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柴沫同志——洪廷彦

深切怀念柴沫同志
洪廷彦
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原秘书长、党委副书记柴沫同志，“文革”初受反党野心家陈伯达打击、诬陷，于1966年9月4日被迫害致死。197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柴沫同志骨灰安放仪式，时任部长的胡耀邦亲自主持仪式，研究院原副院长胡绳同志在悼词中揭批了陈伯达的罪行，为柴沫同志申冤昭雪，恢复名誉。作为柴沫同志的部下和同乡，我很希望让宁波的父老乡亲知道柴沫同志光辉的一生和他惨遭迫害的事实。
柴沫同志原名厉全起，1917年9月生于浙江慈溪县厉家村（今属慈溪市掌起镇）的农民家庭，因家境困难，初中只读了一年，就随族叔到上海一家烟纸店当学徒。他不甘失学，在辛勤劳动、干完店里的活和老板家的活后，常常看书到深夜。长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夜读，致使眼睛高度近视。他多方寻找进步书刊，被左联作家金灿然发现，金灿然就让他当了一名为左联销售出版物的报童，使之随时可以阅读左联作家的论著。当时他深受革命思想的启迪且很爱读世界语，敬仰世界语创导者柴门霍夫，因而改名为柴沫。但在沪不到一年就因生活困难又回家乡务农。后来他在慈城的普迪小学教书。曾带学生参加过1937年春的慈溪全县小学运动会。
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宁波各界也成立了救国会，柴沫同志与好友陆达平也参加了，不久，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负责人，救国会组织被破坏，一些骨干分子组织了读书会、演剧队、歌咏队等继续进行救亡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宁波成立抗日宣传队，柴沫、陆达平等15人随即组织战时流动宣传队，毅然远离家乡，跋涉数千里，一边行军，一边演剧宣传抗日，历经艰难险阻，于1937年冬，终于到达朝思暮想的延安。到延安后，柴沫立即进入陕北公学，得到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机会，1938年1月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毛主席办公室工作，为毛主席管理图书，抄写文稿，查阅资料。1941年，中央决定成立政治研究室，毛主席兼主任，柴沫调去做秘书工作。大生产运动中，他曾负责安排中央领导同志的劳动和生活。在毛主席身边和在政治研究室期间，柴沫多方受到毛主席的熏陶，勤学苦练，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大为提高。
抗日战争胜利后，柴沫随中央大队从延安向东北进发，第一批到达承德，任热河省研究室主任。他细致地了解受尽日寇残暴统治达13年之久的人民大众的疾苦，在省委领导下执笔起草《热河省发动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看到后即作了“这个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的批示，柴沫受到莫大鼓舞。不久，他调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秘书处长兼研究室主任。鉴于蒙汉共居的塞北林西蒙区因受敌伪残余势力挑拨，不断发生民族纠纷，且有日益扩大之势，柴沫经常深入这个人烟稀少的地区进行调查，用“阿木古朗”的笔名，写出《内蒙人民解放的道路》一书，揭露敌伪残余势力的罪恶手法，论述蒙族人民奋斗的方向，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天津解放时，柴沫任天津市军管会办公厅秘书处长。不久随大军南下，任湖南省委秘书长。广东解放后，他响应党中央关于要部分老干部转入工矿企业、交通运输方面的号召，到广州任铁路局副局长。他潜心钻研业务，1956年调任铁道部科技局长。1958年，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试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根本问题》一文，激励广大青年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技事业而奋进，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1959年，柴沫进党校学习。不到四年学习期满，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秘书长。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发展遭受挫折、中苏两党斗争激烈的岁月，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十分繁重。时任室主任的陈伯达对室内工作不闻不问，全室工作全靠副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主持。田家英是成都人，和柴沫一样，早年也当过学徒，参加过救国会的活动；也是1937年冬奔赴延安进陕北公学而于1938年春入党的；1941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后，他们两人又是多年同事。柴沫任政研室秘书长，成了田家英的得力助手，减轻了田家英肩上的负担。
1962年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毛主席为了了解农村贯彻执行“66条”的情况和问题，让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湘潭韶山、湘乡大坪和宁乡炭子冲等地作深入调查。田家英要柴沫共同带队去湖南。行经武汉，毛主席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起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并摄影留念。毛主席见到柴沫，对他说：“你在延安我的办公室工作过，还管过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在困难时期做得不错。”在调查中，田家英在认真考虑农民群众的意见之后，认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为此调查组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辩，柴沫与田家英持相同观点。在 “文革”中，他们理所当然地都受到批判。后来，事实说明他们是正确的。
1964年春，中央决定将政研室扩大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院的院长是陈伯达，副院长有胡乔木、周扬和胡绳，周扬兼党委书记。田家英被排除在领导班子之外。柴沫被任命为秘书长兼党委副书记。
研究院建立以后的第一项重大工作，是由柴沫率领研究人员到通县高各庄搞“四清”，时间是从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因我被指定为留守人员，没有下乡，详细情况不清楚。第二件大事是柴沫组织大批判组，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965年12月开始准备，第二年2月12日，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后，我们这个大批判组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在《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根据胡绳同志的指示，由柴沫和我撰写的《论海瑞》已经被《红旗》编辑部排印出来，五月初我们自己觉得批判的调子较低，立即要求退稿。因为这段时间我经常到柴沫办公室去，知道柴沫确实都向陈伯达汇报请示了的。
可是，5月9日上午，陈伯达突然到研究院，要柴沫和干部处长召集“写文章的人”听他讲话，当众指责柴沫搞秘书长专政，走田家英的门子，听中宣部的话瞎写文章，不听他的话…… 。经过陈伯达的煽风点火，批斗柴沫和“柴沫一小撮”的大会、小会持续了一年多，使柴沫同志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严重摧残，当年9月，年仅49岁的柴沫同志就含冤而死。
柴沫与田家英的关系虽然比较好，然而并无不正常的迹象，也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持同一见解。陈伯达之所以在“5·16通知”发出之前七天，就迫不及待地到研究院点火，其目的有二：一是尽快打倒田家英；二是在彭真已受批判，《二月提纲》已被撤销之后，把研究院大批判组按《二月提纲》精神发表文章的责任全部推到与田家英关系较好的柴沫身上，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所有横加在柴沫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无非是陈伯达打击诬陷革命干部所炮制的混淆是非的一派胡言。
柴沫同志从一个商店学徒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我党重要理论宣传机关的一位领导干部，经历了不平凡的磨练。正如胡绳同志在悼词中所说：“柴沫同志参加革命后，一贯认真学习，刻苦钻研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柴沫同志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作者系本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