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野蛮成长"——绍兴、义乌3个最新案例启示

•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经济，正是从不完善慢慢发展到了现在.而从蛮荒境地生长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很多都带有“野蛮”的痕迹,比如粗放经营、盲目扩张。比较30年前的中国，现在，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已经形成。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的生长还能继续“野蛮”吗？

这一季，在中国纺织之乡——绍兴县，两家在行业内有相当影响的规模企业——华联三鑫、江龙印染,先后“出事”，两家公司均处于倒闭、破产边缘。在面临宏观经济周期的调整阶段时，有些企业倒下其实是正常的市场现象。除了政府、银行要主动有为，与企业共渡难关外,作为市场真正主体的 中小企业(行情 股吧)主们面对经营危局，更应拿出勇气，正视困难，通过转型升级和抱团发展来实现自救,而义乌银企联手演绎的营救宝娜斯袜业的案例，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

去年年底，“地产思想家”冯仑出版了自创业以来的“心灵史”——《野蛮成长》。他把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浓缩为“野蛮”二字。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经济，正是从不完善慢慢发展到了现在.而从蛮荒境地生长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很多都带有“野蛮”的痕迹,比如粗放经营、盲目扩张。比较30年前的中国，现在，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已经形成。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的生长还能继续“野蛮”吗？通过绍兴、义乌这几个企业沉浮的例子，相信大家已不言自明。

总资产从0到22亿元，陶寿龙用了短短8年时间；从22亿元到负22亿元，不到一年。就像一颗流星，江苏人陶寿龙从绍兴的天空滑过，留下一个令人唏嘘感叹、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滑行轨迹。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条轨迹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反思和警示。

江龙之死

文/本刊记者 苏旭 见习记者 白友文 摄/沈昀达

工业区的江龙控股集团总部门口，长长的车辆队伍一直排到了200米开外。

这些车辆多属浙江牌照，车主前来有一个共同目的：江龙倒了，老板陶寿龙下落不明，他们前来追索欠款。

江龙控股集团是一家集纺织、印染、服装、贸易于一体的大型纺织企业，出事前拥有总资产22亿元，员工4000多人，2007年销售额为20亿元。

此前3天，当地政府工作小组入驻江龙总部，工厂全面停产。据公开报道，可以确知的是，江龙控股欠银行贷款达12亿元；牵涉到的民间借贷则难以统计，有数据称为8亿元；按当地流传的说法，江龙欠300多位供货商的货款约为2亿元。所有负债总额在22亿元上下。

偌大的江龙总部，如今可以随便进出。“现在江龙管理层的人一个都不在工厂，我们这些账目有去年的，也有今年的。6月份我们来要账，他们承诺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后就把钱给我们。结果上市没上成，老板却逃了，企业也倒了，我们的钱怎么办？”一名董姓供应商手里拿着106张发票向《浙商》记者诉苦，这些发票账款约合人民币100多万元。

“要是陶寿龙现在出现在我面前，让我打两拳，欠我的钱不要都可以。”另一位债权人情绪颇有些激动，“陶寿龙是逃跑的龙，是‘逃’寿龙。”

路边的电线杆上贴满了其他工厂的招工广告，更有一家名为“绍兴伯龙特宽印染有限公司”的企业，甚至在大门边上设起了现场招工点。

进入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门上张贴着“债权登记”的字样，而大多数办公室则大门敞开，空无一人，纸片飘飞了一地……

据最新消息,江龙控股集团的重组工作也正在抓紧进行之中，拟参与重组的有关优势企业基本确定，预计近期也将完成重组。

“陶哥”发迹

在许多绍兴人的眼中，陶寿龙无疑是个传奇人物。他能在短短的8年时间，从一个普通的业务员，做到一家总资产超过22亿元的集团老总，拥有8家公司，其中包括一家上市公司。这本身，就令许多个性保守的绍兴人惊叹不已。

