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雷：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zt） - 戏曲漫话 - 国学论坛

吴新雷：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zt）

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


吴新雷（《南大学报》1999年第2期）

    孔尚任（1648-1718），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是曲阜孔子的64代孙。他在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完成的悲剧名著《桃花扇》，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文艺思潮的新生和演变，花扇》的史识和艺识新见迭出。到了60年代，对孔尚任《桃花扇》的评价众说纷纭，在极左和政治风浪中，经历了波折，甚至一度遭厄。新时期以来，从否定之否定走上正常的学术争鸣，桃红柳象更新，从而使剧中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个艺术形象的评析也得以正本清源。再加有关孔尚任诗文和传记新发现，促进了问题的深入探讨。现将近百年来这方面的学术概况，分期简述如下。
    一、前半世纪评家的推崇
    20世纪之初，王国维自1908年至1912年钻研中国戏曲，曾极口称赞元剧之文章，但却认为不及《桃。他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矣！王氏指出，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1915年，吴梅为暖红室校订《桃花扇》后，写了一篇题识，并在所著《顾曲麈谈》中赞扬此剧不独词曲之佳，即科白对偶，亦无一不美。1918年7月，他又写了《桃花扇传奇跋》，专论其艺术成就说：东塘此作，阅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王国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开创者，他俩对《桃花扇》的艺术评价很高，但都没有触及孔尚任的身世的思想内容。在清末民初，能结合文艺思潮来探索孔尚任《桃花扇》主旨的学者，当推梁启超为第一人年，他在《小说丛话》中首先揭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实质，他说：
    《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葢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注：阿英编：《晚清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4页。）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强调小说戏剧能开发民智，促进变革。早在19他自己就着手创作了具有革命精神的《劫灰梦传奇》和《新罗马传奇》两个剧本，宣示其创作主旨是精神。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梁启超特别张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他的论点，影响深远。他偏爱手不释卷，即使航海出国，也必带此书，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最终在1925年8月完成了对《》的校订注释工作（注：梁启超：《桃花扇注》，上海中华书局于1936年辑入《饮冰室合集》，列为专十五种。1940年用《合集》纸型出版单行本，分上下二册。1941年在昆明再印。1954年文学古籍刊印社书局纸版重印。），梁氏在书首附有《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一文，考述了孔尚任的生平和经历，指出赞礼就是云亭自己写照，眉批是云亭经月写定的，又考出孔尚任性情恬逸，夙精音律成有好古之癖，是一位历史戏剧家，专好把历史上实人实事加以点染穿插，令人解颐。梁启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他对《桃花扇》的注释，主要的便是勾稽史实，对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人物、李香君、史可法、左良玉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作了十分详尽的史料考释和辨正。梁氏对《桃花扇》中史实不符的描写，均在注中一一揭示。他以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剧，忽视了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对孔笔法苛求太甚。特别对于《沉江》一出，他认为与史可法殉难于扬州的史实完全不合，于是便进行了一订正的工作。梁氏也知道历史剧不等于历史教科书，承认剧场搬演，勿作事实观也（第四十出注二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第七出注一）。但总的说来，梁启超之注《桃花扇》，史识多而艺识是他的局限。
    受梁氏影响而以史识来研究《桃花扇》的论文，有萨孟武的《由〈桃花扇〉观察明季的政治现象》〈桃花扇〉谈到明代没落的原因》（注：载于1933年《中央时事周报》2卷25、27期及29期。），还有《〈桃花扇〉里的民族魂》（注：载于1934年8月《民族文艺》1卷5期。）。至于进一步研究孔尚任生则有容肇祖发表在1934年4月《岭南学报》3卷2期上的《孔尚任年谱》。容氏以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七的《孔尚任传》为基础，排比了孔尚任一生的历程，优点是对孔尚任的诗文作品进行了编年，但在事方面失于简略。
    这期间，在各家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孔尚任《桃花扇》是必定列举的文学名著，而且公认它亡国哀感的历史剧。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年）、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1933年）、林之棠《中国文学史》（19、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年）、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1937年）、胡云翼《新著中国》（1940年）等等，对《桃花扇》都一致推崇。
    从3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桃花扇》成为使大家激励奋发的古典作品，《桃花扇·余韵》哀江南》套曲成了中学国文课本中的必读篇目，形成了《桃花扇》热（注：见黄裳：杨龙友，书》1980年第期）。）。抗战期间，中华书局在昆明重印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剧中的民族主义情起了读者的共鸣。1943年4月，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第21期上，发表了方霞光的《花扇新序》，道出了当时国难当头、民族救亡者的识见。方霞光认为《桃花扇》是明亡痛史，文中侯李的恋爱，不过是宾，是衬托；桃花扇一词乃出于杜撰，或别有寓意（方氏认为是针对权奸阮大燕子笺》而发的）。而所称扇上所系的南朝兴亡治乱，却倒是作者所要认真评述的。他对于这亡国之原之辨，看得很痛心，很透彻，所以才用一种历史的态度来撰作这一部传奇，微言大义，有所寄托，我们用心去领略。……其中人物，各具个性，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成仁取义，廉节自守的英雄义士一类是求名骛利、卑诈下流的奸佞小人。前一类人奋斗、吃苦，不屈；后一类人偷安，享乐，投降。刻，活灵活现。
    方霞光特别欣赏《桃花扇》第三十出对史可法沉江的描写，认为那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读之令人虽说他是在南京未陷之前死守扬州，城破之时，被多铎杀了的，沉江之说，与事实不符。但史公死事之是众人承认的。方氏分析孔尚任不写史可法死于扬州而虚构沉江殉国的原因，除了要造成戏剧的气外，更主要的是为了避免直接描述清兵的罪行。因为清代的文字狱多极了，作者是只能如此。事实写史可法在扬州殉难，则势必触及清兵在扬州屠城的惨祸。我们得体谅作者那时的政治环境。试写的事情与清人关系极多，而却避免，一字不及，那可想而知作者怨恨之极，只能作无言之斥责了。述，可说是方氏独到的见解。
    综上所述，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桃花扇》作为古典文学名著，获得了读者的广泛传诵。至的研究工作，也已初步展开，但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多；由于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学者偏于历史的研究，的研究少了些。学术界对孔尚任的传记材料挖掘不够，对其生平、思想尚未深究。
    二、新风气、新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来评介古典文学在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新风气。据初步统计，50年代发表在各地报刊上有关孔尚任和《桃花扇》的研究就有25篇之多，超过了前半世纪之总和。1951年月1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范宁的《〈桃花扇〉尚任》，文中考述了孔尚任隐居石门山以及为康熙皇帝识拔而出仕的经历，又论述了他倦于为吏而桃花扇》的夙愿。1954年5月24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第7期发表了马雍的《孔尚任及其?〉》，马文评论此剧不仅在写作方法和文字技巧方面，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在对于?、人物的看法和处理上，也有许多地方，是难能可贵而值得我们提出来表扬的。文中指出：《桃花内容方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民族意识的特别浓厚，尚任借着对故国的追怀，对民族烈士的凭吊和的讥讽来发抒他的民族意识。同年8月29日《文学遗产》第18期，又发表了陈志宪的《关于〈桃花扇些问题》，陈文分二节，第一节论历史题材，认为《桃花扇》所选的题材，几乎是句句可作信史，史剧家在他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往往还是有他创造的地方。文中以香君却奁、四镇争位、史可法沉良玉殉忠四出戏为例，按之史实，均大有出入，但这虚构是以史实为根基的，不是作者随意擅变而是着意经营的地方，是文学作品所允许的艺术创造。第二节论主题的积极性，认为它是企图以历、民族气节来警惕人心，激励后代的，从这一点说，《桃花扇》真是中国民族戏剧中具有极丰富的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的杰出作品。与陈志宪的观点相呼应，宋汉濯在《西北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桃花扇〉的爱国主义精神》，赵俪生在同年10月号《文史哲》上发表了《论孔尚任爱国主义思想渊源》，赵文首先肯定《桃花扇》含蕴着充沛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接着提出问题：孔尚任是康熙帝识的，荣宠之极，怎么能写出《桃花扇》这样的作品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源何在？赵文进行了考证，追寻到三方面的社会根源：一是明末满兵入侵，大掠山东诸府州县，当地人民曾受到严重的焚，因而对以后的清朝统治者很早就埋藏下仇恨的种子。这种民族仇恨的普遍心理，孔尚任绝不不到的。二是孔尚任曾于康熙二十五年奉命到淮、扬治河，接触到冒襄、龚贤等明末遗民，这些交的事迹，在孔尚任为了写作《桃花扇》而积蓄史实资料、而引发爱国情操的过程上，都是有着极重大的。三是顾炎武、颜元的学风对孔尚任也不无启发。所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从外形看是越来，但在实质上是更牢固、更深广了。
