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国企再改革”正当其时 -评论周刊·访谈-新京报电子报

　财政部4月6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今年的工作要点，表示将研究提高中央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政策体系。

　全国两会刚刚闭幕，一日之内，央企即在北京三夺“地王”。迫于舆论压力，国资委勒令78家央企退出房市。

　因此，在央企地王、央企上缴利润等事件的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清晰的国企定位如何实现，而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又该沿着怎样的路径进行。

　1 国企定位应严格明确

　国企本应进入非竞争性领域，提供非私人物品，其经营也不应以营利为目的。

　新京报：4月6日，财政部要求今后加大央企利润上缴比例，这应该是对社会舆论的一种回应，对此您如何看待？

　盛洪：应该说，这仍然是混淆了“上缴利润”与“分红”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上缴利润，就是把利润交到股东手里，再由股东决定利润的分配和使用，包括分红比例，而不是由管理层来决定。上市公司要是把利润用于再投资的话，应该是由股东大会来决定是否投资。所以，我们争的不是央企加大向国家分红的比例，而是央企100%的利润要交到股东手中，让股东来决定利润的使用。

　新京报：此次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舆论认为，央企应该退出所有的竞争性领域，这种看法在现实中是否可行？

　盛洪：这和央企的定位有关。在我们国家，央企应是特殊企业。而民企是一般企业，他们提供的是私人物品，就要以营利为目的。国企提供的应该是民企所不能提供的准公共物品。在竞争性领域，在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应该交给民企来做，而在市场不太起作用，不是提供私人物品的领域，或者是民企不愿进入的领域，才创立国企。国企本应进入非竞争性领域，提供非私人物品，其经营也不应以营利为目的。

　那么我们看房地产市场是不是竞争性领域？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实际上，国企本来就不该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要退出房地产市场，应该是全部退出，而不该是只退出78家，还保留16家，况且剩下的16家央企占据央企整个房地产业务的85%左右。央企如此退出房地产市场是很缺乏诚意的。

　新京报：显然，现在国企的定位与理论上是矛盾的。那么，在现实中，国企定位的混乱与模糊是如何造成的？

　盛洪：这主要是存在理想政府与现实政府的区别。理想中的标准政府应该是代表整体利益，应理性地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国企的定位也应当服从于此。

　现实中的国资委既不代表社会整体的理性，也不代表政府的整体利益，它沿袭的还是旧的行政传统，试图把本部门管理的下属单位的量做大，这样部门才显得有成绩。一个社会的资源应该有一个最优配置，用于准公共物品和市场失灵领域的资源应是一个恰当的量，不是越多越好。

　2 国企利润要100%上缴

　国企要逐步、有序退出，从而避免在这个过程中给社会整体利益造成损失。

　新京报：这就涉及国企改革的问题。你一直提倡国企改革应该通过产权交易的渠道。在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大量的中小国企通过产权交易完成了性质的转变。而现在的国企改革面对的均是央企这类的“老大难”问题，那么，在新的时期，国企改革能否通过产权交易而实现？

　盛洪：产权交易在新的时期仍然是适用的。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国企的产权交易创造了条件。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有实力的民企，民间资本有实力购买国企的产权。二是，现有国企的资产价值因有一些特殊情况而被高估了。国企一直不交资源租金。国企每年没有交的国有土地的地租大概在1.4万亿。另外，国企也一直享受着赋税的优惠。最近，有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赋税做了一番比较发现，国企的税负明显低于民企。在A股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国企的平均所得税负仅为10%，但同期民企的平均所得税负却高达24%，高出国企14个百分点。有大量的国企是利用公权力而获得特权。不交资源租金，成本就低，就会增加利润；少交税，净利润就高。实际上，净利润是虚高的，所以其资产价值也是虚高的。

