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三杰”成员钱壮飞 48小时挽救党中央 - Qzone日志
“佛在我心中”，妻子看着丈夫遗书中这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若有所思。突然，她醒悟过来，拿出剪刀，剪开了丈夫的肚子。原来，丈夫吞下了生前一直戴在手上的佛珠，佛珠上刻着：“特使行动取消，毒蛇”。一份绝密情报就这样被送了出来。
这是电视剧《暗算》的结局。剧中的男主人公钱之江是中共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一名高级特工。当观众被惊心动魄的剧情吸引时，殊不知，这其中的许多故事曾真实地发生过。钱之江的部分原型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钱壮飞，而钱壮飞本人的故事，要比《暗算》中的情节更加惊险跌宕。
力挽狂澜
1931年4月24日，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频频，整个大厅一片歌舞升平。突然，几个军警冲上舞台，在一阵混乱中化广奇被当场逮捕，并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时任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喜出望外。因为他得到可靠情报，站在他眼前的这个魔术师，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代号黎明，真名顾顺章，乃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人物，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
顾顺章被捕后，很快叛变，并交待了大量情报。他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联络站，甚至要求面见蒋介石，承诺将掌握的所有信息和盘托出。
4月25日晚，一艘专轮迅速从武汉驶向南京——顾顺章就在这条船上。与此同时，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连续发了5封加急的绝密电报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前身）。几个小时后，在南京中央饭店旁边的正元实业社里，这几份绝密电报交到了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手上。5封电报全部标注：“徐恩曾亲译”。
正元实业社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南京的大本营，各级特务机关的情报都汇集此处，再发向目的地。让徐恩曾没想到的是，钱壮飞正是中共布置在他身边的一枚棋。
25日是周末，好色的徐恩曾又到外面花天酒地，正好给了钱壮飞机会。钱壮飞开始破译这5封绝密电报：1、黎明被捕；2、黎明已归顺，要面见蒋先生；3、请求调军舰到汉口，已押解黎明赴宁；4、虑事十万火急，已征招商局客轮一艘，即刻押解赴宁；5、调查科特派员蔡孟坚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
此时，客轮已经在几个小时前启航，大概30个小时后抵达南京。
钱壮飞刚译完。第6封电报到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钱壮飞不动声色地把6封电报恢复原状，放到徐恩曾桌子之上。
事态已到千钧一发之际。客轮会在27日上午到达南京，客轮一到，国民党很快就将展开搜捕。时间紧迫，情报必须在26号傍晚前送到。
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决定派女婿刘杞夫赶往上海，他对刘杞夫说：“你马上坐夜班车到上海去，带一个口信给舅舅，你听好了：‘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钱壮飞这里所说的“舅舅”，就是李克农，“天亮”即黎明，指顾顺章，“已走”、“病危”隐喻他已叛变，“速转院”就是要中央立即转移。
随后，钱壮飞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划了一个“十”字。希望隐藏在“长江通讯社”的某个中共特工能看到这个暗号。
27日清晨，钱跳上南京去上海的火车，他选择提前跳下火车，绕道进入上海市区。
27日夜，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撤离行动迅速展开——距钱壮飞破译密电已过去了48小时。与此同时，身在天津的胡北风（即胡底）也收到李克农来电：“胡底，克潮病笃”。潮，即钱潮，钱壮飞化名。天津方面也迅速撤离。
28日清晨，国民党大搜捕开始。面对几十处杂乱的处所，军警和特务们大失所望，只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遭到逮捕。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等。从上海撤离后，党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
国民党企图在三天之内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了空。
在这一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钱壮飞，就是被周恩来大为称道的“龙潭三杰”（其余二人为李克农、胡底）中的一员。多年后，周恩来还不止一次深情地说：“要不是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人是要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上的。”
深入敌后
钱壮飞1896年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4年，到北京医科专校学习，5年后毕业，在北京行医，以医生职业作为掩护，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25年，钱壮飞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随后转移到上海。从1929年8月开始，钱壮飞在上海参与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不久后便加入了上海中央特科。
何谓中央特科？这和周恩来有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形势需要，1927年5月，时任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在武汉主持成立特务工作处，以情报工作为主，下设特务、情报、保卫等部门。这也是中共中央最早设立的情报保卫机构。1927年9月，党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在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中，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并筹建“中央特科”，全称“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在顾顺章事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钱壮飞、李克农，以及天津的胡底，都是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中布下的“闲棋”，平时不动，但在风雨突变时却能力挽狂澜。