    在此期间，王季思带着苏寰中和杨德平二位弟子，开始校注《桃花扇》的新读本。王季思在1956年出了《〈桃花扇〉校注前言》，先发表在1957年第1期《文学研究》上，《前言》共分九节，对《桃花思想与艺术作了全面的评析。其中论证了《桃花扇》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简要地介绍了孔生平事迹，阐述他是怎样借传奇中男女主角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写南明一代兴亡之感的？两方面的人物形象以及曲词宾白和结构艺术也都作了深入的分析。校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于1958卷首序目经过调整后又于1959年4月重新出版，嗣后多次重印，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编的多种《中国文学史》中，有关《桃花扇》的论述，基本上都追步王注本《前言》的思路。
    从1958年到60年代初，各地报刊发表的评《桃》论文已开始注重艺术分析，并着重讨论艺术真实和实的关系问题，大家在历史剧是艺术品而不是历史书的论题上取得了共识。对于《桃》剧中人物形造和编剧技巧，也是这一时期大家讨论的重点，如黄天骥《略论〈桃花扇〉艺术特征》（注：见《中山报》1958年第1期。），聂石樵《略谈〈桃花扇〉》（注：见《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1958年5月。?凡《〈桃花扇〉笔法杂书》（注：见《剧本》1959年9月号。），段熙仲《柳敬亭--〈桃花扇〉里民?辉煌形象》（注：见《雨花》1961年8月号。），曹振祥《孔尚任和〈桃花扇〉》（注：中华书局1961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王毅《由历史人物到戏剧人物--从〈桃花扇〉中的杨龙友说起》（《光明日报》1961年9月8日。），高哲《试谈〈桃花扇〉情节的提炼》（注：见《文学遗产增刊》第1263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都提出了创见和新见。其中王毅论述史与戏的统一的文章，还博得的赞赏，茅盾在《历史和历史剧》一书中说：我觉得此文虽然只是从杨龙友说起，可实在是对于历史何塑造的细致精致分析，同时也对《桃花扇》的艺术性作了公正的评价。茅盾本人对《桃》剧也发表的看法，书中说：
    它在古典历史剧中的卓越地位，差不多已有公论了，无论从运用史实方面看，或者从塑造人物方面桃花扇》比《鸣凤记》高出一筹。……如果说，《桃花扇》是我国古典历史剧中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方面取得最大成果的作品，怕也不算过分吧。（注：茅盾：《历史和历史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
    这一见解，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关于孔尚任的研究，60年代初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代表性的成果是袁世硕在1961年写出了《孔尚任，196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初版。此谱详考传主的生平事迹，有史以来第一次理清了孔尚任传记的端绪纠正了容肇祖旧谱的缺失和舛误，考证了石门山隐居、出山异数、湖海生涯、仕途经历、罢官归里等问料丰富。书后附有《交游考》，考述了与《桃花扇》创作有关的人物，信而有征。
在孔尚任诗文的辑集方面，汪蔚林继1958年编辑《孔尚任诗》（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又于1962了《孔尚任诗文集》（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包括孔氏的《湖海集》（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岸堂稿》、《长留集》、《石门山集》，并将散见于各种文籍中的孔氏诗文词曲收录一起七卷，为研究孔尚任生平经历和思想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三、否定之否定
    自1962年9月至文革，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左倾思潮泛滥，学判成风。哲学上批判合二而一和时代精神汇合论，政治上批判清官和有鬼无害论，史学界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声讨叛徒，文艺界是批判被江青和康生点名的戏剧电影。流风所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了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怪论。在这样的形势下，《桃花扇》在劫难逃，不仅遭到批判，而且在文被彻底否定了。
    具有代表性的闯将式的发难文章，是1962年12月29日载于《光明日报》的穆欣《不应当替投降变节护--评刘知渐〈也谈侯方域的出家问题〉》。穆文认为侯方域是降清变节分子，《桃花扇》美化，而刘知渐等学者为侯方域辩护，也就列为被批判的对象。刘知渐那篇论文根据史料考证，侯方域在明并未甘心降清，他在顺治八年参加河南乡试是被迫的，中了副榜举人后并未出仕。刘知渐认为孔尚任侯方域，在《桃花扇》结尾写侯方域修真学道，是符合侯方域的精神状态，也符合历史真实的一个方刘氏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8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本意是参与有关《桃花扇》结尾问题的学术讨论料招来了一场是非口舌之灾。
    问题起因于1961年底至1962年初，中央实验话剧院重新排演欧阳予倩的话剧《桃花扇》。此剧早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即由欧阳予倩首先改编为十一场的京剧，他从抗日的政治需要出发，借题发挥、时事，把侯方域处理为叛徒汉奸，而突出表彰李香君的民族气节，这在那个时期，是有现实的作用的年12月，他又将京剧本改为三幕九场的话剧本。解放后经过整理，多次演出，结尾的侯方域形象是身是清制的行装，箭衣马褂，脑后拖着辫子。但到60年代初，中央实验话剧院重演此剧，却引起了行家议论。先是张毕来在1962年6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从煞风景的侯方域说起》，文中指两朝应举是事实，但孔尚任却写他入道，是一个不煞风景的侯方域，与李香君一生一旦，都是正。从头到尾，侯方域就政治品质而论，是干净的。现在，他着清代衣冠而出，辜负了李香君“守楼“扇“一片忠贞，当然就觉得大煞风景了。接着是勉仲在同年8月1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钱牧斋域》一文，认为话剧中侯方域的顶戴新装，无疑是有些煞风景的。然后便是刘知渐出来说话，刘氏话剧的结尾，因为读了张毕来的文章，如骨鲠在喉，很想一吐为快，便写了《也谈侯方域出家，这就是穆欣撰写批判文章的来由。穆文开头说：前些日子首都公演欧阳予倩的话剧《桃花扇》，颇几位知识界人士的愤懑不平，深为在结尾时穿着“清装“上场大出丑相的侯公子抱屈，其中以刘知慷慨激昂，所以穆文要对他进行重点批判。穆文第一节小标题是有关侯方域的“历史真实“，认域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变节分子；第二节小标题是孔尚任的难言之隐，认为孔尚任为侯方域封建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第三节小标题是刘知渐的“骨鲠“所在，声色俱厉地指责刘氏为投行为辩解，把刘氏有关话剧结尾的不同意见上纲为政治问题。这一记闷棍打下来，真是令人咋舌！在一声中，学者们只能在既定的框架中写作否定孔尚任《桃花扇》的论文，如《应当正确评价孔尚任的〈桃》（注：见《光明日报》1964年10月8日。）、《〈桃花扇〉的出现适应了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见《光明日报》1965年1月17日。）、《〈桃花扇〉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品吗？》（注：见《新建设年4月号。）《关于〈桃花扇〉的思想评价问题》（注：见《光明日报》1965年10月17日。）等等。这批判了过去学术界推崇《桃花扇》的各种论点，认为孔尚任站在与人民水火不相容的反动立场上，为康熙的统治服务，毫无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可言。孔尚任的敌视农民起义依附清朝统治者的反级立场和政治观点，使他对于当时社会的本质矛盾作了反动的解释。指斥《桃花扇》的思想倾向是族矛盾，美化清朝统治者，宣传消极退隐，取消斗争。1965年7月4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尚任罢官问题》，文中根据对间接资料的分析，孔尚任的罢官和他在监铸任上的表现有关，即牵连在类的案件之内，这有着较大的可能性。--以上就是文革之前批判孔尚任和《桃花扇》的论文简本上还是限于学者之间相互讨论的范畴。但到文革开始后，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文革之初，名批判电影《桃花扇》，她的主攻目标不是叛徒侯方域，而是坚持反革命气节的李香君，这是料所不及的。