　新京报：此次78家央企退出房市，已经有数家在产权交易市场挂牌，不过，有媒体报道，对这些资产感兴趣的还是央企，有可能接盘的是剩下的16家央企而不是民企。

　盛洪：如果所有的央企都退出的话，就不会是这种情况。如果央企全部退出，其资产价格就会降低。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求央企在很短时间内一股脑地全部退出，这必然会造成价格崩盘。国企退出应该是一个战略性过程，而不是靠行政命令限期退出，在具体的操作中，也要有合理的战术安排。国企要逐步、有序退出，从而避免在这个过程中给社会整体利益造成损失。

　新京报：你主张新的国企改革，应该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采取渐进、温和、有效率的改革。这是否意味着不去触动现在国企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盛洪：中国30年来的改革经验表明，阻力最小、成本最低的改革就是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既得利益指的是合法的既得利益。国企的既得利益是不合理的，不合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不合法。对于央企不合理的做法，我们就要进行限制。

　比如央企长期不交租金，少纳税负，就应该让他们补上。使用国有土地不见得要一次性支付地价，可以每年交地租，但是必须要交。另外，国企的经营尤其是利润的使用要透明，这样就可以排除一些非法的行为。有些国企高管拿千万年薪，说是董事会决定。那我们就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董事会决定的，怎样决定的。是否管理层在董事会中占多数？董事会的记录也要公开。将国企置于阳光之下，就可以杜绝大量的不透明的货币和非货币性收入。所以，国企的利润要100%上缴。

　3 国资委定位也需明确

　国资委要像防贼一样防止央企管理层对全国人民利益的侵占。

　新京报：除了让国企交租、补税等限制特权的办法之外，还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加强对国企的监管？

　盛洪：在此之外，还要对国企用利润再投资进行严格限制。国企再投资关键是由国企董事会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国企的高管。而且，国企董事会制度也要进行改革，在国企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要占多数。国企的独立董事实际上是代表全国人民对国企进行监管，应该就其工作通过全国人大等渠道向全国人民汇报。独立董事要恪守国企的定位，就能否决掉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项目。这样才能让国企利润回流到国库中来，而不是“取之于国企，用之于国企”。

　新京报：如果是这样的话，国资委又该如何定位？

　盛洪：现在国资委定位是失当的，以为只要把量做大就可以。但是，从全国人民和政府的利益来说，都不是只让央企做大做强。现在，国资委利用公共政策扶持央企，必然导致资源错置。以滥用公权力的手段建立、扩张央企的垄断权，甚至侵夺其他企业的利益，是对市场制度、产权制度的破坏，降低社会效率，损害社会公平。

　国资委的定位是什么？首先是代表全国人民对国企进行监督的机构。国资委应该天然是央企管理层的对立面，要像防贼一样防止央企管理层对全国人民利益的侵占，而不是为已经发生的侵害股东的行为辩护。

　4 “再改革”需平稳过渡

　国企改革要坚持基本原则，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方向必须明确。

　新京报：大家看到，现在央企是在不断地与民争利，恰恰是让其还利于民的反面，实际上，要求限制国企不合法的利益，也是在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那么继续改革如何推动？

　盛洪：尽管这会比较难，而如何克服这些阻力，是属于政策制定者的事情，这就需要他们继承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传统和政治智慧。

　渐进式改革的方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点点地过渡。国企这么大一笔财富长期以来被人占用，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这需要逐渐收紧，实现比较平稳的过渡。但是，国企改革要坚持基本原则，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方向必须明确。对于国企所有的特权和特殊利益，必须要坚定不移地予以限制、取消。

　新京报：继续推动国企改革必然会面临很多阻力，你对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盛洪：我是比较中性的。我们要看到国企和一些部门在其中的特殊利益，既得利益者的实力非常强大等不利因素。他们拥有强大的政策游说能力，而且在经济和社会舆论等各个方面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不过，这也不可怕。如果有一群人利用不当手段获得利益，这样的不公正分配是不能持久的，也是全社会大多数人所不能容忍的。改革的动力也就在这里。另外，现在政府高层领导人也意识到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维护社会公正，也不会容忍这种现象长久存在。

　本报时事访谈员 于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