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耀华情

悠悠耀华情

李罗力

    今年适逢天津耀华中学建校80周年，王洪林老师特嘱我写一篇回忆文章。虽然我离开母校已近40年，但我对母校那种刻骨铭心的深厚感情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因为在耀华中学的那一段时光，是我人生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我整个人生发生了深远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转学
    我是1963年11月随着父亲调动工作而转入耀华中学的。耀华中学当时的正式名称为“天津市第十六中学”。我入学时只知道这个中学是天津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并且因前两年全国高考升学率第一而名满天下。
    说实在的，就学习而言，耀华往事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痛苦、懊丧的经历，它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受到的重大挫折。
    我是在高一下半年转入十六中的，转学前我曾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好的中学——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的优秀高才生。不仅如此，我从小学到初中，始终学习成绩优异，屡评三好学生，并且一直担任少先队和班级的“领导干部”。那时我最大的缺点是“骄傲自满”，志得意满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转学到十六中后，我一下子从得意的高峰跌到失意的谷底。导致我学习成绩从优异滑落到平庸的根本错误（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失误），也许就是我选择了要在一个多学期内使自己的外（俄）语水平追上甚至超过同班同学的水平。且不说耀华中学当时外语教学的水平之高和学生外语能力之强根本与我原来就读的呼市二中不可同日而语，就教材本身来说，这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我原来就读的呼市二中是九年一贯制的实验学校，从初中起我们所用的俄语教材就与十六中的完全不同，光需要重新学习掌握大量单词就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但这些对于心高气傲的我来说，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我认为当时的数理化很多课程内容我都学过了（因为九年一贯制学校高中只有两年，课程进度比普通中学要快得多），因此从转学后到整个高一阶段的结束，我几乎是舍弃了所有其他课程的深入努力学习，集中精力猛攻外语。其结果是不但外语没有达到自己所想像的目标（至多只达到七、八十分的水平而已），而且其他课程（尤其是数理化课程）成绩大幅度全面下滑至六、七十分的水平。我拿到高一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后，沮丧之情不可名状。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痛受挫折的悲凉和失去信心的恐惧。
    此后虽然自尊心驱使我十分刻苦努力，然而不但所有的努力均没有特别的成效，而且还造成了我每次面临考试时过分紧张，甚至尝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失眠痛苦，这些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的考试成绩。总之，在我转入耀华后整个高中学习阶段里，除了语文写作方面还算比较突出外，其余所有功课都只是平平而已。这种饱受挫折的学习经历对我影响至深，乃至几十年过后，只要我听到周围什么人谈到自己或某人中学时代成绩特别突出优异时，我的心中都会油然生出一种敬佩和景仰之情。
    也许很多人并不愿回忆失败，然而我却把转学耀华后的挫折失意看作是自己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成功固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快乐的记忆，但挫折和失败对人生更是一种宝贵的和刻骨铭心的体验。我想正是因为有了那第一次的体验，才使我在今后所遇到的各种人生挫折中处变不惊，泰然处之，并且不断地去继续拚搏奋斗，争取新的成功。
    我后来想，对于耀华这样顶尖的学校来说，我这样的经历恐怕不会是个别现象。每个考入耀华中学的学生，在他原来的学校里可能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但是到了这里尖子学生云集，还是会分出高低优劣来。所以现在看来，只要是努力到了，同时也确实掌握到应该学到的知识了，那么就可以了，至于最后结果怎样并不那么重要。成绩好固然可喜可贺，成绩不那么理想也不用过于介意，当然更不要泄气、放弃和愤世嫉俗，朝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努力就是了。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这也是耀华的中学经历赋予我最深刻的人生领悟之一。
    二、德育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越来越体会到，一个名校，特别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卓著声誉的学校，最重要的和最令人心仪的恐怕不仅是它所具有的学业培养上的突出成就，更重要的是它那种“以德立校”的特殊风范和素质教育优先的优良传统。我们所熟知的国内外著名大学和中学，无论是哈佛、牛津、伊顿公学还是北大、清华、南开大学，无一例外。耀华中学何尝不是如此。耀华中学的校训是“尚勤尚朴，惟忠惟诚”。它把“勤、朴、忠、诚”这种做人的美德贯穿到自己教育传统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时期。
