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革命中国(南方都市报 2010-4-4)
革命中国
透析20世纪革命、反革命、举国革命之政治风云
类别:人文历史 浏览量:100 版次:GB24 版名:南方阅读 重磅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4-04作者:王晶 尹钛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编辑此文
日本学人柄谷行人曾指出，意识形态一旦成型，就将自身的起源掩盖起来，“仿佛一切都从来就是这样”。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总是上一个世代的延续，而在言语和社会的不断演进中，时代的起源被悄悄遗忘，只留下神圣而崇高的话语。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占有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又因其崇高而面目模糊。
王奇生在其著作《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中写到，20世纪的中国，战争和革命是其首要特征。武人主导战争，文人喜欢革命。1927年6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而从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革命”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道德正当性的标签，“反革命”被视为最大的罪恶行为。
在这篇访谈中，我们讨论了读者在读过这本书之后可能会产生的疑惑：革命在历史上的真面目是什么？革命为何总是被背叛、总是重复自身？又或，中国百年以来被命之为“革命”的那些事件，其本相究竟是什么？
1
将革命放进具体场景
南方都市报：怎样想到去涉足“革命与反革命”这一话题的？
王奇生：这本书是我最近七八年间思考和写作的结集，这些年来对“革命”的反思一直萦怀。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不能不研究革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革命的研究被局限在“革命史观”下，实际是以革命年代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和笼罩整个历史的研究（不限于革命史和近现代史）。在这样一种“革命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势必失去其所应有的学术客观性和科学性。过去学界较为关注国共两党的关系，而对两党各自的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尚缺乏深入研究，这正是本书探讨的重点。
南方都市报：此书中有什么新的思考或视野？
王奇生：革命既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史的研究也就不能疏离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放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视野下去探讨，使革命史研究真正回归学术本位。
在《革命与反革命》这本书中，我分别考察了中共早期在上海和广东的情形。比如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环境里，中共如何生存立足、如何扩张组织、如何动员工人？而在广东，中共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又是如何与乡土社会发生互动的？将革命放在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场景中考察，关注革命的底层实践和革命者的日常生活，力图“再现”革命的纷繁复杂的图景，丰富我们对革命的认知，重新思考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读这本书，发现革命并非过去所渲染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星火燎原，革命的策动需要经过那么多的“手段”和“运动”。
王奇生：历史研究者最要注意的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历史研究者和历史行动者的“立足点”完全不同。历史行动者在进行历史决策时，往往面临多种选择，而他所掌握的信息通常并不充分。而历史研究者则不同，他已经知道了历史的结局，难免根据历史的结局去“追溯”历史的过程，将历史进程的多歧性和复杂性予以简化，甚至不小心为“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所左右。比如研究国民党的历史，总想追寻国民党失败的原因，那就难免更多关注反映国民党负面的史料。
南方都市报：这样容易陷入“历史决定论”。
王奇生：由于中共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历史研究者对革命过程的复杂性经常缺乏足够的关注。过去只是一味强调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天然的同盟者，其实要动员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并非易事。举一个例子，1925年的五卅运动，数十万工人持续罢工达数月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来自社会各方的巨额捐款，得以维持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国内外各方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而募集的捐款，超过300万大洋，大约相当于当时中央政府全年经费开支的一半。我们过去的革命史研究，很少关注类似革命的财政经济问题。