“陶哥”是绍兴企业界许多人对陶寿龙的“尊称”，哪怕他们中的很多人比陶寿龙年纪大。尽管陶寿龙现在一身债务下落不明，大家也仍习惯这样称呼他。

“陶哥”个子矮小，据说体重不足100斤，常年爱梳锃亮的大背头，见过陶寿龙的人都对他这一特征印象深刻。当地企业界人士称，陶平时生活节俭，不喜娱乐。

陶寿龙自称江苏扬州人，也有公开报道说他实际上是泰兴人。该报道称，陶出生于1965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陶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纺织印染方面的工作，并很快承包了当地一个国营的印染厂，迅速积累起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不久，因一次意外，陶寿龙损失1000多万元，几乎陷入一无所有的状态。这个阶段，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严琪，决心从头开始。

在当地人眼中，严琪也算是一名奇女子，十分精明能干，留一头过腰长发，擅饮酒，擅公关，被称为“刚柔并济的女强人”。

据本刊记者的调查显示，2000年，陶寿龙来到绍兴，在绍兴柯桥的华宇印染纺织集团当业务员，主要做外贸生意，表现出了很强的业务能力。江龙控股集团的员工告诉记者，陶寿龙祖上在解放前就是做染坊的，后来逐渐衰败。而这，似乎可以解释陶寿龙与印染行业的不解之缘。

2003年，陶寿龙和严琪加入浙江南方控股(行情论坛)集团，负责旗下一家外贸公司。这成为陶寿龙后来能够迅速发家的关键和转折。

南方控股集团成立于1979年，老总徐顺兴靠做纺织和印染起家。目前，集团总资产超过30亿元，业已形成集聚酯化纤、织造、印染、缝纫服饰为一体的一条龙垂直发展产业链。

事实上，陶寿龙与徐顺兴相识于陶进入南方控股集团之前，当时陶在华宇集团任职。一位早年曾在南方控股集团任高层的人士向《浙商》记者透露，陶寿龙在华宇集团期间，就常常把一些华宇做不了的订单交给南方控股做，因此颇得徐顺兴赏识。之后，陶被“挖”到南方控股。

随即，该人士向记者出示了一本南方控股集团早年的通讯录，其中，记者看到陶寿龙和严琪的名字在列。

之后，徐顺兴在绍兴滨海工业区兴建新厂。在此期间，徐顺兴意识到印染行业将迎来一波下滑趋势，赚钱将越来越困难，因此，有意将建设进度已经达到60%的滨海新厂出让。

在难以找到买家的情况下，徐顺兴将该厂转让给了当时并没有多少家底的陶寿龙。

“许多人对徐、陶二人的做法不理解，但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双赢策略。”接近陶寿龙的人士认为。在他看来，徐顺兴敏锐地意识到行业前景，选择逐步退出，而将精力逐渐转移到利润更高、前景更好的化纤行业，是个颇为明智的决策。而陶寿龙尽管没有实业基础，但其从事印染外贸业务几年下来，也积攒了颇多客户，正苦于想创业而缺少实体工厂。

因而，这一买一卖间，双方皆有收获。不过，在整个买卖过程中，作为买方的陶寿龙并无购买实力，他们的买卖究竟如何达成？陶寿龙究竟以怎样的方式付清购买费用？这一切不得而知。

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这一笔买卖为陶寿龙的发家打下了重要基础，原属于南方控股集团的这家滨海印染厂，成为后来的江龙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据2006年的一篇公开报道显示，2004年8月，江龙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正式投产，2005年即实现销售额6.2亿元，净利润7000万元。

上市风暴

然而，陶寿龙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规模。就在许多绍兴本地企业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实业的时候，2006年9月7日，突然传来江龙印染以“中国印染”之名在新加坡主板成功上市的消息。

事实上，在陶的运作下，当年4月新加坡淡马锡投资控股与日本软银合资设立的产业基金——新宏远创基金（New HorizonFund）就已签约入股，为之后江龙的上市打下基础。

此番上市，“中国印染”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首次发行11343.5万股，发行价为每股0.27新元（1新元约5.08元人民币），上市首日开盘后即升至每股0.4新元。

“尽管一直在说他要上市这个事情，但我们一开始还将信将疑。后来他真的上市了，觉得他很厉害，很多人都很佩服他。”在绍兴，不只一位企业老板这样说。

企业在新加坡的成功上市令陶寿龙几乎一夜成名，与此同时带来的则是财富的急剧膨胀。在企业发展相对保守和稳健的绍兴，陶的成功被抹上了各种炫目色彩，令许多本土企业家感慨良多：“我们突然发现，原来企业还可以这样运作。绍兴企业家一向是比较求稳的，陶寿龙没有任何基础，短短几年间把企业做上市，令大家颇感开眼。”

