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东夫:川西大饥荒纪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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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的第一年，温江专区的粮食喜获丰收。对党和政府充满感激之情的农民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完成公粮征收任务外，尽可能把余粮卖给国家，1952年全区的征购量即达到近10亿斤，平均每个农户交征购千斤以上。
但征购的粮食满足不了迅速膨胀的吃商品粮的人口的需要。1953年，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和城市人口巨增，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实际上非常明显：国家工业化的速度超过了农业的承受力。中国农业人口众多，生产力低下，粮食商品率极低。以著名的产粮区温江专区为例，1952年农村人均耕地只有两亩,平坝地区人均只有1亩多，亩产大米三四百斤，除去种子、饲料、口粮，公粮，所剩有限。但当时上面流行的看法是：农民不向国家交售余粮，是为了“屯积居奇”，拿到市场上卖高价。因为当时允许粮食自由交易，私营粮商还存在；另一个原因是解放前农民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后分到了土地，“裤带一松”，就把增产的粮食“浪费”掉了。
所谓“屯积居奇”显然夸大其辞。即使农民卖高价，凭他们分得的那一份土地能“屯积”几何呢？其时国营粮食购销渠道已形成，市场虽未取缔，已受到相当限制，不可能象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样兴风作浪。既然是解放了，农民为何不应当松松裤带？难道他们永远应该过半饥半饱的生活吗？
一个简单的供求矛盾进而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农民分到了土地，他们的“阶级属性”便发生了变化，由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变成了“富裕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据列宁“小生产者无时无刻不在自发的产生着资本主义”的教导，“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就成为粮食紧张的原因。
曾经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一夜之间就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变成了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穷凶极恶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挑战的富农的形象。“国家与农民的矛盾”正式提了出来。什么矛盾呢？形式上是国家工业建设需要粮食，农民不愿意拿出粮食；实质上是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
是向农民妥协，放慢工业建设速度呢，还是让农民勒紧裤带，加快工业建设呢？主管经济建设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被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1页）
结果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取缔粮食市场交易，农民除上交公粮外的全部余粮必须交售给国家，由国家统一销售。交公粮、卖余粮统称“征购”。
历史惊人的相似。苏联十月革命后，为了解决城市粮食供应和内战需要，曾采取余粮征集制，强行低价收集农民全部余粮，引起农民极大的反抗。国内战争结束后，便以粮食税取而代之，纳税后的余粮，归农民自由支配，包括自由出售。列宁认为这样做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迅速发展，保障国家工业恢复。建国后，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国家也是采用粮食税——公粮的办法。实行统购统销，实际上是重蹈余粮征集制。
“这不是余粮征集制”，李井泉说，国家控制的余粮只在80－90％，还有0-20％的余粮在农民手中，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但事实证明，这不但是余粮征集制，而且是超余粮征集制。