2
从“一党独革”到“多党竞革”
南方都市报：你在书里记述的党群关系细节、中共组织细节，都在说明革命史是非常复杂的，革命党也并非无坚不摧、战无不胜、铁打一块、无所不能。但在目前的主流话语中，这些史实似乎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是否为了将革命崇高化？
王奇生：确实如此，革命是神圣的，谈钱就世俗化了。其实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在参加革命时，“算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过去我们的革命史书写，革命是崇高的事业，革命者不食人间烟火，革命家没有七情六欲，革命党则所向无敌，革命者被捕都宁死不屈。但革命既是人为的，革命者首先也是人，过去的革命史只强调“党性”、“革命性”而忽略“人性”。而我试图做的，即是如何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和理解革命。去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学术演讲，题目就是《新革命史：男人与女人们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书中谈到，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并非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这与传统的革命史观下的近代史书写也有不同。
王奇生：“革命”既是实践层面的斗争，也是一个复杂的“话语”。孙中山初起革命时，开始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造反”，后来受到《易经》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启示，改以“革命”相号召，并自称“革命党”。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一词开始在中国士大夫的著述和报刊言论中较为频繁地出现。不过，当时革命尚未成为政治正确的评判标准。革命与改良，甚至革命与不革命，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
南方都市报：那么革命是如何变成中国社会的终极价值的？
王奇生：“五四”以后，这一局面迅速改观。经过民国初年短暂的民主宪政之不成功尝试后，革命的呼声再度在中国掀起。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高举“革命”大旗，并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
南方都市报：你在书中也提到，此时革命话语已经变得神圣起来。
王奇生：是的。由于“革命”话语的日益神圣化，各大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视革命的同路人为危险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反革命”则被建构为一种最大的“恶”。“革命”与“反革命”形成圣魔两立，水火不容，二者之间不允许存在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当时流行的口号“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所以，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20世纪中国有过两次被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两次“大革命”，并非仅仅是名称的相近，其实具有相当的历史连续性。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王奇生：在这个阶段，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和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最终手段。改良及其他救国途径（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学术救国等）被视为缓不济急和舍本逐末。于是从此开始，革命高于一切、受到崇拜，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南方都市报：你有论断说，对于当时学生来说，共产主义并无太多吸引力，民族主义则相反，极易笼络学生。那么革命在1920年代成型为社会终极价值，是否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联？
王奇生：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和压迫，“救亡图存”成为几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各种相对温和的改革手段都尝试无效之后，大家最终都趋向激进的“革命”，寄希望通过“革命”来彻底解决中国一切问题。1920年代就成为这样一个群趋“革命”的年代。民族主义自然是“革命”的内在驱动力。
3
革命复产革命
南方都市报：那么到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革命作为一种社会改革模式？读《革命与反革命》，经常看到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而这是否意味着革命即便作为社会改革模式也是不足取的？
