：“侬只戆巴西（死）到哪里去了？！”见者暗自夸道：“格只女人杀胚额”。

　　如果要举出上海滩上最“杀胚”的形象，恐怕要数申花队以前的“范大将军”───范志毅了，他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扛著一副“千斤顶”肩胛，头发上汗淌淌滴，手朝前一指嘴巴噘起仿佛开射火箭炮：“侬册那───！”“杀胚”不是专门用来形容男人的，上海开埠后流入很多洋妓，当时在国人看来就很“杀胚”：“其人大都厉齿蓬头，无异夜叉变相，狮王一吼，见者寒心。”如今风水轮流转，女孩“杀胚”反而流行起来，还美其名曰“野蛮女友”。

　　混腔水】

　　“混腔水”是个充满海派特点的上海方言，意思是“随便马虎、办事不认真”。“腔水”本是英文中“Chance”的发音，“Chance”就是“机会”的意思，上海人在“Chance”前加个“混”字，“大锅饭”一代人的精神特质就被“混腔水”生动划出来了。

　　“文革”期间，不少工厂生产不佳甚至停产，不干活的工人可以领到与日夜忙碌者一样的工资，于是很多人觉得不干活又能领钱反而省事光荣，到了80年代，这种好吃懒做“吃集体大锅饭”现象在国企里比比皆是，上海曾拍了一部电影叫《阿混传》，极尽搞笑之能事，讲的就是大家混日子的故事，里面那个男主角阿混对待一切都是“混”，上班靠偷懒混，考试靠作弊混，恋爱靠吹牛混。扮演阿混的著名演员严顺开天生一副“混腔水”的老油条德性，他之前扮演的靠“精神胜利法”混的“阿Q”，同样是电影中混腔水的经典形象。

　　【捣浆糊】

　　随著“大锅饭时代”的淘汰，“混腔水”这个词使用率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捣浆糊”。“捣浆糊”是上海十年来最流行的口头语之一，它是“混腔水”的“升级版”。如果说“混腔水”是被动地稀里糊涂“混”，那麽“捣浆糊”就是主动地随机应变地“混”；如果说“混腔水”是闭著眼睛混，那麽“捣浆糊”就是睁著眼睛混；“混腔水”是没有尺度混到哪里是哪里，“捣浆糊”是心中有数有方向地捣；“混腔水”是非常时期没有办法的办法，“捣浆糊”是大好时代所有办法里最简便的办法。

　　总之一句话，“捣浆糊”是上海人求生存求发展的“万精油”。

　　据说，“捣浆糊”这个词，最初也是出自上海人热衷的麻将桌上。麻将是四人搓的，每人依次捉13个牌，再依次轮流捉进一张，打出一张，当某位牌张成局，即可壶牌，上海话叫“和”。有些牌者大意，把没成局的牌当成壶牌摊牌，但这样的做法次数一多，难免有有意作诈之嫌，北方人称之“乍壶”，南方人称为“佯壶”，而上海人牌友之间虽不乐意，但态度比较婉转，只能客气地训斥为“喔呦，侬又捣佯壶了”，渐渐的，“捣浆糊”这个词就流传开，用来形容那些耍滑头蒙混过关的小计谋。

　　捣浆糊除了要有小聪明，还得有“佯装”的表演本领与“皮厚”的本钱，也就是说，表面内里都要“做到家”。所以，能捣浆糊的上海人都不是“阿木林”。有一回看一场“新音乐”演出，有一支四川乐队表演一首歌，把一句“毛主席万岁”颠来覆去唱了半宿。接下来一位上海的音乐才子更是了得，在台上“啊───”从头至尾一个感叹字，台下歌迷被逗乐了：“统统是‘捣浆糊’的人才！”

　　【吃】

　　大概是因为上海人太看重口腹之事，所以“吃”这个字在上海话中十分“经用”，而且用法多样，单一个“吃”字便是了得，直接明了表现了饮食男女间最深切的情感。

　　上海人表情达意的方式比较微妙，有不温不火、避虚就实的地域特色，上海话中没有“爱”这个字，即使说“欢喜”，也是有些“死样怪气”的扭捏，表达异性间的爱慕避避闪闪，躲来躲去，最后落在了一个“吃”───

　　“我老吃侬额！”“我吃死侬了！”就是“我好中意你”的意思。这个“吃”真是用得好，乍听起来很平然一点不浪漫，仔细一想，竟是赤裸裸的肉麻，有了 “吃”便有了嘴和舌头，那还不把“爱”的感觉彻底表达？───“喜欢”之外更有“要”和“占”的意思。上海男女就这样“吃”来“吃”去，不事张扬却实实在在，男欢女爱的色香味全有了。

　　【吃豆腐】

　　“吃豆腐”就是那个近年来在国内流行的词“性骚扰”在上海的民间说法。男人占女人的便宜，比如摸个手，比如口头上“我老想侬额”，都是“吃豆腐”。“吃豆腐”体现了上海人的“小男人”气，连非礼也只是畏畏缩缩的小动作，一点肉荤气也没有。

　　据说，旧时豆腐店多为夫妻老婆店，丈夫半夜起来磨豆腐，白天由妻子掌柜卖豆腐（这倒很似谢晋导演刘

　　晓庆主演的《芙蓉镇》里的情形），豆腐店老板娘以豆腐为常食，自然生得细皮嫩肉，同时为招徕顾客未免有卖弄风情之举（这点刘晓庆倒没有），引得周围男人以“吃豆腐”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寻开心，于是，吃醋的老婆们不满意了，以“侬今朝又去吃豆腐了？”来训斥丈夫。以后，“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记得在电影《包氏父子》中，小包为了在男生面前显威风，对迎面走来的女生捏了记屁股，这是典型的“吃豆腐”了。如今在上海滩，女人的地位是全国最高的，好“吃豆腐”的男人恐怕只能对不自重的女人“下口”，弄得不好，诸如捏女人屁股的行径要被冠以“性骚扰”的罪名告上法庭呢。  

　　【瘪三】

　　“瘪三”也是由洋泾滨英语“EmptyCents”而来，读作“瘪的生斯”，就是“穷的一个铜板都唔没”。在旧社会，上海被传说成机会主义者的大都会───“上海滩遍地是金子”，捡黄金的白日梦自然会引来囊空如洗的穷光蛋，于是，上海滩遍地除了“金子”，就是一名不文的 “瘪三”。

