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何要推行導致中國走向貧弱的海禁？

朱元璋為何要推行導致中國走向貧弱的海禁？作者：《百家講壇》雜誌 http://books.sina.com.tw/books/history/barticle/7525.html -黃 波
【載於本刊藍版2009年第九期】(原題：洪武朝海禁：中國貧弱的源頭)華夏文明曾經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優秀的文明之一，然而，在人類文明的賽跑中，它卻成了最終的落伍者。落伍到什麼程度，只要看看清政府在西方堅船利炮面前的不堪一擊就知道了。

中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衰敗的？

英國學者李約瑟潛心鑽研中國科學史，他在著作中回答這個問題，說中國的落後是從明朝後期開始的，而此前的中國古代在包括科技等許多方面曾經遙遙領先於世界上其他國家。而在李約瑟之前，於16世紀末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剛剛感歎“中國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不久，便看到中國人在自然科學方面與當時的歐洲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他在和人通信中得意地表示，自己已經“用對中國人來說新奇的歐洲科學知識震驚了整個中國哲學界”。

然而，在我看來，與其說中國的掉隊發生在明末，倒不如說是因為到了明末，中西文明才給了像利馬竇這樣的有心人一個比較的機會。嚴格地說，中國在明初就已經沒有什麼優勢了，至少可以認定，中國在明末掉隊的深層原因應該追溯到明初。

這一切都源於明太祖的海禁。

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處於14世紀至17世紀。現在，有了一點兒全球眼光的中國人終於知道，在這一段歷史裡，世介面貌發生了劇烈而深刻的變化。隨著西方航海家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市場逐漸形成，西方大踏步地跨入了近代社會，而我們卻把遼闊的海洋拱手讓給西方，關起門來尋找一種虛幻的安全感。所以一個叫博克塞的人，說了這樣一番讓我們聽來哭笑不得的感謝話：“要感謝中國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無東方海權的抗衡下，以驚人的速度成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