    这个事件之由来仍需回顾到1962年，因为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重演欧阳本《桃花扇》引发了论了热门话题，西安电影制片厂便想顺着话剧结尾的路子把它搬上银幕，请梅阡和孙敬根据欧阳的本子在下半年完成电影文学剧本，1963年摄制，影片的结尾是：侯方域身穿清装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遭民族气节的李香君的唾弃，香君为此气绝而逝。这部影片送审时就未获通过，文革开始后便被拿出大毒草批判，江青给它扣上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政治帽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揭批。1966年7月12?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电影〈桃花扇〉是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编者按》说：电影《桃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剥开《桃花扇》的所谓历史题材的画皮，暴露出它宣扬反革命“，号召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的政治目的。全文三节的小标题是宣扬至死效忠于被推翻的旧王朝的反气节“、含沙射影，恶毒咒骂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狂热歌颂“东林精神“，鼓吹反革命暴文中严词斥责说：电影中李香君的形象是作者借来表现“东林精神“的工具。她是一条披着桃花似的大毒蛇。我们一定要拦头打死这条毒蛇！在这样的号召下，全国工农兵群众一齐上阵，写大字报搞大给电影《桃花扇》判处了死刑，连带孔尚任的原著和欧阳的改本，全都被彻底否定了，有关演员和研究也都池鱼遭殃，受到批斗和迫害，有的同志曾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注：见王季思为广东人民出版年版洪柏昭所著《孔尚任与桃花扇》写的序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在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百废俱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桃花扇》的研究得以回到正常的学术轨道上来，学者们撰文呼吁，为孔尚任《桃花扇》恢复名誉傅继馥的《桃花扇底看左倾》（注：见《江淮论坛》1979年第1期。），揭示了左倾思潮的危害性，驳种奇谈怪论。又如王季思《〈桃花扇〉校注本再版后记》（注：见《光明日报》1979年8月7日。），批桃》剧研究中形左实右的一些表现，认为《桃花扇》仍应予以肯定，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还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再如蔡毅的《应该恢复〈桃花扇〉的本来面目--论侯方域的出家结局》（《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1980年3月）。），认为《桃花扇》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作者是站在国家立场上来写侯方域入道的，其结尾处理完全是合适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任何否定它的企论，都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还有赵景深、李平、江巨荣合作的《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尚任与〈桃花扇注：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1980年10月）。），指出孔尚任写侯方域上山入道，与悲剧气氛显，绝不是为了美化叛徒或鼓吹投降主义。孔尚任敌视农民起义是他的严重缺点，但《桃花扇》在表的民族矛盾时，作者反对清朝贵族的立场是鲜明的，民族意识有时相当强烈。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重新评价孔尚任和《桃花扇》的文章都反思了过去，突破了禁区，特别是对剧中正面形象侯方域和李香析，廓清并否定了文革之际的极左观点，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四、欣欣向荣的新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活跃，学者们从哲学史、宗教史或思想史的新视角着眼，多方位多层面地孔尚任的《桃花扇》，研究工作获得了可喜的进展。从80年代至90年代，国内各报刊已发表这方面的文篇，数量和质量都超越前代。大家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讨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官疑案，《桃花扇》的主旨、结构、人物塑造和情节提炼，剧中是否借用了徐旭旦的套曲？孔尚任的政是拥清还是反清？孔尚任的曲论和戏剧观，权奸亡国论的是非，侯方域形象及剧作的结局由于面广量大，本文限于篇幅，未及全面介绍，好在1990年第12期《文史知识》已发表朱万曙写的《近尚任及〈桃花扇〉研究综述》，读者可从中了解到一些讨论情况（注：又可参见戴胜兰：孔尚任研究与展望，《齐鲁学刊》1989年增刊。）。
    令人欣喜的是，这个时期连续发现了一系列新材料。1981年第4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黄立振尚任信札墨迹》，公布了他于1957年在曲阜旧书摊上觅得的孔氏写给西园老人孔贞灿的四封信，由此讨孔氏早年思想及交友情况。1981年出版的《文献》第9辑和1982年出版的《文史》第15辑，分别发国瑞与刘辉从《尺牍偶存》和《友声》中辑得的孔尚任佚简，这批书信共计20封，写于康熙二十五年（至四十四年（1705）之间，对了解、研究孔氏生平、交游、思想和创作，提供了新的线索。1983年《文16辑发表了张羽新的《关于新发现的孔尚任〈寄青沟和尚〉及佚诗》，得知孔氏曾于康熙三十三年（16、九月间到盘山（在今天津市蓟县境内）访晤青沟禅院僧人智朴。1984年《文献》第21辑发表了刘辉的任与〈会心录〉》，由此得以探讨孔氏隐居石门山的心路历程。1985年改版后的《文献》第一辑（总23表了刘辉的《所见孔尚任诗文二题》，一是从《后圃编年稿》中辑得孔氏所作《焚余稿序》和一首七言可由此了解孔尚任的交游；二是在中央党校图书馆善本室发现了孔尚任纂修的《莱州府志》康熙刻本，孔氏晚年的思想行踪和诗文著述提供了珍贵的材料。1993年第3期《文学遗产》发表了丘良任的《孔尚的重要发现--论〈续古宫词〉与〈拟古宫词〉》，同年第5期《东南文化》发表了海众的《孔尚任一（〈晓唐律诗序〉）》，均为探究孔氏在扬州时期的心态提供了新材料。此外，宫衍兴和徐振贵在收集面孜孜兀兀，用力甚勤。宫衍兴在1985年《戏曲研究》第14辑上曾发表《新发现的孔尚任遗著及其他》他又连续发现了一批资料，在1994年9月自费印行了《孔尚任佚文遗墨》，内中附有考证和注释。徐振1984年第3期《文教资料简报》和1987年12月《古籍整理》上分别发表《孔尚任佚文两篇（墓志铭）及》，后来他把收辑所得编著了一本《孔尚任佚文笺注》（尚未出版），分门别类地进行考订笺证，提出的见解。
    在专著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主要的有：（一）中州书画社在1982年出版了刘叶秋的《孔和〈桃花扇〉》。书中论述了孔氏生平及其诗歌作品，选释其有代表性的古今体诗作，重点是评析《桃的艺术成就（包括情节与人物），后附《桃花扇》全剧校注。（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了董《五大名剧论》，其中《桃花扇论》分四章。第一章定正鹄，考史论剧，重申《桃花扇》传奇是的痛史，是一个民族的大悲剧，它那爱国主义的主题思想是异常明确的。在论及孔氏生平时，书孔氏罢官仍源于《桃花扇》及其诗作等文字根由，反对有贪污嫌疑的猜测。第二章论虚实，对和1965年《光明日报》所发几篇论《桃》文章进行了驳议。第三章谈情节，对剧情结构作了全面分定《栖真》、《入道》和《余韵》的收场，不赞成让侯方域穿清装上场把李香君气死的结尾。第四形象，评析了侯方域、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阮大铖、杨龙友等人物形象。（三）上海古籍出版85年出版了胡雪冈的《孔尚任和〈桃花扇〉》，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对作家作品进行性的评介。（四）齐鲁书社在1987年出版了袁世硕的修订本《孔尚任年谱》，充实了不少新材料，在篇原本增加了一倍。（五）广东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了洪柏昭的《孔尚任与〈桃花扇〉》。作者以优笔详述了孔尚任一生的事迹，专章评论了《桃花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六）山东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了徐振贵的《孔尚任评传》：第一章孔尚任传略，第二章孔尚任著述考，第三章论〈桃，第四章论孔尚任其他著述（包括《大忽雷》、《小忽雷》传奇和诗文）。此书系统全面地考述任和《桃花扇》的有关问题，颇多新见。（七）海峡文艺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了施祖毓的《〈桃花扇〉》，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对孔尚任和《桃花扇》评论中的有关问题表述了个人的看法。
    在90年代发表的众多论文中，何法周和谢桂荣的《侯方域生平思想考辨--论侯方域的变节问注：见《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侯氏入清后的表现，否定了变节之说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陆键东著），书中述及陈寅恪生前爱看《桃花扇》，陈氏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引见《柳如是别传》和《吴宓日记》）。1997年第3期《学学报》发表了吴新雷的《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文中第四节考述了孔氏的道家思想，以《桃花扇》中把侯方域处理成上山入道，目的是为了保持其艺术形象的完整和人格的独立，以便充分肯文人反权奸的爱国志节；侯、李之情是在与阉党余孽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一生一旦，互为表里；并重，是孔尚任原著的基调。1998年月，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约，徐振贵为《中国评传丛书》完成了重新撰著的《孔尚任评传》。徐氏是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在曲阜就近觅得有任的不少新材料，所以他的研究工作得天时地利之便，甚为深入。例如他从孔府档案中找到康熙年间孔家庭昆班的史料，证见孔尚任受到昆班演出的影响，激起了他创作《桃花扇》、《小忽雷》等昆曲剧本。即此一端，就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真知灼见。书中对学术界争论的各点如罢官疑案和侯方域形象等问题了新的探讨，此书可望在2000年出版，我们期望能看到本世纪内这一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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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明：20世纪的《桃花扇》研究