    毕业多年后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像我的母校耀华中学、南开大学这样建校几近百年的老校，它是如何把自己淳朴优良的传统和历史沉淀的精神传承给每个在这里读过书的学生的呢？它是如何把校训这样表面看来枯燥的文字变成富有无限生命力的精髓注入到每个学生灵魂中的呢？我后来想明白了。是靠老师，是靠一代一代优秀的教师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和为人师表，把这个学校最重要的优良传统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回想起我在校学习时期的所有教过我的耀华老师，无论是班主任还是其他任课老师；无论是教语、数、外、理、化的老师，还是教政、自、地、音、体、美的老师，尽管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不同，教学风格不同，能力水平不同，身上的优缺点不同，但他们作为耀华的老师无一例外地用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勤奋严格的治学态度和忠诚朴实的为人风格为我们树立了感同身受、潜移默化的榜样。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榜样的力量确实是使其终生受益无穷的。
    在耀华的德育方面，我还有另外一种体会，那就是这种德育的内涵也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时期都贯穿着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我看了不少老校友的回忆文章，在抗战时期，爱国抗日是耀华精神的主旋律；在民主革命时期，耀华精神闪耀着争民主、要自由、求解放的光芒；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耀华精神又体现在爱国爱党、努力向上、无私奉献这样一种主旋律上。即使是我转学过来的1963年底，当时社会普遍的政治教育中已经开始推行和渗透了许多极左思潮的东西，但耀华淳朴务实、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仍然可以把那些形而上学的刻板甚至错误的理论说教化解为一种净化人的灵魂、鼓舞人的斗志、树立人的品德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这方面，我所经历过的一件小事，很能代表耀华当时的德育风貌。高中二年级时，一位因病休学了好几年的同学转入我们班。刚来时他很抑郁，因为有医生宣布他活不过25岁。班里团支部指定我和他结成“一帮一 一对红”的思想互助“对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放学后都长时间的谈心，谈学毛著体会，谈人生哲理，谈如何正确对待疾病和困难，也交流我们的功课和学业。此外，那段时间每天早上我还约他一道跑步去学校，以加强他的身体锻炼。后来他不但身体越来越健康，而且学习也不断进步。现在他已是天津一所高等院校的副教授。耀华的德育传统就是这样把当时那种形而上学的所谓“政治教育”变成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和爱心上的互助，以致我以后无论在哪里工作，都采用这样一种原则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使我终生受益。
    我看到过一位30年代老校友写的回忆文章，其中讲到耀华中学“以德立校”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生的家庭出身无论高低贵溅，在学校里一律平等，即使旧社会耀华作为天津市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也是如此。解放后的耀华中学何尝不是这样。我转学到十六中后看到，尽管它也像国内其他名校一样，在学生中有许多是高级干部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和重要工商界人士的子女，但是学校和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平等对待，学生之间也没有产生什么由于家庭出身而导致的严重优越感或歧视与排斥，大家都互相尊重，彼此团结。这个优良传统即使是60年代初期社会上“阶级路线”盛行时也基本保持良好。文革初期“血统论”甚嚣尘上时，学校里也只是有极少数人在很短一段时间里有所飞扬跋扈，然后很快就归于理性。我想这既是耀华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始终都保持着长期深厚友情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学校以“勤、朴、忠、诚”这些做人美德教育每个耀华学子的重要硕果。
    三、民兵
    时下人们谈到一个好的学校，往往都只重视它有优秀的师资队伍，良好的教学传统，严格的教学管理，可以培养出成绩优异并且在各种考试中都能够拔尖的学生。对学校衡量的标准也只注重于其高考或中考的升学率。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像耀华这样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名校来说，达到上述这个目标只是它学校建设的一个内容，一个侧面。如前所述，其实越是好的学校就越是把学生的素质教育放在第一位。这其中既包括德育即对学生品德的教育，也包括对学生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活动能力、组织能力的培养。这主要体现在学校的文娱、体育和各种课外活动方面。在我的记忆里，当年的十六中不但在天津市中学各种体育和文娱大赛中都名列前茅，而且课外活动十分丰富和活跃。