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接待

撰文/姜汉忠

重庆日报 三月十一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陈万志在审议财政报告时直指政府公车、公务接待、因公出国等“三公”费用过高。据他了解，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很高的国家。行政成本最低的日本，一般性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点八，美国则是百分之九，中国则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三！“三公”之中，公款吃喝——当然不限于政府部门，还应包括所有国有单位的公款吃喝——在我国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两天前，中国青年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亲眼目睹“三公”的种种恶果。去年他提交了一份议案——《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在议案中，他建议设立“挥霍浪费罪”。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央纪委对他的建议进行了答复：公款大吃大喝，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三年前，《参考消息》就译载过日本《富士产经商报》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对中国式款待的感受。文章作者是M&C公司的董事长，名叫水野真澄。他在文章中说，中国人的接待筵席异常丰盛，有时候要持续两三天。一般情况下，酒过三巡就可以结束了，可是在全方位接待的场合就不行，肯定得换个地方再喝一轮。尽管客人“真的想回去了，十分抱歉”，那也不行。这对作者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对客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一般民族体会不到的，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很多外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不论是赵林代表的亲眼所见，还是日本报纸的报道，我都有深刻体会。记得十四年前，我陪同一位美国来的学者去苏南采访。一路上，不论到什么地方，都是非常丰盛的宴会，直吃得我的这位美国朋友不知说什么是好。要说拒绝参加宴会，好像是不识抬举，要是每次都应邀而去，还真是一件受罪的差事。要知道，这位美国学者吃饭异常简单。我们一同乘火车的时候，他通常是炒米饭蘸酱油。当我们来到无锡的时候，这位美国教授来了一个先发制人，未曾吃饭，先让我告诉主人，千万不要弄那么多菜。主人立刻回答，只是准备了一点便饭，权当充饥而已。结果到了吃饭的地方一看，摆了一大桌子，用眼一扫，至少有十五六个菜。美国人问我，这就是“便饭”吗？再看周围大概坐了七八个人。彼时彼刻，老美还真没办法，只好客随主便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国国家元首去美国访问，应邀拜访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这要放在中国，肯定要搞他几十桌，一桌少说也要几十个菜。可是世界首富却不这样，招待外国元首只有三道菜：这三道菜分别是：烟珍珠鸡沙律、华盛顿州产黄洋葱配制的牛肉或阿拉斯加大比目鱼配大虾任选其一，还有就是甜点牛油杏仁大蛋糕。谁要说比尔盖茨没钱，估计没人相信——他是世界首富，世界上谁没钱，他都不会没钱。要说他吝啬，估计还是没人相信——他给世界上的慈善事业捐款已经达到二百九十亿美元。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比尔·盖茨如此招待一个国家元首呢？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原因，那就是西方人的文化传统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在我们看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既然这么高兴，就要有所表示，否则就是对客人的怠慢，惟恐客人看不起自己。接下来，这“热情”与“怠慢”的分水岭就只剩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宴会是否丰盛，甚至是否奢侈。总而言之一句话，面子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国家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改革开放，如今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跟国际接轨的东西数不胜数，可是唯独不在招待方面跟国际接轨。我们不讲究节俭吗？可是我们每年公款大吃大喝要花掉纳税人的血汗钱？一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中披露，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国行政开支中仅“三公”费就接近九千亿元人民币，占总行政开支的百分之三十。如果其中的三分之一用来吃喝，那也是三千亿，这跟此前有人猜测的两千亿、三千亿或者三千七百亿的说法比较接近。之所以只有民间的估计是因为官方从来不公布这方面的数据。没有办法，人们只好参考民间的推测。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显示，二〇〇九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超过六万八千亿元人民币。如果将公款吃喝的费用放在去年的财政收入中比较一下便可得知，国家收入中有百分之五被公家人“吃掉”了。对嘴巴如此放纵，我们的国家怎么可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呢？比尔·盖茨那么有钱还那么吝啬，我们的钱袋不那么鼓反而却如此大方。

在我看来，需要与国际接轨的事项中最迫切的莫过于公款吃喝了。也只有在这个上面与国际接轨了，我们的国家才能富裕起来。只有我们摒弃那些落后的传统、糟粕的东西，学习人家的节俭美德，我们才能在世界上有面子，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真切希望下次召开“两会”的时候能把公款吃喝等“三公”数据公布一下，也好让纳税人明白自己缴纳的税款中有多少给人“吃”了，又有多少给“游”了，还有多少花在“轮子” 上了。惟有这样，公款吃喝等令人深恶痛觉的问题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