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拳扫余孽——开国三年大镇反！ - 星虎军政参考 - xnz - 和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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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拳扫余孽——开国三年大镇反！
仓皇出逃，蒋介石遗下“瘟神”三百万；京城运筹，毛泽东岂容“匪乱”四方起？紫光阁雷霆一怒，公安部调兵遣将。三年大镇反，铁拳扫余孽！
蒋介石幻想用游击战与共产党作困兽之斗，“游击骨干训练班”的教材居然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蒋介石跑了，但他麾下的三百多万“瘟神”却留下了
1949年，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给苟延残喘的蒋介石政权以最后的致命打击。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乘飞机逃离重庆，飞往成都。
时至今日，对于成都能否固守，蒋介石实在没有多大信心，他把希望放在了未来的“游击事业”上。
12月7日，蒋介石单独召见了一个面色枯黄、身材瘦小的年轻军人，此人就是刚被“行政院”授予“川康游击挺进军总司令”头衔的王旭夫。
王旭夫的发家，全在于他对“游击骨干训练班”所作的贡献。
1949年7月1日，王旭夫通过“黑色十人团”的关系，秘密联络西南各地拥有武装的头面人物，其中有各地豪绅、地痞、毒枭、匪首、保安团和警察头子等反动势力代表，共八百多人，汇聚于成都北校场陆军学校。专门培训以拉武装打共军为目的的“游击骨干训练班”，在院内正式开班了。
经过请示蒋介石，王旭夫的游击教程居然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不是1933年蒋介石亲手编写，以消灭红军为目的的《剿匪手册》。这和以往中央陆军学校任何一届学员所发的教材都不一样。
王旭夫刚一开口讲授，台下就有人起哄：“王主任，你讲的是毛泽东发明的战术，毛泽东不就成了我们的祖师爷了吗？徒子徒孙怎么也打不过祖师爷的，人家总是要留一手的。”
“王主任啦，您有没有比毛泽东高明的战术？”
王旭夫气得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这叫知己知彼！你们懂个屁！只有摸透了共产党的战术，才能克敌制胜，明白吗？”
接着，王旭夫使劲地清了清嗓门，努力提高声音说：“……共产党会打游击，难道我们就不会打游击？共产党当初能靠打游击起家，如果将来天下真的被共产党占了，我们难道就不能也靠这种打游击的方法，再把天下从共产党的手里夺回来？”
在半年多时间内，从这里经过训练走出去的三千多“游击骨干”，后来在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反革命暴乱，大都成为领导者和核心力量。
12月12日清早，在成都陆军学校黄埔楼，蒋介石单独召见美联社记者慕沙，发表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答记者问”。蒋介石说：“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吾人现在战于自由区、战于匪区、战于乡村、城市、学校及工厂。”
这番自白，透露了他组织所谓“敌后游击队”的计划，实际上是向世人承认，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快近正午，毛人凤等人拿着《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和一大摞“行政院”的委任状，从蒋介石卧室里出来，匆匆往楼下的一间临时机要室走去。
“应变计划”对这些“游击武装”布置了具体任务，要求他们配合国民党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
蒋介石这尊“天神”跑了，但他麾下的众多“瘟神”却留下了。据统计，蒋介石溃退时，有组织有计划潜伏下来的有：武装土匪两百万，特务分子六十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六十多万。一时间，神州到处是“瘟神”。
与“大陆总体游击战”相配套，蒋介石在台湾对内地的渗透上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这种“渗透”是大面积、全方位的。交通发达的地方，派遣人员以商贾华侨的名义，从香港进入；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利用美国飞机的帮助，直接进行空投。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类似的空投不下几十次，计两百余人，每一批都携带电台、枪支、弹药和其他用品。空投人员，大多是被赋予重任的特派员、政工处长、参谋长，专门用来加强台湾方面对“敌后武装”的领导和控制。
当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这些空投基本上都能奏效。
双清别墅里，罗瑞卿奉命组建公安部，“不再和公开的敌人打了，要和暗藏的敌人打”！紫光阁中，毛泽东震怒道：土匪不剿灭，反革命不镇压，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稳固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毛泽东郑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一旦成立，一是要肃清反动派的残系，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是要加紧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尽快医治战争创伤。
1949年5月下旬，刚刚参与指挥结束太原战役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突然接到急电，要他即赴北平。
到了北平，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传达了中央要他担任军委公安部长的决定。
罗瑞卿说：“我还是请求去西北打仗，现在形势很好，仗也好打，叫我做公安部长，我不太会做，不如还叫我去打仗。”
周恩来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把旧的国家机器打掉了，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现在要准备组阁，公安部是管家的，很是重要。中央研究决定调你来当这个公安部长。”
罗瑞卿建议说：“公安部长还是请李克农来当好，他工作比我熟悉。”
周恩来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周恩来又说：“今天晚上毛主席还要见你，你再不要提不干公安部长这话了。”
晚上，罗瑞卿到香山双清别墅见毛泽东。
见到罗瑞卿，毛泽东马上问：“听说你不愿干这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说：“听了你和周副主席的话，我不再想说和公开的敌人打了，我要在公安战线上和暗藏的敌人打！”
“这就对头啦！”毛泽东高兴地说。
7月6日，中共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决定，下设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工作，并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
1950年3月15日，中南海紫光阁。刚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就忙着召集会议，听取国内情况的汇报。
这时，林伯渠匆匆从外面走进来，径直走到毛泽东身边，轻声报告说：“主席，刚刚接到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与邓小平政委的急电。”说着他便把电文呈上。
毛泽东接过急电，只见上面赫然写着：西南各地近段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
