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为人师
一、走进山区
岁月如流水，人生如梦，我已经年近古稀。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可70年才回忆自己走过的路程，对于短暂的人生却又是那么的留恋和依依不舍。
1963年夏天，在母校依依惜别的情景，我记忆犹新：有的高唱“七月的晚风，吹送着花香，迈开大步，走向生活……”，有的高声朗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誓言；有的默念“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祝福。我们63级毕业的同学，就这样无忧无虑地走向人生新的征途。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登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同志专辑》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同时发表了周恩来的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在全国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中毕业于泸州师范。毕业时，根据家庭情况和学习成绩，泸州师范领导准备留我在泸师附小。可是，班主任老师动员我“向雷锋同志学习”，到山区去“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当时，“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奔向那里”，“服从分配”离开城市到山区当教师是很自然的事情。向雷锋学习，没有哪些人该学哪些人不该学的问题。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的理解。
1963年7月底，我们一行16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泸州师范。从离开学校的那时起，到山区当教师的命运就注定了。虽然口头表示“服从分配”，但心情还是有些躁恼和不安。分别使师生之情和同学之谊受到了挑战，初恋之梦亦随之消失。
泸州师范63级2班毕业留影
我是蓝田民办初中首届毕业生中成绩好的尖子生，因家庭经济条件差，无力去读高中才来读师范的。读了高中还得考大学，能不能考上还是个问题。即便考上了，家里也负担不起，而师范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了，教师的工资虽然低些，但工作稳定。因此父母亲的想法实惠，极力要让我去读师范。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到山区当教师，这就是我的命运。“走向山区”，这是通向特级教师道路的起点。
泸州到兴文只有一百二十公里左右，当时没有直通班车。1963年8月1日，我们包了一辆装有蓬布的运货汽车向兴文出发。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随身带着一床用了多年的旧铺盖卷和母亲给的一个木板箱子，里面装了几件旧衣服和几本书。
我们第一次坐汽车出远门，一路上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在崎岖坎坷的公路（被戏称为“搓衣板”公路）上，汽车开得很慢，还是有两位女同学晕车。
在车上看见公路两旁的青山绿水不断向后倒退，就回忆起泸州师范的樟树林和凤凰山。我对同车的同学说：“曾记否，教学楼里，有人在背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樟树林中，走过一张张亲热而微笑的面孔；凤凰山上我们并肩前行……。还记得吗，在食堂里，红薯当主粮，一碗清汤伴三两米饭……”。三年同窗，有阳光，有迷雾，我们不敢大胆地去爱一切，去追求一切，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失去了一些不该失去的东西。
泸州师范的三年是生活最艰苦的三年，可以说是“饥饿的三年”，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多达三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7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紧日子里过出好兴致，哪怕只是萝卜白菜，都是平生之幸事。
汽车到古宋镇（当时是叙永县管辖的一个区，现在是兴文的新县城）就不走了，离兴文县城还有40华里。我们在古宋区政府招待所住了一晚上，天气闷热，蚊子多，又没有电灯，心情既兴奋（即将工作）而又躁恼和不安（落后的山区），整晚都没有入睡。
第二天（八月二日），我们搭一辆到兴文运货的汽车，中午到了兴文县城（当时叫“城关镇”，后来叫“晏阳镇”，现在叫“僰王山镇”）。下车后，看到街不像街，城不像城的山区小场镇，我们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将要工作的县城。
当地人们流传的一首歌谣：“好个兴文县，衙门像猪圈；堂上打板子，四城都听见”。形象地反映了兴文县的落后。兴文县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山区，属乌蒙山北端山脉。西距宜宾120公里，东邻泸州120公里。东南与叙永县相邻，南与云南省威信县接壤，西界珙县，西北接长宁县，北与江安、纳溪两县毗邻。
1963年的兴文县人口不足10万。县城在一个小山岗上，人口不足4000人，是宜宾地区最小的县城。只有一条街，从北门到南门不足1000米，还分为三段：北街、正街和南街。我们十几位中师毕业生在街上一站就会把狭窄的街道堵断。60年代的兴文县城，经济萧条，一到下午，街上基本是没有人行走，商店关门。
1963年8月2日下午，我们到县人民政府报到。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和一位本地口音女干部。经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县文教科的干部，男的是庞科长，女的是欧会计。欧会计说：“你们报道的时间是8月15日，既然来了就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庞科长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可以回家等候，也可以在这里等候分配通知。8月15日再来报道”。政府机关的工作方法就是这样“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简单明了。
由于交通很不方便，又没有回家的钱，所以我留在兴文县城等候分配。既来之则安之，住县政府招待所，对我们刚毕业的中师生来说，还是第一次享受“干部”出差待遇。进出政府招待所，有一种说不出的“荣誉感”。其实，县政府招待所很简陋，住的是大房间，睡的是木板床，点的是煤油灯，洗的是冷水澡。在食堂吃饭，先要凭“粮票”去买“饭票”，再进餐。
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还处在“吃不饱，穿不好”贫穷时期。等候分配是一件难傲的事情，真是“度日如年”。因此，每天只好忍着饥饿（每天只有九两粮票买饭吃），到县新华书店看书度日。
用“精神粮食”来充饥，是等候分配的最好办法。我就成了县新华书店的常客，县新华书店的王经理和一位姓彭的售书员，很快就认识了我。在等候分配的时间里，我阅读了《中华活页文选》、《燕山夜话》、《教育学》等书籍。学习使我忘掉了饥饿，学习使我精神焕发。从此“学习为工作，工作须学习”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现在我才明白，“雷锋精神”从一开始就具有道德与政治的双歧性。从道德角度讲，“雷锋精神”中的时刻想到别人、为大家做好事，如果是发乎于心的一种意愿，是值得称赞的，其中还可能包括宽容、理解等现代政治文明的因素。但如果这种原本自发的道德情感为“极左”政治文化所僭越，就可能冲出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界限，导致极端的集体主义与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双重泛滥。
“文化大革命”前“雷锋精神”所忠诚的对象经历了从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到忠于共产党、忠于毛泽东个人的嬗变过程。“雷锋精神”的核心也被演绎成了“对阶级敌人仇恨、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个人崇拜。
2004年我在美国住了近五个月时间回国后，有人问我在美国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美国没有号召学习雷锋，但处处都有‘雷锋’；中国号召学习雷锋，但雷锋死了”。
“向雷锋同志学习”走向山区，“是我通向特级教师道路的精神力量；“服从分配”走进山区，是我通向特级教师道路的起点。
泸州师范1963级2班委、团支委毕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