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中国前三十年留下的遗产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有感

读《新中国前三十年留下的遗产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有感　　

春华秋实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的GDP增幅为8%，“中国经济奇迹”的大戏将继续上演。为什么能创造“中国经济奇迹”？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署文《新中国前三十年留下的遗产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指出其部分答案，可能还要到前三十年留下的遗产里去找。其中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人力资本基础。本人年少时经历过那个时代，所见所闻也证实文中论述。　　

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资来说，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既要有低成本的土地、自然资源，工业基础，还需要有年轻的、健康的、高素质、低成本的优秀劳动力。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这些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优势。于是，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资本扩张找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中国逐步变成了世界工厂，亿万农民离开田野，加入工业与服务业，中国工人阶级以较低的劳动报酬勤奋工作，为全世界消费者生产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国际资本赚的盆满钵满。　　

经过前三十年的建设，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卓有成效，城市乡村工厂林立。建立的大、中、小型国营、地方国营企业，社办、队办、场办、校办、街道办企业承载就业、创造财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国是那时的生动写照。公立医院、私立诊所，机关、企、事业单位、军队、院校、公社、大队医院、卫生院、门诊部遍布城乡各地，为民众防病治病。国民教育体系的大、中、小学（其中部分民办）、中专、技校及在职教育的企业办各类学校，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电影院、戏院、美术馆、图书馆、文化宫传播文化，陶冶国民情操。省、市、区、单位、院校的田径场、游泳池（馆）、球类场馆等各类体育场馆举办竞赛，强健国民体魄。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是实实在在的，为改开以后的“经济奇迹”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本人1976年初去苏北的方强农场工作（知青）。当农场优良品种试验站得到一笔2万元的科研经费，要采购电冰箱、扭力天平等仪器时，正逢“限制集团购买力”，在商店购买有限额，于是派我这个大城市来的小知青去找找门路。我来到苏南地区，苏州市的机关干部介绍我去郊区社办企业看看。我在那里初次见到了乡镇企业的前身——人民公社社办企业，他们居然生产电冰箱，也能采购。苏州郊县的社办企业众多，所以后来苏州成为工业重镇也是有原因的。我所在的农场也有工业，如机械厂、味精厂、棉花加工厂等。我在轧棉厂看到的脱籽机，上面均雕刻着“国营方强农场制造”的大字，那时连一个普通农场都能制造工业机械，可见我国的人力资本还是不错的。棉花经液压机打包后，运往位于淮安市的江苏省农垦局纺织厂，纺纱织布。那里是农垦工业园区，我参观了其中的纺织厂和化学纤维厂。工厂大多沿河岸而建，方便装卸货物，挺合理的。我曾短暂养蜂，随养蜂队转场到水乡兴化县，采集油菜花蜜。工作之余参观了当地公社的巢丝厂，蚕茧经女工们灵巧的双手变成卷卷蚕丝。我去的那天正逢工厂停工半天，见到厂方用机帆船送女工们去兴化县城看戏，厂长还在岸边挥手要大家注意安全。这个景象说明那时的工人（必须）得到善待。　　

1977年国家制定了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雄心勃勃的十年规划（后来遭遇“小岗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规划则无法落实）。我小时候的1967年就在老家见过生产队新买的常州制造的195型手扶拖拉机，这种拖拉机在农村及中小城市非常普及。195柴油机是真正具有知识产权的发动机之一，广泛作为小型机械的动力。那时的国营农场普遍使用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我所在的方强农场就是使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基本上不用镰刀，因为田地都是平整的矩形，地块都有几个足球场大，非常适合机械作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大型农场还使用飞机播种、除草除虫。当时农机领域人才济济，基础雄厚，中国的制造业为农业现代化作好了准备。国家也进口了成套美式农机，作为试验，在黑龙江友谊农场装备了一个全机械化农场，只用十五个职工。八十年代后期农场也被迫搞包产到户，大农场变成了无数个家庭小农场，土地、生产资料被个体承包，不适应机械化大生产了。八、九十年代粮食丰收，不是因为“一包就灵”，而是因为除了风调雨顺的年景外，前三十年在农业科技上的大量投入，在农田水利的大量投入（农闲时节全国公社社员和农场职工都奋战在农田水利工地上，哪像现在都跑到城里打工。河海大学的前身叫“华东水利学院”），杂交水稻等良种培育到了收获成果（获取红利）的时候了。　　