　　我们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小瘪三”，就是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了。有“瘪三”的环境，必然有世态炎凉，上海人比较势利，任何一个小市民都可以随随便便骂一个衣装寒酸者瘪三，于是，出现了“洋装瘪三”，就是外面天天穿西装，内里穷得叮当响，跟“穿长衫的孔乙己”是一个道理，李伯元撰写的《文明小史》就描写过看似风流倜傥其实日子潦倒的“洋装瘪三”，此人实际上连吃饭都成问题，却偏要整天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永远不换季，给人虚假的体面。这样的人现今也有很多，一身顶级名牌，其实借钱度日，只是现在被叫作“新贫族”。

　　“罗宋瘪三”则是华洋杂居的上海滩独有的，开始 “罗宋”指的是“俄式的”即“RUSSIAN”，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批旧俄贵族、资本家、地主等亡命上海，他们中的大多数为谋生在上海从事低等职业，被唤作“罗宋瘪三”，随他们流入上海的物资，比如罗宋面包、罗宋汤、罗宋大菜、罗宋帽子、罗宋皮鞋等，也一边被上海人视作“不上档次”，一边因为廉价在崇洋的上海人中风行，后来，上海人发现大部分外国人其实都比较小气，就省事地把所有露贫的外国人叫作“罗宋瘪三”，而一切“廉价的、蹩脚的洋物”都被上海人冠以“罗宋”。

　　【揩油】

　　“揩油”是上海人典型的贪小心态，上海人习惯说“有揩伐（不）揩猪头三”。揩油是上海人难改的劣根。

　　话说从前徽州有个财主，富有而吝啬，就是“安徽的葛朗台”，他好撑面子，明明每天吃的是没有油水的青菜豆腐，却每每吃饭后揩一点猪油于嘴角，油光光立在大门口告诉人家：“我家今天吃猪油炖酱肉。”这就是揩油的祖师爷。

　　油是极粘的东西，油与他人接触，总是被他人揩了些去，鲁迅曾经对上海话“揩油”作出这样的描述：“装满油的柏油桶，难免会渗油，有人若想要一张油纸引火，只要用普通纸在柏油桶上揩两下就成了，而不论用肉眼还是以磅秤过磅，油桶内的油都丝毫不会减少。”最早“揩油”也多是风月场所男人对女人的轻佻行为，后来，“揩油”喻指一切占小便宜的行为。

　　价值观上的实惠哲学，使精明的上海小市民们常把“揩油主义”作为堂堂皇皇的“门槛”，最常见的 “揩油”就是公共汽车上的“逃票”，以前上海乘车拥挤，好多人就混在重重叠叠中默然“混票”，如果有个小孩提醒妈妈“阿拉买票了口伐？”做妈妈的往往低声喝道“嘘───口伐（不）要响！”现在上海很多公交车实行自动投币制，照样也有很多乘客“缺角短分”蒙混过关。商店里那些“免费品尝”、“免费派送”总是揩油者们偏爱的地方，在大卖场里，经常看见有些人这里尝一口，那里吃一块，兜一圈下来，一分钱不花肚子倒饱了；再比如好多人坐长途汽车赶到一家店里，花半小时排队就是为了能不花一分钱领一包洗衣粉，更有甚者为了充分地“揩油”，还动员全家老小分头排队“积少成多”。在好几年前一些大型展销会上，外国人常被上海人蜂拥而上哄抢小包装口香糖的场面吓得目瞪口呆。难怪那些做广告的说，巧设名目的广告促销在上海最有市场。

　　【做人家】

　　“做人家”在北方人眼里是嘲笑上海人小气的把柄，在上海人眼里，“做人家”却是不卑不亢的“我不占你一分，你也不要占我一分”的处世门道。

　　“做人家”有节俭的意思，与上海话中另一个字“抠”相近，“抠”与“做人家”常被用来贬人，如已故香港导演李翰祥就认为大明星周璇很“抠”。有一次，周璇去片场拍戏，衝进片场直呼“真气死我了”，原来，她坐出租车来，为了想省钱，快到片场时赶紧叫司机停车，谁知刚要停下，计价器正好又跳两角，“早知道这样，我还可以坐到片场门口，真倒霉，钱也花了，人还走一段路！”我倒以为，周璇如此坦率地自爆其“抠”，是有些老实的。用“做人家”来形容更恰当，因为 “做人家”比“抠”更有些过日子的人间烟火味，这恰恰是上海人理性理财的优点。上海人讲究经济度日，不喜狂放不羁，即便是再好的亲戚朋友间，也不作没有理智地铺张奢费，连张爱玲这样才华横溢的绝代才女，在过生活上亦极度节律，跟好朋友在一起从来是各付各的帐。那些盲目掼派头“我请客”的“脱底棺材”是为上海人所不齿的。

　　【老克拉】

　　当新上海越来越有能力去複制好几十年前的老上海时，“老克拉”就逐渐回到人们的嘴边，变成了一个很时髦的词，以至被用滥。“老克拉”原本是在黄昏里渐渐走开的“离休干部”，不料走著走著，又被是个上海人就要怀旧的后生们拉了回来，变成了如今海派文化的“重要台柱”。

　　“克拉”是解放前的洋泾滨英语，是“Class”的谐音，“老克拉”指那些曾在解放前的上海生活过、家境殷实、讲究生活品质的老人，或者迷恋老上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也可以直接形容某种体面的生活方式。

　　“老克拉”是上海中的一个特殊族群，他们中的很多人见証了上海的沉浮，他们自觉保持了很多既洋派又保守的生活习惯，带有经典意味与雅致气度，他们留恋的场所有华山路上的红宝石、国泰电影院、德大西餐社、华侨大厦等，都是今日新生代们忽视的角落，可以说，“老克拉”印象中的上海已经被覆没了，勉强找到的一些留存可见的痕迹无非也象渐渐衰退的记忆。

　　新时尚弄潮儿心里的“老克拉”却是一个“粘著假胡子”扮深沉的小白领，是一个假想中的“小资情调”，他们想当然地将“老克拉”与烟斗、咖啡、爵士乐、和平饭店、“时光倒流”、“1931”以及无数条新建的“怀旧街”放到一起，然而，克隆时光是不可能的，仿制的经典终归是便宜货，所以，简单的照猫画虎离事实很远。