而钱壮飞又是通过何种关系进入国民党情报机构的呢？对此，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
一种说法是，钱壮飞在主办西湖博览会时结识了徐恩曾。另一种说法是，1928年，钱壮飞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班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在训练班显示出过人才华，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便提出调他当机要秘书。钱壮飞感到关系重大，马上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党服务。于是，钱壮飞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担任徐的机要秘书。
后来，李克农在钱壮飞的介绍下，也进入调查科，派驻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而胡底则在调查科天津机关电台工作。中共隐蔽战线赫赫有名的“龙潭三杰”铁三角雏形渐现。
钱壮飞因“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懂美术又写得一手好字，越来越受到徐恩曾的器重，上上下下给徐的电文都要钱壮飞“经手”。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给徐恩曾的秘密指令都是共产党先过目，这是有一些道理的。
特务头子徐恩曾虽欣赏钱壮飞的才华，但依然对他有所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一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把密码本拿出，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放回徐恩曾兜内。
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徐恩曾。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破译，并被送到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多才多艺
钱壮飞才华横溢，除了出色地完成间谍任务，还在很多领域展示了独特才华。
1926年，钱壮飞和自己的夫人、女儿合拍了电影《燕山隐侠》。这部钱壮飞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是国内第一部黑白武侠故事片
到达江西革命根据地后，钱壮飞更展示出过人的才能。在情报工作之外，他还负责绘制军用图表。这些图表相当精确，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项英同志曾大加称赞。钱壮飞还在无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编写出一本《化学常识读本》，囊括了军人必备的化学知识。这本小册子被印发给各军团、军区、独立师，供指战员学习。钱壮飞精通中医，在长征途中，得知有士兵得了疟疾，他拿出自己沿途采集的草药让战士服下。战士很快得以康复。钱壮飞有了“红军神医”的美称。他还擅长书法，《红色中华》报的刊名和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上“踏着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的题词，都出自他的手笔。1934年红军总部颁发的“八一”奖章，其图案也是钱壮飞设计的。
戏剧创作和表演更是钱壮飞的特长，他是闻名一时的“红色戏剧家”。在他的提倡下，“八一剧团”建立，创作了大量的革命题材的戏剧。他以中共在白区的斗争为题材，编写了《红色间谍》剧本，并和李克农、胡底一起扮演角色——三人又成为舞台“铁三角”。
明星女儿
钱壮飞和妻子张振华共有二子一女，分别是钱江、钱（后改名为钱一平）和钱蓁蓁。
当时因为顾顺章事件，钱壮飞不得不迅速撤离南京。钱壮飞离开南京时，考虑到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他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说明二人政见不同，却不要殃及孩子，否则便要将掌握的徐恩曾贪污特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儿子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毕竟担心短处被揭发，关押一段时间又将他们释放。但钱壮飞却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女。
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明星黎莉莉。在和父亲合拍《燕山隐侠》后，当时年仅11岁的钱蓁蓁就此踏入银幕。1927年，钱壮飞将女儿送入黎锦辉开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深得黎喜爱的钱蓁蓁拜黎为义父，改叫黎莉莉。在歌舞盛行的旧上海，她与王人美、薛玲仙、胡蝶并称为“四大天王”。1932年歌舞团解散后，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电影上，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缔造者。由她主演的《大路》、《狼山喋血记》、《塞上风云》是20世纪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品。黎莉莉于2005年去世。
英雄无名
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情报工作之初，周恩来就确定下来这一特殊工作的原则：建设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隐蔽精干队伍，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和美色。
据记载，1933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顾顺章介绍的共产党中央特科情况，编写了一部名为《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践》的教材。书中也不得不承认：“C.P（注：英文“中共”的缩写）的特务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
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虽功勋显著，却因使命的特殊，生前不为人知。牺牲后，也因为历史记录极为稀少，使我们不能知晓那些艰苦卓绝的事业。钱壮飞就是这个精干队伍的杰出代表。他的事迹，至今能真正了解到的依然寥寥。这对于后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英雄已逝，埋藏青山中。片碣功碑在，仰止乌江边。
