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久明：胡绳同志最后的日子
胡绳同志最后的日子
魏久明
今年7月9日，胡绳同志叫我去，说要给我“交待任务”。下午3时，我来到了他的书房。简短寒暄之后，他对我说，他想外出走走，一是去参观一些地方，二是思考一些问题，主要是休息。他说：我们先去烟台，然后去南方(这时北京很热，气温达到40度)，你同我去，帮我做些事，出去联络安排工作由你负责，就“屈尊”了。我听胡绳同志这样讲，连忙不好意思地说：“您是我的领导，您交待的任务，我会努力去完成，没有问题，我随时听您的安排。”接着，他又谈了半个小时，主要是讲他这次外出的计划、注意的事项和要做的准备工作等。我看他的气色、精神都很好，谈到外出活动计划时，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我说，我回去就积极做好准备工作。
从胡绳同志书房出来后，胡绳同志的秘书黎钢同志告诉我，胡老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医院要他住院治疗，不同意他外出；中央保健局也认为，根据目前胡绳同志的病情，随时可能出问题，应劝阻他外出。而胡绳同志本人不愿意住院，坚持要外出，他还期望能走进2001年!我听黎纲同志介绍的情况，心里很沉重，也感到责任重大。
寻找过去的脚印
胡绳同志到烟台市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吴官正和省府、省政协及烟台市一些领导同志来看望胡绳。胡绳同志微笑着对他们说：“我和山东有缘。1948年我离开香港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时，就是经过海路从山东上岸，1949年元旦在济南过的。建国后，195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作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参加大会。会后，还以人民代表的身分到山东视察工作。后来，外国有些报刊介绍说，胡绳，山东省人氏也。”他对山东的同志讲：“以后我对山东的生产建设和发展都比较注意，山东提出建造一个水上山东，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1948年下半年，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党中央组织在香港的党外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北上。这年10月，胡绳和沙千里为急于赶到河北平山，他们从香港搭船到韩国的仁川港，从仁川乘船到大连；又与连贯、翦伯赞、宦乡等人，从大连渡海到山东威海的成山头上岸。然后，乘卡车经文登、莱阳到青州，进入山东解放区。这时济南已经解放，他们到济南休整了几天。又从济南乘火车到德州，再从德州坐火车到石家庄，到达平山西柏坡。这次行程，前后历时三个月，胡绳同志称是“一次不寻常的旅行”。1998年，胡绳同志80岁时，到过济南、青州等地，在青州写了一首诗：“平畴百里麦苗稠，指点前村是小楼。五十年前鏖战地，岂知身又到青州。”诗中所指的前村小楼，就是他50年前路过青州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所在地。这次他在烟台，常常坐在海边上看潮起潮落。今年夏天尽管很热，但傍晚的海风，仍然凉飕飕的。我们怕胡绳同志感冒，劝他回住所休息。他说：“不!我要看看太阳怎样落海的，看看晚上海潮的涌动。”我想，这时大概他在追忆1948年从大连乘小快艇，在黑夜冒着大风浪(这样可以避免遭遇国民党海军的拦截)渡过渤海湾的情景。由于船摇晃得厉害，同行的几个人都晕倒躺在船舱里。第二天清晨到达成山头，在“尖头儿上”荒滩登陆，人难受得几乎站不起来。渡海惊险的经历使他难以忘怀。这次到烟台，他几次提出要去威海，看看当年上岸的地方，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成行。1998年7月，他写了一首题为《海滨》的诗反映了他的心情：“茫茫大海久忘年，半世人间百事迁。芳草茸茸接天碧，怅然难觅旧时园。”后来，他让他的儿子、孙子去走了一趟。他们参观回来后，告诉他当年的荒滩上，已经建立起了现代化的港口，渔民都住上了小洋楼，这个栖霞村花了六千万元，建起了“野生动物园”，有狮子、老虎、大象、海豹等。他听了很惊讶，又非常高兴。
回 顾 成 长 的 道 路
胡绳同志少年聪慧，从小勤奋好学。他上小学是从五年级开始的，读了二年就升入苏州中学。1931年，他在苏州中学读书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他说：我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和同学一起办过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壁报。30年代，上海革命思潮很活跃。我15岁离开了家乡，1933年秋天，只身来到上海选了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即徐家汇复旦中学读书。这次在上海，胡绳同志又去看了母校，会见了健在的都已年过八旬的老同学，看了新建的现代化的教学大楼，还特别看了他当年读书的旧教室和活动场所。