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已无《中央日报》(下)

　　“小马哥”的胆识

　　《中央日报》最后一天的报纸，用五大版的篇幅，访谈了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以及台湾各党政治人物，甚至包括民进党立委、台联秘书长和台湾当局的新闻局长，偏偏只字未提国民党现任主席马英九。(相关链接：世上已无《中央日报》(上) )

　　站在《中央日报》员工的立场上，对拍板决定报纸停刊的马英九心存怨怼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说马英九对自己的党报没有感情，肯定不对，当初他步入政坛，与《中央日报》有很大渊源。

　　1978年6月，《中央日报》连续3天转载在美国留学的马英九倡言“保钓”的文章，引起蒋经国的注意。蒋经国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和热情，吩咐秘书室主任，查证作者为何方人士。3年后，马英九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立即被安排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蒋经国力排众议，在国民党讲究论资排辈的体制下，破格提拔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成为国民党内一颗耀眼的新星。

　　2005年，56岁的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要改革这个几乎比他的年龄大一倍的政党(111岁)，马英九面临重重难关和陷阱：黑金腐败，大老政治、派系，密室政治，党产……马英九不肯同流合污，只是以一个法学博士的清明理性，坚持用宪政和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来应对，有时从容，有时狼狈，有时人心所向，有时茕茕孑立。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党产和党营媒体的态度上。连战这样的老一代国民党人对党产如与“总统府”遥遥相对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对党营媒体如《中央日报》，都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认为它们都是国民党的精神堡垒，怎能轻易言弃?连战做党主席的时候，把《中央日报》定位为国民党唯一的机关报，不轻言裁撤。卸任后，连战据说也曾私下力劝马英九不要卖《中央日报》。泛蓝大老透露，连战不止一次私下感叹：“党再怎么穷，也应保住中央日报!”

　　而在马英九看来，党营媒体和那些不恰当获得的党产一样，是包袱，是负债。既是加大国民党财政压力的经济负债，也是违背现代社会多元化舆论和媒体自由化的文化负债。坚持党政军退出媒体，原本就是他参选党主席的政见之一，执掌国民党后更加坚持“党营媒体全部不留”，并把它视为落实党务改造的指标之一。如果党营媒体一时找不到适当买主，不惜停刊、清算、遣散员工，最迟在2008年前一定要处理掉!

　　马英九果断决定出售“中广”、“中视”、“中影”，停办《中央日报》，既是为了符合“立法院”通过的“广电法”和“有线电视法”修正案中有关“政党不得经营媒体、主要党工不得担任媒体负责人”的规定，也是考虑到现阶段党营媒体即使不出售，也不可能成为完全体现国民党意志的宣传阵地，必须朝着做一个社会公众能够接受的“客观公正媒体”转变，让没有政治色彩的专业媒体团队来经营，才能有高价值回报和发展前景。

　　在《中央日报》决定停刊前，该报创始人陈立夫的儿媳表态，愿意买下《中央日报》。国民党高层对于买主开出2个条件：

　　——继续《中央日报》一向拥护国民党的理念;

　　——熟悉媒体的市场化运作。对于陈立夫亲人有意接办，国民党高层反问，对方确实有热诚，但他们对于《中央日报》相关人力、设备、资金需求，究竟了解多少?尤其媒体生态复杂，绝非凭热情就能搞定。

　　陈立夫的儿媳当然符合前一个条件，但她想买《中央日报》只是希望以此“告慰(陈立夫)在天之灵”“《中央日报》就像是被国民党弃养的孩子。国民党不要的，陈家要。”这是一种非媒体理性、非经济理性的行为，国民党高层予以婉拒正符合马英九的新闻理念。

　　台湾时事观察家胡一渊在《国际先驱导报》上撰文指出：

　　(国民党)有必要重新调整其宣传模式——从简单依靠行政资源发展到真正借助公意进行传播。如果说我们年轻时候都是看《中央日报》、听“中央社”新闻长大，那么今天的台湾年轻人在奇摩、雅虎上游荡的状态，已经迫使宣传环境和宣传政策面临必要的改革。