　　目前被大家熟悉的“老克拉”有根据王安忆著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长恨歌》中小眼睛吕凉扮演的“老克拉”，还有出身豪门曾写出《最后的贵族》的作家树??，以后更有电视连续剧《画魂》中东北汉子刘烨扮作的“老克拉”……而我所认识的一位“老克拉”常年烟酒不沾，勤俭整洁的生活一如装束，使你很难看出他会跳一身老到的华尔兹，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副“雷鹏”金丝边墨镜外，必定有一块叠得方方正正无比干淨的英国“宝塔”牌麻纱手绢。

　　【叉头】

　　上海的出租业是全国最发达的，所以“叉头”这个词随处可听见，假若你初来上海，一出飞机场也许头一个需要学会的上海话就是“叉头”。

　　上世纪60年代初流行把动身走路讲作“叉路”，如出发到某地，就说：“辰光到了，可以叉路了。”那时上海人经济拮据，出租车也少，所以“叉路”通常是走路或者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70年代后，上海人生活水平提高，坐出租车越来越普遍，于是人们把“叉路”的车叫作“叉头”，把坐出租车叫作“打叉头”。民国初年上海曾发生过极为轰动的“叉头血案”：1920年，上海有一叫英莲的名妓，曾在新世界“花国总统”花榜选美中被评作“花务总理”，这麽“风花”的女人往往最容易惹来祸事。一天，一名在洋行任职、名叫阎瑞生的年轻人租了一辆出租车邀英莲外出兜风，阎将车开到龙华后将英莲杀死抛尸。由于英莲的名气，她的神秘被杀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工部局派出大量警力追查，后来追查到亨茂车行一辆带有血渍的出租车，查出阎瑞生曾在案发时间租用，阎被捉拿归案，至于阎杀害英莲则成了市民纷纷地猜测永远说不清的谜。这是上海乃至全国发生的第一起利用“叉头”作案的凶杀案，后来被拍成票房极高的电影《阎瑞生》。

　　【老油条】

　　“老油条”是上海人“韧性”的体现。油条大家都吃过的，刚炸出来的油条松脆可口，但是存放一定时间的老油条就会发软有韧性，不易咬断，于是上海人以“老油条”喻做事拖拉、行为油滑的人，如“碰到你这样的老油条，事体啥辰光做得好？”

　　“老油条”也用来骂那些脸皮厚，不怕别人说的人，比如每个单位里都有天天上班迟到的职员，老板反複警告也不见效，每个月扣他奖金，第二天他照样迟到，十足“老油条”。而那些成天在媒体上风光，被绯闻传来传去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谈恋爱的明星，也有勇于面对、懒得“闢谣”的“老油条”，最油的就是周星驰了，要麽对著记者一脸木讷装傻“我跟谁？”要麽索性牵著“星女郎”大大方方出风头，让你们大家猜去。

　　【洋盘】

　　善打如意算盘的上海人眼里，最弱势的不是病人，也不是文盲，而是“洋盘”。不领市面行情，容易花冤枉钱受骗上当的人，就是上海人说的“洋盘”了。

　　“盘”字的来历跟“钱”有很大关系，“盘”不是指盘碟，而是指中国人算钱的工具───算盘。我们现在知道交易所每天有“收盘”、“开盘”的行情，很早以前的上海，商店每天开门头一件事，就是举起算盘“叱叱叱”地摇，表示“开盘”了，晚上收账完也要摇摇算盘表示“收盘”，而每逢商店大减价，也说成是“大放盘”。“盘”字渐渐成了“价格”的行话。从前商店营业，往往无一定铁价，针对什麽人定什麽价格也就是“定什麽盘子”。顾客进门后，店主会先向他上下打量一番，听他说话的口音，精明的店主一旦发现来的是外乡人或者生客，自然会看作“客盘”，抬高价格。在清末上海的戏院里，外国观众一律加倍收钱，那些老外大多根本看不懂中国戏，还稀里糊涂付出高于中国观众很多的钱，甚至还目迷五色乐滋滋，于是被中国人叫作“洋盘”。后来，无论什麽生意，凡是和洋人交易，很多国人都会带点敲竹杠色彩暗抬价格，把洋人当“洋盘”，直到今天，你去城隍庙之类的小商品市场，还常能看见小贩口若悬河“斩”外国游客，随著上海国际性大都市的开放程度加大，来来往往的洋人也学得越来越“懂经”，越来越精打细算，襄阳路市场的老外们面不改色讨价还价比中国人还在行。

　　“洋盘”这个词也早已不是专给外国人的，它是一切“外行”的代名词，比如曾经遇到过一位老实到可爱的“洋盘”，一次，朋友们一起去锦江拉丁烧烤餐厅吃饭，记得那家餐厅是自助式的，98元一个人，冷菜自己取，烧烤类食物由烧烤师傅轮番送到你面前根据需要切给你。在座有一位男生是从山西汾阳（就是第六代电影导演的旗帜贾樟柯的故乡）来的，他块头很大，胃口也一向很大，但那天他惟吃冷菜，烧烤只吃了一轮，大师傅后来再来，他总是客气推托不要，大家都猜测他是不是要减肥，可是看样子不像啊，因为他每过几分钟吃光了盘子里的就直奔冷菜区装满满一座小山过来，难道是他吃不惯烧烤？直到结帐前坐他旁边的一位女孩暗示他烧烤也是无限量供应的，他才大叫一声“你怎麽不早说？！我以为送来的肉是另外加钱的呢！”

　　【人来风】

　　一个上海人很理智，两个上海人比理智，三个上海人就失去理智了。理性的上海人也有感性的一面，这种感性集中体现在“人来风”，也就是轧闹猛，说得文绉绉一点，就是“从众心理”或者“广场效应”。上海人容易“人来风”，一大群上海人以“人来风”交错互动，就是壮观的“一窝蜂”。