据本刊记者调查，就在江龙印染上市前一周，2006年8月31日，陶寿龙再次斥资4亿元买下南方控股集团位于绍兴柯桥的南方科技公司，并将江龙集团的总部设于该处。2007年，传来南方科技正在筹备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消息。

两家公司一前一后，上市计划安排得如此紧密，融资的欲望如此膨胀，是陶寿龙尝到了资本运作的甜头？还是其想做印染老大的决心越来越大？这一切也许只有陶本人知道。

为了促成南方科技的成功上市，陶寿龙斥资2亿元从日本引进10条生产线，上马特宽印染项目。在国内，能做“特宽”的印染企业并不多，利润空间比较大。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特宽”的毛利率在30%以上，大大高于窄幅印染。

与此同时，南方控股集团则基本将印染业务从主业中完全剥离，成功实现“瘦身”。

按陶的计划，企业完成改制后，预计将于今年10月份在纳斯达克上市。早在今年6月17日，已有媒体报道，称公司“已完成了审计程序”。

孰料，一场始料未及的美国金融危机令江龙科技的上市变得遥遥无期。通过上市融资的想法破灭，银行也不再愿意贷款，江龙控股的资金链立刻出现较大问题。

破产之路

10月7日，江龙“特宽”外贸车间的包装工人黄师傅正在跟往常一样干活，突然接到通知，说政府来接管工厂，先停下手里的活。

来自湖南的黄师傅，从陶寿龙最早接手滨海印染厂的时候就在江龙工作，如今已经有4年时间。这4年，黄师傅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小组长。他对“老板”和“老板娘”的印象都还不错：“老板”给的待遇还可以，三金也都给交了，“老板娘”是个长得还不错的女人，挺精明能干的。

“过去，我们一直还挺忙的，常常在一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外，还要加班4个小时才忙得过来。今年开始，工厂外贸订单少了起来，到5、6月份就没什么活干了。本来9、10月份开始，旺季就该到了，但企业却没能坚持下去。”黄师傅告诉《浙商》记者。

与黄师傅同住一间宿舍的另一位工人也告诉记者：“这几个月来活都很少，而且还常常缺少原料，无法正常开工。”

今年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宏观因素，以外贸为主的江龙控股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利润下滑、订单锐减。数据显示，今年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实现利润739.6亿元，较去年1-11月下降33.79个百分点，为200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我们的收入比去年普遍下降了10%左右，”一位工人说，“而且，今年每月付工资的时间比过去要推迟半个月。”

各种因素夹击下，江龙的资金链问题早已凸显。

在江龙，《浙商》记者拿到了一份一家国有控股银行浙江省分行审批决策意见通知单，内容为“关于浙江江龙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海外融资担保的批复”，签署日期为“2008年4月24日”。

这份给该行绍兴市分行的批复显示：同意为浙江江龙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出具海外融资担保6970万元（或等值900万美元），期限1年，被担保人为其在香港全资子公司达亚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缴存30%的保证金，其余由绍兴南华纺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同时追加申请人法定代表人陶寿龙夫妇个人全额保证。

到今年7月，江龙的资金紧张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开话题。当地政府随即开始介入。

一份日期为9月18日、盖有绍兴县柯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章的“政策说明函”复印件显示：为帮助江龙集团走出资金困境，顺利实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将对江龙集团予以政策扶持。首先，江龙集团（包括下属企业）为“瘦身健体”而剥离部分非主业资产时，对双方均实行资产交易税费、生产经营税收地方留成部分政策扶持。其次，在增加现金流2亿-3亿元的基础上，同意江龙将南方科技位于柯北的工业用地改为商住用地，并享受土地出让金地方留成部分扶持政策。

然而，虽然当地政府给出了各项扶持政策，欲帮助江龙“过江”，但“十一”长假刚过，10月4日，仍传出陶寿龙夫妇出逃、江龙破产的消息。

受江龙破产消息影响，江龙控股的“中国印染”于10月8日下午2时20分在新加坡发布简短公告，请求暂停交易1400小时。

败走缘由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又在意料之外。

“过去，我们在一起吃饭，我就常常劝陶哥，要他慢一点，慢一点。每次他都满不在乎地跟我说，你不懂……”前述接近陶寿龙的人士不无遗憾地对《浙商》记者说，“江龙印染在新加坡成功上市后，他把那种偶然的成功当成必然，认为如法炮制一样可以运作另一家公司到纳斯达克上市。”