王奇生：你力图让我对革命作出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而这正是我所反对的。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革命是否带来进步，还是必然走向失败，绝非这样一个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我所要呈现的，是革命本身的复杂性。一场持续数十年，卷入数亿人口的中国革命，其历史的复杂性更不待言。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可以说自己更喜欢激进的革命，或更喜欢渐进的改良，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虽然也难免主观的价值判断，但仍当尽力理解历史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要尊重与自己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
即如辛亥革命，过去学界一致认为它失败了，其实辛亥革命岂能以简单的“失败”二字了得？这场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难道不是伟大的成功？同样，国民党推翻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均有其历史合理性。
南方都市报：那为什么革命总是易被背叛，与它的目的相距越来越远？
王奇生：革命是一个复杂的实践和话语系统，当“革命”成了一种神圣的符码以后，多少人和事都会假借“革命”的名义来进行。而革命者自身总难免其思维惯性而走向“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梁启超就曾经指出：一个国家不革命则已，一旦革命，往往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革命，所以他说：“革命复产革命”，几乎是历史的普遍法则。无论法国革命，还是俄国革命，均是如此。而这样一种“不断革命”往往会使革命异化变质。革命无疑可以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关键在于对革命不分时空情境的盲目崇拜。对中国人而言，在经历数十年的革命之后，对革命的价值认知越来越理性化，也可以说正在经历一个“去神圣化”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今天读这本书，感到十分有现实意义。你对这项研究有什么现实的期待吗？
王奇生：其实历史从来都是写给活人看的。历史的连续性，历史的相似性，历史的反思与借鉴意义，都使历史研究者不可能不具有现实关怀。研究近现代史尤其如此。中国近现代史是我们祖辈的历史、我们父辈的历史，甚至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怀有记忆，也怀有情感。历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并不隔膜。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研究古代史，重在如何打破与古人之间的隔膜，尽量使自己“返回”到古人所处的时空背景中（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设身处地，找寻历史的感觉；近现代历史离我们太近，我们对所研究的问题不陌生，易于沟通和理解，但也往往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缺乏敏感性，提不出“问题”，也难以反思。
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常处于一种二元分立态势：中西之争、新旧之争、南北之争、文武之争，以及激进与保守、左倾与右倾、抗日与亲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乃至国共内战所导致的统一与分裂，一直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历史研究者，要做到超然客观，相当不易。这一段历史离我们最近，而真相有时反而最模糊。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还存有“纪念史学”的传统，历史的意义越纪念越深巨，而历史的本相则越纪念越遥远。也因为此，外界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客观”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这自然也是本书的期待。
采写：本报记者王晶
评论
起来，争抢“革命”的所有权
从“革命先驱”到“革命对象
1935年的时候，在章太炎先生谢世前不久，有几个年轻人怀着半是游戏、半是朝圣的心态去访问他。会中座谈甚欢，能挑动大师谈兴的，主要还是学界往事与政坛新闻。一会儿谈到了尊孔，太炎不免语重心长对这些年轻人说：“孔子，尊尊也不妨，他的东西，关于做人方面———就是实际方面，绝是不错的。譬如，举一个例，‘孝悌忠信’，这个，这个有人能改吗？但是，封建，封建的不好，要不得，但这也是时代，时代的关系……”
初次看到这故事的时候，心中即不免凄恻：这位老先生是否知道，早在此前十几年，他已被一帮五四青年打入了“封建余孽”之行列？如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傅斯年在《时代与曙光危机》（写于1920年）一文中就说：“学术思想上的反动，可以章太炎为代表，政治上的反动，当然以袁世凯为代表……”这一斩钉截铁的断语距章太炎以革命开国元勋和兴灭继绝的国学大师之双重身份走入民国纪元的时代，不到十年。十年之内，他就从“革命先驱”“被”成了“革命对象”，而这位“被革命”的对象却如念着符咒一般在念叨着那一套将他定位为“反动分子”的话语，还惘不自知这套新革命话语已足以致其死命，好比已被套上绞索的人还在和人谈论着绳索的精良与质地。
