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望京，韩国人中国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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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1 10:49:18 来源:南都周刊
在北京“卫星城”望京地区，固定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7万，这是中国最大的韩国城。一场被称为“韩元感冒、望京咳嗽”的风暴，颠覆了韩国人原本宽裕的中国生活，2.5万韩国人不得不与望京说再见，而凄凉的告别仪式，还在那儿不断上演。
身着裘皮大衣的金淑玲，焦急地冲进一家蛋糕店，“隔壁那家蛋糕店呢，上个星期才买了的，怎么就不见了？”原来朋友过生日，她准备在熟悉的韩国面包店订一个生日蛋糕，然而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家店不见了。
韩国“老朋友”突然消失，这在望京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25岁的韩国留学生权荣云，坐了一个小时车，从芍药居赶到望京街的一家韩国理发店理发。然而，这次给他理发的并不是他固定的理发师。38岁的韩国女老板穿上围裙，亲自给他理发。这位老板娘说，“为了节约成本，我们辞退了三个人。”
禹东硕，也跟中国说拜拜，那告别的情景，有点像经济危机受害者的最后晚餐。离开中国，对于这个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的韩国人来说，肯定是个异常艰难的选择。因为在3年前，他信誓旦旦地对南都周刊的记者说，“我已经回不去了，因为那边再没什么朋友。”
这个历时十年的韩国人向北京望京社区流动的方向突然逆转，源于去年10月，一场被称为“韩元感冒、望京咳嗽”的风波突然袭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业压力增大，韩元与人民币的汇率跌到过去的一半，从房租到用来做韩国泡菜的大白菜几乎都涨价了，导致成千上万的韩国人，由于很难应付在北京的生活，不得不返回韩国。
根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统计，7万望京韩国人中已有2.5万回国。在上海，去年1月以来，10万韩国人已有1/5离开。直至不久以前，这股“韩国人大撤退”才慢慢放缓了脚步。
望京“第一人”
禹东硕，是搬进望京的第一个韩国人。那已经是12年前了。
1997年，作为北京市最大一块规划住宅区，望京的开发随着望京新城101号楼的崛起而展开。“望京”是个老地名，也就是望见北京的意思，由于开发商恰好是禹东硕的朋友，他被邀请到101号“试住”。
“那时候，周围连柏油路都没有，下雨天到处是烂泥。”禹东硕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两个月以后，第一班公交车开通了，三个月以后，望京新城101号迎来了第二户韩国房客。“我们并不认识，但后来成了好朋友。”禹东硕说，望京发展的这些年，遇到过交通的瓶颈，也曾存在配套设施的局限，好在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临近望京新城的花家地一带，因为设立了韩国国际学校，周围还有中医学院、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等院校，曾聚集了一些韩国学生及家长。随着望京新城渐具规模，条件好于花家地的老房子，陆续有韩国人搬迁过去。再加上这里距离机场非常近，只需要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口耳相传间，望京在韩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很多没来过北京的韩国人都知道，望京是北京韩国人聚集最多的“村子”。
2002年，城铁13号线开通，途经望京站。望京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契机。到2006年，望京地区的总人口接近20万，韩国人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禹东硕开玩笑说，这些人都是自愿跟从，自己从没有拉拢过任何韩国老乡。
2002年底，在北京待了五年的《京乡日报》驻华记者慎树荣，决定把家安在“望京”。他还记得那天自己惴惴不安地把签证递给警察，那个时侯按照中国的规定。外国人居住还只能是在一些规定的地区，比如建外地区、三里屯等，但是在望京的租房费是建外地区的四分之一，自己能否合法住在望京，他心里很没底。
“当那个戳一盖下来，我的心才一下踏实了”，善于解读政策的慎树荣意识到，“韩国人在望京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了。”
“到了望京就跟回家一样”