该人士一直为陶寿龙捏把汗，他认为，假如陶不是那么自负，不是过于快速地扩张，企业不会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据负责江龙特宽印染生产的一位徐姓中层管理人员介绍：“‘特宽’在国内上的不多，利润空间比较大。但陶寿龙一下子上马了10条生产线，步子迈得太急。我们至今最多的一个月也就只开起了6条生产线，其余的都空着。”

江龙公司融资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正是为了预备上市，公司把所有资金孤注一掷，抽调了各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对正常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去年年底，绍兴某银行收回了江龙1亿多元的贷款，并缩减了新的贷款额度，江龙控股的现金流和正常运营随即受到重大影响。百般无奈之下，陶氏夫妇开始转向求助于民间借贷，公司经营也每况愈下。

据公开报道，去年江龙寻求民间借贷为3分利，今年6、7月份债主们则纷纷开出了7分利。

“他把太多的心思放到了资本运作上，总想着上市之后圈了钱就可以解决问题，结果酿成大祸。”接近陶寿龙的人士这样认为。据他告诉《浙商》记者，江龙控股的一位高层就是从绍兴某银行出来的，而其妻严琪也和一些银行关系密切。

在《浙商》记者的采访中，陶寿龙过于快速的扩张方式和缺少远见的经营策略最为人所诟病。

“陶寿龙一直以来都是高负债经营。举个例子，同样的原材料，一家较便宜但需要立刻用现金付清货款，另一家较贵但可以延迟付款，那么他一定会选择后者，宁愿支付更高的成本，以获取现金流。”前述徐姓中层管理人员告诉《浙商》记者，“而陶则忙于拿着现金，去做更多的公司。”

久而久之，陶寿龙欠的货款越来越多，“不单单是现在，就算以前经营状况好的时候，每年也有很多要债的人上门。”一位江龙的员工告诉《浙商》记者。

“到后来，一些不能及时拿到货款的供应商，开始以次充好，拿低等级的原料，卖高等级的价格。而陶寿龙也照单全收——只要供应商不那么急着催货款。”前述中层管理人员说。

为了快速回笼资金，陶寿龙则采取低价策略，将产品以低于市场价，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原先我们这一带印染生意非常好，就是被江龙这种低价策略把市场给搅浑了。”一位当地印染企业的老板感叹。

上游不计原料成本，下游终端低价竞争，中间夹着越积越厚的债务，江龙的整个发展策略，显露出了各种非常危险的信号。这也难怪不少绍兴本地商人，在谈到江龙的时候，都表示对江龙如今的命运“早有预期”。

负债累累的江龙越长越大，同时也越来越脆弱。

“我看着陶寿龙一步步起来，原先我一直以为他只有4个工厂，到现在出事情了，看到外面的报道，才知道原来他有8个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供货商谈起江龙，感慨地说。这位女士告诉《浙商》记者，她跟陶寿龙生意往来已有好几年，从去年开始，陶寿龙就付不出货款了，“去年的款本来答应今年年初八付给我，但直到出事前，都没有结清”。她表示，由于看出端倪，她今年不再为江龙供货，但现在手中仍握有江龙几十万元的债权。

“步子迈得太大了，”站在江龙科技的门口，她一直这样说，“这就好比只有5个亿的资产，却非要做20个亿的生意。这一块还没做好，又想着去发展另一块，这种做法迟早会出问题。”

“过快扩张，必然导致抗风险能力降低。”永利集团董事长周永利跟《浙商》记者谈起江龙破产一事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还认为，江龙的做法跟绍兴本土企业存在较大的差别，“我们本土企业，发展还是比较稳健的。”

许多绍兴本土企业家都表达了类似看法。“同样是做印染，位于江龙对面的屹男印染是我们本地人做起来的，基础就打得很扎实，一步步稳健发展，如今做得也不错。”一位当地的业内人士表示。据了解，江龙破产后，其原有客户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屹男等印染企业，“现在他们都忙不过来，只愿意承接一些比较大的业务。”该业内人士说。

