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赵国君：追求富强如何压住了追求民主？-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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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君：追求富强如何压住了追求民主？
作者：赵国君 发布时间：2010-4-16 9:51:04
为什么富强压住了民主？——想起了严复与胡适
《天演论》刚刚风行不久，严复就受到了光绪皇帝的觐见，改革皇帝虚心向思想领袖求教变法主张，那个时候的严复有些意气风发。
“货卖帝王家的梦”很快随着政治情势的骤变而逆转，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严复的报纸遭停办，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使得他避居上海，走向了议会、学会，以传播观念为己任。此后的10年，他寄身学界，专心译介西方思想，我们熟悉的《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都是这个时候的发奋勤耕之作。
个人的际遇与国家的命运起承转合、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深思熟虑，探求国家命运的人，严先生对西方思想做了许多“中国改进”。这种改进不仅是翻译技术上的，还有他的综合思考虑。比如，严先生把“民主”它译成“庶建”。民主的一词的歧义是以民为主，为民做主不等，庶建一说则饱含庶民由下向上的努力，点滴累进之功尽在表述之中，严先生的翻译很中国，也别有深意。
在列强环伺，国家积弱积贫之际，严先生的目光还是转向了富强，自此，一代学人的思绪沉潜到了民族国家建设的最深处，一直影响了后来的建国者与治国者。富强，只有富强才是中国得以自救、自保、自立的第一要务。
今天的宪法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富强排在了民主的前面，依然是可见其中的意绪。
每年的经济增长率，GDP都在捍卫与赶超之中，先富起来再说的意味十分明显。
古人云：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是个人，那国家呢。
个人情急，活命要紧，国家情急，富强再说，都有道理。问题是当国家归于常境，社会趋于稳定之际，庶民的建设该如何展开呢？
为此，胡适的看法与严复有很大的差异，作为近代史上同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两者的差异确实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不同的对国家进步的思考”，这些思考随着政治状况、国家环境以及主政者的好恶而变化万千，使历史充满了复杂的面相、惨痛的教训，直接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实践与路径。
当然，胡适先生不太承认这种静态、机械的先后观，与严先生不同的是，他把宪政民主视为现代国家的一个德性，这个德性是文明的体现，是衡量一个国家的价值所在，它与富强无关。
两者比对，你会发现严先生的思想里充满了弱肉强食邻般的紧张，胡先生那里则有坚定信仰下的乐观与优雅。可惜的是，胡先生的想法正确、充满尊严却与时代“脱节”太深，很不讨巧，而严先生的想法恳切、紧迫，正中时代脉搏与国人想象，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富强也盖过了民主。
现代国家观念的百年诠释充满了智者凝重的思索，也充斥了行者急切的脚步。学西方的过程中一直充满了中西体用之争，而在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观念中也埋藏着体用的辩难，那就是富强为体，民主为用。
想起了严复先生，是因为他的思想之于今天仍然意义深远，再对比胡适，我们对富强与民主的体用之辨充满疑虑。无论如何，国家的发展关乎众生福祉，未来的幸福再不能交给机遇与强力，而是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谋划一切，民主建设真是迫在眉睫。
1921年10月，这个译介了西方，又“对西方了解越深越绝望的”几道先生离世了，在他走后，关于国家的党争与政争一直继续，但关于富国强兵的策略却有效地坚持下来，而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的民主化仍落后于邻国，徘徊不前，大踏步地倒退着.
而1937年，已经是国家危亡、大敌当前了，胡适之先生在新年的期望中还是惴惴不忘提醒国民党“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期望蒋介石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要求蒋认清自己的职权的限制，严格的不做一点越俎代庖的事，然后人人有官可守，有职可尽，然后人人尽能其才，能忠其事。
最后，胡适平静地说明，这些期望都是“很平易的期望，我们恳切的期待着他们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