按照规定，余粮征购采取上面定指标，下边“民主评议”的办法进行。所谓“民主评议”纯属空活。上面规定的指标过高，让农民“民主评议”根本无法完成。政策又要求根据每户的实际情况，粮多的多卖，少的少卖，缺粮户不仅可以不卖，还可以领到政府发给的购粮证买到国家的供应粮。这一来矛盾就更大了，土地是按人头均分的，凭什么你该少卖我该多卖呢？指标是一级一级分配下来的，对基层干部来说，不是根据评议核实购多购少的问题，而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是打击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支援国家建设的大事，完成好坏事关个人前途命运，除了强行摊派别无选择。（作者注：当年新繁县建设科科长喻权域回忆：“各县开四级干部会议，开法是全封闭，对外保密（这是解放后第一次秘密开会）。开了几天，任务落实不下去。乡干部计算，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吃一斤半米，根本不够，哪有余粮？我参加清流乡的干部会，费尽唇舌。村干部讨论后的结论是：要说农民有多少余粮说不上，号召农民‘卖节约粮、节省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是可以接受的。……中央分给各省的征购任务，和起来超过征购计划的5%，即加了5%的码；省分到专区，加码5%；专区分到县，加码5%；县分到区、区分到乡，乡分到村，村分到户，各加码5%。”）
通常的做法是干部把指标摊派到各户，张榜公布，限期完成，抗拒者强制执行。温江县昆芦乡一村公布统购任务时，第16组的10户农民只到了一户，工作干部就派7个持枪民兵将组长张世荣和“惯匪”张学云捆绑到村公所吊打。公平乡4村中农岳松贵派购“余粮”1400斤，岳交不出，干部和积极分子就抄了他家的粮食送到仓库。新都县同兴乡太平村公布统购榜后，富农刘树传看到自家的任务是6百斤，去找工作干部拆苦，工作干部说，你再闹，给你加成1千斤，刘吓得掉头就跑，工作干部大喊“抓倒”！几个民兵就把刘抓到乡上关起来。
新都县永兴乡的一次“民主评议”是这样进行的：天黑开会，工作干部点名，见有的人未到，下令民兵：“拿绳子去喊”。缺席者捆绑到会后，干部念摊派名单。有的农民叫苦说完不成，干部当即驳回：“你在放屁！”接着继续往下念，又有人叫苦，干部一拍桌子：“不准在下头闹，闹就捆起来！”念完，下令人人表态当面承认，见仍有人不开腔。干部高呼：“不承认行不行？”积极分子响应：“不行！”“不行咋个办？”“向他们斗争！向他们开火！”干部宣布，不承认的“按反革命分子看待”，不开腔的赶紧承认。
成分不好的更无商量余地。崇庆县苟家乡评产时，一个富农说干部评定的产量高了，当即罚跪，被逼跳水自杀。大邑龙凤乡六村抗拒征购者甚众，干部为杀鸡给猴看，将全村地主包括子女在内全部罚跪。双流县双华11村整完不成征购的地主，或脱光衣服(包括女人)推到塘里淹水，或往头上淋水，人人挨打，其中6人打得爬不起来。（见中共温江地委秘书处：《关于温江等五个县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发生强迫命令现象的通报》，1954年11月25日）
也有相当多的农民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尤其是刚刚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对政府的承诺宣传深信不疑，干部在动员中说，统购统销，就是由政府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不让粮商投机剥削，把粮食买给国家，今后缺粮，由国家供应。这有什么不好呢？许多人一老一实把口粮都卖了。
统购统销从1953年秋开始，1954年初全区普遍出现缺粮，当农民找到干部要求供应粮食时，才发觉大事不妙。得到供应的只是少数农户，大部分缺粮户不仅得不到供应，还被斥之为“闹粮”。这是当时流行的辞汇，含义为明明有粮而“装穷叫苦”，是在地主、富农等反动势力煽动下的反政府行为。
“闹粮”的表现为“装穷叫苦，遗弃子女，向干部、党员要饭吃甚至围攻区、乡政府。”温江苏坡乡杨德弟一家统购中卖了两千多斤大米，连往年的存粮都卖光了，年底便无米下锅，家中两个媳妇背着娃娃下雪天跪在路上，哀求干部“退点米给娃娃吃”。双流的一些农民把女孩子穿上新衣服丢进山里，派出所把孩子收容叫家长领回，他们不领，说“十根指头哪根舍得割，都是因为没米吃。”有的基层干部愤愤不平。温江文家乡八村的干部对工作干部说，我们当初保证粮不够国家供应，大家把柜柜坛坛都翻空了卖粮，上面不供应，硬是说不起话。工作干部不信：“敢保证没粮？”，村干部拍胸脯：“敢保证全村没得一家人还有米吃。”彭县隆丰乡农协会主任刘元任带了340多人从乡公所闹到区公所，“喊政府拿米来吃”。
专区返销了少量粮食，同时加紧对“自发势力”的批判教育。6月份，更大规模的饥荒爆发，缺粮的农民聚集场镇抢购食物，到仓库要求买粮，几近骚乱，尤数“本区最肥富的温江、郫县、崇庆一带发展得最为严重”。
6月8日温江永安乡蓬场，大批外乡农民将街上可吃的东西抢购一光，并涌到饭馆吃饭，有的不给钱，引起武斗，乡场顿时大乱。
6月9日夜，广汉城关突然出现五六百农民，带着口袋、箩框，站在沿街屋檐下，要求仓库卖碎米糠，经县长亲自出面作工作方散去。
6月10日，新津太平乡逢场，粮站出售1千多斤酒米，争购者达1千多人，没买到米的一哄而起，将场上可吃的东西全部抢光。
6月11日，崇庆安阜镇、6月12日三江乡接连发生哄抢哄买事件。抢购风刮到地专机关所在的温江县城关，6月13日，温江城关逢场，天色未明，各食品店和合作社门口已挤满了人，一个上午，全城所有食品被抢购一空，无数柜台被挤烂，连贸易公司极少有农民问津的海参、鱿鱼也卖完。
至此，专区各县连续发生几百、几千农民抢购食品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空气紧张。市场上买不到粮食，农民便抢购副食品、蔬菜填肚子，引起价格暴涨。崇庆县鸡蛋由3百元一个(旧币，1956年兑换新币时，1万元旧币兑换1元新币)，涨到2500元一个，洋芋价涨了一二倍，更奇特的，菜贩从成都市3百元一斤买来的白菜，到乡下卖1800元1斤。温江、郫县、崇庆、新繁每日数千农民涌进成都抢购蔬菜。