1992年他曾到复旦中学参观过，当时信手题诗，写道：“雨雨风风六十秋，弦歌旧地忽重游。”这次他重访母校，感情更加深沉。他说：那时我到上海读书，是我更加广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文化界进步青年，打开眼界，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当时，他还到上海卡德路的世界语者协会，学习世界语。他在参加“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的革命活动中，结识了胡乔木同志。胡乔木有时到胡绳住的环龙路的亭子间，长谈到深夜，就睡在胡绳住处。这时，他们已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他告诉我们，1934年夏，16岁时他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那年，他以胡绳的笔名，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文章，引起北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当时，地下党派扬帆同志(当时也是北大学生)和他接触，约他到东单一家餐馆，“请胡绳先生吃饭”。胡绳同志说：扬帆开始以为我是一位独立撰稿的老先生，一见面，才知道我是北大读书的小大学生(当时我个子不高)。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请我帮助办杂志，因为我要坚持学习，没有接受。从此，胡绳同志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
1935年夏，他回到上海，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自学和写作，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西方古典哲学。胡绳同志说：一天，很偶然的机会，我在电车上碰到上海生活书店总编辑张仲实先生。他问我，能不能为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写本书。这套丛书有十多本，参加写作的有钱亦石、柳、艾思奇、何干之、钱俊瑞、茅盾、沈志远等人。我当时问他：写什么内容呀?他想了一下说：写《哲学人生观》怎么样?我听了这个题目，认为能写，但得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写好。我对张说，我回去想想，过几天答复你。张仲实爽快地说：好!我等你的决定。过了几天，我到上海福州路的生活书店编辑部找了张仲实，确定写这本书。胡绳同志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于1936年1月，他19岁生日时，写出了第一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新哲学的人生观》。胡绳同志这本“献给千万刻苦奋斗的青年”的书，当时成为激励青年革命和进步的书，多次再版，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致国民党把它视为“阐述确定人生观须以唯物论为根据，以唯物辩证法作准则”的“鼓吹偏激思想”的书，而加以查禁。
这是60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胡绳同志又完成了他一生最后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这部文集是他这次离京前脱稿的。他冒着酷暑天摄氏40度的高温，修改完最后一篇稿子。
谈到写作，胡绳同志说：回顾我过去的写作生涯，一生写的文章中，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从《胡绳全书》和他的其他著作来看，确实如此。他总是围绕党的事业发展，注意时代需要和人民需要而写作。他的一生，从提倡树立科学人生观著书立说，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是论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胡绳同志到上海后，
2000年瞻仰一大会址胡绳
为了这个题词，胡绳同志连续三天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有时整个上午坐在那里沉思。他亲自提笔拟了三次稿子，有的写的较长。我们考虑胡绳同志视力不好，写字时手有些颤抖，建议他写短一点。他说，就写八个字吧：“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后来，他又深思了一天，逐字斟酌，终于写了12个字：“曲折有时难免，前途定是光明。胡绳”这是胡绳同志留下的最后的墨宝，是他对党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的总结，对党的事业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的表达。
和 病 魔 顽 强 的 斗争