　　据说，早期上海电费和电扇的价格昂贵，大多数备有电风扇的家庭也只有到客人来访时才使用电风扇，叫作“人来风”。之后“人来风”用来喻人，也是“人来疯”的谐音，有了“疯”字，情态自然就好玩了。小孩是容易人来风的，只要人一多，马上兴奋不已，活蹦乱跳“刹车刹不牢”。人来风不分年龄，很多擅开演唱会的歌星就有人来风之嫌，比如台湾女歌手张惠妹，站在台上声音、身体亢奋地不得了，是个典型的人来风。“人来风”是“面对人群从身体里、血液里升腾起的一股热情”，是可以成全人和事的力量，试想如果希特勒面对成千上万的人紧张地犯结巴说不出话，或者一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就想“喔咬───噶多人，头昏睐！”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概也打不起来了。

　　而上海人的“人来风”也成全了很多疯狂的事情，最常见的是在街头，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围来一群人看热闹，每一个来看的人都很激动“啥事体？啥事体？”

　　“啥人闯祸了？”“啊里的？啊里的？”这些人都因为一个不甚明了的原由心甘情愿挤著看热闹，浪费如金钱宝贵的时间，什麽上班、抛股票、约会……统统置于脑后。有一回新闻里报道一条消息，说上百个人在一幢高楼下围观，说是有人在上面要跳楼，但是迟迟没有跳，如此性命攸关的事情当然引来人群，后来人越来越多，新闻车来了，消防队也来了───救人要紧啊！但是要跳楼的人呢，找了半天也没看见，问问围观者，回答不一，有说“太远了我看不清”，有说“大概站在楼那边”，有说“要麽已经被救下去了”，还有说“会不会已经跳下去了？”搞到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人跳楼，是某个人把大楼外广告牌上的卡通人看成要跳楼了。

　　人来风的无理智在于，一件事个别人做没有谁关注，但是参与的人一多，大家就会争先恐后蜂拥而上仿佛热昏了头。如果说围观看热闹这样的人来风不浪费钱倒也算了，最让人看不懂的是，上海人有时候人来风起来连钱都可以不顾。比如买车子大家一窝蜂买，买房子大家一窝蜂买，送小女出国大家一窝蜂送，到阳澄湖吃大闸蟹大家一窝蜂去……人“疯”起来真是一点门槛也没了，比如前一阵一窝蜂吃香辣蟹，算算上海人这麽精明，居然肯大把花钱排队等吃臭水沟里捞上来的死蟹！大家人来风吃死蟹吃了好几个月之后，各家媒体接著登场，一窝蜂狂“打”香辣蟹若干时，然后再有别的风刮起……

　　上海人的“人来风”暴露了上海人优越表面下个体的极度优柔，从众是因为不自信，迷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引用余秋雨先生的话，就是“缺少皈依感……好像有无数的声音在呼唤他们，他们陷入了惶惑……”───于是灵魂深处疾呼───

　　“我到底是啥人？！我到底哪能办啦？！”借外省同胞们的话来反省一下，就是───没有魄力！

　　【作】

　　“作”是上海女人用来对付全世界男人的致命武器。“作”是带有威慑意味的“爹”，是一种软性的暴力。当一个男人在一定距离外看见上海女人时，他看到的唯有“爹”，只有当他走近上海女人的时候，他才能领教“作”。“爹”是女人杨贵妃的一面，花头再多，也是让人浑身酥软的；“作”是女人苏妲己的一面，模样再俏，也是让人背心上渗汗的。

　　上海女人的“作”是千变万化的，可以在饭店里菜都上齐后突然说想去吴江路吃生煎馒头；可以在深更半夜打个电话来逼你大声说“你比某某某还要漂亮！”；她可能会在你掏出几千块钱后埋怨你小气，也可能会在你花费几十块钱后批评你浪费……所有这一切基于她时时刻刻提醒你的一条真理：她是最棒的女孩，而你呢，比你好的男孩有的是。

　　上海女人先天的优越感使她们有足够的自信，深信男人都应该顺从自己，上海女人的“作”显然是被上海男人宠出来的，本质上是心计与无赖的混合。而上海人本身也以此“赖计”为荣，把女人们的“作”吹捧为是“上海女人的魅力”，前阵子上海有台话剧叫《作女》就为“作”涂脂抹粉“扮靓”，虽然那些个不是上海女人的人扮演的“作”更让人胃酸翻腾。

　　【放白鸽】

　　务实的上海人讲究信用，他们的价值观崇尚“门槛精”，道德观则鄙夷“放白鸽”。上海人灵魂里的理性使他们看重契约，讲话算数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年轻人“神志糊之”，年纪大的人会提醒“下巴托托牢”。所以，上海人最头疼遇到不兑现承诺，说话不算数的“放白鸽”，也许是上海人骨子里的精致，居然用了 “放白鸽”这麽优雅美好的字眼来骂那些不光彩的无信无义行为。

　　鸽子放到天上，总会自己飞回原地，借来形容一种貌似美好的骗术，倒也贴切。很早以前的上海话里，凡是“禽类”都不是用来说体面人的，比如老鸨、野鸡、鸭子……这个“白鸽”也不干淨：有些身世不明的不良女子，凭借几分姿色，用甜言蜜语引诱一些男人掏出钱财“买”自己做老婆，嫁过去没几天，“新娘子”就席卷钱财不见了踪影，害得男人人财两空，这样以色为诱的诈骗勾当，就叫“放白鸽”。还有一种“白鸽票”也害人不浅，解放前外国人在上海发行彩票，好多中国人投入血汗钱梦想发财，绝大多数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上了“白鸽票”的当。

　　现在社会上善放白鸽的人也不少，说话最漂亮的往往是做事最不牢靠的，乌鸦野鸡容易识别，最难防的就是那些表面可人的“白鸽”。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娱乐界人士”在上海做“新上海人”，此人是个体制片，诨名“黑哥”，据说他惯于招摇撞骗出了名，更可笑的是，他在上海自家阳台上养了一窝鸽子，天天在家自娱自乐放鸽子，他自己开的公司里老板桌后就挂著巨幅“‘黑哥’放白鸽”照。如此形神皆备的放鸽者，倒也有几分可爱。

　　【谢谢一家门/帮帮忙】

　　上海人交道中最常见的口头语之一，也是最“宽厚”的骂人语，体现了上海人的调侃与自嘲。

　　上海话里有些词语表面看是肯定认同的褒义，其实意思恰恰相反，就比如这“谢谢一家门”，“帮帮忙”，听来那麽感恩戴德的客气话，其实跟“东北人的活雷锋”风马牛不相及，反而是酸溜溜的嘲讽，说的人往往是在吃亏后痛心疾首送给对方，表示“你造的孽我可领教了，以后不敢再上当。”也有毫无办法的自嘲意味，表示“我认了”。