看完电报，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西南的反革命匪徒已成猖獗之势，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匪患竟然严重到这个程度！”他把电报递给了紧挨着他的朱德。
朱德对匪患早已清楚，拿到电报，只是简单地翻了翻，便说：“主席，你刚回来，这方面情况，下面我正准备专门向你汇报。目前，匪乱严重的不仅仅是西南。自从二月份以来，全国各地都普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革命匪徒暴乱，匪徒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狂，破坏之严重，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也是我们在座各位无法想象到的。……匪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有这些地区，局势部分或完全失控……情况十分严重。现在，反革命匪徒已经成为当前全国各项工作中最首要、最为突出的问题。”
毛泽东有些震怒地说：“目前，全国各地的反革命暴乱这么严重，这么普遍，这已经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了。他们这是想推翻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继续用他们封建地主阶级的那一套来取而代之，是想使中国重新再回到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里去，去寻回他们少部分人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整个会议厅里，此刻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的人都在静听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继续说：“很明显，他们都是政治土匪。暴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严重地破坏和危害了各地当前的救灾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土匪不剿灭，反革命不镇压，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稳固。”
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和镇压。
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一时间，镇反运动风起云涌，神州处处是法场。
曾经在抗日战争中为国立功的“双枪老太婆”，解放后居然死心塌地地跟随蒋介石，在川西企图暴动。四万土匪围攻县城，却被打得落花流水
1950年7月16日，川西著名的女匪首、外号“双枪老太婆”的赵洪文国，被人民解放军成都警备区川西军分区军法处判处死刑，在什邡县城东关执行枪决。
赵洪文国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人。1880年，她出生于一位满族贵族的家庭。抗战初期，身为贵胄之家的赵洪文国并未拜倒在伪满洲国的小小庙堂之下。相反，她凭着过人的胆识，将家产变卖一空，逃到华北，树起抗日大旗。
在我晋察冀军区的有力领导和帮助下，以她的次子赵侗命名的“赵侗抗日游击队”设伏打点，痛击日寇，战功卓著，赵老太也名噪一时。由于她手持双枪，世人誉之为“双枪老太婆”。1940年春，她作为抗日英雄，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与她合影留念，亲书“游击之母”赠予她。蒋介石为拉拢她，封她为 “冀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部”中将总指挥。赵老太感激涕零，更是死心塌地追随蒋氏。“共产党究竟折腾个啥名堂？咱可别再埋汰自个儿了，对不？赶走了小日本，将来的天下终归是国军的，对不？”赵老太亲自拉出一支反动武装。
1949年11月25日，离重庆解放还有5天。重庆上清寺赵公馆宽敞的会客厅里，一位鬓发染霜、脚裹绑腿、腰系宽大武装带的老太婆，正挺着厚实的腰板，双手撮土焚香，恭敬地祭奠那位作古千年的关公。
“老英雄步履稳健，忠勇之气溢于容颜，实乃党国之幸事。”纡尊降贵造访赵公馆的蒋经国手捧一纸“委任状”，激动地赞叹道。
闻听“少主”赞言，赵洪文国满脸堆欢，甚是得意。
“现在宣读委任状。”身着中山装的蒋经国敛住笑容，正色道，“兹委任赵洪文国为西南反共游击队第二路绥靖司令，希贵司令奋起抗日精神，发扬游击经验，扩充川滇黔反共军队，复兴中华，树立新功。”
赵洪文国接过委任状，说道：“请转告委座，承蒙抬举，还记得我这把老骨头，咱双枪老太婆一定为党国尽忠尽力。请委座放心。”
当日，她带着儿子赵忠、女婿李元超等数十人，连同一些心腹，怀揣着委任状，领了蒋介石赠送的大批弹药踏上川西平原。
1949年12月19日，我第16军在峨眉金口河生擒国民党中将宋希濂。初闻音讯，“双枪老太婆”惊得面如槁木，但她依然执迷不悟，求教于驻扎在广汉的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董宋珩。董宋珩告诉她大势已去，若抵抗只能当炮灰，只有走起义这条路，并劝她一道起义，投诚共产党。赵老太闻言火冒三丈，将烟锅砸在桌上，喝道：“委员长一向厚待你我。国难识忠诚，这时候更需党国军人精忠报国，鞠躬尽瘁。你倒好，还没交火就吓成了软蛋，你要投降当叛徒，对不？咱双枪老太婆是绝不会背叛党国的。”
1950年2月9日，四川什邡三河乡的三圣宫。赵老太腰缠牛皮带，别着两把驳壳枪，腿裹绑腿，活脱脱一个妖婆形象。阴风呼啸中，赵老太尖细的声音响起来：“大伙别怕，咱老太婆70岁的人了，拼了这把老骨头，照样能打出过去的威风，趁共产党立足不稳加紧干，迎蒋总统回成都，给大家封官晋爵！”
说着，她拔出双枪，手起枪响，打落了远处树枝上的两只斑鸠。广场上一时群魔乱舞，从附近各地、甚至川北绵阳赶来的一些匪首也纷纷投入其门下。
这些匪首大多上过王旭夫的“游击骨干训练班”，赵洪文国根据他们手里拥有武装的多少，封官许愿，并发号施令，命令他们立即返回各地，同时举行武装暴动。
为了分散解放军的兵力，赵洪文国向邻近各县匪首发去十万火急密件，约定于2月11日清晨齐动。这天，赵洪文国挂帅上阵，她手挥双枪，乘坐滑竿，在前呼后拥中向什邡县城进发，她的儿子、女婿各执一面红旗守护在两旁。
至2月11日中午，已有三四万土匪抵达县城，进行围攻。
县城被围攻了两天两夜，仍然稳若泰山。2月13日，土匪们的攻势已经达到顶点，但是始终没有一名土匪攀上解放军把守的城墙。此时，赵洪文国才意识到硬拼是毫无用处的。她望着几百具尸体老泪纵横地说：“你们不会白死的，我要让共产党偿命！打破县城，我要将他们碎尸万段。”
赵洪文国下令停止攻击，组织人员喊话，展开“政治攻势”。蒋介石2月7日轰炸上海、广州等地，这些土匪把它看作是“反攻大陆”的开始，用标语、横幅大肆渲染，妄图瓦解解放军的军心。同时，赵洪文国还将华北平原地区游击抗日的战术搬来，秘密挖掘地道，想以此接近城根，然后用炸药毁城。无奈成都平原土地板结，而且黏性很大，挖地道进展十分缓慢。没几个小时，匪徒们全变成了泥人，而且挖掘的地道往外渗水，更增加了他们的困难。
正当赵洪文国一筹莫展之际，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挖好的地道经雨水一浸，纷纷坍塌。
匪首们像红了眼的赌棍，除了组织督战队，他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策略，什么叫战术，拼命地驱赶匪兵朝城墙拥去。惯匪头子王三泰是督战队队长，他端着机枪狂叫道：“只准向前，不许后退！后退者格杀勿论！”
王三泰的机枪只半天时间就消耗了五箱子弹，但没有一发子弹是射向解放军的。死在他枪口下的土匪尸横遍野。
赵洪文国看着如山倒的败兵，摆了摆手，说：“撤吧，下令全部撤退！”
“往哪里撤？”王三泰问。
“愿往哪撤就往哪撤，”赵洪文国叹道，“民国气数已尽，此乃天意啊！”
事后，赵洪文国怀疑王三泰是共产党奸细，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最后当众枪毙。赵老太这一手既是为了欺骗群众，笼络人心，又是为了推卸自相残杀的责任。
4月中旬，赵洪文国带着两千多名残匪窜到绵竹县境内的大石坝一带山区。