胡绳同志这次出行，医院的大夫是勉强同意的。医生说，像他这样的病人，早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但是胡绳同志不愿躺在医院里。听说同意他出外活动，很兴奋地说：这次我是开了通行证出去的。到了烟台，他每天按时作息，上午有时看报纸、写日记，接待客人；下午做操，散步。每隔几天，外出参观一次。他饮食口味极佳，有时食量比小伙子还大，也尽量多吃，消化吸收能力很强，他的体重一直没有减少。从表面上看，他气色很好，身体壮实。会见来烟台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及山东省和烟台市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时，他谈话时思维敏捷，语言简洁，意思表达准确，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
胡绳同志自己也不把病痛放在心上，仍然照常工作、写作。他这次外出，带着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带着未了的工作和心愿。比如，这次他就带了为上海复旦中学的一位老同学黄克定同志著作写序言的“任务”。这位老同学，1944年在浙江老家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转战到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在辽宁省从事教育、财务工作。他爱好文学和古代汉语，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但他一直处境艰难，特别是“文革”中下放在辽西偏僻落后的农村，在饥寒和艰苦劳动的条件下，每日更深夜静妻儿熟睡之后，在小油灯下，研究很少有人问津的一门冷僻枯燥的学问——汉语“音韵学”，用了30年时间，写出一部学术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这部书，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优美自然和谐的音节谈起，一直写到元代反映北方语言的巨著《中原音韵》，概述了从远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时期汉语音韵的沿革和发展，历史跨度2000多年。黄克定完成书稿后，想请这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老同学胡绳写序言。其实，胡绳在中学读书时，与这位同学并没有什么交往，他对我说：“我还记不起这位同学的样子呢!”后来因学术交流，使他和这位老同学常有书信来往。胡绳同志答应写序，并不是因为黄克定是他的同学，而是黄克定刻苦钻研学问的精神使他感动，对他从事学术研究有独到见解表示赞扬。胡绳同志说，我对“音韵学”没有研究，但对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人，应该给予鼓励。他从烟台到上海，常常思考这篇序言如何写。有时半夜醒了，睡不着，起来提笔写这篇文章。我们几次用别的办法，分散他的精力，劝他把写序言的事放一放，但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在上海，在今年国庆节前夕，终于把这篇序言写完了。胡绳同志在序中写道：“我对音韵学是门外汉，没有发言权。”但是，“黄克定先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他用数十年业余时间投身于这一冷僻、艰深的研究领域，其条件之艰苦，毅力之强，用功之深，处处表现了一种学人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是值得称赞和佩服的。”他写完这篇序言，如释重负，有一种说不尽的轻松愉快，一笔“老账”还了。这是胡绳用心血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
胡绳同志虽然患有严重的疾病，但是在他的思想上并没有由工作转变到治病休养，可是他的疾病却不可逆转地发展着，有些症状表明，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山东省和烟台市的医疗专家多次检查，都认为胡绳同志应立即住院治疗。于是向中央写了报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立即批示，要动员胡绳同志回北京住院治疗。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受李瑞环同志委托，到烟台劝胡绳同志回北京治病。胡绳没有接受住院治病的意见。这样，他没有去威海、大连，于
巨 大 的 关 怀
今年国庆节后，胡绳同志身体明显不行了。他外出活动体力难以支撑，做操时抬手都很艰难，走路时迈不开脚步，勉强走几步路就不停地喘气，有时一天昏睡16个小时。
这些天，上海市正在举办好几个国际性的大型活动，工作最忙的徐匡迪市长于第二天(30日)下午4时，也赶到医院。他对我们解释：本来他昨天深夜忙完工作之后，想来医院看胡绳同志的，他打电话给黄菊同志，黄菊同志告诉他：刚从医院回来，抢救工作还顺利，胡绳同志正在休息，这么晚了，你就不要去打扰了。徐市长说，今天我处理几件急事，是直接从工作现场赶过来的。他说：“我只有一个愿望，祝胡老恢复健康!”