1976年前，各大专院校也有经济组织，而且是产、学、研一体化的。例如南京大学有仪器厂、印刷厂、低温材料厂、栗阳农场等校办企业。1980年，家用电器兴起，南大仪器厂也行动起来，搞起了电风扇，生产了两种型号的台式电扇，制造速度非常快，发给每一位教职工。　　

新中国前三十年建立了庞大的国防工业。改开后，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大量压缩国防经费，下马国防项目，让军工企业涉足民品生产。这些制造飞机、导弹、枪炮、雷达、通讯器材的军工厂及科研院所只好纷纷干起副业，造起了汽车摩托车、家用电器、小家电、手机数码等消费品，用一部分制造武器的产能生产民品，的确丰富了市场，同时也荒废了部分“武功”。例如日本松下公司卖过三条录像机生产线，南京无线电厂（军工代号“714厂”）安装了一条，当年就造出了家用录像机，不过不是“熊猫”牌的而是“松下”牌的。　　

新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中国人的数量和质量，是新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奇迹，是与当时社会公平的执政理念、政府主导的中国独创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群众路线的保障模式分不开的。　　

基础教育体系覆盖全社会。适合中国国情的免费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新中国的男女平等，在发展中国家也独树一帜，这都使受教育人口大幅度增加。即使在文革初期，中小学照办，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按照毛泽东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路线，除了公立院校外，各大中型企业都办起职工大学或技工学校，提高职工的文化科技素质。江苏省农垦局每个分局都有职工大学，为各农场培养技术人员，我就曾经在大有农场职工大学电子技术训练班学习过。在教育费用上，除了中小学交一点钱外，大学免费，其它类学校也免费。那时家庭平均有三个孩子，大多数能上学。1967年大城市有点乱，我被送到苏北老家，在农村继续读小学，村子左邻右舍的小孩都是队办学校的同学。新中国教育普及，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使工人、大多数农民（后来的农民工）拥有基本读、写、算能力，能较好地参与经济活动。　　

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和低成本社会保障模式，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延长了人的寿命，做到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城市是公费医疗，挂号5分钱，医药费全免，农村是合作医疗，有医院，还有赤脚医生走村串户。我小时候在生产队的打谷场玩耍时，就常看到赤脚医生在给农民看病。我们农垦系统的每个农场都有医院，医生来自于医学院，护士来自于卫生学校（即护士学校），病房宽敞明亮，重感冒就可以住院，还能接待周围村庄送来的危重病人。生产大队有卫生院，有次去看望一位朋友，是该院的医生，恰遇一个农民被沼气池的火灾重度烧伤，卫生院一个电话，盐城市的救护车便疾驰而来，救死扶伤。顺便一说，那时军民关系也比较密切，有一次看到村民家里煮很多很多饭，一问，原来是要招待经过本村的解放军，因为军队有时也会帮助地方。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新中国重视体育，举国体制与全民健身并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前三十年学校体育尤为活跃，各级业余体校为国家发现、储备了大量体育人才。1973年《参考消息》载文评论中国体操如是说：“女运动员们身体强健，肌肉发达”。那时虽然油水不多，但人们很健康，没有现在的“富贵病”。各级各类学校每年举办运动会，上体育课，做课间操、眼保健操。部分企业也做工间操。国家前后制定过四套广播体操，主要用于课间、工间，让群众锻炼身体。每到夏天，大专院校和企业的游泳池对外开放，祖国的大江大河是城乡居民游泳、避暑的好去处。每到冬季，大街小巷都能见到长跑锻炼的市民。　　