大石坝一带山区原是红军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老乡纷纷要求带路追击残匪。这里又贯彻了一元化剿匪的指示，县、镇、乡、村各级剿匪委员会已纷纷建立，赵洪文国如同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赵洪文国见大势已去，忙丢弃她的滑竿，装扮成农妇，带着几名亲信，乘混乱之际逃跑，潜藏在高桥镇河边余富华家的阁楼上，并威胁其不得声张。
剿匪一连连长何建基仔细搜索，在楼上的竹夹壁中发现一个盖着被子的老太婆，一对照片，正是赵洪文国。这个赫赫有名的“反共救国军”司令，年届70岁的“双枪老太婆”，叫嚣了五个月后，终于被人民解放军战士俘获。
山西文水，两万余人公审杀害刘胡兰的凶手。浙江江山，戴笠之子、“花花公子”戴藏宜不识时务，决心与人民为敌，临死仍不思悔改
1951年4月24日，在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乡云周西村，文水及祁县、交城各界人民两万余人举行盛大集会，公审杀害刘胡兰的凶手——大胡子张全宝与侯雨寅。
1948年2月，侯雨寅在山西省离石县为解放军俘获，他改名侯震宙，自报为匪军排长，同年3月16日被释放。解放后，张全宝也逃回原籍潜伏。侯雨寅在潜伏期间，组织所谓的“汾南游击支队”反动武装，自任队长，伺机暴乱。正在他们做着美梦时，先后被万泉县人民政府逮捕。
公审那天，当张、侯两匪被押到台前时，千万人的愤怒目光，一齐盯在凶手的身上。人群蜂拥而上，“打死凶犯大胡子”、“为刘胡兰报仇”的喊声，响彻全场。两匪吓得面如土色，抖成一团。
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走上控诉台，千万群众齐声高呼：“问他，为什么害死咱们的刘胡兰？！”胡文秀擦着眼泪，指着张全宝的头，悲愤而有力地说：“四年前，你杀死了我的女儿，可想到还有今天？乡亲们！你们说杀了他屈不屈？”
人们立刻高呼：“不屈！千刀万剐也不屈！”
当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后，全场欢声雷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张全宝、侯雨寅被枪决后，人们还朝他们的死尸吐着唾沫说：“呸！真便宜了这万恶的狗腿子！”
在浙江江山一带，提起“江山狼”、“花花公子”戴藏宜，没有一个老百姓不切齿痛恨的。他是蒋匪军统特务魁首戴笠的儿子，历年来依仗着他父亲的势力，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罪恶劣迹罄竹难书。
1941年6月，戴藏宜在江山溪口枪杀了我地下工作者华春。戴藏宜还在家中设置电台，将各项危害人民的情报拍送军统局；又在家中养着报务员、卫士，备着各种杀人武器，俨然是一个军事机关。
戴藏宜除了用刀枪血淋淋地屠杀人民外，还勾结军统特务，举办“雨农中学”、“建国中学”等学校，以法西斯的毒化思想来残害青年。江山解放后，他还死不甘心地恐吓群众说“国民党要反攻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发生”等。在他的指使下，当地有组织的土匪扩大到近一千人，专事反抗人民政府、破坏人民生产的活动。
戴藏宜的罪恶，江山的老百姓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被他奸淫过的女人连他自己也无法供清，他连自己的嫂子和侄女都要强奸，其余的无辜遭他奸污的妇女，慑于他的淫威，更不敢哼一声。
解放军渡江后，戴藏宜仍不识时务，决心和人民为敌，与特务头子毛森一起布置“江南应变计划”。江山解放前夕，他又与军统特务毛万里、叶宝铨、王问楚、章微寒等，计划纠合残余匪徒扰乱地方治安，破坏人民生产。
解放后，戴藏宜带领手下盘踞在江山县的山源等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我公安人员奋勇出击，将其匪部击溃，并生擒戴藏宜。
至此，戴藏宜还不知悔悟，还梦想着反动派回来。
江山人民纷纷要求政府枪决戴藏宜。当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江山人民都拍手称快说：“这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万恶的匪徒死得太迟了！”
横行浦东的匪首胡肇汉，就是著名京剧《沙家浜》里胡传魁的原型。民谚有“不怕胡肇汉跳，只怕胡肇汉笑”之说。人民政府重拳出击，杀人魔王成了铁爪下的老鼠
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不会忘记“文革”期间的著名京剧《沙家浜》。那里面的坏蛋头子胡司令——胡传魁，是有原型的，他就是解放初横行浦东的匪首胡肇汉。
1949年4月下旬，我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胡肇汉自知罪孽深重，血债难偿，即从太平桥驻地雇舟潜逃。
1949年秋季发生大水灾，农民生活艰难，工厂关闭，失业增加，群众情绪有所波动。一度蛰伏的残匪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先是传播谣言：“老蒋（指蒋介石）八月中秋回来吃月饼。”后即开始动手，从于陆巷枪杀我阳澄区陈助理员开头，制造了一连串案件，恐吓群众，勒索商行。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匪情从阳澄湖开始向苏州、上海城区蔓延。这些匪徒都打着“胡肇汉”的旗号，一进商行、民宅，总是自称“胡老板派我们来的”，利用群众恐惧这个“杀人魔王”的心理，以助长反革命声势。
于是，追捕胡肇汉的任务，便提到“剿匪肃特”的重要位置上来了。
经过周密侦察，上海市公安局说服胡肇汉的好友王老板，他同意待胡肇汉来此活动时，就马上报告。
这天傍晚，王老板的老婆神色慌张，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了，结结巴巴地说：“来了……二十八个……我家老头子……已封锁……在屋里。他们都在……楼上开会……我推说……布店断货，要向小姐妹……借……布，才准我一人……出门！”她跳着脚说：“迟去了，散会跑掉了，就难找了！”
公安局迅速调整抓捕方案，由江华、包振家等三人组成尖刀组，随老板娘走近她家大门。老板娘摸出钥匙，去开门上的锁。
钥匙刚插入锁孔，还未转动，即听见门内敌岗低声问：“啥人？”老板娘镇静地回答道：“是我。提货回来了！”
大门刚开一线缝儿，三人即闪身进去，用枪逼住那人，一声不响地缴下了他的武器。
三人来到楼上，敌人竟毫无觉察。
这时，王老板过来用手指了指，三人立即接近一个房间。侧耳一听，才知群匪此时正在聚精会神地开会，在争吵什么“官衔”。
江华用枪口向房门一指，包振家会意，迅速接近房门，用足全力，“嘭”地踢开房门。
房内，电灯光通明，只见匪徒们围坐在三个大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黑压压地挤满了一室。趁敌人被这突然袭击震怔的一刹那，三支短枪伸进门去，迅速对准了群匪，公安人员一齐大喝着：“不许动！举起手来！”
一个身材魁梧的匪徒，想伸手摸枪。江华眼快，马上一扣扳机，向天花板打了个点发，“砰”的一响，吓得敌人一个也不敢再动。
匪徒们一个个高举着双手，鱼贯走出房门，接着依次被戴上手铐，押下楼去。
胡肇汉素称强悍，杀人从不眨眼，视人命如草芥，民谚有“不怕胡肇汉跳，只怕胡肇汉笑”之说。但到了此时此刻，他却面呈死灰，浑身战栗，语不成声，连称“先生，先生”不止，杀人魔王成了人民公安铁爪下的老鼠。
胡肇汉当即招供：“方才二十几个弟兄，都是嵊泗列岛的海盗，正在开会讨论合并的事。”
当晚，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在附近的河中搜到了两艘木驳船。舱内藏着近两百支冲锋枪和数挺机关枪，还有数十箱子弹。
胡肇汉自知性命难保，一再恳求保全他妻子和独子的性命。
1951年春，胡肇汉被判处死刑，在苏州执行枪决。
经过大规模镇压反革命之后，上海的一大批潜伏特务纷纷落网，唯独军统上海站站长刘葆珊依然在逃。上海公安局大海捞针，终于把这个逍遥法外的特务头子“捞”了出来
经过大规模镇压反革命之后，上海的一大批潜伏特务纷纷落网，华东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通缉的军统骨干，大都已归案销案了，唯独军统上海站站长刘葆珊，却依然在案。市局仅知道他潜伏在上海，对其行踪却一无所知。
有关部门针对匪特水陆两栖活动的特点，成立了特别行动组，以晓阳为组长专门侦破此案。
1951年2月末的一天，行动组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有情报称，一股特务约八九人在太仓浏河口登陆，特务威胁渔民不得告密。
夜里11时许，三支行动小组如脱弦之箭，直扑邑庙一旅社及闸北的两户人家。