什么外语组、美术组、书法组、写作组、摄影组、声乐组、器乐组、合唱团、田径队、射击队、足、蓝、排球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耀华的学生除了重视课程学习外，对于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充满了广泛的爱好和深厚的兴趣，参加各种文体及课外活动十分活跃，同时学校也为开展这些活动提供了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设施的保证。这为日后耀华培养出来的学生走向社会后能够具有超群的工作能力、适应能力、组织能力和创造能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这些方面的内容，很多校友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有回忆，我这里不再赘述。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种活动——民兵活动。我后来常常想，耀华真是具有一种神奇的传统力量，竟然可以把在当时“全民皆兵”和“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政治背景下的这种具有特殊内涵的活动，也变成具有耀华特色的引人入胜的一种课外活动。成为那几年十六中课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记得当时每个班级都组成为一个民兵排，民兵组织俨然成为学校的另外一套组织系统，以至于学生们都戏称每个班的领导是党（团支部书记）、政（班长）、军（民兵排长）“三驾马车”。那时每周都要拿出两到三次的课余时间作为专门的民兵操练时间，操练内容有队列练习、匍匐前进、剌杀（当然是木枪）格斗、射击（主要是练习端枪姿势和瞄准）投弹等等。学校对民兵活动的开展不但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而且善于把这些相当艰苦乏味的训练与学生的特点结合起来，变成激发年轻人斗志、求知欲和好胜心的一场类似体育竞技的富有挑战性、刺激性、和趣味性的活动。关键就在于每年都组织各个民兵排（即教学班）进行大比武活动，把平常操练的内容都作为比武（实际就是比赛）的内容。由于体育比赛往往都是具有特殊秉赋才能的少数人参加的竞技活动，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只能作为旁观者呐喊助威，因此民兵比武这种整个班级都能够集体参加的比赛就大大调动了所有学生人人参与的热情和为本班级争荣誉的自尊心好胜心。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每次民兵比武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格外激动人心。
    当然我对十六中民兵活动的这种评价不知是否能够得到其他同学的认同，因为我是我们班的民兵排长，所以也许我对民兵活动情有独钟。不过无论如何，民兵活动是文革前几年十六中最重要的课外活动之一，在耀华的发展史上也应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文革爆发后，由于一下子出现了混乱失控的局面，团组织和班组织已经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当时学校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民兵组织系统的基础上成立了护校连，来维护学校的基本秩序和校内财务、武器及档案等的基本安全。民兵组织和民兵活动对当时十六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直到现在，我每看到中学甚至大学搞军训活动，都会不由得想起十六中的民兵活动。与现在这种短期的、强制性的、枯燥的并且由部队人员来指挥操练的军训活动相比，十六中当时的民兵活动何其富有创造性。它其实也是一种军训，也是一种对学生体魄、纪律和适应艰苦条件能力的训练。但是它寓训练于趣味活动之中，把短期的训练转化为学校必不可少的长期课外活动，把外在的强制训练转化为学生热爱的和自愿发掘自己潜力及能力的过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六中的民兵活动之所以能够搞得那样出色，当时从部队转业回来，专门负责学校民兵活动的陈树义老师功不可没。
    四、文革
    文革是我对耀华回忆不能缺少的一笔。同样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毫无疑问，文革是解放后我们党和领袖所犯的最严重错误。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的狂热导致社会大动荡大混乱的岁月里，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遭受到极大破坏，也给无数正直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是作为一场席卷960万平方公里和几亿人口的思想和政治大风暴，作为占新中国历史五分之一长时间并且对全世界乃至20世纪人类历史都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的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所包含的丰富历史内容以及所揭示出来的深刻历史规律，绝不是只用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的语言就能完全说清楚的。同样，在这场风暴中，社会各阶层和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由于身处社会不同地位，在运动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因而也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经历和体验，这也不是只用眼泪和诅咒就可以完全表达的。关键是要对文革这段历史进行不断的反思和不断的思考，使其永远成为后人们吸取宝贵经验和教训的历史之镜。当然，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已经对文革做了深刻而沉重的反思，改革开放就是这种反思的最大成果。但是在我看来，对文革的反思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分析和思考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
