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2）

□曹 英文史天地版权所有 www.wstdw.com!未经1923年6月，广州，中共“三大”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国共合作问题迅速成为中共中央主要的议题。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召开的中共“三大”就主要是为讨论此问题。 
　　党内对此的分歧越来越大。陈独秀、李大钊在马林的劝说下，改变前议，同意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陈氏转变态度的主要理由是鉴于二七大罢工的沉痛失败，认为中共“党员不多，力量不强，工人没有文化，觉悟不高，不懂革命，也没有革命力量，甚至还有流氓习气。”因此，中共、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利于自己的发展。但张国焘、蔡和森仍坚持反对的态度，并与陈发生激烈的冲突，会前提出修正案，要求会议表决。结果在有表决权的19名代表中，两票弃权，赞成与反对票均是8票，最后大会主席陈独秀的1票一锤定音，否决了张的提案。 
　　毛泽东再次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作为“一大”代表的毛泽东，本来收到了“二大”的开会通知，也准时出发，但因到杭州游玩回到上海后，再也记不起开会地址，致使没有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三大”上表现活跃，坚决支持陈独秀的主张，并亲到湖南实力派谭延闿府上联络，希望借谭氏势力来实现毛梦寐以求的“湖南自治共和国”。当时湖南区党组织发展最快，组织工运最有成绩，得到陈独秀的赞赏，毛泽东因此进入“中央常委会”。这一年，毛泽东30岁。 
　　“三大”选举9名中央委员、5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产生5人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会计罗章龙，还有谭平山、蔡和森、王荷波（9月补入）。在这5人中，“新民学会”成员竟达3人，取代了“二大”的“北京帮”，形成“湖南帮”。中央分工时，毛泽东主持组织部，罗章龙主持宣传部，王荷波主持工农部，蔡和森因与张国焘的“小组织活动”受到批评，成为“闲职人员”，只是与“后起理论之秀”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等主持中央机关刊物《向导》。 
　　罗章龙，1896年生，湖南浏阳人，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时，第一个响应湖南第一师范生毛泽东“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的征友呼号，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毛欣然语罗：“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罗章龙得以成为毛泽东所说“三个半朋友”的一个，亦为“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后来罗章龙赴日求学，毛泽东写出一首仅见的七言长律为之送行。罗氏归国后成为李大钊“北京区委”得力助手，是北方工运的主要领导人，罗即是作为李的代表出席“三大”的，这一年罗27岁。 
　　罗氏后来一直在湖北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曾任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汉口市委书记，“八七会议”后接替苏兆征担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在“李立三中央”时，由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到苏联参加会议，罗接任此职，成为反对李立三的代表人物，在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罗表现也更为激烈。此是后话，暂时不表。 
　　“三大”成立的中央局在9月迁回上海，驻闸北区三曾里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带孩子岸英、蔡和森向警予夫妇、罗章龙三家合租一栋二层楼房。三家来往频繁，亲密无间。不久，因形势变化，毛泽东奔走于沪粤间，专力做国民党的工作，多半时间不在中央，后来干脆辞去秘书职，由罗氏接任。蔡和森对国共合作持保留态度，只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过了1年，罗章龙亦出国，这样中央局工作往往由陈独秀直接决策，由此，陈氏渐渐博得“大家长”的称号。 
　　王荷波，原籍山西太原，1882年生于福州，曾做过钳工、当过南京镇浦机修厂工会会长，是当时工人运动的知名领导人，属于工运中的激进派，在“二七大罢工”中表现激烈英勇，曾亲自卧轨，导致京汉铁路停运。因此，“三大”后为加强工人成分被补充入“常委”。王荷波年龄较大，已过40岁，仅次于陈独秀。后来王氏一直居中委之职，在“八七会议”上再次因工人身份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北方局工作。当年11月为张作霖父子捕害，是继李大钊后被张奉军阀杀害的又一位重要的中央领导人。 
　　谭平山，1886年生于广东高鹤，曾参加同盟会。早年孤贫，在家族资助下完成北京大学学业，受陈独秀的影响，思想激进，转向阶级斗争运动，受陈委托与另一位北大学生陈公博共同在广东组党，为广东（包括香港）地区中共组织的发起人。在大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一直是人数最多、力量最大、最接近共产国际领导、最受重视的地方区委，地位重要，谭也因是“广东的旗帜”受到格外的重视。1922年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谭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主任的身份出席会议，有能说普通话与广东话的语言优势，且又是本地人，因此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始终主持会议，表现十分活跃，从而成为全国知名人物。谭与广东国民党人物关系密切，尤其是与陈炯明等实力派非常接近，是支持马林国共合作的主要人物之一。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期间，谭是受到中共中央指派、得到孙重用的主要共产党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农民部长等职。在中共“三大”上，谭氏出类拔萃，就得益于国共合作成为中央的主要议题。谭氏属于中共内部的“实力派”、“广东派”，一直从事两党合作事宜，与上层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关系紧密，人脉宽厚，是著名的“跨党人物”。谭氏有名士风，别号聘三，取三顾茅庐之意，以“卧龙”自许，常日不修边幅，浪漫而富有激情，是广东政坛的风云人物。在中共“三大”中央局的分工中，他具体负责广东省的工作，是年，谭氏37岁。 
　　1925年，蒋介石、陈立夫、张静江等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中共高级干部从国民党部级职位上撤离，谭平山与毛泽东等便不再担任国民党的部长职务。但不久，蒋介石在南京反共，汪精卫主掌武汉左派政权，“宁汉争执”，汪与邓演达等拉拢共产党人士充实政府，谭又受中央指派出任武汉政权农政部长，成为中共党团的主要负责人。但汪氏政府迅速右倾，清党反共趋势明显，共产国际也立即电令共产党急剧左倾，全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于是谭再次离开国府。在离任前夕，未遵循共产国际激烈的退职抗议指示，而只是托病请辞，意甚婉转温和，且信中有“未能纳农运于正轨”的言辞，因此遭到“对国民党示以软弱”的批评。其时，在1926年年底，国共分裂已不可逆转，共产国际“换马”决心已下，但替代陈独秀的人选却是难以抉择，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与陈延年均是待选之人，谭的“软弱”（退让）首先使谭出局。在“八一”南昌起义过程中，谭表现非常激烈，曾以暴力威胁奉国际代表旨意阻止起义的张国焘，希望以“革命行动”来洗刷前言，获得国际的谅解、支持。在起义时，谭氏为起义委员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但南昌起义不几天，中共中央即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对参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激烈批判和组织惩处，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遭到撤职、降职处分。11月11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谭作缺席批判，处以“开除党籍”的最高处分，其理由是：“谭平山任国府农政部长，脱离党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春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这是中共成立以来受处分最重的第一位党内政治反对派。其时，谭氏正随南昌起义残余部队逃到潮汕，不久流落上海，谭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就此中断，中央未给谭以任何辩护的机会，不久，谭在上海《申报》上刊登启事，声明脱离中共，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曾担任政务院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56年病逝，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