　　中国人是宗族思想极重的国家，古代的法律有诛九族的灭门惨刑，后来虽然社会进步主张“罪不及孥”，然而民间的习惯，终不肯放过别人的家族，所以我们骂人难免要牵涉到人家父母、亲戚，老妈与妹子常常最是倒霉，总是无端受不相干的人诅咒侮辱，不客气些，更会信誓旦旦要去奸污别人的祖宗，这是天大的荒唐。上海人也未能免俗，开口贬人常带著别人家亲戚，这“谢谢一家门”也是宗族思想的表现，仿佛是“谢谢你们家培养出你这样一个混蛋。”所以，如果真要对别人全家表示感谢，宁可费事说：“谢谢你妈妈、爸爸，谢谢你姐姐、哥哥……”或者说“谢谢你屋里厢（家里、家人的意思）”，千万不可说那句响彻的“谢谢侬一家门！”

　　【上只角】

　　估计全国再也找不出第二座城市象上海那样把“上只角”“下只角”分得那麽清了。“上只角”“下只角”已经被上海人喊了一百多年。表面看只是地段概念，根本上却是崇富心理。

　　旧时“上只角”指上海的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848年、1849年英、美、法租界先后在上海县城之北建立，在中国传统方位用词中有“北上南下”之说，所以租界被叫作“上只角”。后来“上只角”泛指上海市区内富裕阶级聚居的地段，反之则被叫作“下只角”。

　　“上只角”观念源自殖民时代的租界岁月，上海人的“上只角”观念很重，直到今天，那些个住在陕西南路、茂名路街区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的娘姨们与修皮鞋的小皮匠，在说到“下只角”时脸上总有颐指气使的优越感。

　　在20年前，如果一个住在淮海路的女孩子跟住在闸北区的男孩子谈恋爱，她的父母恐怕会急得睡不著觉，而那些住在棚户区的小姑娘，天天盼著能够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著名上海作家程乃珊在《穷街使我成熟》中写道：“从这里搭车到‘上只角’，仅仅三刻钟到一个小时的路程，然而环境反差的强烈，在让我吃惊和感慨之余，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上世纪90年代初她的小说被拍成电视剧《穷街》，讲的就是“下只角”的故事。即使在城市扩充更新的今天，很多上海人依然以住在好地段为荣，无奈大刀阔斧的城市建设使许多“上只角”的居民们搬到了陌生的边远地带，象莘庄、金桥等地，在昔日都是地图以外的地方，从一个地图上引以为豪的中心挪动到地图以外的“天涯海角”，这个过程中有失落也有希冀，毕竟时代不同了，上海每个角落都在做“整容”，黯淡的“下只角”该渐渐消褪了。

　　北京有“大腕”，上海有“大户”。

　　法兰西外滩路牌（今中山东二路）

　　【大户】

　　90年代上海股市初兴后，証券商按拥有资金数额或持有股票量的大小把股民分为“大户”和“散户”，并在交易所内设立“大户室”。

　　90年代著名女影星潘红主演的《股疯》就对小打小闹的散户与得心应手的大户有很生动的演绎，记得电影里给人印象更深的还是那些“一地鸡毛”般的“散户”，唧唧喳喳从公用灶头间、弄堂和証券所门口来回聚集，要死要活仿佛随时淮备闹起义。除了《股疯》，当时最生动可见的“大户”形象应该是一个叫“杨百万”的高人。后来“大户”除指股市中拥有大资本的股民外，也指在某方面拥有实力或资本的人，现在“大户”已经不稀奇了，因为爆发户越来越多，要成为“大户”的渠道也很多，不是象以前只有炒股那麽单一，参加电视台的《财富大考场》，或者随便跑到哪条马路边上买体育彩票，也能向大户进军。

　　【大兴】

　　在老派的上海人眼里，贫穷不是可耻的，“大兴”才是可耻的。在新派的上海人眼里，顶级不是可行的，“大兴”才是可行的。

　　“大兴”指冒牌的，不正宗。如“你这只手表不正宗，老是走不淮，是大兴货”。

　　这个貌似兴旺的词本身，就和它的所指一样具有欺骗性，不识上海水土的外乡人一不留神就被它蒙骗。比如有一对山东来的小夫妻，勤勤恳恳在闹市区开了一家家俱店，取名为“大兴家俱店”，店面考究服务周到，就是无人光顾，必定是来客一看这店名不敢造访，惟恐上当受骗。

　　“大兴”一词见于《清门考源?各项切口?江湖类》：“大兴，假的。”早期，“大兴”主要是指成色不足的非真金饰品，后来才用以喻非正牌的伪劣商品。20世纪初，上海曾有一条大兴街，是通往火车站的道路，沿街店面专门出售廉价的“大兴货”。

　　50年代以后，江湖气甚重的“大兴”一词几乎消失不用，但是到了80年代后，随著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一时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大兴”一词成为上海最流行的口语，任何假的差的东西均可以以“大兴”冠之。而现在上海最“大兴”的地方往往是最受欢迎的地方，比如襄阳路集贸市场，那些便宜的大兴货也销路很好，从几十元一只的路易?威登皮包到7块钱一张的盗版影碟，上海人“淘大兴”其乐无穷，毕竟，自己用用实惠就好。

　　【门槛】

　　对上海人来说，门槛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门槛是万万不能的！门槛不精的上海人不是合格的上海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门槛与其他建筑构件一样有等级制度，等级越高的建筑门槛越高，如书院（高等学府）的门槛高达3尺，这种门槛恐怕只适合跳高运动员跨。当时的私宅也被规定了门槛的高度，门槛越高，说明该宅主人地位越高，反之则越低。于是有些贪慕虚势的人私自增高门槛的高度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这种做法是违反封建等级制度的，一旦被告发会遭到惩罚。于是有投机取巧者备不同高度的门槛，平时用高门槛威风，一旦有高官显贵来访，立即拆卸改换低门槛，这样的门槛称为“活络门槛”。