在2007年前后，大约有7名韩国人在望京生活。加上五道口等地区，在北京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20万，成为北京外籍居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族群。
生活在望京地区的中国人，偶尔会怀疑自己身在何处。在望京社区论坛，一位叫“与狼共舞”的业主曾发帖说：“我坐420(公交车)回西园3区，过花家地那站的时候，突然发现车上除了我、司机、售票员外，都是韩国人。猛然间发现，我竟然像外国人。”
一个即使不懂中文的韩国人，在望京都能过得非常舒服：韩语国际学校、韩国人开的医院，超市里一应俱全的韩国食材，更不要说遍及望京的韩国餐馆、跆拳道馆、歌厅。望京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韩国城”。
望京对于全北京的韩国人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留学的权荣云，每个周末都会坐上近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望京，把一切消费花费在这儿，哪怕是小小的理发。
权荣云最初在学校门口理过发，但是那位中国的理发师，把他两边的鬓角修得一点线条也没有，“害我戴了一个月帽子”。从此，他的头发也要留到望京的韩国理发馆进行。他说，“到了望京感觉就跟回家一样。”
望京日益繁茂的景象，让在中国待了7年的韩国厨师李明哲也动了心。2008年奥运会，也给了李明哲更多希望，“那简直是一个民族的重生。”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餐馆、酒吧里日日爆满、消费到后半夜的繁盛景象。
在北京奥运会前，李明哲和他的中国妻子程琴，在望京西区四园门口开了一家名为“豚玛露”的韩国料理店。
“豚玛露”是韩语，意思是“坐在地板上吃小猪肉”。李明哲的想法是，“这么多的韩国人，加上我的厨艺，赚钱没有问题！”
CHINA DREAM
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目前在华韩国人人数超过1万的城市有14个，其中青岛10万人、上海10万人、天津5万人，而在北京的韩国人最多，达到了20万。而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在中国居住的韩国人数进入了“百万人时代”。“每年10万人移居中国，在华韩国人的数量呈几何式递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韩国人共同体。”这是韩国《文化日报》在2007年所做出的评价。
当时韩国媒体乐观估计，到2010年，这个“全球最大韩国人共同体”增至200万人。
就在《文化日报》信心十足之时，2007年7月，慎树荣在自己的老东家《京乡日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CHINADREAM”的破灭》，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想把这篇文章转载到自己办的《北京通讯》上—这是一份专门办给在北京的韩国人看的杂志，给他们传递一些最新的中国新闻。
“CHINA DREAM！你知道吗？来中国的大多都是在韩国混得很差的人和考不上大学的学生。”2007年一天，文章作者洪仁杓，发现自己常去的一家餐厅突然关门，老板也不知去向，只留下一群愤怒的供货商以及员工。根据韩国人在华会的分析，在北京的韩国人中，服务业占到了绝对主体，而其中餐馆占到了服务业的90%。
“那个招牌就这样被撕下来，看着很痛心。”韩文的“韩国美食”四个字被撕下来踩在很多人的脚下，这件事情促使洪仁杓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并且写了一篇专题报道“中国梦破灭”。在他看来，来中国的韩国人，无论是留学生还是经商的人，大多数是在韩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说就是失败者”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洪仁杓认为，北京并不是韩国人的“完美避风港”。他们中的一些并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市场分析，来了就直接开餐馆，指望挣大钱。这样以来，这部分韩国人的中国梦迟早会破灭。
读完全文，慎树荣犹豫再三，还是没有把这篇文章转载过去，“我希望这只是极少数的现象吧。”
“望京第一人”消失了
让慎树荣没有想到的是，1年多以后，现实让这篇文章言中了，一场席卷了全球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望京。
2009年12月12日，第606期《北京新闻》新鲜出炉，头版头条是北京规定《二手房交易税买卖免征期限将降至两年》，“这对在望京的韩国人可是条大新闻。”慎树荣说。
而他的邻居禹东硕，已经不在乎这条“大新闻”了。
