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党“作家”王若望

叛党“作家”王若望 作者：夏景凡 1957.08.20    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夏景凡）　　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人民发起疯狂进攻，妄想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党的领导的时候，有着优秀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忍无可忍，５月２０日开了一个座谈会，严厉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揭破了右派分子妄想将今天社会拖回资本主义老路上去的恶毒阴谋，这是一声响亮的警钟。但是，有个作家生气了，他马上写了一篇题为“不对头”的文章，投到解放日报（未发表），责骂工人这种可敬的行动是“不对头”！是“掩盖内部矛盾”。说只有谈缺点，才能“ 更接近事实。”说工人“看法陈旧”，要工人任凭右派叫嚣进攻，不许抵抗回手。　　这个甘愿充当右派分子走卒的人，就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作家王若望。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之流提出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受到首都先进人士反击时，王若望更火了。他以“望风测雨”为题，写给人民日报一首诗（未发表）。把反共言论叫做“莺”声，把反击右派的力量叫做“折桂斧”，“ 蜡枪头”，把马列主义叫做“紧箍咒”，把右派分子叫做“散花的仙子”。　　王若望在鸣放期间，从党的文艺事业到各种重大政治问题，发出了无数支毒箭。　　他在“步步设防”（见４月２６日文汇报）那篇文章里，责骂党的文艺事业是“一家独鸣”，“一花独放”。他反对坚持社会主义的主流基调，反对工农兵方向，反对和毒草进行斗争，他主张党的文艺事业不要设“防”，百无禁忌。把党的一切文艺原则都称为“防”，连最起码的不要违反宪法也是“防”，也是清规戒律。他在“挖掉宗派主义老根”（见文艺月报６月号）一文中，更加集中地反对工农兵方向，打击工农兵作家，污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是“护身符”，把坚持宣传工农兵方向的作家丑化为“歪嘴和尚”。去年４月，王若望对近千个文艺青年讲话说，你们写作品，不要先去学政策，学了政策写出来的东西保险是干巴巴公式化概念化。接着他更公然把攻击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的报告中，把农民分成上中农和下中农，提出上中农不愿入社的也可以留在外面。如果你照毛主席的话去写，那就错了。因为，事实刚刚相反，现在农村是人人要入社，上中农比下中农还积极，差不多是奋不顾身了。”今年春天，他在上海作协召开的一次短篇小说座谈上，又重复这样意见说：“现在作家写不好作品，就是因为在你写以前要考虑对群众的教育作用，一考虑这个，写出来的东西就自然是公式化概念化了。”这些意见，不用分析就可看出他的反动主张了。　　王若望不仅对文艺工作说了许多污蔑的话，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也都提出他的谎谬主张。他不遗余力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攻击公私合营企业中派公方代表的措施。在他写的“一板之隔”（见５月７日上海新闻日报）一文中，和章乃器的论调一样，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两面性了，他们的心情是“ 竭力想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分力量，但却感到插不上手”。他指责公方代表是制造隔阂，污蔑公方代表是些“内容与形式、方针和策略不一致”的“两面性人物”。王若望责问我们：公方代表就有“两面性”，“这怎么能指望改造掉资产阶级人士的两面性呢？” 　　在王若望的许多文章中都谈到过对人的政治划分问题，他反对从政治上划分进步与落后，反对对人进行阶级分析。他在“释‘落后分子’”（见５月２０日文汇报）一文中说：把群众分为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的这种做法，是造成“宗派主义的根源之一”。又诬指落后分子等称号是“党和人事科给加上去的。”甚至在他名为斥右派分子徐仲年辱骂共产党员的文章中，（“带坑臭”——驳徐仲年，见６月２１日文汇报）还替右派分子帮腔，承认共产党员和一般知识分子，甚至和徐仲年之流同样有“带坑臭”，只不过是程度上有些差别而已。在“一板之隔” 和“不对头”两篇文章中，王若望抹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差别，甚至宣扬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还要进步的反动论调。　　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渗透了王若望的灵魂。看到什么都在联想。看到农业合作社把牲口分散饲养的消息时，立刻写了一篇“养牛、带徒弟及其他”，投到解放日报（未发表），污蔑讽刺我们的专业学校和组织起来的文化团体象是养牛一样。他说：“连牛带人走入集体化的结果，牛瘦了，艺术瘦了，剧团和出版社也瘦了。” 　　王若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仅限于写文章，在日常言行里，他也是一个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的害群之马。开始整风，党邀请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作为作协党组组员的王若望，不听党外意见，反而在各种会议上，夸大作协党组缺点，不顾是非，颠倒黑白，煽动部分群众对党不满。他诬蔑作协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领导是“当权派”。把上海作协党组说得漆黑一团，甚至把中共上海市委也骂了进去。他无中生有地捏造解放区作家对国统区作家有宗派，把党和党员描写得 “阴暗”“可怕”，把党内一切原则斗争，都诬指成宗派斗争。甚至把作协的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也一笔抹煞，说是宗派活动。不久以前他还化名俞田，在文艺报茶座栏里，用捏造的“事实”，以“身价十倍”为题，攻击现在的作协党组副书记孙峻青同志。　　王若望这些反党行为，在他的经历中几乎带有一贯性。二十多年来，党曾多次对他进行耐心教育。但是他自恃工人出身，受过苦，坐过牢，经过考验，聪明能干，作为向党闹的资本。事实并不象他吹嘘的那样。我们不妨看看他的经历：他少年时家贫，当过学徒。１９３４年春参加共青团，同年５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由动摇到叛变，曾写过“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可耻的自首书。但在难友面前掩盖了自己这一罪行（１９４７年才交代）。１９３７年出狱，经组织介绍到延安学习。在延安有个贩卖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抓住党的个别缺点加以丑化的有名的墙报“轻骑队”，王若望就是发起人之一。１９４２年到山东根据地。在对敌斗争紧张的年月里，他画漫画、贴大字报、写讽刺诗、写杂文丑化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缺点。１９４４年在山东受到党的严厉批判，并开过“王若望思想展览会”，党对他的结论是：集中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此后，在党的领导与同志们的监督下，王若望表面上老实了一个时期。可是，解放以后，他来到上海，在上海总工会任文教部副部长，在吴浙机器厂任党委副书记代厂长和任文艺月报副主编期间，老病再发，反领导、闹宗派、闹纠纷。　　和王若望一同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问他：“你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唯恐天下不乱，这是为什么？”王若望毫不考虑的反问说：“你们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希望平静，这是为什么？”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他反党反得洋洋得意。遇到一点反击，还无耻地唱道：　　正当风云叱咤得意时候，　　猛可里忒楞楞栽了个斤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偏偏儿这一遭看错了气候！　　王若望象所有右派分子一样，真是看错了气候。最近上海作协全体会员根据王若望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向王若望展开斗争时，王若望极不老实，不愿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末，王若望是个什么呢？答复只能是：他已经沦为不思悔改的党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