对于设在成都的中共四川省委，这些事几乎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绝对不能容忍。根据省委的指示，地委于6月下旬派出工作队，大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坚决镇压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关、捕、杀了116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和破坏分子”。（见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1954年8月1日）
乱子倒是平息下去，缺粮的问题并未解决，1954年，温江专区建国后第一次发生了肿病流行和饿死人。
肿病在医学上称为营养不良性水肿，因为先从下肢开始肿，川西坝子俗称“脚肿病”。专区卫生部门这年4月份发现温江、郫县、崇庆、灌县突然出现大批肿病患者，上报省卫生厅。省卫生厅旋即组织成都的医学专家和各医院人员共160多人，组成防治肿病医疗队，由省卫生防疫站总支书记郭嘉陵任总指挥分赴4县治疗。大家一看就明白是营养不良所致，除了吃饱饭无可救药。
郭嘉陵据实向宋文彬汇报，挨了宋一通训斥：你是不是共产党？郭说是，宋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给地主富农说话？你把城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到这里来，和农村自发势力勾结，反对统购统销……。罪名如此之大，医疗人员只好对营养不良讳莫如深。郭嘉陵回到成都即被撤销党内职务。和他一道去调查的从美国回国的专家丘正文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会理县劳动改造。
宋文彬所说，正是官方对闹粮的统一口径。崇庆出现肿病后，宋文彬曾到省委向李井泉汇报。宋文彬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傍晚，天气很热，李井泉坐在家门前的椅子上摇着一把大扇子乘凉。宋文彬汇报后，李井泉说，肿病是川西的地方病，历来就有的。有人说是缺粮，实际上是反对统购统销。并告诫宋“不要站在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说话”。于是宋“只能按这种口径讲”。省里派出的专家的调查结论，也只好称“地方病”、饮食不洁”云云。
景廷瑞，山西灵石县人，贫农家庭出身，靠爱才的乡村教师凑钱考上太原师范，是学校有名的才子，当过教师，1937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当了家乡的父母官——县长。1952年任大邑县委书记，这时刚上任地委宣传部长。
他自小崇拜的英雄是岳飞，最高的人生追求是报国为民，一脸的浩然心气，胸中纤尘不染，认准一个理，非要论出个事非曲直，有人暗中说他书生气太重。身为宣传部长，有关统购统销、闹粮的宣传口径他自然熟悉。听了张林超反映的情况，他决心去弄个水落石出，他直接到农民家中，找患肿病的人调查。他问在崇庆羊马乡搞肿病防治工作的老红军、四川医学院的张院长，到底是缺粮还是病？院长说，事情很明白，就象当年长征一样，人饿了，劳累了，营养不够，身体衰竭，倒下去就爬不起来了。
卖光了粮食，又被政府不供应打懵了人们惊惶失措地四处乱窜，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路上，遗弃的孩子沦为乞儿，有的偷东西被人打死，有人走投无路跳河自杀……爱动感情的宣传部长哭了，倾囊而出，将所带的钱全部给了农民。
在地委的汇报会上，景廷瑞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大发议论：
“到崇庆后，看到街上丢的娃娃十几个，一个姓黄的就丢了两个，有的娃娃偷东西被人整死，这不是一两起。廖场有一家三口人都死了，还有一家死四口的。一个生产委员一家死了三口，自己病得起不了床，这也不是一两起。路上走着就跌倒死人。有些人肿，有些人瘦得很，到处都不卖粮食，到成都也没有，有人搞不到粮食半路就跳了河，我知道的就有3个……
“说缺粮，我是有顾虑的，十二三岁的娃娃偷盗是天生的吗？病是有，但缺粮的问题更严重。一个村子收玉米，去吃的‘客人’比村子的人多几倍，有的吃玉米芯，屙不下屎，能试的话，咱们试一下，吃几天稗子、玉米芯，看怎么样！
“从地委检查，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冒进了，出了许多问题，多死了人，粮食紧张。二是不了解真缺粮的情况，应该怎样补救，没有将这项工作放在主要地位。去年统购时，就想听粮多，不愿听粮少；在闹粮中，就想听自发势力，不愿听缺粮。