晓阳亲率一个行动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四名特务擒获。
突然，一个特务一边发抖，一边连声说道：“晓阳兄，请帮帮忙！”晓阳循声看去，说忽视的竟是解放前就相识的许经纬，他老家的邻居。
晓阳将计就计说：“好，到里面去详谈吧！快把武器交出来，以后若能帮忙，当然会帮忙的。”
许经纬马上坦白。原来，他正是大特务刘葆珊手下的骨干。1948年，军统上海站在宝山建立情报组，组员五名，许经纬是组长。这个组直属刘葆珊领导。
领导对案情仔细研究后，提了两个方案：一是将许犯作诱饵钓出刘葆珊，但考虑到刘犯狡诈非常，行动并无规律，一有风吹草动，势必影响全局；二是用“沙里淘金”的方法，对接头地点附近的两个街道所属十万多人秘密进行户口核对。然而由于当时户籍制度并不健全，第二方案忙了半个多月，竟一无所获。
几天后，公安人员在沿街一所二层小楼中发现了疑点。据一里弄干部反映，这家户主已另居他处，把房间租给了两个卖敲白糖的小贩。除两个小贩外，屋内还住了一个老头儿，自称有病，很少出门。
“老头儿！”晓阳心中一动，“莫非就是刘葆珊？”他立即决定派一个流动小组日夜监视。
过了一天，晓阳派了一个侦察员装成工商局干部，进屋上楼，催小贩去登记领取摊贩证；同时，有意无意地关注那个躺在床上的老头。这老头五十多岁，衣衫褴褛，满脸胡须，同照片上的模样大不一样。但侦察员敏锐的目光一闪，马上发现这个老头眉间有颗黑痣，正是刘葆珊的特征。
这天凌晨3时许，晓阳率八名组员分乘吉普车、小轿车，悄悄地包围了这幢二层小楼。
4时许，倒马桶车来了。清洁工人高喊：“马桶拎出来！”
一名特务刚刚把马桶拎到门外，行动人员当场给他戴上手铐。另外四人冲进屋里直奔二楼，用手枪逼住卧床的刘葆珊。他身旁的另一个特务刚伸手到枕下取枪，就被行动人员猛击一拳打翻在地。
刘葆珊与晓阳同车，他好像知道晓阳是带队的，阴笑着讥讽道：“一夜没有睡，你辛苦了！”
晓阳答道：“事先没有招呼，你受惊了！”
刘葆珊一惊，强装镇定，一路上哼着京戏。一会儿，他又苦笑着说：“我两年多没有坐小轿车了。”
晓阳回敬道：“态度不好，今后还有机会坐大汽车呢！”
在4月29日举行的上海市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上，刘葆珊被判死刑，随后被枪决。
“双十指示”火速发出，迅速扭转了“宽大无边”的被动局面。通渭县草菅人命，毛泽东气愤地拍着文件说：人命关天啊，人命关天啊！中央政府彻底纠错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0年9月底，镇反斗争已取得很大成绩。全国除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及解放最晚的西南地区尚有部分股匪外，其他地区的武装股匪均已消灭，共剿匪一百余万人。
全国还破获了一大批特务间谍案件，逮捕特务分子13797人，缴获潜伏电台175部。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炮击天安门间谍案”。
镇反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偏向。
早在1950年5月8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就向毛泽东、周恩来指出，不少地方在镇压反革命中有“宽大无边的倾向”。
右倾偏向问题的存在，不仅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也严重影响了群众参加镇反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有的群众害怕报复，不敢大胆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说：“得罪政府没关系，得罪反革命分子要杀人。”一个土匪竟然威胁我干部说：“你要到政府报告，把我抓去，反正过三天会放我出来，那时你就不得了。”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即著名的“双十指示”，严肃指出：各级党委对右倾偏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步骤，坚决加以克服，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已掌握的材料，经过审慎地研究，分别加以处理。当杀者应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加以改造；对罪恶较轻又愿意悔改者，应即实行管制并加以考察。若继续作案应严厉制裁。
自“双十指示”发出到12月底，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右倾偏向基本上被扭转。
但是，一些地方随之又发生了“左”倾事件。其中，通渭县公安局局长苏朋制造冤案一事影响最大，引起毛泽东震怒。
通渭县地处陇中，建国后划进天水专区。“双十指示”发出后，时任通渭县公安局局长的苏朋严重违法乱纪，刑讯逼供，任意捏造案情，甚至见几个人一起喝酒，也疑为反革命团伙，随便扣上一个罪名，抓起来乱打乱吊。一年时间，通渭县出现了四个特大案件，被捕者达150人之多。甘肃省公安厅不禁诧异，一个小小的通渭县，人口不足20万，城小土瘠，何以有这么多的大案发生？
省厅立即派出得力干警数名去通渭县核查，果然发现问题十分严重。被捕诸人中，除了少数几个人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外，其余133人根本就没有政治问题。苏朋完全是拿党的工作当儿戏，草菅人命，在狱中逼死三人，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西北局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立刻派人进京，专门向罗瑞卿部长汇报。罗瑞卿脸色沉重，骂道：“这哪里像个公安局长，简直是胡来。”
他当即指示：“对错捕诸人，召开大会释放，每人给20万元的赔偿费，要苏朋在大会上检讨道歉。县委书记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亦应检讨。对苏朋的问题，你们可写一个报告，由甘肃省委上报中央。总的原则是苏朋已经触犯刑律，必须制裁，以此教育干部。”
根据指示，西北局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办案组迅速逮捕了苏朋。
1953年1月14日，罗瑞卿把苏朋问题的处理经过报告了毛泽东。紧接着，他又报告了湖南省桃源县公安局局长高富江违法乱纪的处理经过。
毛泽东气愤地拍着文件说：“你这个公安部长怎么当的嘛，怎么让这样毫无常识的人来当公安局长！以前湖南邵阳就出过乱杀多人的事件，内黄也发生过公安局长胡来的事情，怎么还不吸取教训？人命关天啊，人命关天啊！你要收集全国的类似案例，加上导言和批语，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国的公安局长，作为学习教材。查一下，全国还有没有像苏朋这样的公安局长。要快，办好后直接向我报告。”
随着镇反运动的不断开展，越来越多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落网。这些人中，罪不可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大部分是应该判处有期徒刑的人。对于这一部分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反复指示，一定要对其进行改造，让他们重新做人。
1952年9月29日，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一文。文中说：“经过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
这年年底，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二百四十余万人，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人，管制23万人，杀掉 71万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反动势力残余，彻底打垮了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从而消除了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隐患，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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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皇出逃，蒋介石遗下“瘟神”三百万；京城运筹，毛泽东岂容“匪乱”四方起？紫光阁雷霆一怒，公安部调兵遣将。三年大镇反，铁拳扫余孽！