    我有时常常会想，即使是在文革中，耀华也与其他的学校有所不同。1966年6月爆发的十六中事件，就是作为天津文革初期发生的最重要事件载入了史册。当然，今天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可能也不打算作为主要当事人对十六中事件做出详细回忆和分析，如前所述，要说清楚这段历史及其体验，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
    我在这篇回忆文章里，只想举几个具体的事例，呼应一下我前面所说的那个观点，即耀华中学即使在那么动乱的文革岁月里也能够显示其与众不同之处。
    首先，是耀华中学完全自发的学生运动所显示出来的组织能力。
    6月1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记得上午第一节课后高二某女生班就贴出了全校（甚至有可能是全天津市）第一张大字报。第二节课后的课间操时间全校各班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前校园各教学楼。第三节课好像许多班都上不下去了，此后全校开始无限期停课，十六中从此率先进入了文革运动（应该是全天津市最早全面进入文革运动的中学）。
    那时的校园就好像一口沸腾的大锅，一群13、4岁至17、8岁的孩子们（当年的老三届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幼稚地认为已经到了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紧急关头，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和拯救天下“舍我其谁”的巨大冲动和热情如火山般迸发出来。在那些如火如荼的日日夜夜里，一切都如万花筒般瞬息万变，可以说一天里所经历和遭受的各种事件及信息的冲击量远超平常岁月的一周甚至一个月。到了6月9日，十六中学校党支部就被运动冲垮了。然而直到现在都令许多人不解的是，在学校原有的党团和行政管理系统垮掉后，十六中没有陷入“无政府”的混乱无序状态，而是迅速自发地成立了从班组到年级的文革运动组织管理系统，每个班级通过完全民主的选举选出三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然后再由年级中各班文革小组成员共同推选出该年级的文革领导小组，最后由各年级的代表推选出全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除了这套从班级到全校的管理系统外，校文革委员会还下设若干功能组，如宣传组、联络组、保卫组等等。此后一段时间里直到市委派工作组进校“夺权”止，都是这个学生运动中自发产生和组织的“十六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在领导学校的文革运动。
    关键在于，直到两个月后的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才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六条”）的文件中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成立文革领导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中自发的学生运动竟然提早两个月就完全按照当时中央决策的思路来做了，这确实令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以至于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十六中那些“娃娃们”不可能有这种能力来做这么严密和系统的组织领导工作，一定有幕后黑手在操纵“十六中事件”。殊不知十六中初期的学生运动完全是自发进行的，是没有任何人操纵和指挥的。
    其次，是耀华中学的学生运动在混乱动荡局面中所显示出来的掌握政策的能力。
    如前所述，从6月9日（学校文革委员会成立）到6月23日（市委派工作组“夺权”）这半个月的时间内，十六中的学生运动都是在学校文革委员会领导下开展的。那时学校里的一些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出现打老师，侮辱老师，给老师剃阴阳头、挂牌子、关押起来等现象，有些还很严重。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种做法是根本错误的，既然是“文化”大革命，那就应当主要是进行思想批判，不能进行人身侮辱，更不能在肉体上进行折磨摧残。于是当即做出规定，全校各班同学只准贴大字报对老师进行批判，不准对老师进行任何人身侮辱，更不准打老师。同时我们派高年级同学去到低年级同学班去做工作，把不少已经挨打、挂牌、剃头、遭关押的老师“解放”出来。
    十六中学生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政策把握能力也从当时的中央政策布署中得到证实，因为直到两个月后，在中央颁布的“十六条”中，才明确规定了文革中的一条主要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
    正因为在那个极其混乱动荡的年代里，十六中的学生运动基本上保持了理性的状态和较好的政策水平，很少出现像其他学校那么多老师被打被辱甚至致残致死的恶性事件，因此多年来学校的老师们对那个时期的耀华学生们始终有一种比较谅解和宽容的态度，保持了耀华特有的师生之间长久的感情与和谐。
第三，耀华中学的学生运动中显示出其特有的学生素质和组织性纪律性。这里举两件小事加以说明。