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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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情报工作“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失踪之谜
1931年4月，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后，欲将中共中央机密全部供出。在国民党情报部门卧底的钱壮飞及时将此消息报告给了中共中央，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因此，钱壮飞被周恩来誉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上的“龙潭三杰”之一。
1934年10月，钱壮飞参加长征，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1935年3月在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南渡乌江时牺牲在金沙、息烽一带，但其究竟是如何牺牲的则说法不一。
钱壮飞牺牲情况的几种说法
骑马堕江说。据金沙县群众回忆，当年在国民党军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2006年3月31日，有记者称在后山乡幸福村采访到91岁的彭桂荣，说彭桂荣当年见过钱壮飞最后一面。71年前的4月1日上午11时许，一位身材瘦弱的红军牵着白马，来到幸福村的岩口。彭桂荣说：“他想让我给他做点儿饭。我看他有病在身，就给他做了四个荷包蛋。他很感动，拿出一把菜刀送我。”
与部队失去联系遇难说。持此说的又有金沙和息烽两地之说。
一、据金沙县党史部门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天快黑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请黎带他过江。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遂生歹意。行至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
二、息烽县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无良坑。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里长陈玉顺去索要。此事后被国民党流长乡乡长宋子贞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无良坑中摔死。
国民党飞机轰炸时因救战友遇难说。张西廷在有关钱壮飞的传记《虎穴利剑》中描述：1935年3月31日，在息烽县流长乡，钱壮飞为掩护战友，被国民党军飞机击中牺牲。
钱壮飞各种遇难说的疑点
通过查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各类文章，本人认为以上各说均有较多疑点：
骑马堕江说疑点。
钱壮飞在长征中配有骡马一匹，但因总参谋部二局设备过多，他从未骑过。即便有马可骑，由于他近视，戴有眼镜，并且此地地势险峻，在沙土、后山、安底一带数百里的地方都是峡谷地带，峡长80多公里，包括玉龙峡、炼鹰峡、赤壁峡、叠翠峡、猴愁峡、凝碧峡、玉泉峡，峡谷沿岸巨崖高耸，江面或窄或宽，总称“乌江七峡”。在此地骑马几乎不可能。再说他的马也不是白马，骑马堕江说不大可能。并且后山离红军所过渡口不到两公里，前面红军渡过乌江不会很快，无线电营设备较重，山路难走，速度不会太快，况且无线电营都是跟先头部队走，当译出敌情时有利于通知后面部队。据老红军吕黎平回忆四渡赤水时的情况说，长征中担任红军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
至于71年后有记者采访彭桂荣说他遇到一个有病红军，给红军做了四个荷包蛋，该红军拿出一把菜刀相赠，并不能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
金沙遇难说疑点。
一、着装特点不足以证明。此说中有记载“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但黄布包、手枪、小皮包不足以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如果要说特点，钱壮飞的特征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戴有眼镜。在那个年代，戴眼镜应该是最大的特征。
二、时间不对。据无线电营的同志回忆，南渡乌江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的是一、六分队。每个分队有一部电台，配备报务员、机务员七八人。“无线电队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那时的电台装备比现在笨重多了，光是一台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40多斤重，60斤重的蓄电瓶有6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有90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要用人力运输。”由于钱壮飞一直从事文职工作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活动，而无线电营携带设备较重，行动不会太快，所以钱壮飞掉队的可能性不大。
三、被害可能性很小。当时无线电营通常是24小时收报、译报。在行军过程中常常是分两队前进：一队随先头部队行军，在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后，即组织搭建报房，开机后同时通知另一队开始行军。在正常情况下，无线电营除有报房外，还有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三个排。钱壮飞是跟周恩来一起走的，应该是在队伍中间。后山一带已经接近江边，应该属于红军的警戒范围，被人暗算几乎不可能。且后山离渡口仅三四里地，几乎已到江边。那几天此地均为红军警戒区，钱壮飞被害的可能很小。
四、时间与事件不符。根据周恩来在延安时对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回忆说，钱壮飞是在第二次过乌江时躲空袭时离散的，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没有找到。一直作为失踪认定，后来定为牺牲。躲空袭应该是过了乌江以后的事，因为在南渡乌江时空袭仅有一次，即1935年4月1日，而在3月31日12时前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乌江。遇空袭只能是过乌江后。根据地方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及当地人的回忆，在息烽境内遭轰炸遗址仅有两处：一处是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另一处则是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祖师观。可见钱壮飞应该是过了乌江后牺牲的。