海禁：中國前進的重大挫折

什麼是海禁？

作為一項官方政策，無非兩項：一是不許外國海商通過海洋來華進行貿易活動；二是禁止本國公民出海經商。

從史料上看，海禁是明太祖的一項既定政策。自明王朝建立，在整個洪武年間，每過兩三年就有朱元璋重申海禁的記載。據《明太祖實錄》和《國榷》等史料：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銷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寧波)、廣東廣州三市舶司，這些都是自唐朝以來就存在，中國各王朝負責海外貿易的官方機構；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下令嚴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洪武十七年二月，命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禁民入海捕魚，以防倭故也”…… 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朱元璋晚年主持制定的《大明律》規定：「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洩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這就是說，不但不許出海，而且連人民造船都有苛酷的規定，造得稍大一些，就是違法！朱元璋並不是不知道沿海一帶居民以海洋為生計的事實，為徹底消除海禁的隱患，他強制實行移民政策，於洪武二十年逼迫浙江舟山島城區和鎮外兩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座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在執行這一政策過程中，其罔顧百姓財產、性命的野蠻性隨處可見，比如硬性規定遷移以三日為期，島上居民一時難以在規定時限內籌集到那麼多船隻，只好「編門戶、床簀為筏」，淹死者很多。明初在沿海負責軍事的是信國公湯和，他移民時則規定：「午前遷者為民，午後遷者為軍！」尤堪慨歎的是，「明祖定制，片板不許下海」，朱元璋的這些思想和措施都被立為「祖訓」，要後世子孫奉行不渝。在朱元璋身後，海禁在一段時間內有所鬆動，但始終未予廢除。明初的海禁，是中國前進的一個重大挫折。在明代以前，中國歷代王朝並未實行過海禁，特別是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據史學家考證，宋代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宋王朝疆域狹小，又兵額龐大，單靠農業稅無法維持巨額財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將目光投到商業和海外貿易上，宋高宗就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因此宋王朝採取了一系列保護和招徠外國海商的措施。到了元朝，統治者更是採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和對外出口(在特定時期也曾禁止私人出海貿易，為時甚短)，其市舶管理和徵稅制度愈加完備，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貿易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海外貿易所帶來的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佔了很大的比例，成為元王朝的「軍國之所資」。因為積極發展海外貿易，中國的艦船製造技術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元末陳友諒攻擊朱元璋部隊佔據的南昌城，陳的大船上下三層，高與城齊，每層都有走馬棚，整船可載軍士三千人，住在上下層的人互相聽不見說話，這些真讓人印象深刻。回首這段歷史，正如當代學者晁中辰所說：「如果宋元時期這種海外貿易的勢頭得以保持並發展下去的話，中國歷史的面貌將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樣子。可惜的是，這種勢頭在明代發生了逆轉，從而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實行海禁，對內易，對外難，為了安撫和籠絡其他國家，於是又有了「朝貢貿易」，即允許其他國家以官方名義帶一點商品過來，然後在中國換一點東西回去。來華的人員、時間、所帶的商品品種和數量都有非常嚴格的限制，這其實已經不是什麼貿易了，因為其本身全無經濟意義，尤其從經濟價值上分析，中國完全是「虧本買賣」，別人「朝貢」的東西值不了多少錢，而我們的「賞賜」卻格外豐厚，這就是所謂的「厚往薄來」。用朱元璋的話說，那些不知禮儀的小國既然萬里迢迢地來進貢，誠心表示傾慕，那麼我們在賞賜的問題上就不要斤斤計較，「以示朝廷懷柔之意」。而到了洪武二十七年，晚年朱元璋以「海外諸夷多詐」為由，將這種沒有商業價值、純出政治目的的「朝貢貿易」叫停，只允許周邊兩三個小國照常「入貢」。對外交流的大門就此徹底關上了。關起門來就安全了嗎？朱元璋為什麼要實行海禁？主要有這樣兩種說法：防禦倭寇的需要，加之後來發現宰相胡惟庸通倭，企圖裡應外合造反，所以決心禁海；「自恃中國是天朝上國，無所不有，不需要外國商品」的自大心理。關於第一種說法，當代歷史學家們早已用史實雄辯地證明，「倭寇」的首領及基本成員其實大部分是中國人，即海上走私貿易商人。而商人之所以要冒險到運用武力和強大的國家機器對抗，要害在於朝廷的海禁政策斷送了他們的財源，也就是說，是海禁釀就了大規模的海盜集團，而並非海盜的肆虐催生了海禁政策。至於胡惟庸通倭云云，那只是朱元璋的欲加之罪罷了，說這是他實行海禁的原因更是荒唐，因為早在胡惟庸案發之前，朱元璋就已經在進行海禁了。關於第二種說法，我疑心論者是對清朝皇帝對外交往過程的表現印象太深，因此在這裡產生了錯覺，以為朱元璋也是一個「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的自大狂。按我對史料的瞭解，以我個人的看法，與其說朱元璋在對外交往，尤其是與海洋國家打交道中，有一種自大的狂妄心理，毋寧說他多的倒是對海洋的深深恐懼。朱元璋出身田野，後來一步登天，儘管他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但其身份意識卻還是牢不可破的；他的言行表明，雖然穿上了龍袍，可他仍然不過是一個「小農」，一個帝國深宮裡的小農。長久在內陸生活的人，初見浩翰的海洋，都會有一種眩暈感。而對一個企圖控制他人的統治者來說，其心理就愈加微妙。海洋在他眼裡，太不可測了，如果在此之前，他還對自己擁有的力量信心滿滿，現在他卻陷入了迷茫。就朱元璋個人而言，還有一些現實的因素，在加深他這種沮喪的感覺。元末朱元璋削平群雄，瀕海的一支力量—方國珍部雖然多數投降了他，但還有部分則揚帆海上，繼續與他為敵。對陸地上的負隅頑抗者，朱元璋可以窮追猛打除惡務盡，可是面對海洋，他卻只有望洋興歎，海洋讓他既惱怒又恐懼。在明朝之前，元朝大軍遠征日本，因突起的颶風幾乎全軍覆沒，也使朱元璋印象深刻。所以，儘管日本國王曾經多次在外交文書中使用挑釁性語言，他還是一忍再忍，並作為祖訓，一再告誡子孫不要對海外用兵。海洋既然無法掌控，怎麼辦呢？朱元璋的辦法是，一方面加強海防，另一方面關起門來，自顧自地經營原有的「一畝三分地」。在他眼裡，只有這樣，他的家天下才是安全的，他的臣民才是能夠被他完全控制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