“左了”、“冒进”、“立三路线”、“亡党亡国”，以及和5年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差不多的“小资产阶级片面性”，全都有了。这些言论要到59年再清算，当时党内生活还没有糟到那个程度。党外人士也比较敢讲话。7月份的省人代会上，有代表把温江专区的事提出来，说统购统销政策有偏差。省委认为有必要统一党内思想，同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李井泉引用了一段翻译得很赘牙的斯大林语录：“小资产阶级多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绕着工人阶级的个别成分，投机想钻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机体内，排挤国家垄断制。谁要看不到这点，那他就恰恰因为自己盲目无能，做了小资产阶级的俘虏。”李政委的用意，“小资产阶级的多头蛇”包括农村的自发势力，说脚肿病是营养不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省人大会上给统购统销提意见的代表；被多头蛇缠绕的俘虏当然是景廷瑞一类对统购统销抵触不满的干部。
温江地委因对闹粮的自发势力打击不力，和干部中出现对统购统销抵触情绪受到省委批评，地委因此提出一份带检讨性质的报告：《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省委1954年8月9日批示：
“从温江地委办公室关于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看，这不单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怪，而且是反革命、地主分子和奸商、富农分子联合着有计划、有组织地勾引和组织一部分富裕农民抗拒统购统销政策，进一步破坏人民民主政权的破坏活动。这也正是这次省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叫嚣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偏差的实质。温江地委根据省委的指示，……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没有对这116名的破坏分子在政治上的打击，就不能停止他们的破坏活动。”
批示指出，区乡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有抵触抗拒情绪，“组织不纯的现象可谓相当严重”，为此“必须进一步整顿内部”。
地委为整顿内部召开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没有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各县反映，农民在统购中卖了“过头粮”，缺粮的事实，不增加供应，是失信于民。景廷瑞置“李政委”的教育于不顾，继续声称脚肿病是缺粮所致。
这些从晋绥来的老干部门，对“左”的错误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李井泉在晋绥区领导土改运动因左得出奇，挨过毛泽东的批评，李井泉的这段老底大家很清楚，至少在那个时候，他们对李政委还不是那么怕得要死。地委决定，一方面增加粮食供应，一方面组织工作组到下面调查，对统购做到心中有数。
接二连三的报告很快堆满地委的案头。统购过头，农民缺粮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地富反革命煽动闹粮难以自园其说。崇庆县羊马乡白庙村患肿病的71人，6月15日至7月31日一个半月中死亡18人，均为15岁以下的小孩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全村78户贫农，死亡5人；55户中农，死亡8人，14户地主，死亡5人。从死亡比例看，地主最高，中农次之，贫农最低。（见温江地委工作组：《崇庆羊马乡白朝村目前病疫情况及此次解决口粮中存在的问题》，1954年8月）
鉴于1953年购过头粮的教训，地委在1954年的统购中强调留有余地，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省上下达的征购指标有增无减。温江专区计划委员会1960年编制的《1952－1960年粮食征购实绩》显示，1954年比1953年还多征购了4800万斤。征购指标是按田亩摊派的，农民为了完成征购，不得不大量减少烟、麻、油菜等经济作物面积。即使如此，也无“余地”可言。
1954年底，地委干部邓明秋等提供双流县柑梓乡4村的一份调查，全村平均每户征购粮食2229斤，人平530斤。“村对各户都是按余粮百分之百完成征购任务”，报告肯定产量评定高了，统购量大了，返销供应少了，“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温江地委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印发各县并报省委。地委的批示说：
“在我区现在还是个体农民居多的情况下，个体农民的产量评定，工作再好与农户实际产量也是有出入的，且消费量多少也有很大悬殊。因之统购面以不超过总农户的80％，统购量占余粮的比例控制在80％左右为宜；统购量如到90％即把握不大；达到100％则必然有问题。就容易发生统购后有些户留粮过紧或伤害口粮问题。各县委在检查工作时特别注意此点，并不要单看表上的数字，因为表同个户的实际往往是有出入的。……明年我们全党是否能从统购统销的圈子里走出来转向互助合作，就看这一段遗留问题解决如何而定。（见中共温江地委批转《邓明秋同志检查双流县柑梓乡统购统销中存在的问题》，1954年 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