[B]20世纪的《桃花扇》研究[/B]
[B]朱伟明[/B]

【[B]作者简介[/B]】朱伟明(1957- )，女，浙江杭州人，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研究。　湖北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清代孔尚任的传奇名作《桃花扇》问世之后，立即引起了观众和读者的广泛注意。最早对《桃花扇》作出评论的，是与作者同辈的一批文人学士（如顾彩、刘中柱、李楠等人），他们大都有着和作者相似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他们的评论，或揭示其内容要旨，或评价其艺术风格，多数都是即兴式的评点，随感式的议论，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比较明显的随意性，还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应该说，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的。

[center]一[/center]

20世纪最早的《桃花扇》评论，出现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在谈到中国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乐天色彩后，指出：“吾国之文学中，其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紲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这里，王国维论述的重点，在于通过《桃花扇》与《红楼梦》之比较说明《红楼梦》的价值。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王国维对《桃花扇》内涵的把握及悲剧特点的定位，都是十分准确的，且在后来的《桃花扇》研究中亦有较大的影响。
对《桃花扇》的系统研究，应该说是从近代学者梁启超开始的。梁启超一生在繁忙的政治生涯和学术活动中，一直十分重视作为通俗文艺的小说与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中，他尤其推崇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惩创人心的杰作《桃花扇》，他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研究《桃花扇》的人。

1925年梁启超完成了《桃花扇》的注释和考订。在这个注本前面，梁启超写了一篇《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此文可以说是《桃花扇》研究中最早的专题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详细考订了孔尚任的生、卒年，《桃花扇》的创作情况及其他一些作品的情况。梁启超对孔尚任生平情况的研究成果，如对孔尚任生年的考订，至今仍为研究者们所沿用。在这篇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第一次将孔尚任称为“历史戏剧家”，并指出孔尚任创作的特色是爱用历史题材，并且在技巧上有独到之处：“云亭作曲，不喜取材于小说，专好把历史上实人实事，加以点染穿插，令人解颐，这是他一家的作风，特长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小忽雷》著手尝试，到《桃花扇》便完全成熟。”这个看法无疑是十分内行而准确的。
梁启超的《桃花扇》注本，是第一个详细注释本。梁启超对《桃花扇》原著进行了大量的考释和订证史实的工作。并按照现代话剧的形式加以改写，目的是为了使剧本更加通俗易懂。梁注本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以大量的史料，详细的考证，为后人研究《桃花扇》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表现统一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参考的历史材料。与此同时，也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更多的是用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剧，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使得他在注释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的地方。尽管如此，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及其作者所做的一切工作，仍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参考的资料，且开山之功，实属不易，梁启超的贡献，足以在《桃花扇》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梁启超之后，在《桃花扇》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容肇祖的《孔尚任年谱》（《岭南学报》1940年三卷二期）。该《年谱》梳理勾勒了孔尚任生平及著作的一般情况，其中有些结论仍为后人所采用。

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桃花扇》研究，尽管还处于分散状态和表层次上，但已经初步涉及到了这一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学术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center]二[/center]

新中国成立之后，《桃花扇》研究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无论是对《桃花扇》剧本内容的研究还是其作者孔尚任的研究，都有十分明显的进展。

1959年4月，王季思、苏寰中等合注的《桃花扇》新注本问世，以及王季思先生为此书所作的《前言》，是对建国后《桃花扇》研究成果的总结，代表了当时学界对这一文学名著的整体认识水平。

王季思等人的新注本根据兰雪堂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本互校，后又以康熙戍子刻本为据，校正个别讹字。剧本形式按宋元以来的统一形式加以编排。在注释方面，除了注明原文中的典故、疑难字词外，有些地方还对整句、甚至整支曲子加以串释，指出作者的用意所在。此外，注者对明清传奇体例上的特点及演员角色等也都加以详尽的注释。因此，新注本对《桃花扇》的校勘、标点、注释等工作，为《桃花扇》的普及和通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建国后印刷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通行版本。不仅如此，王注本《前言》对《桃花扇》内容与艺术的准确概括与定位，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学术界多数研究者的肯定与赞同。

与《桃花扇》新注本前后出版的汪蔚林辑《孔尚任诗》，则直接为研究孔尚任的生平与思想提供了丰富、具体、可靠的材料。全书以时间为线索编排，共分为五辑。书后还附有《孔尚任著作目录》一份。此书后经作者修订、增补为《孔尚任诗文集》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迄今为止收录孔尚任诗文最多的辑本。

在此之后，196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世硕著《孔尚任年谱》，则是《桃花扇》及其作者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标志。《孔尚任年谱》一方面以前人的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则依据解放后新发现的资料，内容十分翔实。《年谱》对前人做过考证的问题，结论正确者，均直接引用，并注明出处，以示尊重；对考证失实者，均加以辨正，说明其理由。同时，《年谱》对所引用的孔尚任事迹，有直接材料证明者，大多摘录原文，至少列举篇目；已为前人考证而无定论者，均援引其考证及根据，并酌情加以补正；重新论证、辨正者，尽量写出考证所依据的材料。除了收入与孔尚任生平有直接关系的材料之外，《年谱》还收入了一些朝政大事，意在说明孔尚任所处的时代环境的特点。在《年谱》正文之外，另附有《孔尚任交游考》一篇。收入《交游考》者，皆为与《桃花扇》创作有一定关系或可能有关系的人物。为了照顾《年谱》本身的完整，凡重要交游均于《年谱》中著其事，故二者有互见之人物。总之，《孔尚任年谱》与《孔尚任交游考》互相补充，为人们研究孔尚任的生平及《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和丰富的资料。《年谱》后经作者修订，1987年4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修订后的《年谱》补新辨误，因此而成为孔尚任研究中有重要价值的参考书。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桃花扇》研究，基本上是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进行，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的，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一批重要成果同时出现在这时期，形成了《桃花扇》研究的繁荣局面。然而，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与学术研究不和谐的音符。

1962年12月《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署名穆欣的文章《不应为投降变节行为辩护》，指斥《桃花扇》“严重歪曲历史”，是为清王朝服务。随后，还有的文章认为，孔尚任是以“权奸亡国论”掩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实际上是在谴责马、阮的同时，无形中开脱了外来侵略者和其他汉族统治者的罪恶。也有人把《桃花扇》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点与康熙皇帝修《明史》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看，从而得出《桃花扇》完全适应了清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的结论。这样，学术研究中不同观点和看法迅速上升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到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桃花扇》与一大批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一样，被作为大毒草而受到批判，已无任何正常的学术研究可言。

[center]三[/center]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结束了十年动乱后的学术界，开始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刚刚摆脱了文化专制主义与虚无主义双重桎梏的广大学术研究者，重新焕发了极大的学术热情。8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因此取得了相当引人注目的成就。