息烽遇难说疑点。
在此说中，时间上有可能。国民党流长乡乡长宋子贞因带领反动武装大量杀害红军流散人员，解放初即被镇压。当时曾有一名自称夏树云的红军战士，被宋子贞推入无良坑。息烽县党史办称，曾找到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有关人员拿着钱壮飞的照片让宋辨认，宋认为，照片之人就是当年被宋子贞推入无良坑的那位掉队红军。但中央党史研究部门认为，几十年过去，单凭记忆来辨识照片，证据不够充分。显然，没有有力证据证明被宋子贞推入无良坑的就是钱壮飞。
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的无良坑离流长仅有三四里，红一方面军曾驻流长，一路上不会没有红军往来。且从无良坑的地理位置来看，已经超过当时红军宿营地流长。在流长宿营的时候，有关人员应该知道钱壮飞未到，他也不可能跑到前面去。
关于国民党飞机轰炸时因救战友遇难说疑点。
此说明显不符历史情况，因为在流长没有被飞机轰炸的记录。1935年3月31日至4月2日间，在息烽境内仅有两地遭飞机轰炸记录，并无流长。
钱壮飞牺牲情况的考证
本人认为以上这些都没有确凿证据，要想得出事实真相，应确定范围和时间，采用科学推理才能找出。首先有几点可以肯定：
一是钱壮飞牺牲时间应该是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之间。二是可排除钱壮飞牺牲在过江前，即牺牲地点不可能在金沙县后山，只应在息烽县境内。另处还有一个人证，可证明钱壮飞已经过江。据《息烽文史资料》第二集(1987年5月版)记载：1981年夏，原湖南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老红军邹毕照不远千里从湖南赶到息烽寻找战友钱壮飞的下落。他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就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
那么，我们来详细看看1935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息烽发生了哪些事件。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红军南渡乌江后三天内的战事详情是这样的：1935年3月31日上午11时左右，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南渡乌江主要是从乌江上游黄沙河地段经北岸后山一带的大塘渡口、梯子岩渡口和江口渡口渡过的。
3月31日晚上，红五军团到达息烽县九庄镇，并在这里宿营。为了不惊扰百姓，战士们宿营在镇上老百姓家门外。红三军团于4月1日到达九庄镇与红五军团汇合。在九庄镇，红军大造声势，到处写着“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等标语口号。而此时，毛泽东、朱德则在息烽县流长乡一带。4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流长发出“佯攻息烽县城，掩护主力通过川黔公路”的命令。
这时，在贵阳的蒋介石坐卧不安，因为息烽离贵阳不过70多公里，贵阳方面已经为蒋介石夫妇准备好了两乘滑竿，以备紧急时前往机场。4月1日11时左右，敌侦察机出现在息烽县流长、新阳、鹿窝的老窝寨，再到九庄镇绕了一圈回到贵阳。15时左右，四架轰炸机出现在息烽境内。飞机轰炸发生在九庄镇的祖师观和鹿窝乡的报恩寺。在九庄镇，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冲出小镇，将敌机引开。同时，另有一些红军战士冲上高地，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敌机在对九庄镇的狂轰滥炸中，共投下了24枚炸弹，炸毁29间民房，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数十人负伤。后来根据县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还有鹿窝乡的报恩寺也受到轰炸，牺牲红军数十人。
当红三团在息烽县城牵制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时，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已经绕道向扎佐方向挺进了。在九庄镇的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部分红军也从九庄镇绕过息烽县城经石洞、猫场到了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这就是3月31日至4月2日，红一方面军在息烽的全部战事和情况。
钱壮飞牺牲的几种可能性
从以上几次战事来看，如果我们排除了钱壮飞掉队的可能和被反动武装杀害的可能，那么，他牺牲的最大可能就是牺牲于敌机的轰炸，这一点与《虎穴利剑》的描述一致。对于传记作者的信息来源，虽然不可作为考证依据，但钱壮飞在轰炸中牺牲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此说要成立应该满足以下一些条件：
飞机曾丢有炸弹，有红军战士牺牲，有红军战士向飞机开火，时间应该是在1935年3月31日至4月2日之间，应该有相隔4小时、两次遇到空袭的可能。
根据以上分析，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有一个地方，息烽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满足五个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即息烽县九庄镇的祖师观。因此，这两个地方有一处可能是钱壮飞牺牲地。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那么多红军没有被炸，却偏偏炸到电台队呢？我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的：1935年4月1日，四架敌机轰炸九庄镇和鹿窝乡两地的时间是15时至16时之间。4月1日11时，有一架侦察机曾在乌江南岸鹿窝乡、九庄镇上空一带侦察。
据周恩来回忆，钱壮飞是因躲空袭失踪的。显然，此次空袭没有人伤亡，否则周恩来肯定要看牺牲的人当中是否有钱壮飞。由此看来，敌机此次空袭并未丢炸弹，只是侦察。
根据《1935年中华民国空军史》等资料，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多是一战时的老式侦察机。该侦察机有机载电台，很容易发现电台信号，故电台一直是被轰炸的重点。鹿窝乡的报恩寺仅是一个小小的寺院，位于一个小山上的树林之中。笔者下乡时曾在此地当过代课老师，也曾带领学生到此地为红军烈士扫过墓。因此，钱壮飞牺牲于此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这种情况应该还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是周恩来明确说是在躲空袭时失散的，应该不会有错。当时遭遇的飞机应该没有丢炸弹，那就说明，当时应该是与侦察机相遇，即在4月1日11时左右。走了一段后，周恩来曾让人回去找过，但没有找到。如果说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应该可以找到；如与电台队在一起则不存在走失的事，如果牺牲，也应该有人知道。但是，无线电队的同志不知道钱壮飞的行踪，一直以失踪记载，后来才确定为牺牲。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牺牲在鹿窝乡的报恩寺。