蒋介石幻想用游击战与共产党作困兽之斗，“游击骨干训练班”的教材居然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蒋介石跑了，但他麾下的三百多万“瘟神”却留下了
1949年，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给苟延残喘的蒋介石政权以最后的致命打击。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乘飞机逃离重庆，飞往成都。
时至今日，对于成都能否固守，蒋介石实在没有多大信心，他把希望放在了未来的“游击事业”上。
12月7日，蒋介石单独召见了一个面色枯黄、身材瘦小的年轻军人，此人就是刚被“行政院”授予“川康游击挺进军总司令”头衔的王旭夫。
王旭夫的发家，全在于他对“游击骨干训练班”所作的贡献。
1949年7月1日，王旭夫通过“黑色十人团”的关系，秘密联络西南各地拥有武装的头面人物，其中有各地豪绅、地痞、毒枭、匪首、保安团和警察头子等反动势力代表，共八百多人，汇聚于成都北校场陆军学校。专门培训以拉武装打共军为目的的“游击骨干训练班”，在院内正式开班了。
经过请示蒋介石，王旭夫的游击教程居然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不是1933年蒋介石亲手编写，以消灭红军为目的的《剿匪手册》。这和以往中央陆军学校任何一届学员所发的教材都不一样。
王旭夫刚一开口讲授，台下就有人起哄：“王主任，你讲的是毛泽东发明的战术，毛泽东不就成了我们的祖师爷了吗？徒子徒孙怎么也打不过祖师爷的，人家总是要留一手的。”
“王主任啦，您有没有比毛泽东高明的战术？”
王旭夫气得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这叫知己知彼！你们懂个屁！只有摸透了共产党的战术，才能克敌制胜，明白吗？”
接着，王旭夫使劲地清了清嗓门，努力提高声音说：“……共产党会打游击，难道我们就不会打游击？共产党当初能靠打游击起家，如果将来天下真的被共产党占了，我们难道就不能也靠这种打游击的方法，再把天下从共产党的手里夺回来？”
在半年多时间内，从这里经过训练走出去的三千多“游击骨干”，后来在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反革命暴乱，大都成为领导者和核心力量。
12月12日清早，在成都陆军学校黄埔楼，蒋介石单独召见美联社记者慕沙，发表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答记者问”。蒋介石说：“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吾人现在战于自由区、战于匪区、战于乡村、城市、学校及工厂。”
这番自白，透露了他组织所谓“敌后游击队”的计划，实际上是向世人承认，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快近正午，毛人凤等人拿着《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和一大摞“行政院”的委任状，从蒋介石卧室里出来，匆匆往楼下的一间临时机要室走去。
“应变计划”对这些“游击武装”布置了具体任务，要求他们配合国民党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
蒋介石这尊“天神”跑了，但他麾下的众多“瘟神”却留下了。据统计，蒋介石溃退时，有组织有计划潜伏下来的有：武装土匪两百万，特务分子六十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六十多万。一时间，神州到处是“瘟神”。
与“大陆总体游击战”相配套，蒋介石在台湾对内地的渗透上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这种“渗透”是大面积、全方位的。交通发达的地方，派遣人员以商贾华侨的名义，从香港进入；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利用美国飞机的帮助，直接进行空投。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类似的空投不下几十次，计两百余人，每一批都携带电台、枪支、弹药和其他用品。空投人员，大多是被赋予重任的特派员、政工处长、参谋长，专门用来加强台湾方面对“敌后武装”的领导和控制。
当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这些空投基本上都能奏效。
双清别墅里，罗瑞卿奉命组建公安部，“不再和公开的敌人打了，要和暗藏的敌人打”！紫光阁中，毛泽东震怒道：土匪不剿灭，反革命不镇压，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稳固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毛泽东郑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一旦成立，一是要肃清反动派的残系，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是要加紧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尽快医治战争创伤。
1949年5月下旬，刚刚参与指挥结束太原战役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突然接到急电，要他即赴北平。
到了北平，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传达了中央要他担任军委公安部长的决定。
罗瑞卿说：“我还是请求去西北打仗，现在形势很好，仗也好打，叫我做公安部长，我不太会做，不如还叫我去打仗。”
周恩来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把旧的国家机器打掉了，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现在要准备组阁，公安部是管家的，很是重要。中央研究决定调你来当这个公安部长。”
罗瑞卿建议说：“公安部长还是请李克农来当好，他工作比我熟悉。”
周恩来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周恩来又说：“今天晚上毛主席还要见你，你再不要提不干公安部长这话了。”
晚上，罗瑞卿到香山双清别墅见毛泽东。
见到罗瑞卿，毛泽东马上问：“听说你不愿干这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说：“听了你和周副主席的话，我不再想说和公开的敌人打了，我要在公安战线上和暗藏的敌人打！”
“这就对头啦！”毛泽东高兴地说。
7月6日，中共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决定，下设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工作，并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
1950年3月15日，中南海紫光阁。刚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就忙着召集会议，听取国内情况的汇报。
这时，林伯渠匆匆从外面走进来，径直走到毛泽东身边，轻声报告说：“主席，刚刚接到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与邓小平政委的急电。”说着他便把电文呈上。
毛泽东接过急电，只见上面赫然写着：西南各地近段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
看完电报，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西南的反革命匪徒已成猖獗之势，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匪患竟然严重到这个程度！”他把电报递给了紧挨着他的朱德。