首先，一大批新的研究资料的发现，丰富了孔尚任的生平资料。《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发表了黄立振的《孔尚任信札墨迹》一文，公开了作者1957年于曲阜集市旧书摊上所得孔尚任给“西周老师”信札四封。黄文认为，这四封信虽未注明年月，但从内容上看，很可能是孔尚任出山之前所写。信札反映了孔尚任的交游及年轻时的一些想法，也展示了他对书法及字画古玩的爱好。

此外，《文献》1985年第1期发表了刘辉的《所见孔尚任诗文二题》，公布了有关孔尚任的重要资料两则。一是孔尚任写于康熙十年的《焚余稿序》，此序《孔尚任诗文集》未收入，且各种年谱皆未著录。此序是孔尚任的一篇重要文论，充分表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其二是孔尚任所修《莱州府志》，此志为康熙五十一年本，藏于中央党校图书馆善本书室。此志汪蔚林辑《孔尚任诗文集》附录《孔尚任著作目录》未提及，袁世硕《年谱》也只是推测，此志的发现使推测成为定论。不仅如此，该志中还载有孔尚任本人的诗五首、文两篇，均为《孔尚任诗文集》未录篇目。

其次，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对《桃花扇》的内容进行深入探讨，是这一时期《桃花扇》研究的主要特色。

有关《桃花扇》内容的研究，主要围绕《桃花扇》主旨的探讨、“权奸亡国论”的内容与评价，以及侯方域形象与作品的结局展开。《桃花扇》的主旨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60年代前后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是《桃花扇》反映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寄托了孔尚任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后来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一度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造成了一些混乱。80年代前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展开了正常的讨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仍然是表现民族意识说。赵景琛等人的《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尚任和〈桃花扇〉》（《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洪柏昭的《〈桃花扇〉思想评价问题》（《暨南学报》1985年第3期）等文章均持此种观点。第二种是拥护清朝说。井维增的《〈桃花扇〉的政治倾向及其评价问题》（《齐鲁学刊》1985年第3期）、戴胜兰的《谈〈桃花扇〉的思想倾向》（《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等文章认为，《桃花扇》的写作年代已经是清政权建立50年以后的康熙盛世，其时爱国主义内容早已不同于汉族抗清之初。特别是剧作者的目的在借鉴历史，为巩固和发展新政权提供参考，这就更不能用清兵入关时的眼光来评价。因此，怎样评价《桃花扇》不能以是否反清为标准。第三种是悼明诫清并存说。黄天骥的《孔尚任与〈桃花扇〉》（《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即认为：“孔尚任所谓‘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云云，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巩固清朝是统治”，同时，“《桃花扇》回避了明末清初国内民族矛盾的具体描写，却不等于作者无视当时的民族斗争，剧本字里行间，明显地流露出民族情绪，因此，《桃花扇》又有不适应清朝统治者需要的一面”。黄卓明的《有关评价孔尚任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81年第2期）则深入探讨了孔尚任既颂清又悼明的原因。

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开始选择新的角度对《桃花扇》的内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张乘健的《〈桃花扇〉发微》（《文学遗产》1984年4期）从哲学史的高度分析《桃花扇》，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文章具体分析了《桃花扇》的纲领是儒教和道教，《桃花扇》的“春秋笔意”是“对士大夫阶层的失望和对儒教的反省”，以及“寄希望于下层，以道教为逋逃”。认为孔尚任“对儒教的痛切反省，违反了他的个人动机，已经预兆着近代对封建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总清算总批判的先声。”此外，孔瑾的《封建王朝的挽歌：孔尚任〈桃花扇〉的思想内容》（《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88年夏季号）也指出：作品“不仅写明王朝必亡，而且写了清为末世；不仅是明王朝的挽歌，而且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挽歌；不仅是民族的悲剧，而且也是时代的悲剧”。

与此同时，与《桃花扇》主旨密切相关的“权奸亡国”的内容及侯方域形象的评价等问题的讨论，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达成了更多的共识。

第三，《桃花扇》剧本的高度艺术成就，也开始引起更多的研究者的重视。廖全京的《论〈桃花扇〉传奇的结构艺术》（《戏剧论丛》1982年第1期），详细探讨了《桃花扇》的结构特点及成就，指出主线贯穿，史实敷衍，以龙引珠，起伏转折，多样统一，境界独出；及关目处理上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桃花扇》剧本结构的基本特点。认为剧本的整体结构上运用了多方面的对立统一，因而能给人一种完美的整体感与谐调感，既充分表现了生活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深化了主题的表达。而陈本俊的《〈桃花扇〉戏剧性初探》（《戏曲艺术》1985年第4期）则运用现代文艺学的观点，从戏剧冲突与戏剧情境的构成、戏剧动作与戏剧悬念的产生等方面，论述《桃花扇》戏剧性多方面的成就。指出《桃花扇》不仅在历史真实方面达到了以往的时事剧、历史剧所未曾达到的高度，而且能不为史实所拘，充分运用了历史剧所允许的提炼、虚构等艺术手段，在艺术真实方面也达到了以往传奇中所罕见的高度。

总的说来，8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在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从对“十年动乱”中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开始过渡到新时期正常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展开，其中既有老一辈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有众多青年研究者的积极探索。尽管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或选择的角度还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客观或主观的局限，他们的精力还主要集中澄清在极左思潮带来的学术混乱，还没有来得及在学术研究上有更多的创新建树，但不可否认，这些努力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center]四[/center]

进入90年代以后，《桃花扇》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资料方面，新发现的孔尚任《续古宫词》十二首（《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未标明年代，但写得情思宛转，情丽缠绵，表达了宫廷妇女的怨抑之情，也为人们展示了孔尚任创作的另一侧面。关于孔尚任的词作，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附《孔尚任著作目录》谓：“宫词百首，未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列出了吴绮序，但说：“疑未曾刊行。”十二首宫词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确证，提供了重要材料。

对于《桃花扇》版本的源流考辨，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宋平生的《〈桃花扇〉传奇版刻源流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和戚培根的《〈桃花扇〉传奇版本源流考》（《图书馆学报》1992年第6期），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各有侧重的探索。

对《桃花扇》主题与内涵的探讨，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所在。

关于《桃花扇》的创作倾向，一直是《桃花扇》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吴新雷的《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力图从剧本的创作过程寻找答案。文章认为，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成书”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悼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而在南京、淮扬访问了南明的遗民与遗迹不仅获得剧本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园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

9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者们开始将剧本置于比过去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对作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梁燕的《儒家理想的幻灭——论孔尚任与〈桃花扇〉》一文（《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1期），在考察了孔尚任孜孜以求、悒悒不舒的一生之后，认为这部传奇是以儒家理想的幻灭感为全剧的主旋律的，分别从政治的幻灭、爱情的幻灭、人生的幻灭三个层面，表现了作者痛定思痛之后的思索和不可诉状的悲哀；全文由“孔尚任的一生是对儒家思想苦心追求的一生”和“《桃花扇》传奇展示了一个封建帝国走向灭亡时的种种必然”构成，为人们把握《桃花扇》的内在意蕴提供了新的观照面。

与此同时，冯文楼的《一个复合文本的建构——〈桃花扇〉二重主题说兼其他》（《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则运用文本批评模式对《桃花扇》进行了从表层次结构到内在深层结构的细致解读。文章着重论述了“桃花扇”的政治化和悲剧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双重主题。文章认为，剧中的“桃花扇”由“诗扇”变为“桃花扇”的过程，即爱情政治化的过程，表现的是剧本的第一主题，即以“桃花扇”诛乱臣贼子，以“桃花扇”正世道人心，警世主题是剧本的第一层含义。而剧本从赠扇、溅扇、画扇、寄扇、到最后撕扇的悲剧化的过程，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国破家亡之后的人生虚无和历史悲剧感。因而在剧本的结局处安排侯、李跳出“幻景”，放弃爱情，双双入道，从而完成了对儿女之情和家国之恨的形而上的升华，即剧本的第二重主题——归隐。文章既有开阔的视野，又有理论的深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失为近年来《桃花扇》研究中的一篇力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张燕瑾的《历史的沉思：〈桃花扇〉解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文章与《桃花扇》研究中的一般观点不同，强调指出，作品追求的是富有哲理的悲剧的目的，而不是历史的目的。作者只是借历史的框架抒写“天崩地解”的历史巨变之后对士林群体人格的反思，成为吴敬梓的先导；作家也不是要重建社会人格，为社会提供疗治的药方，他意识到传统道德已无力挽回社会的危亡，作家是在用心灵感悟历史，借历史抒写心灵，写对人生对历史的探求，充满了天才孤寂之感和痛苦的沉思。