根据4月1日的战事分析，除去鹿窝乡的报恩寺，那么飞机轰炸的地方就只有九庄镇一处，钱壮飞有可能牺牲在九庄镇。但是，九庄镇是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的路线，他是否有可能走到此地呢？
根据周恩来叙述钱壮飞是在躲避空袭时失踪的这一线索，在这一天躲避敌机空袭的可能性有两次。一次是飞机侦察时，也就是1935年4月1日11时左右，一次是4月1日15时左右。从资料上看，周恩来并没有提到空袭时有人受伤或牺牲。因此可以肯定，躲避飞机空袭应该是第一次的侦察机。根据老红军邹毕照回忆，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的情况来看，更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根据躲空袭失踪这一点分析，我们可知，飞机出现在九庄镇的时间是4月1日上午11时左右。那么，由于鹿窝乡离九庄镇的路程是10公里，可得出飞机在两地上空的时间相隔不过几分钟，也就是说红军受空袭的时间也是4月1日11时左右。地点则可圈定在新阳到鹿窝之间的对门寨。这个地方正是翻过大岩头的一段路，而这个地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为什么可以肯定在此地呢？因为在流长乡和九庄镇之间横亘着一座较高的山——西望山，红一方面军是呈人字形避过西望山的，也就是说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是从西望山的左面经流长到扎佐的，而红五军团与红三军团是经九庄镇过石洞，从猫场绕过息烽到达扎佐的。因此，新阳与鹿窝之间的对门寨正是中革军委、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分开的地方。
因此，我们可根据推测和分析得出，钱壮飞很可能是在躲空袭时摔伤(或摔坏了眼镜)，由于没有跟上队伍，而其地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当时钱壮飞已经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秘书长，在当时已没有较紧急敌情，或者在当时正好遇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由于钱壮飞在江西时担任过无线电队的教员，无线电队的许多战士都是他的学生，因此，钱壮飞很有可能被电台队的战士抬上担架，或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的同志一同行军。他可能打算到九庄镇后通过电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周恩来。但是，当天15时来到九庄镇后，就遇到了空袭。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同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前往流长，而现在却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同志到了九庄镇。因此，极有可能是牺牲在九庄镇红军中的一个。
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
笔者就出生于九庄镇，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对这里的历史较为熟悉。从小学四年级起(当时称高小)，每年都要到烈士墓扫墓。在九庄镇的红军烈士墓有三处：一处位于祖师山山顶后侧；一处位于山腰处，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一处位于祖师观向上约200米处。每次扫墓都要请当年的老红军来讲革命史。据老红军讲，飞机是从息烽方向飞过来的，四架飞机经九庄镇的求雨坡、棺山、烟登坡飞过九庄镇后向祖师观一带投弹。红军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曾从祖师观附近向敌机开火。
由于当时牺牲的红军被分葬三处，我们每年扫墓时也就分三个地方，四、五、六年级各一个地方。后来为了祭奠方便，当地政府决定将红军烈士的遗骸移往祖师山山顶。笔者在读高小期间在三个地方都参加过祭奠，但有一处红军无名首长墓在学生时代没有去过。当时我们都知道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都要去一处单独埋葬的红军首长墓祭奠。后来，笔者在九庄镇小学代课时，参加教师扫墓时才去过一次。因此，即便是当时的学生，大多数也未必记得起这个细节。正当笔者担心自己的说法恐是孤证时，2006年12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出版的《沿着红军的足迹——穿行多彩贵州》一书第127页有这样的记载：“牺牲的红军官兵除一名将领单独安葬外，其余合墓在九庄镇南面的祖师山上。”
1968年左右，笔者参加了移迁烈士遗骸的工作。笔者参加的是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的那个，那里长有十多棵柏树。当时除了挖出遗骸外，还挖出了一个公文包的残片和一副眼镜，一只镜片已碎。眼镜腿已经折断，是放在一个铁质眼镜盒里的。由于时间已经很长，出土时铁质眼镜盒已生锈，轻轻一碰便碎了。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些皮包的残片。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文书。最近，看到《重庆晚报》登出的钱壮飞的一张照片，觉得钱戴的眼镜很熟，很像红军墓中出土的那副。
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副眼镜就是钱壮飞的，但这些情况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当年负伤留在九庄镇的三位红军战士，只知道在九庄镇牺牲的红军烈士中有一位“将领”，但三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其职务。查红五军团、红三军团重要首长，大多有其记载和下落，如果是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将领，应该会有记载。会不会是因为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当然，像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定会认识他的，但由于董振堂在西路军进入甘肃高台时牺牲，因此，钱壮飞的牺牲因此成谜也未可知。
根据这些细节，我们将过去有记载的和现在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以及笔者的经历来看，是否可作这样一个推断：