　　那些与《中央日报》荣辱与共的人们

　　《中央日报》铭记着一代国民党报人的耻辱与光荣。在大陆，在解除戒严前的台湾，它多次扮演了钳制舆论、愚民统治的帮凶角色，不仅辱骂大陆的共产党、民主党派，以及台湾民间民主力量，污蔑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而且也经常压制国民党内的改革呼声。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央日报》面对国难当头，却忠实鼓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请愿学生气愤不过，在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打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同时，也发生过捣毁《中央日报》社的过激行动。

　　国民党对党报的政治控制异常严格，绝不许异己分子混进报社。任凭地下党神出鬼没、本领通天，直到国民党溃逃台湾前，《中央日报》内只有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中，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借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300周年，抨击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内部已腐败不堪”，暗骂重庆蒋介石政府。《新华日报》如获至宝，进行连载。而《中央日报》急不可耐地发表社论《纠正一种错误思想》，批判郭沫若。

　　对于著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中央日报》嫌它的立场经常与“政府”作对，说它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而共产党则说《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

　　从陶希圣可以看出《中央日报》报人在历史上角色的尴尬。陶希圣在大陆和台湾做过《中央日报》总主笔、董事长，官至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常委。因为1942年代蒋介石撰写独裁凶态毕露《中国之命运》，在历史上留下恶名。其实，他曾经是北大教授，创立著名的“食货学派”，被誉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顾颉刚语)，“五卅惨案”时还做过上海学联的法律顾问，参加过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抗议宣言。可惜，弃笔从文后，甘心成为蒋介石身边陈布雷式的“文胆”，尽管“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

　　然而，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央日报》作为大陆和台湾主要官方媒体，毕竟负载了好几代传媒人的不懈追求和艰苦努力。

　　它的记者队伍阵容强大，经常成为其他媒体“挖角”的对象。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中央日报》记者慷慨赴死，在记录报道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壮烈行动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新闻界的热血和良知。《中央日报》发布的战事主题号外，往往是民众争相收集的物品。

　　在遥远的欧洲战场上，很多人知道《大公报》记者、后来的著名作家萧乾，其实当时同驻欧洲的中国战地记者还有《中央日报》的3人，以及国民政府“中央社”和民营报纸《新民报》的记者。他们穿着与美国军人同样的军帽、制服和臂章，享受上尉待遇，区别只是胸前佩戴绣有英文“战地记者”字样的胸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谋士陈布雷点将的《中央日报》记者毛树清。他与“中央社”同仁一道(没有萧乾，因为国民党政府对民营报纸另眼相看)，乘着吉普车，跟随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向柏林进军;还有不少报道是他随空军出击时在空中采写的。前线新闻电传回中国，名震一时，被国内读者争相传阅。

　　在欧洲，毛树清与同仁采访了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陆曾与曹汝霖一道奉袁世凯之命与日本谈判并接受《二十一条》，1919年出任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在举国声讨声中，陆徵祥诀别政界，入比利时圣安德修道院。这也是他第一次对记者不回避《二十一条》这件事。陆徵祥说：

　　三十年来我一直为此深深负咎，因此，从不愿意和人提起这件事，即使被问到，我也礼貌地拒绝回答。二位先生不远万里来探候，无以为报，乃简述往事。总归一句话：弱国无外交。

　　《中央日报》就是以这样的独家报道，记述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扬眉吐气、百感交集。

　　毛树清晚年定居美国，依然关心祖国统一，1990年回到家乡浙江桐乡访问。毛树清代表了《中央日报》的另一面。

　　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批准随军采访的500名记者中，中文媒体仅4家，新华社、凤凰卫视，还有《中央日报》、《苹果日报》。《中央日报》的国际报道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在国民党政权下媒体和舆论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中央日报》聚集了不少文化精英。从大陆到台湾，它的艺文版都曾相当出色。

　　——孙伏园，鲁迅的朋友，《中央日报》编辑。蒋介石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因为发表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呼应了公众对昏庸政府的愤怒，被撤消编辑职务。