上述文章虽然运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都不尽相同，但目的都在探讨对作品的整体意义的阐发和深层意义的把握——探求作品的悲剧性与哲理性的内容，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们表现出了大致相同的倾向。由此也构成了90年代《桃花扇》研究不同于其他时期的鲜明特色。

20世纪的最后一篇有关《桃花扇》研究的论文是卞孝萱的《〈桃花扇传奇〉与〈柳如是别传〉》（《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文章认为，《桃花扇传奇》与《柳如是别传》都不轻视封建社会中地位低下的妓女而表现出一种同情，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文章主要以实证的方法，比较研究两书之指导思想、资料来源、创作方法的区别，论证文艺作品与史学著作各有千秋。此文提供了《桃花扇》研究中的另一种视野，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学术多元化的走向。

在对《桃花扇》内容与艺术的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创作实践中，对中国古代戏曲编剧方法的总结，以及在《桃花扇》创作过程中产生的《桃花扇小引》、《桃花扇小识》、《桃花扇本末》、《桃花扇凡例》、《桃花扇考据》、《桃花扇纲领》等集中体现了孔尚任的文学思想和戏剧思想的文字，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早在1959年，戴不凡先生就在他的《〈桃花扇〉笔法杂书》（《戴不凡戏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中明确指出：“如果说李笠翁是从理论上总结了前人的编剧经验，那么，孔尚任事实上是在实践中，在剧作中，对前人的编剧方法进行了一次‘总结’。”这个看法，应该说是很有眼力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后的研究者们忽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80年代初期，王晓家在《戏剧艺术》1980年第1期上发表了《〈桃花扇凡例〉释义一文，对孔尚任在《凡例》中所表达的戏剧文学思想和观点加以归纳概括。在此之后，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朱伟明相继发表了《孔尚任史剧理论简论》（《湖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孔尚任传奇理论初探》（《文学与语言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孔尚任戏剧结构理论初探》（《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李渔与孔尚任戏剧理论之比较》（《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一组论文，对孔尚任的戏剧文学思想加以梳理辨析，系统地概括其主要特征，并将孔尚任的戏剧理论放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发展的纵向坐标，及同时代戏剧理论家李渔的横向比较中，论述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对孔尚任的戏剧文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不难看出，9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过去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学术信息，体现了新的学术成果。然而，勿庸讳言，大量的人云亦云、粗制滥造、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仍然存在。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综观20世纪的《桃花扇》研究，其整体学术走向，经历了由零星到系统，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到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的逐步发展提高的过程；经历了从单纯的思想性的判别，转入文本本身的审美研究，从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入到对文化现象与历史事实的描述或阐释的变化过程。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则有着各自不同的偏爱与选择。这种情形，既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养有关，更有时代思潮与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作为20世纪戏曲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桃花扇》研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个时代学术思潮的嬗变，成为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B]感谢[/B]：
《湖北大学学报》200104

[B]相关链接[/B]：
黄敬钦:《清忠譜》、《長生殿》、《桃花扇》三劇中講唱研究
普赛克：桃花扇身后事
(6楼）郭启宏：另样的《桃花扇》能唤起历史感？
（3楼）向志柱：《长生殿》与《桃花扇》的互补性
（4楼）苗怀明：《长生殿》、《桃花扇》与清初遗民心态
（5楼）贺信民：《长生殿》《桃花扇》异同论
尽挹西江：重读桃花扇有感
（5楼）高小康：《桃花扇》与中国古典悲剧精神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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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冬梅：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桃花扇》研究

[B]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桃花扇》研究[/B]

[B]仲冬梅[/B]

[B]摘要[/B]  本世纪前半叶的《桃花扇》研究，囿于严峻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学者们主要着眼于对《桃花扇》政治层面的主题意蕴的阐发，但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文学层面审视《桃花扇》，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之目的即试图通过这50年学界有关《桃花扇》研究的论文、文学史著及相关研究论著的考察，对其得失予以客观的评价。

[center]一[/center]

如就专题研究论文的数量来看，20世纪前50年学界对《桃花扇》研究是颇为看重的。据傅晓航、张秀莲主编《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1〕统计，1900-1949年，有关《桃花扇》研究的专题论文达16篇。但这并不意味着《桃花扇》研究在本期便获得了深度的开掘。从这16篇论文的具体情况来看，1911年清朝倾覆前仅3篇，即忧患馀生《桃花扇》、晦闻《题〈桃花扇〉传奇》和朱伯良《题〈桃花扇〉传奇后》。〔2〕前者是剧情梗概，略缀数语以引申其中的兴亡之恨，后二采取传统题跋形式，着眼点也是剧中的黍离之悲。民国后至20年代前，也仅3篇，即《题〈桃花扇〉八首》、玄《〈桃花扇〉断章取义》和宋慈抱《小说闲评·桃花扇》，〔3〕三者之着眼点仍是《桃花扇》中感时伤世之情怀。其余10篇，均发表于三、四十年代，其中1933-1935年共7篇，而以1934年为最多，共4篇。这自与这一时期抗日爱国运动逐渐高涨的社会现实有关，因而诸多论文或着眼于剧中的南明之亡以针砭现实，如萨孟武《由〈桃花扇〉观察明季的政治现象》和《由〈桃花扇〉论到明代没落的原因》；〔4〕或强调剧中的民族意识以唤醒国魂，如絮因《〈桃花扇〉里的民族魂》〔5〕等。

可见，本期《桃花扇》研究论文虽不甚少，然开掘并不甚深。囿于严峻的政治、社会环境，学者们多是借《桃花扇》以阐发自己的政治、民族意识。就社会效果言，这样做自能针砭现实，激发民众之爱国热情，而就学术研究本身言，则遮蔽了学界对《桃花扇》政治层面之后文学层面的审视，从而对《桃花扇》的开拓难以深入。当然，并非所有论文均只是着眼于对《桃花扇》政治意识的阐发，容肇祖《孔尚任年谱》、梁乐三《〈桃花扇〉与木皮子鼓词》、方霞光《校点〈桃花扇〉新序》等〔6〕，便另当别论。

容氏《年谱》系据谱主诗文编成，以记述谱主创作活动为主，将《湖海集》诗题分年系属，颇便阅者翻检。对东塘创作《桃花扇》时间，容谱亦略作考辨，如康熙二十三年（1648）条据剧作注、白有“康熙甲子八月”及“二十三年”等字样，遂疑此年“或是《桃花扇》轮廓构成之时”；又康熙三十八年（1699）条记“《桃花扇》三易稿而书成”等。然限于资料不足，容谱于东塘之交游乏所考述，记谱主行迹亦甚为粗略，如谱中于谱主67-70岁（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间，每年仅记“尚任家居”。但作为孔尚任生平研究之第一部年谱，其草创之功，仍不可没。

梁乐三文则通过对《桃花扇·馀韵》和贾凫西《木皮子鼓词》的比较，发觉两者“字句及所用的曲调，无一两样处”，而“孔、贾二人又是同乡”，“贾虽较孔在前，但二人总能见过面的”。据此梁氏怀疑“也许苏昆生即暗指着贾凫西”。尽管梁文“因无充分证据，不敢断然确定”，但这一发现无疑也为学界提供了新的材料。