    一是运动初期，全校同学或是强烈要求参加护校连（因为护校连当时对维护学校的安全负有主要的责任），或是不分男女生也不分高低年级学生几乎都不愿回家，日夜住在学校里来参加当时轰轰烈烈的运动，可以说表现出一种空前的团结和热忱。后来还是天津市委下通知，要求各个学生的家长必须把自己孩子领回家，否则要对“十六中事件”负有连带责任，这才把那种学生们都不回家的局面打破。尽管现在有人说这是一种幼稚的狂热，但是当时也确实表现出全校年轻人全身心投入“伟大运动”的团结、热诚和决心。
    二是6月21日晚，团市委召开全市各中学团干部会议，彻夜批判“十六中一小撮反革命集团”。22日一清早，天津市某中学就浩浩荡荡地列队来对十六中进行“声讨”。他们估计可能会有一场“恶斗”，所以带了很多棍棒“武器”。没想到十六中同学完全自发地（确实没有进行任何组织）大开校门，列队鼓掌，对他们的“声讨”表示“欢迎”，使他们要大打一场的恶气消融于理性的对待之中。因此他们也只是贴了些“打倒×××”的大字报和喊了一阵口号后就平静地离去了。从22日到23日，全市各个中学到十六中“声讨”的队伍络绎不绝，但整个耀华校园都保持了平静有序，没有发生冲突和问题。这件事多年后都使我感触颇深，确实表现出耀华学生所特有的修养、素质以及组织纪律性。
    以上我对文革期间的回忆，完全是根据我自己个人所处的位置和感受所写，可能有着很大的片面性，但我也只能如实地写出自己的经历、看法和想法。特别是“文革”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许多人可能都不愿意触及这方面的内容。我想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是“破题”之举，有什么不妥之处，仅供大家参考。
    1966年下半年，由于父亲被打倒，我把自己关在十六中礼堂楼上的小屋里，与我们班同学卢盘卿和张银生等共同编写了一本“十六中事件大事记”，对6月初开始直至年底十六中所发生的主要大事进行了概要的记述。我想也许这会成为十六中发展史上特殊珍贵的文献。因为这毕竟是对这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殊时期的一个真实的记录，会成为人们回忆和分析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可惜这本当时印发了几百本的小册子，现在已经基本流失殆尽了。
    五、悠悠耀华情
    悠悠耀华情，拳拳学子心。我的母校即将迎来自己的八十华诞。它不但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培养了出无数活跃在各个战线各个岗位上的精英和栋梁之才，而且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都能彰显名校风采，成为时代的风范。因此，我们由衷地为自己能够成为这所全国驰名中学的学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耀华是我的母校，我与耀华的老师和同学有着永远不能割舍的深厚感情。1996年10月2日，我和吴亚明等许多老三届的同学们一道，策划、筹办和组织了“耀华中学老三届30周年联谊活动”，那次到校的同学和老师有将近千人，多年未见的老师和同学欢聚一堂，场面十分感人。我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很多人对我们倡导并支持这个活动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是那些老教师，他们说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样的聚会了。我心里也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确实为母校和老三届同学们做了一件很好的当然也是应当做的事。‘老三届’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成为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所以老三届学生与别的一般的毕业生不一样，与学校和老师结成了特殊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老三届师生聚会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和特殊的意义所在”。
    现在，我们这些当年只有十几二十岁的“老三届”年轻学生都已进入了五六十岁的年龄段，时光留给我们见面和欢聚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因此我想，今后我们老三届的学生们还是要择期进行一些大型的聚会，以表达我们对母校和老师们以及我们之间的特殊怀念与特殊友情。我愿意继续为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我想说的是，由于恰逢好的机会，由于恰逢好的机会，我所在的研究院与合作伙伴共同在深圳倾力打造了一所“深圳耀华实验学校”。此“耀华”虽非彼“耀华”，但是它还是集中体现了我对母校的深深情意，这个“耀华”的发展也是相当成功和顺利的，虽然只有短短三年的历史，但已开始成为深圳最好的学校之一。我希望它不辜负“耀华”的品牌，能够成为新时代里新型（国有民办）学校的典范。
    我真诚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永远奉献我对母校的一片真情，不断为耀华增添新的光彩。

                                                                  2007年7月31日 完笔于深圳通心岭

 作者: 李罗力 66届 1982年9月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4年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任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1991年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1993年至今，任综合开发研究员副理事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