改开年代，校长追求升学率，老板追逐利润，人们忙于应酬，健康已经顾不上了。教育一味地传授知识，训练考试技能，其他都式微了。当年强调的与工农相结合、面向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教育理念，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我们诺要为下一个三十年进行人力资本储备，就应该继承发展前三十年的有益经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管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但不是什么“浩劫”，也不是什么“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建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则怎能国门一开就财源滚滚呢？没有前人栽树哪来后人乘凉，也就不会有什么中国经济奇迹了。　　

附：新中国前30年留下的遗产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李玲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值得庆祝。对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总结60年的经验，揭示“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不少学者争论：改革开放之后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有人认为，后30年还是有一个“中国模式”的，比如，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战略，比如“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改革”等；也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特殊模式，中国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华盛顿共识的“山寨版”。　　

无论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华盛顿共识”，都不只中国在做，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也对外开放，但都没有像中国一样，出现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真正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创举同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的历史当中。“中国经济奇迹”的一部分答案，可能还要到前30年留下的遗产里去找。　　

在这些遗产当中，有一些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的科技体系、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统一的国内市场、安定的政治环境，靠抗美援朝和中美建交而赢得的国际地位，“两弹一星”换来的国家安全等。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遗产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遗产，不容我们忽视。　　

其中重要的一个，是新中国前30年奠定的人力资本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劳动密集型战略。实现这一战略的基础是中国拥有大量年轻的、健康的、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这种优秀的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是罕见的。来源是1949～1978年，我国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突出表现在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一些指标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其中，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左右增加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70岁，高于很多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甚至接近某些发达国家。出生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速度、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印度和墨西哥两国之和还要快(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数，下同)。　　

再看教育，拥有基本读、写、算能力是劳动者参与现代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前提。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文盲率达80%，而1981年，农村青壮年文盲率减少到15%左右，同期，印度仍然维持在60%。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文盲率相对较高，如果仅比照青少年的识字率水平，中国在1980年就已经领先于包括巴西、墨西哥等较高收入国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1949年以前，中国的小学入学率在25%左右。而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学龄儿童入学率就基本稳定在90%，接近工业化国家水平。其中小学生中45%为女生。在中学一级，毛入学率是46%(包括未到年龄和超龄的学生)，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　　

除了健康、教育，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妇女解放、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活，再加上医疗条件的改善，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生育率的降低又反过来促进健康和教育的发展。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率的降低是一个内生的自然过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就降低到了2.0以下，并不是计划生育之后才下降的。　　

新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中国人的数量和质量，是新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奇迹，是与当时社会公平的执政理念、政府主导的中国独创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群众路线的保障模式分不开的。　　

第一，社会公平的执政理念。新中国的创立者清楚地认识到，公平的教育和健康权利，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人民当家作主，普及教育和医疗，使得所有人都有愿望和能力去追求新的生活目标，焕发出人民群众无尽的创造力。　　

第二，政府主导的中国独创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地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广泛覆盖的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以卫生为例，城市以国有企业和社区为基础的劳保医疗、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有效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极大地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1978年我国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初级卫生保健问题的唯一典范”。　　

第三，符合我国国情的低成本社会保障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在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一个最基本的经验是摒弃了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下高成本、专业化生产的方式，而是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土法上马，因地制宜，政府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创新方法，如赤脚医生等，各级政府有效地把群众运动和公共服务的建设结合起来。　　

尽管前后两个30年在各方面都有巨大差异，但新中国60年的历史，是一个不能割断的整体。　　

今天，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很好地为下一个30年进行人力资本的新储备，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目前，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在新的条件下还面临许多问题，1980年以来，我国人均健康水平的改善状况迅速下降，低于许多同等起点的国家，一些指标甚至出现倒退，这不仅是基数提高的后果，也有政策和发展模式的原因；我国的教育体系尽管实现了数量上的全覆盖，但是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离培养对国家有用人才的目标还有距离，当年强调的与工农相结合、面向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教育理念，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认真研究和借鉴自己的有益经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