1935年3月31日，由于中革军委无线电一队正在与毛泽东、朱德一起行军在去流长的路上，那么侦听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无线电一队的身上，钱壮飞与周恩来应该与无线电一队留在鹿窝乡报恩寺内继续侦听敌情。
这天的敌情应该是：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从贵阳前往息烽阻止红军冲击贵阳。当夜，毛泽东、朱德据此情况作出了以攻为守的战术，于4月1日下令红三团佯攻息烽县城，吸引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九师与九十三师。4月1日，通宵侦听敌台的钱壮飞与无线电一队又踏上行军路。11时左右，在鹿窝乡对门寨一带遇到了敌侦察机。于是，大家忙到树林里躲空袭。在这里，钱壮飞不慎摔了一跤，眼镜掉到山岩下。待警卫员帮他到山下找到眼镜时，队伍已经走远了。
由于耽误了时间，钱壮飞与警卫员很可能掉队。在他们追赶部队，走到去流长与去九庄镇岔路的时候，他们一定有过选择。他们一定会向路边的老百姓或掉队的红军询问无线电队是否从此地经过。然而，据党史资料记载，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有无线电队，当时红五军团还有三部电台。因此，走错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由于电台队负重较大，钱壮飞二人追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的同志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路走错了，但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应该会说服钱壮飞与他们一道从九庄镇走。因为分开后，前面横亘着一座高高的数百里长的西望山，去流长和去九庄镇都只能从西望山的山麓走过。要么再走回头路从走错路的地方走向流长，要么向前走跟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从九庄镇前往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从中间走是无法归队的。因为考虑到只需一天时间便可在扎佐与中革军委汇合了，所以钱壮飞二人就与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来到了九庄镇。从11时左右，沿着去鹿窝乡方向的路，大约15时便来到九庄镇。
和往常一样，每到一个地方，无线电队都要选择较高的地方架设无线电天线。从九庄镇的地势情况来看，祖师山是九庄镇的绝对制高点，而山腰的祖师观应该是报房最好的选址。
祖师山山顶则正是侦听的最佳地点。当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正在安装电台的时候，四架飞机飞来了，并向九庄镇投下炸弹。九庄镇西门一片火海，为了保护电台和司令部，十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朝祖师观方向奔去；而在祖师观内的警卫连为了将敌机引开，则冲出祖师观。红军从三个方向同时用机枪、步枪对空中的飞机开火，目的是要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
空袭时，钱壮飞应该是与无线电队的同志冲出祖师观，在附近对空射击，后牺牲。
由于认识钱壮飞的人不多，因此钱壮飞牺牲在九庄镇的情况就没有记载(所有牺牲红军都没有留下姓名)。但我认为红军牺牲减员一般都会有记载，这个记载应该在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内，但由于后来红五军团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后，几乎全部牺牲，故未留下资料。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钱壮飞临时跟随红五军团，也可能没有多少人认识，故未记载。而红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主力还在，若钱壮飞随红三军团牺牲，应有记载。
根据以上分析，息烽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红军无名首长墓，很有可能是钱壮飞长眠的地方。(王春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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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名片
钱壮飞钱壮飞（1895年—1935年），原名钱壮秋，亦名钱潮，曾长期在国民党系统卧底，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
传奇经历
钱壮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钱壮飞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绩永远铭刻于史册。
周恩来总理在战争期间和解放后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样一个名字：钱壮飞，他还深情地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钱壮飞同志于1895年生于浙江省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一时失去组织关系。翌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入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才华过人，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
情报侦察工作，自古以来就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隐蔽斗争。具有传奇经历的钱壮飞，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中情侦工作的楷模。国民党特务机关曾编写教材，认为共产党的情侦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 兴奋的、创造的精神”。而钱壮飞的成就，除了个人素质和献身精神外，主要归功于党的政治影响力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隐蔽战线领导者的方针正确。
中国共产党的情侦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此后二十多年间，从特科、军委二局到中央社会部，这一特殊战线上的同志们始终遵循周恩来早期确定的原则，即建设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隐蔽精干队伍，而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前些年国内一些描写地下工作的影视片恰恰因不懂这些，而有失实的地方）。