　　后来“门槛”就用来说做事的窍门。也有说上海话“门槛”原是英语“Monkey”的洋泾滨英语，中国人视猴子为机灵鬼，所以“门槛”就是精明的意思。沪语中如果说一个人“门槛精”，就是指此人精明世故，善于算计；如果说一个人有“潮州门槛”，那更是不得了，因为在旧上海有大量潮州人涌入，他们从事鸦片、蔗糖、百货贩运，肯吃苦，敢于经营，是上海客帮中的佼佼者。

　　“门槛”包含做人的窍槛，与上海人打交道，一定要了解上海人的“门槛”。“以小取大”是上海门槛的主心骨，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比如买东西，如果买一整套，上海人会算一笔周密的帐，反複实地考察“货比三家”，然后情愿多跑几趟到不同的商家，分别购来凑成一套，因为这样算下来可以省一点钱。如此“门槛贼精”是外省人尤其北方人难以学会的，甚至被他们嘲笑为不大气，近两年“精明不高明”是最伤上海人自尊心的话，针对的就是上海人的“小门槛”。

　　【马大嫂】

　　“马大嫂”是独特的海派男人作风，“马大嫂”一词是沪语“买汰烧”的谐音，指被家务事套住的人，带著戏谑的自嘲。当海派男人“马大嫂”的名声传遍天下时，“上海男人等于婆婆妈妈等于娘娘腔”的议论从全国各地蔓延开，于是，“马大嫂”这三个字对于上海男人，就如劳模背负的沉重十字架。

　　在上海，男人扮演家务劳动主角的现象甚为普遍，走进上海菜市场，随处可见拎著菜篮子的上海男人们，他们象妇女一样在鸡毛菜油豆腐之间反複挑选，并耐心与小贩们讨价还价，买完菜回家后还要煮牛奶热油条、杀鱼杀鸡、淘米烧菜，上下班之外还要接送小孩服侍老婆修抽水马桶……上海男人仿佛是全世界所有男人中最任劳任怨的。在上海有一定影响的电视片《海派丈夫变奏曲》中的主题歌这样唱道：“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都说男人是顶梁柱呀，谁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干活晚上洗碗，心里苦恼嘴上还唱歌……”几年前，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居心难测地写了《啊，上海男人！》，瞎起劲给“马大嫂”们大鸣大放做“先进报告”，她在文中盛赞上海男人可以买菜烧饭拖地板而不觉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妻子内裤而不觉得自己卑贱，感叹 “上海男人不愧是世界的稀有品种，是新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料，她的感叹让敏感的上海男作家们立即群起斥之，甚至远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也写文章表示“深深伤害了上海男人的心！”后来龙应台讨饶似的又写了篇《上海男人，英国式》，意思是申辩自己“肯定上海男人”的好意。此举依然不被上海人领情，本来嘛，上海男人一向低调，根本不用龙女士来大惊小怪，搞地没见过世面似的，反倒被那些大男子主义的北方人得了取笑的把柄，甚至有人声东击西暗示 “马大嫂”的本质是“妻管严”，曾经有过这麽一个上海“妻管严”的笑话：某上海男子被朋友灌醉，其妻上前“拎”过丈夫，左右两个大耳光，厉声问道：“侬有私房钿伐？───讲！侬有姘头伐？───讲！”丈夫咕哝了一下，摇摇头，于是，妻子对朋友们正言道：“没关系，他没有醉。”

　　面对各种对上海男人褒贬不一的激烈争论，上海的“马大嫂”不知道是感到光荣还是尴尬，遗憾的是，有很多上海男人承受不住压力，气短地“放弃自己的立场”称自己“不太象上海人”，据说连提倡“大文化”的余秋雨先生也曾在某个场合表示“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

　　其实呀，是大男人还是小男人，归根结底还不是女人最清楚？“马大嫂”们不容易的，操劳辛苦还要被外省男同胞们不屑，所幸诸多女同胞们深知个中福滋味，说出了“嫁男人要嫁上海男人”这样的体谅话。不过，随著独身子女一代的长大成人，要那些“小皇帝们”继承“马大嫂”忍辱负重的优良传统，恐怕难矣。

　　【发爹】

　　如果说“精”是上海人的性格，那麽“爹”就是上海人的性情了。

　　“爹”字原意是表示“媚娆故作娇态”，“发爹”自然指娇滴滴撒娇的意思，而那一个“爹”字单从字形看就如一副眯眼撅嘴的脸，甜腻腻地仿佛要开口叫“干爹”，这是一个在上海话中很可玩味的字眼。

　　“爹”的“出身”不是很好，最初常出自地痞小混混之口或者解放前黄色小报，“爹”虽然也有形容相貌姣俏、做事漂亮、上佳精彩的意思，但总归带有小家子气。1962年4月的《新民晚报》上，曾有数位学者为“爹”字发起一场大争论，褒之贬之各不相让。四十年过去，现在人们常说“上海小姑娘最爹了！”仔细想来，岂止是上海小姑娘，“爹”字其实点出了所有上海人骨子里的脾性。上海人惯于安富尊荣，形成了阴柔暧昧的气质，与阳刚豪迈有好长一段距离，“爹”必定与大血性大衝突大革命无关，“发爹”是依附于“太太平平生活，乐乐惠惠消费”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上海人最会“发爹”，上海从根本上就是一座“爹性城市”。

　　比如上海的马路上常见两人吵架，一个车上，一个车下，雄赳赳挥拳咬喝“侬上来！”“侬下来！”围观的人里三圈外三圈，左等右等，两人就是不开

　　打，其实谁也不想真正打架，只是“发爹”。

　　再看上海一切流行的文化形态，都是很“爹”的，文学是“美女宝贝”拍婚纱照发爹，油画是很“爹”的“少奶奶搓麻将”，话剧更是一群“白领”或“旗袍”爹过来爹过去……酒吧更发怀旧的“爹”了，比如有家酒吧特意起个人老珠黄的名字“1931”，里面的所有陈设都刻意营造一种1931年的气氛，每一面牆都不放过，从月份牌，到汽车牌照，各种道具应有尽有，连厕所牆壁上都有模有样挂了一盏小马灯，色泽老旧，仿佛经历了60年的沧桑，照亮过1931年的种种故事。

　　有一日，史学博士朱学勤先生踏入这个厕所，一抬头望见这盏灯───一眼识出这是国营企业上海桅灯厂1969年的产品！“1970年插队下乡时我曾经买过一盏，价格都记得清清楚楚：人民币2元6角8分。”（朱学勤语）1970年的2元6角8分，到了2000年的“1931”酒吧的厕所里，就“爹”成了一只古董。