“将来老了，我会到海南生活。离开祖国太久，我已回不去了，因为那边再没什么朋友。”在2006年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他向记者，表达了要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信心。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3年半后的今天，当南都周刊记者再次拨打禹东硕电话，耳边传来的却是这样一句话。他的号码是133010xxxxx，这是中国联通(行情股吧)最早启用的一批号段，很少有人轻易弃用。我们无从知道这三年来，尤其是这一年多时间里，他经历了什么？是否也是在这场金融风暴的重创中黯然回国？
记者试图回访3年前南都周刊《10万韩国人在北京城里的融合与冲突》一文中的受访者，但是，10多位原本生活在望京的韩国受访者，只找到了慎树荣，其他人的电话皆处于停机状态。
对那些生活在国外的韩国人来说，韩元暴跌使得原先宽裕的海外生活变成了亏钱的冒险。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袭来之前，130韩元可兑换1元人民币。一年后，几乎翻了一倍，180韩元兑换1元人民币，最低的时候要220韩元才能兑换1元人民币。据中华韩国人会会长朴纪英今年1月向媒体透露，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约有2万名在北京的韩国人撤离。
李明哲算了这么一笔账，因为韩元贬值的原因，一份汤在韩国吃的话是3万韩元，在他这里吃，韩币贬值最厉害的时候差不多要5万韩元，比韩国贵了近一倍。所以，韩国人不来“豚玛露”吃了。“最差的时候一天只卖了300元”，这对于一天仅付房租就需要1000元的小店来说，相当于没有开张。改换门庭，欢迎中国人成了李明哲唯一的办法。
今年7月，李明哲重新制作了招牌，把过去的纯韩文改为中韩双语，原因是“中国客人现在是我们的最主要服务对象。”以前，“豚玛露”的顾客60%是韩国人，现在倒了个，60%的客人都是中国人。
“香菜！”程琴在后厨清点刚刚到的小菜，满意地在手里的笔记本上划了一个勾。“你别看这是一种普通的小菜，我们餐馆原来可没有。”程琴说。
程琴做过贵宾楼的酒店服务员，对于韩国料理原本是不大看得上的，“让你天天吃石锅拌饭行么？”她笑着问记者。
在韩国料理中，是不用香菜的，韩国人不爱吃。刚开始，李明哲怎么也不肯用，觉得破坏了韩国菜的纯粹。看着中国客人越来越多，他有了新的主意，在最畅销的“土豆汤”中放进些许香菜，入味两分钟后随即捞出，这样汤锅中既有了特别的香味，但又看不见。
“你说他是不是掩耳盗铃？”程琴笑着说。
24岁的林晓洪学的是对外汉语专业，在望京附近的一所培训学校教外国人中文，学生里绝大多数是“韩国人”。
这是林晓洪第三次来到“豚玛露”。她脱了鞋坐在地板上，围着热腾腾的土豆汤开吃起来，背后的电视放着晓洪曾经喜欢的韩剧，而她的韩国学生，跟曾最爱播放韩剧的央视八套节目减少韩剧播放频率一样，正在减少。
李明哲和他的妻子程琴结婚七年。七年来，程琴几乎全部和李明哲的韩国朋友往来，断了与中国朋友的联络。
令她不开心的是，她的韩国朋友们有不少都不喜欢中国，特别是那些随老公而来的“太太”们，总说“北京灰尘大”、“脏”。
2年前，她教一个韩国朋友的儿子——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说中文，小男孩突然恨恨地说出一句，“我恨中国”，一下把她激怒了。“你不喜欢中国，为什么要来呢？”小孩有些接不上，只能说，“我爸来了，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小男孩的话刺伤了程琴，一直记在心里。
这次金融危机后，当她送这位朋友回韩国时，半开玩笑地说，“这下你解脱了，回到你们韩国去了。”谁知道，这位太太叹了口气说，“回国后又要开始天天做家务、伺候公婆的日子了。”
谁说韩国人就不赖账呢？
“韩国人也需要‘忍受’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不明白广场上为什么有那么喧闹的大秧歌，为什么中国家庭炒菜有那么重的油烟，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宠物狗带进电梯……”
在《10万韩国人在北京城里的融合与冲突》一文中，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邻居，因为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不同，时常会生出一些矛盾。
“我特别理解一些中国人有时候表现出来的失礼。”慎树荣说。他曾经是北京韩国人会的会长，因为听多了不少韩国同胞向他抱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被骗的遭遇，他总是这样劝导他们。
和慎树荣接触最多的中国人是“出租车司机”。有时候他一上车，发现他是个韩国人，“方向盘一下就往大路上拐了”，而他总是会礼貌地提醒一句。相处时间久了，慎树荣也和这些出租车司机有了一种特别的默契。每次从北京机场回来会主动付给出租车司机65块，打车的价格是50块。“这样大家都舒服”。