章太炎或许在政治上迟钝如斯，而另外一些有着同样处境的人则警觉不妙，如感深渊在下芒刺在背而又斧钺当头，惊惶万状地试图摆脱这套一日紧似一日的绞索，如冯玉祥。曾任冯玉祥机要秘书的王倬如回忆，1936年南京政府审定的中学教科书有关“军阀混战”的一章，将冯玉祥列入军阀行列，冯玉祥极为愤懑。他说：“据我的理解，所谓军阀是指封建军阀，它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或是封建残余势力。我一贯反对封建制度这是有史可鉴的……”他惶急地要求教育部修改这一写法，而当时的部长王世杰却搪塞以过，始终未作修改。自《现代评论》派转投蒋系国民党的王世杰当然不会应允修改，因为，定义何者是军阀、何者是封建、何者是土豪劣绅、何者是革命、何者是反革命的权力，此时已成了最强大、最诱人甚至是至高无上的政治杀手锏，就如“文革”中手握“毛主席最高指示”一般，逐命于政治疆场的任何人都握之唯恐不稳不牢，何敢将此倚天屠龙拱手让人？
自1925年孙中山“中道崩殂”，经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党内巨头一番争斗之后，在国民党这一政治谱系中，掌握了“定义革命”（同时定义“反革命”）这一杀手锏的是蒋介石集团，连有着“代帅”和“总理遗嘱执行人”这一套政治护身符的胡、汪尚且败下阵来，遑论冯玉祥、李宗仁这一类半路出来“革命”的武夫。孙中山去世，其于广州开创的反北洋正统之新政权，经一帮“继承总理遗教”的军政新秀之北伐而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诚如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所点评的，“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至上，此后将是党权至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争“党统”者，争的是谁代表（国民党）“党中央”，谁继承了总理之革命衣钵，一言以蔽之，争的是定义何谓革命、何谓反革命的革命“话事权”。这是新建的党国体制（可称之为“第二共和”）中争夺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形式。在这一革命谱系中，蒋公是笑到最后的一人。
“革命”是单数还是复数？
但，且慢！革命这个词，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
答案诡谲之处就在于，它既是单数又是复数。说它是单数，是因它本身就是一种排他的霸权，用王奇生先生的精辟概括来说，就是“用”着———这话语可不是“说说”而已，它不知让多少人掉了脑袋！———这套话语的人总是“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而任何政治对手无一例外都被其定义为“反革命”、“假革命”或“不革命”；说它是复数，则因为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使用和说着这套话语的政治角色不计其数，他们每人每派都在争当“革命”旗手或马前卒，而他们却各自都有一套自己的革命说辞，就如每个观众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例如，1922年陈炯明炮轰孙中山，胡适评之为“一种革命”（但依其立场与清醒，胡适这里倒不一定是将革命作为褒义词），而国民党人则痛诋此论，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国共两党对陈都加之恶谥曰“背叛孙中山”，陈炯明就由“现行反革命”定格成了“历史反革命”。又如，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国青年党（1923年）和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成立或改组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时期党员成分相差无多的三党后来互斗不休，而究其实，“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换言之，“革命”本身正是这些彼此恨之入骨的党派共同遵奉的意识形态———它们在争着一块神主牌，那牌上只写着两个字：“革命”。当然，革命中最要命的就是那些“分歧”。“分歧”的结局如何？在1927年看，国民党先胜一场，到1949年再看，它输到脱裤，而青年党居然也自始至终没有出局———于一鞭残照中，追随着蒋公乘桴渡海去了台湾“继续革命”搞“光复大业”。
这样看来，从作为复数的革命词语之刀枪剑戟中突围而出的，或者在众多的革命谱系“竞革”之结局中，最终寻得“革命”这一圣杯的，可不是在草山残照中吟味昔时江山的那位了。虽则在台湾，迟至1999年还有个“革命实践研究院”。（200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许可视为给“革命”敲上了最后一颗棺材钉。）在海峡的这一边，是一种将国民党写入“反革命”序列的革命“家谱”，随着1949年的鼎革而自动升格成了革命一族的“族谱”，收纳或覆盖了所有历史上出现过的革命族类，更精确地说，是在修谱中重新清理了一遍他们的资格———有的革出祠堂（如蒋系国民党、汪系改组派与青年党一类），有的本是革命祖宗却不予享祭（如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之类），更有原本不在谱中而居然堂皇入谱的。当然，最多的还是不入此谱的孤魂野鬼———他们当然是“被革命”的，游荡在革命原乡之外（如胡适、梁启超等始终抵制革命话语者），或者成为献祭。这是原生态的正统党史或革命史。
革命的制造与反革命罪