正是靠政治信念指导下的奋斗精神，共产党才能以弱小力量一再打中国国民党的要害。1933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顾顺章（不久又将他处死）介绍的共产党特科情况，编写了一部名为《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践》的教材。书中也不得不承认：“C.P（注：英文“中共”的缩写）的特务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
钱壮飞于1929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及难得的廉洁赢得上司器重。不过，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
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便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1931年4月24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他被捕后要求把他送到南京，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还嘱咐，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当地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六封电报。此时正值星期六晚间，徐恩曾已去上海花花世界，钱壮飞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提前向党中央发出警报。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让女婿乘夜车赶去上海报警。星期天一早，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刻通过陈赓找到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星期一早晨上班后，钱壮飞平静地将封好的六封电报交给了徐恩曾，结束值班后便乘车离开南京赴上海。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害怕被追究，经疏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这样，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直至红军长征时，对敌侦察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红军长征万里一次也未中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一个小小的密码本，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真是不容低估。
钱壮飞离开南京时，考虑到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出于爱子之情，他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说明二人政见不同，却不要殃及孩子，否则便要将掌握的徐恩曾贪污特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毕竟担心短处被揭发，关押一段时间又将他们释放，钱壮飞却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女。
钱壮飞自知身份暴露，转移上海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等，仍负责情侦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钱壮飞同志墓址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被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委、政府命名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难解之谜：钱壮飞是如何牺牲的
对于钱壮飞这位谍海奇侠牺牲的地点和原因，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大体上有以下说法：
一是空袭遇难；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钱妻张振华在重庆苦苦等待了八年，此时才得知丈夫的死讯。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另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
二是行军掉队遭反动民团杀害。 持此说法的有金沙和息烽两地。据金沙县党史办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有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快黑天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求黎带他过江。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随生歹意，便“热心”地为他带路。当行至今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猛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后来当地群众冒着极大的危险将这位红军的遗骨就地掩埋，建国后修水库时又将其迁往后山乡张家垭口，并立一石碑，上书：“红军烈士之墓。”金沙县党史部门经过多方调查论证后认为，这位遇害的红军就是钱壮飞。
但息烽县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同志是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没良坑。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的里长陈玉顺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否则找到部队后我可不答应。”此事后被清乡委员宋子桢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没良坑中摔死。后据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交代，那位红军的体形、相貌、年龄、口音均与钱壮飞酷似，后来又拿着钱的照片让宋昭荣辨认，宋说照片上的人就是被宋子桢推入没良坑的夏树云，因此息烽县党史办认为夏树云就是钱壮飞。
2002年经贵州省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虽然至今仍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但钱壮飞牺牲在金沙、息烽一带的乌江渡口，看来已无疑议，但其死因真相究竟如何，目前尚无定论，只有留待后人去辨析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