他从韩国贫穷的岁月里走过来，很清楚在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去苛求礼仪、规则等有时候很难。正像慎树荣所分析的一样。现在金融危机袭来，一些小企业主在他的《北京通讯》刊登了广告之后，由于经营资金等问题，还出现了过去很罕见的拖欠广告费用现象。对这种情况慎树荣非常无奈，“谁说韩国人就不赖账呢？”
权荣云则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了4年多中医学，当身边的韩国同学越来越少，他对自己学成后的前景第一次感到茫然。因为难以负担学费和生活费，他班上有三名韩国同学已回国，占到了全部韩国留学生的四分之一。
过去他要约一些朋友出来聊天、喝酒很容易，现在一些同学却常常在课余时间打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地点通常是在KFC里，按照每小时30元人民币的价格教授韩语。“30”元，他伸出三个手指头，重重地吐出。而他简单理一次发的价格是60元。
而权荣云也从他做家教的同学身上看到了一些中国同学的影子，“不仅喝酒少了，而且能坐地铁就不打车。”
坚守北京城
慎树荣一辈子研习中国文化，对北京有种特别的依恋。在2003年非典时期，不少外国人纷纷逃离北京时，他还写下了一篇《我为什么不离开北京》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这次的非典，也没什么了不起。过不了多长时间，非典会低头认输的。到那时，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坚守北京城的自豪吧！”他写道。
目前，《北京通讯》正在惨淡经营中。他的这份内部刊物是赠阅，依靠韩国企业在上面刊载广告为盈利点。然而从2008年10月以来，他的广告量比过去少了30%。
不过，慎树荣仍然不打算离开。他坚信，“危机过后，真正了解中国、喜爱中国的韩国人肯定会在北京过得很好。”
坚守北京12年，他觉得自己早已得到了回报，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在北京完成了大学学业。当他在大街上散步时，有时竟然会有中国年轻人前来问路。对他来说，这是件挺开心的事情。“谁说韩国人就不能融入这里呢？”
权荣云熟悉的韩国师傅已经被辞退回国，他开始计划什么时候再试一次学校附近的理发店，“也许那时候我刚来中国，是我自己中文不好，没把我的要求向中国理发师傅说清楚呢？”
根据最新的外汇牌价，人民币与韩币的汇率上升到1：170左右，比起最低时的1：220，韩币逐渐在恢复元气。尽管没有做详细的统计，去年底今年初回国的2万多韩国人，的确已经在回流中。
吃完土豆汤心满意足的林晓洪，在付钱时环顾左右，看看周围不多的韩国顾客，笑着说，“真想韩国人再多来一些，要不然，我给谁教课呢？”
在北京“卫星城”望京地区，固定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7万，这是中国最大的韩国城。一场被称为“韩元感冒、望京咳嗽”的风暴，颠覆了韩国人原本宽裕的中国生活，2.5万韩国人不得不与望京说再见，而凄凉的告别仪式，还在那儿不断上演。
身着裘皮大衣的金淑玲，焦急地冲进一家蛋糕店，“隔壁那家蛋糕店呢，上个星期才买了的，怎么就不见了？”原来朋友过生日，她准备在熟悉的韩国面包店订一个生日蛋糕，然而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家店不见了。
韩国“老朋友”突然消失，这在望京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25岁的韩国留学生权荣云，坐了一个小时车，从芍药居赶到望京街的一家韩国理发店理发。然而，这次给他理发的并不是他固定的理发师。38岁的韩国女老板穿上围裙，亲自给他理发。这位老板娘说，“为了节约成本，我们辞退了三个人。”
禹东硕，也跟中国说拜拜，那告别的情景，有点像经济危机受害者的最后晚餐。离开中国，对于这个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的韩国人来说，肯定是个异常艰难的选择。因为在3年前，他信誓旦旦地对南都周刊的记者说，“我已经回不去了，因为那边再没什么朋友。”
这个历时十年的韩国人向北京望京社区流动的方向突然逆转，源于去年10月，一场被称为“韩元感冒、望京咳嗽”的风波突然袭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业压力增大，韩元与人民币的汇率跌到过去的一半，从房租到用来做韩国泡菜的大白菜几乎都涨价了，导致成千上万的韩国人，由于很难应付在北京的生活，不得不返回韩国。
根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统计，7万望京韩国人中已有2.5万回国。在上海，去年1月以来，10万韩国人已有1/5离开。直至不久以前，这股“韩国人大撤退”才慢慢放缓了脚步。
望京“第一人”
禹东硕，是搬进望京的第一个韩国人。那已经是12年前了。
1997年，作为北京市最大一块规划住宅区，望京的开发随着望京新城101号楼的崛起而展开。“望京”是个老地名，也就是望见北京的意思，由于开发商恰好是禹东硕的朋友，他被邀请到101号“试住”。