朱德对匪患早已清楚，拿到电报，只是简单地翻了翻，便说：“主席，你刚回来，这方面情况，下面我正准备专门向你汇报。目前，匪乱严重的不仅仅是西南。自从二月份以来，全国各地都普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革命匪徒暴乱，匪徒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狂，破坏之严重，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也是我们在座各位无法想象到的。……匪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有这些地区，局势部分或完全失控……情况十分严重。现在，反革命匪徒已经成为当前全国各项工作中最首要、最为突出的问题。”
毛泽东有些震怒地说：“目前，全国各地的反革命暴乱这么严重，这么普遍，这已经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了。他们这是想推翻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继续用他们封建地主阶级的那一套来取而代之，是想使中国重新再回到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里去，去寻回他们少部分人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整个会议厅里，此刻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的人都在静听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继续说：“很明显，他们都是政治土匪。暴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严重地破坏和危害了各地当前的救灾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土匪不剿灭，反革命不镇压，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稳固。”
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和镇压。
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一时间，镇反运动风起云涌，神州处处是法场。
曾经在抗日战争中为国立功的“双枪老太婆”，解放后居然死心塌地地跟随蒋介石，在川西企图暴动。四万土匪围攻县城，却被打得落花流水
1950年7月16日，川西著名的女匪首、外号“双枪老太婆”的赵洪文国，被人民解放军成都警备区川西军分区军法处判处死刑，在什邡县城东关执行枪决。
赵洪文国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人。1880年，她出生于一位满族贵族的家庭。抗战初期，身为贵胄之家的赵洪文国并未拜倒在伪满洲国的小小庙堂之下。相反，她凭着过人的胆识，将家产变卖一空，逃到华北，树起抗日大旗。
在我晋察冀军区的有力领导和帮助下，以她的次子赵侗命名的“赵侗抗日游击队”设伏打点，痛击日寇，战功卓著，赵老太也名噪一时。由于她手持双枪，世人誉之为“双枪老太婆”。1940年春，她作为抗日英雄，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与她合影留念，亲书“游击之母”赠予她。蒋介石为拉拢她，封她为 “冀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部”中将总指挥。赵老太感激涕零，更是死心塌地追随蒋氏。“共产党究竟折腾个啥名堂？咱可别再埋汰自个儿了，对不？赶走了小日本，将来的天下终归是国军的，对不？”赵老太亲自拉出一支反动武装。
1949年11月25日，离重庆解放还有5天。重庆上清寺赵公馆宽敞的会客厅里，一位鬓发染霜、脚裹绑腿、腰系宽大武装带的老太婆，正挺着厚实的腰板，双手撮土焚香，恭敬地祭奠那位作古千年的关公。
“老英雄步履稳健，忠勇之气溢于容颜，实乃党国之幸事。”纡尊降贵造访赵公馆的蒋经国手捧一纸“委任状”，激动地赞叹道。
闻听“少主”赞言，赵洪文国满脸堆欢，甚是得意。
“现在宣读委任状。”身着中山装的蒋经国敛住笑容，正色道，“兹委任赵洪文国为西南反共游击队第二路绥靖司令，希贵司令奋起抗日精神，发扬游击经验，扩充川滇黔反共军队，复兴中华，树立新功。”
赵洪文国接过委任状，说道：“请转告委座，承蒙抬举，还记得我这把老骨头，咱双枪老太婆一定为党国尽忠尽力。请委座放心。”
当日，她带着儿子赵忠、女婿李元超等数十人，连同一些心腹，怀揣着委任状，领了蒋介石赠送的大批弹药踏上川西平原。
1949年12月19日，我第16军在峨眉金口河生擒国民党中将宋希濂。初闻音讯，“双枪老太婆”惊得面如槁木，但她依然执迷不悟，求教于驻扎在广汉的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董宋珩。董宋珩告诉她大势已去，若抵抗只能当炮灰，只有走起义这条路，并劝她一道起义，投诚共产党。赵老太闻言火冒三丈，将烟锅砸在桌上，喝道：“委员长一向厚待你我。国难识忠诚，这时候更需党国军人精忠报国，鞠躬尽瘁。你倒好，还没交火就吓成了软蛋，你要投降当叛徒，对不？咱双枪老太婆是绝不会背叛党国的。”
1950年2月9日，四川什邡三河乡的三圣宫。赵老太腰缠牛皮带，别着两把驳壳枪，腿裹绑腿，活脱脱一个妖婆形象。阴风呼啸中，赵老太尖细的声音响起来：“大伙别怕，咱老太婆70岁的人了，拼了这把老骨头，照样能打出过去的威风，趁共产党立足不稳加紧干，迎蒋总统回成都，给大家封官晋爵！”
说着，她拔出双枪，手起枪响，打落了远处树枝上的两只斑鸠。广场上一时群魔乱舞，从附近各地、甚至川北绵阳赶来的一些匪首也纷纷投入其门下。
这些匪首大多上过王旭夫的“游击骨干训练班”，赵洪文国根据他们手里拥有武装的多少，封官许愿，并发号施令，命令他们立即返回各地，同时举行武装暴动。
为了分散解放军的兵力，赵洪文国向邻近各县匪首发去十万火急密件，约定于2月11日清晨齐动。这天，赵洪文国挂帅上阵，她手挥双枪，乘坐滑竿，在前呼后拥中向什邡县城进发，她的儿子、女婿各执一面红旗守护在两旁。
至2月11日中午，已有三四万土匪抵达县城，进行围攻。
县城被围攻了两天两夜，仍然稳若泰山。2月13日，土匪们的攻势已经达到顶点，但是始终没有一名土匪攀上解放军把守的城墙。此时，赵洪文国才意识到硬拼是毫无用处的。她望着几百具尸体老泪纵横地说：“你们不会白死的，我要让共产党偿命！打破县城，我要将他们碎尸万段。”
赵洪文国下令停止攻击，组织人员喊话，展开“政治攻势”。蒋介石2月7日轰炸上海、广州等地，这些土匪把它看作是“反攻大陆”的开始，用标语、横幅大肆渲染，妄图瓦解解放军的军心。同时，赵洪文国还将华北平原地区游击抗日的战术搬来，秘密挖掘地道，想以此接近城根，然后用炸药毁城。无奈成都平原土地板结，而且黏性很大，挖地道进展十分缓慢。没几个小时，匪徒们全变成了泥人，而且挖掘的地道往外渗水，更增加了他们的困难。
正当赵洪文国一筹莫展之际，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挖好的地道经雨水一浸，纷纷坍塌。
匪首们像红了眼的赌棍，除了组织督战队，他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策略，什么叫战术，拼命地驱赶匪兵朝城墙拥去。惯匪头子王三泰是督战队队长，他端着机枪狂叫道：“只准向前，不许后退！后退者格杀勿论！”
王三泰的机枪只半天时间就消耗了五箱子弹，但没有一发子弹是射向解放军的。死在他枪口下的土匪尸横遍野。
赵洪文国看着如山倒的败兵，摆了摆手，说：“撤吧，下令全部撤退！”
“往哪里撤？”王三泰问。
“愿往哪撤就往哪撤，”赵洪文国叹道，“民国气数已尽，此乃天意啊！”
事后，赵洪文国怀疑王三泰是共产党奸细，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最后当众枪毙。赵老太这一手既是为了欺骗群众，笼络人心，又是为了推卸自相残杀的责任。
4月中旬，赵洪文国带着两千多名残匪窜到绵竹县境内的大石坝一带山区。
大石坝一带山区原是红军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老乡纷纷要求带路追击残匪。这里又贯彻了一元化剿匪的指示，县、镇、乡、村各级剿匪委员会已纷纷建立，赵洪文国如同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赵洪文国见大势已去，忙丢弃她的滑竿，装扮成农妇，带着几名亲信，乘混乱之际逃跑，潜藏在高桥镇河边余富华家的阁楼上，并威胁其不得声张。