王奇生先生的新著《革命与反革命》所论者大，所关者宏，论题所及几乎涵盖所有历史知识门类：观念史、思想史、政治史、政党史、制度史、文化史、社会史……谓其为民国政治和历史之百科，并不为过，因为百科全书不过占一大而全，绝无此发抉微义、弘扬大旨的精微独到之处，而作为一读者却处处有机会从中索引出此般如丝如缕纵贯百年中国史的历史恩怨，不能不说是阅读生涯中的大乐。抛弃宏大叙事却紧扣宏大关怀，深入微观史学而不纠缠于饾饤末枝，如果将王奇生先生的大著喻之为一轴精美绢丝织就的繁锦，上面所絮叨的这一番“革命家谱”与“族谱”之曲折，不过是这丝轴上随意抽绎出的一根锦线而已，从展卷阅读中可吟咏赞叹之处如此良多，赞一词亦恐成多余。
然笔者不揣浅陋来细数其无限风光，倒不是自认眼光独到，而是阅读之时不免思绪联翩，深觉当前的中国正逐渐进入意识形态的诸神之争时代，而考证这些陈年老谱的编撰历史实在大有必要。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以来，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最近的××模式皆如鱼雷一般在水面飞梭往来，时有碰撞，可诸多意识形态分子（ideologues，用个奥克肖特的词）似乎没有醒悟到，决定其意识形态能不能跃出水面而不是一直浮在水面的，可能是水底下隐藏的秘密。
决定意识形态斗争之胜负优劣的，果然是理论的内在说服力，还是功夫在理论之外？———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凭政治哲学造诣之深浅来定胜负，如果是后者，就必须关注一下政治与社会运动的组织策略与动员技术，当然还有争夺话语霸权的手法。或者换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表述方式来重新追问这些经典的血红色问题：中国为何会产生共产革命？革命为何能维持如此之久？（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共产革命为何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波及效应？革命的结局为什么是这样？
王著在“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一章中考察了当时的一帮政治精英人物出于何种政治意图“建构”了一种新的中国“社会图景”，在此基础上又如何引进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和动员方式而改造这种“社会图景”，进而此种“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第五章“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考察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发展困境：党员人数不足、党员文化素质总体上低到令人咋舌，“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其实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的帮会组织之上，两者的调适既非易事，所谓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组织的有效性更无保障。”但我们知道后来的共产党绝非此般“幼稚”———那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个党脱胎换骨？答案似乎不是中国的“革命形势”或者“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在于组织策略和动员技术上的出神入化。由此我们不妨联想：革命并非自然到来的，它是制造出来的，诚如陈永发先生的著作标题所言：M aking Revolution.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此出来的革命如何维持下去？第六章讲到的革命经费等等问题可作为一种解答，而第十一章详细梳理和考察的乡村共同体权力结构的变迁是另一个解答。由于乡村传统的权力精英如绅士或则自然衰落或则流入城市，原本可以整合乡村秩序的一个政治权势集团逐渐消失或者劣质化了，乡村出现了权力真空，好比一个茶壶，原本有盖子———优质的绅士阶层———捂着各种矛盾，现在则谁都可以把手伸进来搅动一番。所以革命维持的关键似乎不是政治上层的乱局，中层的治理混乱是一因———这是第十二章考察县政的用意———而底层社会的权力中空才真正是革命的空间和潘多拉世界。此外，王著以最多的篇幅来考察各种话语霸权的争夺和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状况，其用意当是对照而观：只有深切了解了国民党是个什么党、国民政府是个什么政府，才可能深切了解与其逐鹿天下的是个什么党。
读毕此书，最让我感慨的，是一个现在几湮没无闻的小人物的命运。1926年北伐启动之后，吴佩孚手下之陈嘉谟和刘玉春以1.2万残兵据守孤城武昌，无粮无援，竟与七八万北伐精锐之师抗衡相持达40天之久。最终城陷之时，二将皆束手就擒。因战况惨烈，一攻一守之间饱受拉锯之苦的还有城内百姓，于是武汉民众团体———当然是被革命动员、又受革命话语武装起来的民众———强烈要求“公审”二将，以平民愤。为这一次公审，新的革命政权创出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而影响至后来大半个世纪与无数生灵的一桩罪名———“反革命罪”。当审判长徐谦诘问刘玉春为何不早投降时，刘玉春曰：玉春是国家大将，有守土之责，若是革命军中大将，见枪响即投降，诸公以为如何？徐谦无词以对，又喝道：你是反革命！玉春抗颜对曰：汝言又差矣，我从未入革命党，何言反革命！中国人民四万万，隶革命军者不过二十余万，其余者皆反革命耶！●尹钛（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http://gcontent.nddaily.com/0/ac/0ac18d27cc228444/Blog/5a8/f7b4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