“那时候，周围连柏油路都没有，下雨天到处是烂泥。”禹东硕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两个月以后，第一班公交车开通了，三个月以后，望京新城101号迎来了第二户韩国房客。“我们并不认识，但后来成了好朋友。”禹东硕说，望京发展的这些年，遇到过交通的瓶颈，也曾存在配套设施的局限，好在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临近望京新城的花家地一带，因为设立了韩国国际学校，周围还有中医学院、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等院校，曾聚集了一些韩国学生及家长。随着望京新城渐具规模，条件好于花家地的老房子，陆续有韩国人搬迁过去。再加上这里距离机场非常近，只需要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口耳相传间，望京在韩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很多没来过北京的韩国人都知道，望京是北京韩国人聚集最多的“村子”。
2002年，城铁13号线开通，途经望京站。望京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契机。到2006年，望京地区的总人口接近20万，韩国人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禹东硕开玩笑说，这些人都是自愿跟从，自己从没有拉拢过任何韩国老乡。
2002年底，在北京待了五年的《京乡日报》驻华记者慎树荣，决定把家安在“望京”。他还记得那天自己惴惴不安地把签证递给警察，那个时侯按照中国的规定。外国人居住还只能是在一些规定的地区，比如建外地区、三里屯等，但是在望京的租房费是建外地区的四分之一，自己能否合法住在望京，他心里很没底。
“当那个戳一盖下来，我的心才一下踏实了”，善于解读政策的慎树荣意识到，“韩国人在望京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了。”
“到了望京就跟回家一样”
在2007年前后，大约有7名韩国人在望京生活。加上五道口等地区，在北京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20万，成为北京外籍居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族群。
生活在望京地区的中国人，偶尔会怀疑自己身在何处。在望京社区论坛，一位叫“与狼共舞”的业主曾发帖说：“我坐420(公交车)回西园3区，过花家地那站的时候，突然发现车上除了我、司机、售票员外，都是韩国人。猛然间发现，我竟然像外国人。”
一个即使不懂中文的韩国人，在望京都能过得非常舒服：韩语国际学校、韩国人开的医院，超市里一应俱全的韩国食材，更不要说遍及望京的韩国餐馆、跆拳道馆、歌厅。望京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韩国城”。
望京对于全北京的韩国人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留学的权荣云，每个周末都会坐上近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望京，把一切消费花费在这儿，哪怕是小小的理发。
权荣云最初在学校门口理过发，但是那位中国的理发师，把他两边的鬓角修得一点线条也没有，“害我戴了一个月帽子”。从此，他的头发也要留到望京的韩国理发馆进行。他说，“到了望京感觉就跟回家一样。”
望京日益繁茂的景象，让在中国待了7年的韩国厨师李明哲也动了心。2008年奥运会，也给了李明哲更多希望，“那简直是一个民族的重生。”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餐馆、酒吧里日日爆满、消费到后半夜的繁盛景象。
在北京奥运会前，李明哲和他的中国妻子程琴，在望京西区四园门口开了一家名为“豚玛露”的韩国料理店。
“豚玛露”是韩语，意思是“坐在地板上吃小猪肉”。李明哲的想法是，“这么多的韩国人，加上我的厨艺，赚钱没有问题！”
CHINA DREAM
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目前在华韩国人人数超过1万的城市有14个，其中青岛10万人、上海10万人、天津5万人，而在北京的韩国人最多，达到了20万。而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在中国居住的韩国人数进入了“百万人时代”。“每年10万人移居中国，在华韩国人的数量呈几何式递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韩国人共同体。”这是韩国《文化日报》在2007年所做出的评价。
当时韩国媒体乐观估计，到2010年，这个“全球最大韩国人共同体”增至200万人。