方霞光《新序》对东塘之生平、《桃花扇》之寓意、人物塑造及其地位等均作了颇为详尽的论述，其中亦多有发明。如在指出《桃花扇》中“老赞礼”实即作者自己的化身”后，认为：“这足以表明作者精神上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明末遗老。”也正因此，东塘之撰《桃花扇》，是要写“明亡痛史”，“侯李的恋爱不过是宾，是衬托；‘桃花扇’一词乃出于杜撰，或别有寓意，而所称扇上所系的南朝兴亡治乱，却倒是作者所要认真评述的。”至于剧中人物，“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成仁取义，廉节自守的英雄义士烈女；一类是求名鹜利，卑酢下流的奸佞小人。前一类人奋斗、吃苦、不屈；后一类人偷安、享乐、投降。”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两类人物“各具个性”，“活灵活现”的刻划，来展示“弘光亡国史”的。总之，《桃花扇》“有考据，有词采，结构紧密，描写深刻，真可以傲视一切！”而自《桃花扇》之后，昆曲渐趋衰落，即使有人试作传奇，“亦是强弩之末，能吟读而不能演唱”，因此，“《桃花扇》实为中国剧曲之后劲，押阵的大元帅。《桃花扇》，实在是中国文学上的巨作。……我敢作如此的介绍：宁可不读《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却不可不读《桃花扇》。”

[center]二[/center]

本期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及戏曲史著作中，于《桃花扇》多甚为推崇，如胡行之以之为“一部最伟大、最崇高、最热烈的剧本”〔7〕，然在具体评述上，或抄引大段曲词略作评析，或引录前人评论稍加引申，少有可采。能脱却陈说而出己之新意者，当推青木正儿之《中国近世戏曲史》，如该书论《桃花扇》之以史为剧：

《桃花扇》于细心搜罗明末史实以构成此剧之一点言之，辟前人未开之径，最为著名。著者于卷头出考据一项，一一示其所据文献之细目。艺术虽无须如此，然史实正确而结构亦佳者，不可不以之为最合理想之剧。此作在史实之拘束中，而能自在运用其构思，毫无跼蹐瑟缩之态，起伏转折照应，秩序整然，毫不见冲突处，此其所以为杰构也。

不是从史学而是从文学角度来观照《桃花扇》，故虽欣赏其忠实于史，而更激赏其能不拘泥于史实，“自在运用”的生花妙笔。又如评《桃花扇》之体例，前人多赏其《试一出先声》为他剧所无，青氏也认为“此可谓脱副末开场之旧套而善活用之者”，“但其先，万树之《今八翻》第一出翻案以‘末’为观剧道人，以题名《念八翻》之自度曲代词，而结以‘末’白‘那来者。﹝内云﹞谁？﹝末﹞虞柯是也。’ ﹝按，虞柯为此剧之‘生’，次出即接踵登场。﹞开场新例已着先鞭矣”。而“其出尾‘白’之起下的用法，明冯惟敏《不伏老》杂剧第一折已用之”，据此，“则难言其全然为孔尚任所独创，要之在脱去传奇千篇一律之旧套一点上，当值注目者。”对梁廷枬以《媚座》《孤吟》为“蛇足”、“闲文”的诘难，青氏也“以为不然”：

凡传奇之皆分为上下二卷者，为分演之于两日也。《桃花扇》之《本末》中记太守刘雨峰高宴演此剧之事，有“观演《桃花扇》传奇凡两日”之语，且《孤吟》出中之白，亦有“昨日看完上本，演的如何？”其为分演两日之体也明甚。故作者创新例于下卷副末开场，反为其用意之周到处。而梁氏讥之，实为拘泥于旧套之说，不思之甚者也。〔8〕

从戏曲表演角度对东塘制曲用意周到处的体认，也是极具见地的。

[center]三[/center]

在本期对《桃花扇》研究颇具影响且多有心得的，还有梁启超、吴梅二人。

梁启超之介入《桃花扇》研究，显然是出自其提倡“小说界革命”之理论需要，“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9〕，而“戏剧则有声有色，无不乐观之，且善演者淋漓尽致，可泣可歌，最是动人感情”，“故戏剧者，一有声有色之小说也”。以这种眼光来审视中国古典戏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恨”的《桃花扇》，自最能切合“新一国之民”、“唤醒国魂”之需要。故梁氏对《桃花扇》之浓重感伤情绪极为注重，以为“一部哭声泪痕之书”，即便老赞礼等人之打趣语，“乃伤心语也，为当时腐败之人心写照也”，“然其外愈达观者，实其内愈哀痛，愈心酸之徵也”。对《桃花扇》之结构，梁氏亦有颇为精到的论述：

《桃花扇》卷首之《先声》一出、卷末之《馀韵》一出，皆云亭创格，前此所未有，亦后人所不能学也。一部极凄惨极哀艳极忙乱之书，而以极太平起，以极闲静极空旷结，真有华严镜影之观，非有道之士，不能作此结构。

《桃花扇》之老赞礼，云亭自谓也，处处点缀入场，寄无限感慨。卷首之试一出《先声》、卷中之加二十一出《孤吟》、卷末之续四十出《馀韵》，皆以老赞礼作正脚色，盖此诸出者，全书之脉络也。

对剧作之结构、脉络的体认，是颇具慧眼的，然其着眼点仍在于流动于剧作中的“凄惨哀艳”之情和“无限感慨”。正是基于这些，梁氏认为：“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之《桃花扇》冠绝前古矣。其事迹本为数千岁历史上最大关系之事迹，惟此时代，乃能产此文章。虽然，同时代之文家亦多矣，而此蟠天际地之杰构，独让云亭，云亭亦可谓时代之骄儿哉”〔10〕

实则梁启超对《桃花扇》研究之最大贡献，应推其于1925年夏完成的《桃花扇注》〔11〕。是书卷首《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一文，是本期第一篇孔尚任生平研究的专题论文。文中对孔尚任之生平、个人修养、为人、对文学及诗词、音乐的爱好等，均作了简要描述，其中不乏独到之见。如对东塘撰作《小忽雷》始末的考实，指出李调元《雨村曲话》“《小忽雷》是顾天喜、董恒岩合著”之说不确，“恒岩所作曲有《芝龛记》，布局散漫，用墨拖沓，断非能作《小忽雷》之人。且《小忽雷》卷首东塘题辞历历，调元殆耳食未见原本耳。”而对《小忽雷》一剧的评价，梁氏看法亦自具手眼：

云亭作曲，不喜取材于小说，专好把历史上实人实事，加以点染穿插，令人解颐。这是他一家的作风，特长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小忽雷》著手尝试，到《桃花扇》便完全成熟。

指出东塘喜以史为剧的“作风”、“技术”，是有一发展过程的，可谓有见。

依我个人的评判，《小忽雷》词曲之美，实比《桃花扇》还胜一筹。他的好处在不事雕琢，纯任自然，无一短钉之句，无一强押之韵，真如弹丸脱手，春莺李林，流丽轻圆，令人色授魂与。清朝剧本，总该推他第一了。就这一点论，恐怕还是顾梦鹤的天才特色，云亭已隔一层了。

对《小忽雷》之推许未免过高，将其词曲之美均归之于顾彩，亦未必当。然对《小忽雷》词曲“好处”的总结与概括，还是颇为准确、形象的。

梁氏《桃花扇注》是《桃花扇》研究史上第一个注本。其特点有二：

一是趋俗。梁氏注《桃花扇》之目的，在于以之开发民智促进变革。为此，其对《桃花扇》在形式上进行了一些改动，以尽量切合中国读者之阅读习惯。改动方式有三。其一，于每出之首用前人诗词或剧中人台词作起领，颇似话本小说之入话诗。如第6出《眠香》开头诗：“笙歌画舫月初沉，邂逅才人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秦伯虞《题板桥杂记》）第9出《抚兵》开头诗：“慰三军没别法，许就粮喧声才罢，谁知俺一片葵倾向日花。”（本出左良玉唱词）11出《投辕》开头诗：“军中文武如蜂聚，排难须寻柳敬亭。”（陈于玉《桃花扇》题诗）等。这些诗词都较恰当地概括了剧情并抒发了感慨，暗示了人物命运，能使读者更好地领悟剧情。其二，于每出开头注明时间、地点、人物、布景以及演出时所需用物，并将每出剧中人一一列出，角色注于名字之后。这显然是借鉴西洋戏剧形式而对《桃花扇》剧作形式的改动。这就不仅方便了读者，也方便了演出者。其三，将原剧之独白、唱词分别用不同的字体分行排列，出场人物以姓作标记，这较之原作不分行，以生、旦、净、末等角色标记人物自更便于读者阅读。