　　【巴】

　　在上海，被别人说“巴”比被说“笨”更要丢人，“巴”体现了上海人长久以来轻视外来人、农村人的陈腐优越感。

　　据民国《清门考源?各项切口》中记：“巴子”可能是“靶子”的俗写，指在道中无地位的小人物。旧上海警察拦路抄身及工厂抄身工制也被叫作“抄靶子”或 “抄巴子”。先前上海人把初来乍到不懂上海市面的外乡人叫作“巴子”，后来索性把不熟悉城市生活规则的土包子一律称为“巴子”，才不管你是哪儿人呢！在上海大街上常可听到驾驶员脑袋伸出车窗，对乱穿马路的人恶狠狠吼一声“巴子───！”而那些混迹于上海经常被本地人敲竹杠的香港人、台湾人，也被不留情面地唤作“港巴子”、“台巴子”。

　　【奎】

　　上海话称吹牛装大、盛气凌人曰“奎”，“摆奎劲”指的就是那些自吹自大的讨厌鬼。上海人中有一句话：“侬不要奎，侬再奎也奎不过陆连奎！”

　　陆连奎是旧上海兴风作浪之徒。陆连奎是上海公共租界督察长，也就是公共租界势力最大的人，连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如有牵涉到公共租界的事，也要跟陆打招呼。当时的公共租界督察长有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两种，穿制服的精通英文，工资大，卖相好，但只管例行公事；陆是便衣督察长，行动范围广，有捉放之权，如有罪犯由巡捕房提起公诉，只要陆连奎一句话，就可以重罪轻判，甚至立即释放。所以有很多人“买陆的帐”，托人情送礼金，让陆捞了许多油水。很多黑道白道上的人也总是搬来陆的势力压制敌对方，陆从中牟利，比如兄弟分家、夫妻离婚等，至于打架、吃讲茶、拉台子，只要以陆的名义出面，没有不能解决的。于是，陆连奎成了上海滩最“老奎”的“大佬”，他利用职权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自己开的中央旅社、中南饭店，是租界时代唯一可以公开吃鸦片不被捉的地方，据说，他恃强凌弱惯了，连人家新婚的新娘子也要以“突击搜查”为名夺来霸占为自己的小妾。这样占了许多不干不淨财礼、人情的“恶霸”终究没有好下场，最后被枪杀在自己的旅社门口。

　　宝隆医院中外文招牌

　　【螺蛳壳里做道场】

　　“螺蛳壳里做道场”是上海人持家理业一百年不变的“硬道理”，以小造大是上海人过“小日子”的至尊法宝。

　　上海“尺地寸金”，向来住房紧张，过去，常常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要挤六七户以上人家，旧社会更有一些二房东为了赚取更多房钱，挖空心思将原本面积不大的房子搭建、阻隔成豆腐干似的窄小房型出租给众多房客，家喻户晓的上海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嬉笑怒骂讲的房东欺房客、房客斗房东的故事。如若你要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形态，往往随便走进一幢房子就能全然洞见，在1936年洪深编写的《新旧上海》影片中，曾经描写过一幅两开面石库门房屋中诸多房客的众生相： “楼上统厢房里住的是丝厂职员袁某夫妇，客堂楼上住的是两个舞女，亭子间内住的是小司机，阁楼上住的是小学教员，楼下统厢房住的是木器店跑街，而二房东则坐镇在后客堂把守关口，时时监督房客们的一举一动。”在赵丹、李天济等主演的《乌鸦与麻雀》中，也十分生动地描写了小官僚、小知识分子、小摊贩等同一屋簷下的情景。还有些市民因为租不起宽敞的房间，只能居住在面积窄小的亭子间里，上海滩有名的“亭子间文学”，正是由一批长期居住在亭子间里的上海文人所创作的。

　　过去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挤在一间房间里，会客、吃饭、睡觉、洗脚、打牌都在这一间房间，仿佛一个多功能厅，局促却热闹，小女放个屁全家都闻得到，半夜楼上老娘舅起来小便，“滴沥沥───”的声音成了每个人半睡半醒的摇篮曲。“螺蛳壳”里的酸甜苦辣是如今的上海小孩难以体会的。住房条件简陋，却难不倒上海人的精明才智，上海人善于在“穷山陋水”中“乐惠”起来，于伶在30年代创作的《长夜行》中，就写到当教员的俞辛白用货箱将厢房分隔成书房、卧室、货栈的“多室”。很多上海人更是把楼道、天井、晒台改造成“室内面积”，而五斗橱、书架、帘布等更是划分空间的绝好道具，难怪有人说：上海人家家户户都有室内设计的人才，无论十平米还是一百平米的住房，一千块还是十万块的装修费，都能装潢得体面舒适。

　　“螺蛳壳里做道场”还表现在上海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用一碗隔夜饭烧美味菜饭；用一块旧窗帘裁一套改良旗袍；用几只小喇叭拼一套环绕立体声……以简制丰，自得其乐，这就是上海人乐惠的“小日子”。

　　【砌牆头】

　　又叫“砌长城”，就是搓麻将，是上海人最“生活”的群众娱乐。

　　在上海开埠后，搓麻将这种带一定赌博性质的娱乐形式首先在上海商界中流行起来，后来越来越盛行，在一些中年以上的妇女中尤其受宠。而一般上海人搓麻将目的在消遣而不是金钱。80年代，上海还因为“禁赌”一度禁止打麻将，记得那时，各条弄堂里都有人家拉著窗帘，压低声音偷偷摸摸砌牆头。

　　有人认为“砌牆头”不登大雅之堂，太市井太俗气，可是很多时候，砌牆头除了可以消遣，还是上海人的交际方式，甚至是紧要的“公关”手段，比如电影《乌鸦与麻雀》中，贫寒的华太太为了逃避被房东赶走的灾难，不得已陪著房东夫妇“砌牆头”；又如曹禺的《日出》中，小职员李石清为了达到往上爬的目的，命令妻子天天陪上司太太打麻将。