　　——赵浩生，后来以旅美新闻人士知名，上世纪40年代是《中央日报》“名记”，在重庆采访了国共双方的诸多重要人物。

　　——高阳，《中央日报》特约主笔，史学功底深厚，以“野翰林”自道，历史小说大家，在海峡两岸以胡雪岩三部曲闻名。

　　——余光中，《中央日报》副刊的活跃作家。曾经露骨地反共，咒骂台湾乡土文学，可又在1971年44岁时写出感人肺腑的《乡愁》，深情缅怀阔别二十多年的大陆，在海峡两岸传诵：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就是威权政治下媒体和文化的复杂性，罂栗和美丽缠绕，鲜花和牛粪依存。《中央日报》每隔3个月或半年，将发表在副刊上的散文集、小说、政论集结成册出版，令台湾的文学爱好者爱不释手。《中央日报》的社论，一度是台湾从公务员到中小学生的“作文模板”。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不由分说在几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大陆的“样板戏”，今天的过来人明明知道它的人物形象“高大全”多么刻板和虚假，还夹杂着江青的“狼奶”喂养，每次听来却依然有那么几分亲切。这是人性的弱点，还是时代的不幸?

　　“转型重生”为时已晚

　　2006年5月30日下午，《中央日报》社编辑完最后一期报纸，仅存的70名员工举行了一场“惜别会”。然后，在离别感伤的气氛中，报社董事长、社长在大厅与员工殷殷话别，许多人含泪握手。晚间，总编辑与编辑部同仁人手一烛，共度烛光之夜，希望“长夜将尽，光明很快到来”，期盼《中央日报》“转型重生、延续香火”

　　其实，在长达79年的历史上，《中央日报》早就有过一些机会“转型重生”。可惜的是，不少大胆的改革尝试都逃不脱半途而废的命运。此刻，更有资格站在中央日报社大厅里感伤悲痛的，是历史上那些企图为《中央日报》、为国民党这座“百年老店”、为国家和民族探索改革、兴利除弊的人们。他们的一腔热情和智慧，早已随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一部中国现代史的茫茫长夜中。

　　比如复旦大学高才生程沧波，办过民营报纸《时事新报》，1932年由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推荐出任《中央日报》社长。没有人怀疑他对国民党的忠诚。陈独秀被捕后，在法庭上的自辩和章士钊大律师的辩护，都坚持无罪，理由是“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程沧波社长亲自在《中央日报》上两次发表署名文章，进行批驳，程沧波因此在国民党内声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程，说“为之喜而不寐”。

　　然而，熟悉新闻规律的程沧波清醒地意识到，《中央日报》过强的党国色彩对争取社会舆论不利，下决心推动中央机关报的民间化、平民化。与叶楚伧执掌时期不同，程沧波到任后，报社有了独立的法人代表，实行报社会计独立制，报纸强调了营业性，报社管辖权和人事权也有了一定松动。1932年5月8日他在《敬告读者》的社论中宣称：

　　人民利益即党之利益，为人民利益而言，即为党之利益而言。故本报为党之喉舌，即为人民之喉舌。

　　按照“两个喉舌”的理念，要求增加有关百姓生活和揭露某些贪官污吏的报道，避免面孔严肃的说教和斥责、武断、形同骂街的文字，代之以“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的内容。

　　程沧波后来回忆说，他在《中央日报》的追求是：

　　不是盛气凌人、或是借政治势力对其他方面压迫，而是以极礼貌亲和的方式与全国思想界周旋;用盛情与友谊对全国舆论界联系。

　　《中央日报》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对党报的戒备心理，在报摊上赢得了回报，发行量虽不及民营报纸，但保持在3万份左右。除了正报，还增出了《中央夜报》、《中央时事周报》。

　　程沧波就是1937年7月为蒋介石起草庐山抗日演讲的大笔杆子，历史记住了那段脍炙人口的宣言：“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历史同样记住了程沧波对国民党机关报的改革设想，这些想法七十多年后也不落伍，七十多年后也难以真正实行，让人可敬复可叹。