就在《文化日报》信心十足之时，2007年7月，慎树荣在自己的老东家《京乡日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CHINADREAM”的破灭》，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想把这篇文章转载到自己办的《北京通讯》上—这是一份专门办给在北京的韩国人看的杂志，给他们传递一些最新的中国新闻。
“CHINA DREAM！你知道吗？来中国的大多都是在韩国混得很差的人和考不上大学的学生。”2007年一天，文章作者洪仁杓，发现自己常去的一家餐厅突然关门，老板也不知去向，只留下一群愤怒的供货商以及员工。根据韩国人在华会的分析，在北京的韩国人中，服务业占到了绝对主体，而其中餐馆占到了服务业的90%。
“那个招牌就这样被撕下来，看着很痛心。”韩文的“韩国美食”四个字被撕下来踩在很多人的脚下，这件事情促使洪仁杓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并且写了一篇专题报道“中国梦破灭”。在他看来，来中国的韩国人，无论是留学生还是经商的人，大多数是在韩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说就是失败者”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洪仁杓认为，北京并不是韩国人的“完美避风港”。他们中的一些并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市场分析，来了就直接开餐馆，指望挣大钱。这样以来，这部分韩国人的中国梦迟早会破灭。
读完全文，慎树荣犹豫再三，还是没有把这篇文章转载过去，“我希望这只是极少数的现象吧。”
“望京第一人”消失了
让慎树荣没有想到的是，1年多以后，现实让这篇文章言中了，一场席卷了全球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望京。
2009年12月12日，第606期《北京新闻》新鲜出炉，头版头条是北京规定《二手房交易税买卖免征期限将降至两年》，“这对在望京的韩国人可是条大新闻。”慎树荣说。
而他的邻居禹东硕，已经不在乎这条“大新闻”了。
“将来老了，我会到海南生活。离开祖国太久，我已回不去了，因为那边再没什么朋友。”在2006年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他向记者，表达了要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信心。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3年半后的今天，当南都周刊记者再次拨打禹东硕电话，耳边传来的却是这样一句话。他的号码是133010xxxxx，这是中国联通(行情股吧)最早启用的一批号段，很少有人轻易弃用。我们无从知道这三年来，尤其是这一年多时间里，他经历了什么？是否也是在这场金融风暴的重创中黯然回国？
记者试图回访3年前南都周刊《10万韩国人在北京城里的融合与冲突》一文中的受访者，但是，10多位原本生活在望京的韩国受访者，只找到了慎树荣，其他人的电话皆处于停机状态。
对那些生活在国外的韩国人来说，韩元暴跌使得原先宽裕的海外生活变成了亏钱的冒险。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袭来之前，130韩元可兑换1元人民币。一年后，几乎翻了一倍，180韩元兑换1元人民币，最低的时候要220韩元才能兑换1元人民币。据中华韩国人会会长朴纪英今年1月向媒体透露，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约有2万名在北京的韩国人撤离。
李明哲算了这么一笔账，因为韩元贬值的原因，一份汤在韩国吃的话是3万韩元，在他这里吃，韩币贬值最厉害的时候差不多要5万韩元，比韩国贵了近一倍。所以，韩国人不来“豚玛露”吃了。“最差的时候一天只卖了300元”，这对于一天仅付房租就需要1000元的小店来说，相当于没有开张。改换门庭，欢迎中国人成了李明哲唯一的办法。
今年7月，李明哲重新制作了招牌，把过去的纯韩文改为中韩双语，原因是“中国客人现在是我们的最主要服务对象。”以前，“豚玛露”的顾客60%是韩国人，现在倒了个，60%的客人都是中国人。
“香菜！”程琴在后厨清点刚刚到的小菜，满意地在手里的笔记本上划了一个勾。“你别看这是一种普通的小菜，我们餐馆原来可没有。”程琴说。
程琴做过贵宾楼的酒店服务员，对于韩国料理原本是不大看得上的，“让你天天吃石锅拌饭行么？”她笑着问记者。
在韩国料理中，是不用香菜的，韩国人不爱吃。刚开始，李明哲怎么也不肯用，觉得破坏了韩国菜的纯粹。看着中国客人越来越多，他有了新的主意，在最畅销的“土豆汤”中放进些许香菜，入味两分钟后随即捞出，这样汤锅中既有了特别的香味，但又看不见。
“你说他是不是掩耳盗铃？”程琴笑着说。
24岁的林晓洪学的是对外汉语专业，在望京附近的一所培训学校教外国人中文，学生里绝大多数是“韩国人”。
这是林晓洪第三次来到“豚玛露”。她脱了鞋坐在地板上，围着热腾腾的土豆汤开吃起来，背后的电视放着晓洪曾经喜欢的韩剧，而她的韩国学生，跟曾最爱播放韩剧的央视八套节目减少韩剧播放频率一样，正在减少。