　　其它众多关于上海的文艺作品中，也总有“砌牆头”的描绘。解放前上海著名的文学杂志《现代》上曾发表一篇张天翼的小说《洋泾滨奇侠》，不想有读者读后写信提意见，指出小说里史太太打牌时先喊一句“碰七万”接著“自摸平和”，读者认为这显然不对，因为“我从小没有听说过碰了七万，还可平和，张先生不会搓麻将！”事后，张天翼特地登文承认自己疏忽，还强调

　　“我很小时候就打过牌，吃了三素打六素，一点错不了！”

　　【拎得清】

　　上海人对理性最集中的描绘是要“拎得清”，这既是上海人群体性自我评价，也是对他人的要求。

　　“拎”是思维过程，也是操作程序；“清”则是思维结晶，也是操作成果。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赞誉一个人，无论他“出身”怎麽样，都是对他个体生存质量的高度评价，是对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赏；如果用“拎不清”来形容一个人，就是对他的素质彻底否定。那些拎不清的人，在上海人眼里无疑于“自绝于人民”，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掉”了。

　　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真可谓扑朔迷离，行情瞬息万变，人与人的交往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很多事情是不好“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不能直来直去，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高度默契，一个小小的动作，一处语气中微妙的停顿，一个不经意的重音，往往都深藏了禅机或杀机。此地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就是“翎子”，上海人的才华也就体现在天生的“接翎子”上，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基因里，只有 “拎得清”，才能“接翎子”。

　　【关侬啥事体？】

　　上海人口语中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事体？”这句话表达了上海人断然的“自管自”心态。

　　“关侬啥事体”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可以用来截断任何不必要的交涉与疑问，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愤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意思是一样的。而听的人往往心里也有潜台词：“勿关我啥事体。”很多年来，上海人一直为一个问题反省、争论不休，就是上海人的公德意识低下。公德是建立在一种“识大体”的共通基础上的，而上海人呢，只要不侵碍到自己，只要没有什麽“油”好揩，一般不愿去介入别人的生活，上海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公寓公房里，每家每户室内都收拾得整洁有序，可是过道、楼梯处往往垃圾乱扔，葬乱不堪。这个现象就是因为上海人“自管自”的结果，上海人的小市民心理认为，自家的东西才宝贵才要维护珍惜，公共的东西不需要我去呵护。

　　于是，很多公共场所在众人眼皮底下受难，比如绿化地被随意摘踩，公用电话被弄坏，街头雕塑被戳坏甚至偷走，有人在公共场所行窃即使被看到也当作没看到……很多外国游客觉得上海好些牌子上写的文字很“幽默”，比如“请勿吐痰”，“请勿随地乱扔”，有回在人民广场喷水池边看见“请勿洗澡”。

　　一句带著孩子耍无赖口气的“关侬啥事体”，使得上海人仿佛是那些在幼儿园里，需要阿姨教授基本公共行为淮则的“小儿科”，未免让人耻笑。

　　“洋泾滨英语”上海人灵动的表现

　　数数时，10个手指不够用怎麽办？脚趾也一起上。说话时，英语不溜怎麽办？“洋泾滨英语”来帮忙。

　　有一个男厨，上工时和女人谈工价和食宿，他对主人说：“TwentyDollarOneMonth,EatYou,SleepYou”。意思是说：“月薪20元，吃你的，住你的”。那女主人听了这话，面孔都红了起来。

　　上海人一向讲究效率，那些在洋行里上班的“克拉们”总要会说几句洋文，偶尔水平不济时也难免蹦出些滑稽可笑的洋泾滨英语。更不用说那些英语水平有限的普通市民，“洋泾滨英语”实在是他们与西人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拣起仅识的几个英文单词，胡拼乱凑，洋人也一样心领神会。尽管难免闹笑话，但洋人们也都能心领神会，毕竟沟通才是语言的主要功能。

　　洋泾滨英语中的一些词汇早已成了上海话的一部分，成了上海人的集体记忆。隔了一个世纪，要为这些词正本清源实属难事。

　　这便是上海人个性中极具创造性的部分。不以新事物为惧，不为窠臼所囿，如水中鱼，优游自在，顺势而动。洋泾滨英语看似拙劣，其中却可识得上海人的灵动，从此便无往不利了。

　　上海青年中最近流行的新洋泾滨英语

　　让我seesee：让我看看。（啥物事介灵啊？～。）

　　Oldthreeoldfour：老三老四。（拉我面前，侬居然也敢～啊？）

　　I服了U：我佩服你。（我靠，搿能个菌男侬还讲酷，MyGod，~！）

　　开司米：吻我，即kissme。（我的狗狗，～！）

　　侬好ki：你好傻。（去买来只大卡，～！）

　　做Face：做脸。（今朝帮侬一道到美容院去～，好口伐？）

　　爱老虎油：我爱您，即Iloveyou。（我将～进行到底。）

　　摆pose：1)扮个造型，摆架势。（要讲就快讲，勿要一歇歇摆个pose，一歇歇耍酷！2)发戆。（侬看伊～个样子，可笑勿可笑！）

　　打kiss：接吻。（勿好了！辣妹跟淑男拉盖～。）

　　我call侬：我打电话给你。（重要事体！今朝夜里，～。）

　　有feeling：有感觉。（伊一举一动，常常使我～！）

　　奥特曼：外地人，即outman。（搿两个是～。）

　　妹儿侬：发E-mail给你。（今朝夜到我有好东东～。）

　　到W.C去：（等一等，让我先～一下。）

　　蹦D：去舞厅跳迪斯科舞。（明朝阿拉去～哪能？）

　　一个K司：一件工作，即一个Case。（早晨经理交拨Office小姐～。）

　　侬哪能介fashion啦：你怎麽这麽时髦。（近来～！侬真够in个！）

　　旧洋泾滨语重新流行举一例，如现在上海有的“的士”司机做了一个生意后说：“又做了一差！”“的士”旧称“差头”，源自英语“charter”（出租），1919年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开业时，只有一辆出租汽车，每出租运客一次，叫“一差”。而今“差头”、“一差”複活。

　　20世纪初在上海产生的洋泾滨语对上海早期的商业起步、促进经济繁荣和国际交流是有积极意义的。如今21世纪又出现的新洋泾滨语却是青年中在全球人类更为接近的背景下，在自由交际中先是顺手拈来后又广泛传用的新流行语，出于表达潇洒、活泼、幽默情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