剿匪一连连长何建基仔细搜索，在楼上的竹夹壁中发现一个盖着被子的老太婆，一对照片，正是赵洪文国。这个赫赫有名的“反共救国军”司令，年届70岁的“双枪老太婆”，叫嚣了五个月后，终于被人民解放军战士俘获。
山西文水，两万余人公审杀害刘胡兰的凶手。浙江江山，戴笠之子、“花花公子”戴藏宜不识时务，决心与人民为敌，临死仍不思悔改
1951年4月24日，在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乡云周西村，文水及祁县、交城各界人民两万余人举行盛大集会，公审杀害刘胡兰的凶手——大胡子张全宝与侯雨寅。
1948年2月，侯雨寅在山西省离石县为解放军俘获，他改名侯震宙，自报为匪军排长，同年3月16日被释放。解放后，张全宝也逃回原籍潜伏。侯雨寅在潜伏期间，组织所谓的“汾南游击支队”反动武装，自任队长，伺机暴乱。正在他们做着美梦时，先后被万泉县人民政府逮捕。
公审那天，当张、侯两匪被押到台前时，千万人的愤怒目光，一齐盯在凶手的身上。人群蜂拥而上，“打死凶犯大胡子”、“为刘胡兰报仇”的喊声，响彻全场。两匪吓得面如土色，抖成一团。
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走上控诉台，千万群众齐声高呼：“问他，为什么害死咱们的刘胡兰？！”胡文秀擦着眼泪，指着张全宝的头，悲愤而有力地说：“四年前，你杀死了我的女儿，可想到还有今天？乡亲们！你们说杀了他屈不屈？”
人们立刻高呼：“不屈！千刀万剐也不屈！”
当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后，全场欢声雷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张全宝、侯雨寅被枪决后，人们还朝他们的死尸吐着唾沫说：“呸！真便宜了这万恶的狗腿子！”
在浙江江山一带，提起“江山狼”、“花花公子”戴藏宜，没有一个老百姓不切齿痛恨的。他是蒋匪军统特务魁首戴笠的儿子，历年来依仗着他父亲的势力，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罪恶劣迹罄竹难书。
1941年6月，戴藏宜在江山溪口枪杀了我地下工作者华春。戴藏宜还在家中设置电台，将各项危害人民的情报拍送军统局；又在家中养着报务员、卫士，备着各种杀人武器，俨然是一个军事机关。
戴藏宜除了用刀枪血淋淋地屠杀人民外，还勾结军统特务，举办“雨农中学”、“建国中学”等学校，以法西斯的毒化思想来残害青年。江山解放后，他还死不甘心地恐吓群众说“国民党要反攻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发生”等。在他的指使下，当地有组织的土匪扩大到近一千人，专事反抗人民政府、破坏人民生产的活动。
戴藏宜的罪恶，江山的老百姓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被他奸淫过的女人连他自己也无法供清，他连自己的嫂子和侄女都要强奸，其余的无辜遭他奸污的妇女，慑于他的淫威，更不敢哼一声。
解放军渡江后，戴藏宜仍不识时务，决心和人民为敌，与特务头子毛森一起布置“江南应变计划”。江山解放前夕，他又与军统特务毛万里、叶宝铨、王问楚、章微寒等，计划纠合残余匪徒扰乱地方治安，破坏人民生产。
解放后，戴藏宜带领手下盘踞在江山县的山源等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我公安人员奋勇出击，将其匪部击溃，并生擒戴藏宜。
至此，戴藏宜还不知悔悟，还梦想着反动派回来。
江山人民纷纷要求政府枪决戴藏宜。当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江山人民都拍手称快说：“这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万恶的匪徒死得太迟了！”
横行浦东的匪首胡肇汉，就是著名京剧《沙家浜》里胡传魁的原型。民谚有“不怕胡肇汉跳，只怕胡肇汉笑”之说。人民政府重拳出击，杀人魔王成了铁爪下的老鼠
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不会忘记“文革”期间的著名京剧《沙家浜》。那里面的坏蛋头子胡司令——胡传魁，是有原型的，他就是解放初横行浦东的匪首胡肇汉。
1949年4月下旬，我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胡肇汉自知罪孽深重，血债难偿，即从太平桥驻地雇舟潜逃。
1949年秋季发生大水灾，农民生活艰难，工厂关闭，失业增加，群众情绪有所波动。一度蛰伏的残匪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先是传播谣言：“老蒋（指蒋介石）八月中秋回来吃月饼。”后即开始动手，从于陆巷枪杀我阳澄区陈助理员开头，制造了一连串案件，恐吓群众，勒索商行。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匪情从阳澄湖开始向苏州、上海城区蔓延。这些匪徒都打着“胡肇汉”的旗号，一进商行、民宅，总是自称“胡老板派我们来的”，利用群众恐惧这个“杀人魔王”的心理，以助长反革命声势。
于是，追捕胡肇汉的任务，便提到“剿匪肃特”的重要位置上来了。
经过周密侦察，上海市公安局说服胡肇汉的好友王老板，他同意待胡肇汉来此活动时，就马上报告。
这天傍晚，王老板的老婆神色慌张，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了，结结巴巴地说：“来了……二十八个……我家老头子……已封锁……在屋里。他们都在……楼上开会……我推说……布店断货，要向小姐妹……借……布，才准我一人……出门！”她跳着脚说：“迟去了，散会跑掉了，就难找了！”
公安局迅速调整抓捕方案，由江华、包振家等三人组成尖刀组，随老板娘走近她家大门。老板娘摸出钥匙，去开门上的锁。
钥匙刚插入锁孔，还未转动，即听见门内敌岗低声问：“啥人？”老板娘镇静地回答道：“是我。提货回来了！”
大门刚开一线缝儿，三人即闪身进去，用枪逼住那人，一声不响地缴下了他的武器。
三人来到楼上，敌人竟毫无觉察。
这时，王老板过来用手指了指，三人立即接近一个房间。侧耳一听，才知群匪此时正在聚精会神地开会，在争吵什么“官衔”。
江华用枪口向房门一指，包振家会意，迅速接近房门，用足全力，“嘭”地踢开房门。
房内，电灯光通明，只见匪徒们围坐在三个大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黑压压地挤满了一室。趁敌人被这突然袭击震怔的一刹那，三支短枪伸进门去，迅速对准了群匪，公安人员一齐大喝着：“不许动！举起手来！”
一个身材魁梧的匪徒，想伸手摸枪。江华眼快，马上一扣扳机，向天花板打了个点发，“砰”的一响，吓得敌人一个也不敢再动。
匪徒们一个个高举着双手，鱼贯走出房门，接着依次被戴上手铐，押下楼去。
胡肇汉素称强悍，杀人从不眨眼，视人命如草芥，民谚有“不怕胡肇汉跳，只怕胡肇汉笑”之说。但到了此时此刻，他却面呈死灰，浑身战栗，语不成声，连称“先生，先生”不止，杀人魔王成了人民公安铁爪下的老鼠。
胡肇汉当即招供：“方才二十几个弟兄，都是嵊泗列岛的海盗，正在开会讨论合并的事。”
当晚，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在附近的河中搜到了两艘木驳船。舱内藏着近两百支冲锋枪和数挺机关枪，还有数十箱子弹。
胡肇汉自知性命难保，一再恳求保全他妻子和独子的性命。
1951年春，胡肇汉被判处死刑，在苏州执行枪决。
经过大规模镇压反革命之后，上海的一大批潜伏特务纷纷落网，唯独军统上海站站长刘葆珊依然在逃。上海公安局大海捞针，终于把这个逍遥法外的特务头子“捞”了出来
经过大规模镇压反革命之后，上海的一大批潜伏特务纷纷落网，华东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通缉的军统骨干，大都已归案销案了，唯独军统上海站站长刘葆珊，却依然在案。市局仅知道他潜伏在上海，对其行踪却一无所知。
有关部门针对匪特水陆两栖活动的特点，成立了特别行动组，以晓阳为组长专门侦破此案。
1951年2月末的一天，行动组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有情报称，一股特务约八九人在太仓浏河口登陆，特务威胁渔民不得告密。
夜里11时许，三支行动小组如脱弦之箭，直扑邑庙一旅社及闸北的两户人家。
晓阳亲率一个行动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四名特务擒获。