　　更有资格在中央日报大厅里扼腕叹息的，是抗战胜利后的社长马星野。1946年6月，马星野力主南京《中央日报》停领中央办报经费，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上自给自足。报社资本总额从实行企业化经营前仅7亿元，迅速增长到16.8亿元。

　　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出身的马星野，招募了一批得意门生进入《中央日报》，总编辑、副总编辑都只有三十岁左右，风华正茂，敢想敢干，为报社注入了生机。副总编辑陆铿1947年7月29日在《中央日报》上揭露孔祥熙、宋子文利用政治权力通过扬子公司、孚中公司非法套取国家外汇，在国民党高层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成为香港著名报人的陆铿回忆说：当时的《中央日报》企图采取“先日报、再中央”的办报方针，因得罪国民党权贵，被蒋介石勒令整改，编辑方针改回“先中央、再日报”，终于死心塌地或者虽不甘心也无可奈何的变成一张高度“中央”的报纸，完全不考虑读者市场、直接为国民党中央背书。

　　1947年下半年，陆铿等人目睹国民党腐败积重难返，《中央日报》重振雄风已无可能，给他们的老师兼备上司马星野递交辞职信。马星野大吃一惊，赶紧请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总主笔陶希圣写信给3人，还抬出陈布雷的招牌，劝导他们打消辞意，信中有一句话：

　　站在一起，吾人方能生存。

　　年轻气盛的陆铿执笔回复时，不假思索地回应了一句：

　　站在一起，吾人同归于尽。

　　此刻，有资格与列位报业先贤一起站在《中央日报》大厅的，还可以加上台湾时期的社长曹圣芬。他曾延续程沧波的思路提出：《中央日报》的目标，不仅是作一党的喉舌，更是全社会的公器。曹圣芬同时认为，要把新闻事业视为积极的文化事业来经营。要盈利，就要推动其他文化活动的发展。

　　在这个令人感伤的烛光之夜，也许还有一些与《中央日报》擦肩而过的人，曾经雄健豪迈的魂魄会来这个大厅游荡。

　　储安平，曾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文笔犀利，敢说敢言，终因与党报体制不合而游离出来，后来主办《观察》杂志，成为体制外知识分子抨击国民党专制的代表性媒体。解放后他还想在《光明日报》再显身手，却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WG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像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异数，彗星般消失了。

　　殷海光，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弟子，1946年任《中央日报》主笔，凭借对国民党的一腔忠诚，写出一批热血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赶快收拾人心》等，猛烈抨击国民党内豪门贵族，受到蒋介石申斥。殷海光痛感党人“至死不悟”，不能跟着“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跑”，遂从《中央日报》流失。后来成为民间《自由中国》杂志的灵魂人物，呼唤民主科学，反对愚民政策，同时也被《中央日报》的御用文人骂为“文化暴徒”，搞“知识诈欺”。

　　那个目高于顶的李敖说：

　　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态，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

　　从大陆到台湾，79年间，一拨又一拨这样的蛟龙，还有更多活泼乱跳的小虾米，都没能继续被《中央日报》所吸纳。任何报纸改革的大胆设想、鲜活创意，都被僵滞的党报体制的“黑洞”悄然消融于无形。这张陈年老报，连同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终于一次次失去了“转型重生”的机会。到了2006年，甚至有台湾媒体断言，《中央日报》“较有价值的只剩下档案、历史资料等文化资产”。

　　《中央日报》的停刊，在台北荣民村的老军人、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的老党员中，掀起不小的感情波澜，毕竟这张报纸伴随着他们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在停刊前一个星期，报社每天都能接到超过150个电话，以中老年为主，要求放弃停刊计划。读者自发给报社捐款，几天之内捐款总额达到200万元新台币(折合50万元人民币)。报社停刊后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的新任董事长表示，可能改出网络报，也可能转型为台商报并争取进入大陆发行。但无论如何转型，肯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张《中央日报》了，也不可能再延续过去79年间《中央日报》所有梦幻般的耻辱和荣光。

　　更多的台湾人注意到TVBS电视台的一个镜头，2006年5月31日，台北街头，人流如织，即便是最后一期有收藏价值的《中央日报》，摆放在报摊上，也根本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