二是考实。对《桃花扇》所涉之南明历史、人物、掌故等，梁氏均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核。这些注释资料翔赡，辨析明晰，充分表现了梁氏扎实渊博的历史学养。然梁埋头工作非仅只是泥于坐实历史，指出东塘作剧于史实依违之处，而且其间时杂梁氏之评说，从中不难见出梁氏对东塘以文运史之“文心”的领会和体悟。如第7出《却奁》注（一），梁氏据侯方域《李姬传》、《与阮光禄书》、《答田中丞书》及贾开宗《侯方域年谱》等，指出：“阮大铖自《防乱公揭》刊播后，欲纳交于侯朝宗，此事实也；朝宗之不为大铺所卖，颇得李香君提醒之力，此亦事实也；大铺因此大恨朝宗以及香君，此亦事实也。”但“对阮奔走者实一不知名之王将军，而于龙友无与；其所借以纳交者，亦不过贳酒招舫等事，与香君妆奁无与；香君亦不过劝朝宗择交，无所谓却奁之事也：其事又当在己卯而非在癸未”。梁氏继而指出：“云亭度曲，惟取其意，而稍易其人其事及其时，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第8出《闹榭》注（二）：“闹榭亦未必实有其事，不过借以写复社少年骄气。”这种体认都是颇为准确的。对东塘描写过于失实者，梁氏亦予诃责，如第38出《沉江》注（二）：“扬州破于四月二十五日，史公即以其日遇害（或言被函经三日），福王之逃，在五月初九日，此皆时日彰彰凿凿绝无疑窦者。若如本出所演，‘今日扬州失陷，才从城头缒下来’……‘原要南京保驾，不想圣上也去了。’则事隔十三日（四月小），何从牵合，无稽甚矣。云亭著书在康熙中叶，不应于此等大节日尚未考定，其所采用俗说者，不过为老赞礼出场点染耳。既作历史剧，此种与历史事实太违反之记载，终不可为训。”这种诃责则又难免胶柱鼓瑟了，于东塘之“文心”未免有隔。不仅历史剧与历史终究有别，虚构、点染无可非议，况且史可法之死，其时即有多种传说，东塘由人物形象塑造之需要出发，以沉江写史公忠义，于真实历史亦无大违碍。梁注于此显然是以“史心”来度东塘之“文心”了，自亦“不可为训”。

作为一代文化巨子，梁启超对《桃花扇》的研究于其时及后世学界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对《桃花扇》政治感伤意识的极度阐发，对本期以政治批评为主的《桃花扇》研究无疑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对孔氏生平的粗略描述，对容肇祖的《孔尚任年谱》也不乏启迪和借鉴意义。至于其《桃花扇注》，不独于其时有促进剧作流播之作用，即便是50年代王季思、苏寰中重注《桃花扇》〔12〕，也仍主要从梁氏注本中吸取营养。

[center]四[/center]

与梁启超不同，吴梅则主要从艺术创作角度切入《桃花扇》研究。其观点散见于《顾曲麈谈》（1914年）、《霜李曲跋》及《中国戏曲概论》（1926年）诸书中。〔13〕大略而言，吴氏于《桃花扇》研究，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

其一，是论《桃花扇》之写文笔法。其《顾曲麈谈》第二章《制曲》中，论及传奇须“立主脑”时说：

试观《桃花扇》，全部记明季时事，头绪虽多，而系年记月，通本无一折可删，且所纪皆是实录，尤可作南都信史观，所谓六辔在手，一尘不惊也。余尝谓《桃花扇》为曲中异军，亡友黄摩西以为至言。后人作剧，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又不知敷设许多他事，即为此一事而作。

强调的是《桃花扇》于诸多头绪中能紧扣“明季时事”而写，笔不旁逸，主脑清楚。在论及“酌事实”时吴氏又以《桃花扇》为例：

古今传奇，用故事之最胜者莫如《桃花扇》。……《桃花扇》所用事实，俱见明季人野史，卷首有考据数十条，东塘已自明晰矣。抑知记中所有纤小科浑，亦皆有所本乎：香君浑名香扇坠，见《板桥杂记》。王铎楷书《燕子笺》，今藏无锡某宦家。即如阮大铖之路毙仙霞岭，兰田叔之寄居媚香楼，亦见《冥报录》、《南都杂事记》。盖几几乎无语不征实矣。

着眼点是《桃花扇》忠实于史实的创作手法。在其后的《霜李曲跋》卷2《桃花扇记》中，吴氏又进一步指出：“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词同其声价矣。”对《桃花扇》写史笔法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

其二，是论《桃花扇》之艺术构思的。以为该剧“通部布局，无懈可击。至《修真》、《入道》诸折，又破除生旦团圆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场亦不冷落。此等设想，更为周匝。故论《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无古人。”〔14〕

其三，是对《桃花扇》曲词的批评。自制曲之心来看，《桃花扇》之曲词“机趣流利”而无“道学气”。如其《沉江》一出，“谱文可法死节事，何等可惨”’“读之令人慷慨泣下，无一憔悴可怜之语”’“故填词者，须有跌宕风流之致，虽有扶持名教之旨，切不可为迂腐可鄙之词”。〔15〕然自演曲者之眼来看，则《桃花扇》“通本无耐唱之曲”，“马、阮诸曲，固不必细腻风华，而生旦则不能草草也。《眠香》、《却奁》诸出，世皆目为妙词，而细唱不过一二支，亦太简矣。东塘《凡例》中，自言曲取简单，多不过七八曲，而不知其非也（此病《长生殿》所无）。〔16〕正因如此，吴氏在其1926年问世的《中国戏曲概论》中认为，若论“排场布置、宫调分配”，“李思远驾东塘之上”。

其实，吴氏如上之看法并不新鲜，清代学者已早有论及（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然本期乃至后此学界，论及《桃花扇》时，却多喜引吴梅诸说，这自与吴氏为一代曲学大师的地位有关，故人们遂视其对《桃花扇》之评为定评，而对清季学者诸论则习焉不察。

综之，《桃花扇》研究虽在本期学界甚受重视，然囿于其时社会政治环境，学界对《桃花扇》之开拓却极为有限。颇有意思的是，本期学界对孔尚任罢官一案都甚为冷漠，甚有以之为“因事辞官”者〔17〕。这固有资料匮乏的原因，也与东塘罢官不若洪昇“演《长生殿》之祸”波及面大有关。这种冷漠无疑也限制了学界由此对《桃花扇》深层意蕴的阐发。

〔[B]参考文献[/B]〕

〔1〕傅晓航、张秀莲主编.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2〕忧患馀生文.见《新民丛报》第8号，1902年5月22日；晦闻文见《觉民》第8期，1904年7月8日；朱伯良文见《广益丛报》第207号，1909年7月7日.
〔3〕兰文分别见：《民警杂志》第1期，1912年11月30日；《娱闲录》第5、8期，1914年9月；《颐海潮》等8、9期，1917年4月1-8日。
〔4〕萨孟武二文均见《中央时事周报》第2卷，前文第25-27期，后文第29期，1933年.
〔5〕絮因文见《民族文艺》第1卷第5期，1934年8月.
〔6〕容肇祖文见《岭南学报》第3卷第2期，1934.4；梁氏三文见《人间世》第34期，1935年8月；方霞光文见《国文月刊》第21期，1943.4.
〔7〕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光华书局，1932.6：164.
〔8〕﹝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6.2：387-388
〔9〕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卷第1期，1902.
〔10〕上引均见梁启超.新曲苑.第10册.曲海扬波.卷1.此据《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4.
〔11〕梁启超.桃花扇注.收于《饮冰室专集》.中华书局，1936.
〔12〕王季思、苏寰中注.《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9.
〔13〕均见《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6.
〔14〕〔16〕吴梅.霜李曲跋.卷2.桃花扇记
〔15〕吴梅.顾曲麈谈.第二章.创曲
〔16〕如陈子展即持此看法.参见其《中国文学史讲话》(下).北新书局，1937.6.

〔[B]作者单位[/B]：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B]责任编辑[/B]  李 维）

[B]感谢[/B]：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