李明哲和他的妻子程琴结婚七年。七年来，程琴几乎全部和李明哲的韩国朋友往来，断了与中国朋友的联络。
令她不开心的是，她的韩国朋友们有不少都不喜欢中国，特别是那些随老公而来的“太太”们，总说“北京灰尘大”、“脏”。
2年前，她教一个韩国朋友的儿子——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说中文，小男孩突然恨恨地说出一句，“我恨中国”，一下把她激怒了。“你不喜欢中国，为什么要来呢？”小孩有些接不上，只能说，“我爸来了，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小男孩的话刺伤了程琴，一直记在心里。
这次金融危机后，当她送这位朋友回韩国时，半开玩笑地说，“这下你解脱了，回到你们韩国去了。”谁知道，这位太太叹了口气说，“回国后又要开始天天做家务、伺候公婆的日子了。”
谁说韩国人就不赖账呢？
“韩国人也需要‘忍受’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不明白广场上为什么有那么喧闹的大秧歌，为什么中国家庭炒菜有那么重的油烟，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宠物狗带进电梯……”
在《10万韩国人在北京城里的融合与冲突》一文中，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邻居，因为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不同，时常会生出一些矛盾。
“我特别理解一些中国人有时候表现出来的失礼。”慎树荣说。他曾经是北京韩国人会的会长，因为听多了不少韩国同胞向他抱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被骗的遭遇，他总是这样劝导他们。
和慎树荣接触最多的中国人是“出租车司机”。有时候他一上车，发现他是个韩国人，“方向盘一下就往大路上拐了”，而他总是会礼貌地提醒一句。相处时间久了，慎树荣也和这些出租车司机有了一种特别的默契。每次从北京机场回来会主动付给出租车司机65块，打车的价格是50块。“这样大家都舒服”。
他从韩国贫穷的岁月里走过来，很清楚在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去苛求礼仪、规则等有时候很难。正像慎树荣所分析的一样。现在金融危机袭来，一些小企业主在他的《北京通讯》刊登了广告之后，由于经营资金等问题，还出现了过去很罕见的拖欠广告费用现象。对这种情况慎树荣非常无奈，“谁说韩国人就不赖账呢？”
权荣云则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了4年多中医学，当身边的韩国同学越来越少，他对自己学成后的前景第一次感到茫然。因为难以负担学费和生活费，他班上有三名韩国同学已回国，占到了全部韩国留学生的四分之一。
过去他要约一些朋友出来聊天、喝酒很容易，现在一些同学却常常在课余时间打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地点通常是在KFC里，按照每小时30元人民币的价格教授韩语。“30”元，他伸出三个手指头，重重地吐出。而他简单理一次发的价格是60元。
而权荣云也从他做家教的同学身上看到了一些中国同学的影子，“不仅喝酒少了，而且能坐地铁就不打车。”
坚守北京城
慎树荣一辈子研习中国文化，对北京有种特别的依恋。在2003年非典时期，不少外国人纷纷逃离北京时，他还写下了一篇《我为什么不离开北京》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这次的非典，也没什么了不起。过不了多长时间，非典会低头认输的。到那时，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坚守北京城的自豪吧！”他写道。
目前，《北京通讯》正在惨淡经营中。他的这份内部刊物是赠阅，依靠韩国企业在上面刊载广告为盈利点。然而从2008年10月以来，他的广告量比过去少了30%。
不过，慎树荣仍然不打算离开。他坚信，“危机过后，真正了解中国、喜爱中国的韩国人肯定会在北京过得很好。”
坚守北京12年，他觉得自己早已得到了回报，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在北京完成了大学学业。当他在大街上散步时，有时竟然会有中国年轻人前来问路。对他来说，这是件挺开心的事情。“谁说韩国人就不能融入这里呢？”
权荣云熟悉的韩国师傅已经被辞退回国，他开始计划什么时候再试一次学校附近的理发店，“也许那时候我刚来中国，是我自己中文不好，没把我的要求向中国理发师傅说清楚呢？”
根据最新的外汇牌价，人民币与韩币的汇率上升到1：170左右，比起最低时的1：220，韩币逐渐在恢复元气。尽管没有做详细的统计，去年底今年初回国的2万多韩国人，的确已经在回流中。
吃完土豆汤心满意足的林晓洪，在付钱时环顾左右，看看周围不多的韩国顾客，笑着说，“真想韩国人再多来一些，要不然，我给谁教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