徐市长走进病房，胡绳同志正睡着。我见市长来了，在胡绳同志耳边轻轻地说：“胡绳同志，上海市徐市长来看您!”胡绳同志闭着眼睛，没有反应。徐市长走到胡绳同志床头，贴近耳边说：“我是徐匡迪，我来看您来了!”连说了两遍，胡绳同志仍安详地睡着。医生想叫醒他，徐市长连忙阻止，说：“让胡老休息，不要惊动他了，现在要紧的是让他安静地休息。”徐市长走出病房后，转身对我们说：“上海市的条件、包括治疗水平，不如北京，但是，华东医院治疗老年性疾病方面，还是有经验的。我们把服务工作加强些，努力把治疗工作搞好。”后来又一再说，有什么事要办的，可以随时找他。
胡绳同志病危及抢救的信息，很快传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30日上午，全国政协、中国社科院、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都赶到上海，看望胡绳同志。上午9时，电话传来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胡绳同志的慰问；9时半，电话又传来了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对胡绳同志的慰问。下午3时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道成来到医院，向胡绳同志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及其他各位副主席对胡绳同志的慰问。3时40分，胡锦涛同志处又来电话，询问胡绳同志病情及治疗情况，向胡绳同志问候。5时，国务院总理朱基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请市委传达他对胡绳同志的慰问，请胡绳同志安心治疗休养，早日康复。他还要求上海市医疗部门，要尽一切努力，要想一切办法，对胡绳同志的病进行精心治疗。5时半，市委常委、秘书长宋仪侨带着朱总理的电话记录稿来到医院，在胡绳同志的病床边，逐字逐句念给胡绳同志听。胡绳同志虽然没有睁开眼睛，但可以看出他在静静地听着。宋秘书长念完电话记录后，凑近胡绳同志问：“胡老!我传达朱总理的话，您听见没有?”胡绳同志缓缓地点头。虽然他身体很虚弱，病情处在危险期，但是他的思维仍是清晰的。30日这一天，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来电对他慰问、问候，他听后有时嘴唇在动，想说话，但说不出来。大概是想表达他对党中央领导同志关怀、慰问的真诚谢意。
这天下午4时半，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威来到医院，向胡绳同志说：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领导同志和全室同志都很关心您，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慰问。胡绳同志听了，先是艰难地伸出右手，后又伸出左手，和陈威同志握手，表示感谢。
傍晚6时，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赶到病房看望胡绳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从北京直接打电话到病房，向他们了解胡绳的病情。接着，他要在场主持抢救治疗的华东医院王传馥院长接电话。李铁映同志说：“你们要全力以赴，凡能用上的措施都上。”“你每天直接给我送一份病情简报，有什么困难找我!”这时，上海市政协主席王立平正好赶到医院看望胡绳，他也对王院长说：“胡绳同志是国宝，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不要有什么闪失!”王院长回答：“胡绳同志是首长，也是我们敬重的导师。我年轻时读过他写的书，他影响了我们这一辈人成长。我们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深厚的情意，来做好抢救和治疗工作。”
这天下午，胡绳同志精神转好。他在病房会见了北京来的和在上海的多位理论界的著名学者。虽然胡绳同志不能讲话，但是他的眼睛、脸部表情和手势动作，表达了他对探望者的感激之情。特别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和夫人来看他时，他情绪兴奋，脸露笑容。任建新同志对胡绳说：“李瑞环同志要我代表他，代表全国政协各位副主席及全国政协全体同志，来看望你。”他说：“党中央、上海市委很关心，这里治疗条件很好，医院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对你的病进行治疗，请你放心。”胡绳有些激动，张开嘴发出“呵、呵”的声音，但不能说出准确的话语。任建新同志立即紧紧握着胡绳的手，说：“你不要说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聊。”胡绳点点头，平静下来。任建新夫人走近胡绳同志，说：“胡老，您认识我吗?”胡绳点点头，咧嘴笑了，显得很高兴。当任建新夫妇向胡绳告别时，胡绳双手合着，举手作揖，示意再见。
下午3时半，医院给胡绳同志动了手术，改善呼吸及其他症状，手术非常成功。以后几天，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
就在这天深夜，胡绳同志病情突然逆转，经多方抢救无效，于
最 后 的 交 待
在胡绳同志离别我们之前，曾几次要找我和白小麦、黎钢同志开会，交办一些事。特别是
第一，希望加强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滞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加强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很有必要。我们不仅要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创造奇迹，而且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社会模式上创造奇迹。
第二，我提倡创办的青年学术奖励基金，是为了推动培养青年社会科学家，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希望这个奖励基金能够继续办下去，不要我不在了，就中断了。
第三，我把我大批藏书捐赠给湖北省襄樊市图书馆，希望能发挥它的作用。
胡绳同志交办的事，我们会向有关部门和同志反映，并协同努力去完成。
胡绳同志，安息吧！
原载《百年潮》 2000年第12期。修改后的定稿，收入《思慕集
——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