突然，一个特务一边发抖，一边连声说道：“晓阳兄，请帮帮忙！”晓阳循声看去，说忽视的竟是解放前就相识的许经纬，他老家的邻居。
晓阳将计就计说：“好，到里面去详谈吧！快把武器交出来，以后若能帮忙，当然会帮忙的。”
许经纬马上坦白。原来，他正是大特务刘葆珊手下的骨干。1948年，军统上海站在宝山建立情报组，组员五名，许经纬是组长。这个组直属刘葆珊领导。
领导对案情仔细研究后，提了两个方案：一是将许犯作诱饵钓出刘葆珊，但考虑到刘犯狡诈非常，行动并无规律，一有风吹草动，势必影响全局；二是用“沙里淘金”的方法，对接头地点附近的两个街道所属十万多人秘密进行户口核对。然而由于当时户籍制度并不健全，第二方案忙了半个多月，竟一无所获。
几天后，公安人员在沿街一所二层小楼中发现了疑点。据一里弄干部反映，这家户主已另居他处，把房间租给了两个卖敲白糖的小贩。除两个小贩外，屋内还住了一个老头儿，自称有病，很少出门。
“老头儿！”晓阳心中一动，“莫非就是刘葆珊？”他立即决定派一个流动小组日夜监视。
过了一天，晓阳派了一个侦察员装成工商局干部，进屋上楼，催小贩去登记领取摊贩证；同时，有意无意地关注那个躺在床上的老头。这老头五十多岁，衣衫褴褛，满脸胡须，同照片上的模样大不一样。但侦察员敏锐的目光一闪，马上发现这个老头眉间有颗黑痣，正是刘葆珊的特征。
这天凌晨3时许，晓阳率八名组员分乘吉普车、小轿车，悄悄地包围了这幢二层小楼。
4时许，倒马桶车来了。清洁工人高喊：“马桶拎出来！”
一名特务刚刚把马桶拎到门外，行动人员当场给他戴上手铐。另外四人冲进屋里直奔二楼，用手枪逼住卧床的刘葆珊。他身旁的另一个特务刚伸手到枕下取枪，就被行动人员猛击一拳打翻在地。
刘葆珊与晓阳同车，他好像知道晓阳是带队的，阴笑着讥讽道：“一夜没有睡，你辛苦了！”
晓阳答道：“事先没有招呼，你受惊了！”
刘葆珊一惊，强装镇定，一路上哼着京戏。一会儿，他又苦笑着说：“我两年多没有坐小轿车了。”
晓阳回敬道：“态度不好，今后还有机会坐大汽车呢！”
在4月29日举行的上海市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上，刘葆珊被判死刑，随后被枪决。
“双十指示”火速发出，迅速扭转了“宽大无边”的被动局面。通渭县草菅人命，毛泽东气愤地拍着文件说：人命关天啊，人命关天啊！中央政府彻底纠错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0年9月底，镇反斗争已取得很大成绩。全国除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及解放最晚的西南地区尚有部分股匪外，其他地区的武装股匪均已消灭，共剿匪一百余万人。
全国还破获了一大批特务间谍案件，逮捕特务分子13797人，缴获潜伏电台175部。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炮击天安门间谍案”。
镇反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偏向。
早在1950年5月8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就向毛泽东、周恩来指出，不少地方在镇压反革命中有“宽大无边的倾向”。
右倾偏向问题的存在，不仅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也严重影响了群众参加镇反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有的群众害怕报复，不敢大胆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说：“得罪政府没关系，得罪反革命分子要杀人。”一个土匪竟然威胁我干部说：“你要到政府报告，把我抓去，反正过三天会放我出来，那时你就不得了。”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即著名的“双十指示”，严肃指出：各级党委对右倾偏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步骤，坚决加以克服，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已掌握的材料，经过审慎地研究，分别加以处理。当杀者应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加以改造；对罪恶较轻又愿意悔改者，应即实行管制并加以考察。若继续作案应严厉制裁。
自“双十指示”发出到12月底，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右倾偏向基本上被扭转。
但是，一些地方随之又发生了“左”倾事件。其中，通渭县公安局局长苏朋制造冤案一事影响最大，引起毛泽东震怒。
通渭县地处陇中，建国后划进天水专区。“双十指示”发出后，时任通渭县公安局局长的苏朋严重违法乱纪，刑讯逼供，任意捏造案情，甚至见几个人一起喝酒，也疑为反革命团伙，随便扣上一个罪名，抓起来乱打乱吊。一年时间，通渭县出现了四个特大案件，被捕者达150人之多。甘肃省公安厅不禁诧异，一个小小的通渭县，人口不足20万，城小土瘠，何以有这么多的大案发生？
省厅立即派出得力干警数名去通渭县核查，果然发现问题十分严重。被捕诸人中，除了少数几个人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外，其余133人根本就没有政治问题。苏朋完全是拿党的工作当儿戏，草菅人命，在狱中逼死三人，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西北局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立刻派人进京，专门向罗瑞卿部长汇报。罗瑞卿脸色沉重，骂道：“这哪里像个公安局长，简直是胡来。”
他当即指示：“对错捕诸人，召开大会释放，每人给20万元的赔偿费，要苏朋在大会上检讨道歉。县委书记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亦应检讨。对苏朋的问题，你们可写一个报告，由甘肃省委上报中央。总的原则是苏朋已经触犯刑律，必须制裁，以此教育干部。”
根据指示，西北局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办案组迅速逮捕了苏朋。
1953年1月14日，罗瑞卿把苏朋问题的处理经过报告了毛泽东。紧接着，他又报告了湖南省桃源县公安局局长高富江违法乱纪的处理经过。
毛泽东气愤地拍着文件说：“你这个公安部长怎么当的嘛，怎么让这样毫无常识的人来当公安局长！以前湖南邵阳就出过乱杀多人的事件，内黄也发生过公安局长胡来的事情，怎么还不吸取教训？人命关天啊，人命关天啊！你要收集全国的类似案例，加上导言和批语，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国的公安局长，作为学习教材。查一下，全国还有没有像苏朋这样的公安局长。要快，办好后直接向我报告。”
随着镇反运动的不断开展，越来越多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落网。这些人中，罪不可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大部分是应该判处有期徒刑的人。对于这一部分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反复指示，一定要对其进行改造，让他们重新做人。
1952年9月29日，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一文。文中说：“经过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
这年年底，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二百四十余万人，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人，管制23万人，杀掉 71万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反动势力残余，彻底打垮了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从而消除了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隐患，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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