作为我国第一家有民营资本介入的大型石化企业，华联三鑫挤进了投资门槛动辄几十亿元的PTA产业。 面对上下游的“剪刀差”,它也曾采取多种方式应对利润下滑,但最终因期货投机陷入巨亏的泥沼。

华联三鑫：豪赌心态做实业

见习记者 白友文 本刊记者 苏旭

已停产半个月的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重组终于取得重大进展。

10月18日从绍兴县政府传来消息，浙江远东化纤集团、绍兴县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国资)拟分别注资9亿元和6亿元重组华联三鑫。目前，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组工作。此前，各方预期江苏华西集团将接盘华联三鑫，但由于江苏的银行不同意，最后华西集团意外退出。

资料显示，浙江远东化纤集团同样位于绍兴县，在产业链上处于华联三鑫的下游。业内人士称，远东化纤净资产达50亿元，企业管理较为规范。虽然“燃眉之急”已经解决，但华联三鑫何时能走出高负债的黑暗，迎来PTA行业新光景？这个问题则很难回答。

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是总投资100亿元的大型石化企业，主要生产PTA（精对苯二甲酸）及聚酯切片、化学纤维等相关的化工产品和原辅材料，PTA年产200万吨以上，销售收入150亿元以上，是亚洲第一、全球前三的PTA生产企业。

10月10日下午，《浙商》记者来到绍兴滨海工业区。从华联三鑫的西大门乘坐出租车到东大门，不加燃油费就需要6元（绍兴县的出租车起步价为5元）。如此大的工厂，如今已停产，除了管道设备还在运行外，其他设备和厂房都安静地矗立着，在夕阳下散发着凄凉色彩。

一位华联三鑫的员工告诉《浙商》记者：“管道不能停，一旦停下来就很难再运转起来，工厂停产快一个月了，领导早已不来上班了。”

华联控股(行情 股吧)、展望、加佰利，这三家让华联三鑫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股东，如今都已无能为力。华联控股由于看淡PTA前景，淡出三鑫石化的意向已非常明确，展望、加佰利两家绍兴本地民营企业，也因资本实力不够雄厚，无力堵住华联三鑫的资金需求黑洞。

据绍兴县政府宣传部介绍，华联三鑫刚上马生产PTA时，是很赚钱的，PTA被形容为是“印钞机”、“摇钱树”。华联三鑫PTA生产的做大正是基于对PTA市场的看好，而这其中也寄托着上述三家股东企业的掘金梦想。

奋起——开民企进军PTA产业先例

1999年，在绍兴县一次化纤业老总的聚会上，大家热烈地讨论如何投资PET（聚酯化纤，一种纺织原料）。轮到唐利民了，他一张口就是：“你们搞你们的PET，我想做PTA。”一时众人惊讶。进军PTA的想法，唐利民此时就有了。

唐利民有着多重身份，除担任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总裁外，还担任上市公司展望股份董事长，同时兼任浙江展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担任绍兴杨汛桥镇展望村党委书记18年。“民营企业家＋国有控股企业高管＋村支书”，这构成了唐利民的三重身份。难怪后来有人质疑：“他管理一个村可以,但管理一个绍兴最大的纺织化纤企业就有点勉为其难了。”

不过，当时的唐利民对行业还是颇有眼光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纺织业发展成为绍兴县独占鳌头的支柱产业，轻纺工业的聚酯、涤纶发展迅速，PTA作为化纤原料聚酯的上游产品，其市场需求同样增长迅速。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国内PTA产量不足300万吨，但总需求近760万吨，存在的缺口达到400万吨以上。

2000年初，一个机会来了。央企华联发展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华联控股(000036.SZ)，以及另一家民营企业浙江加佰利看好绍兴纺织业的发展前景，希望与展望集团一道跨入PTA行业。三方一拍即合，联合进军PTA生产项目。

从市场区位布局上来看，PTA项目落户绍兴县有着区域优势。绍兴作为国内最大的化纤原料、化纤和纺织产品的加工集散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ＰＴＡ消费中心之一，每年对PTA的需求约250万吨左右。在这里建一个PTA生产基地，能最大化地接近市场，无论是销售还是运输成本都处于优势。

而在绍兴县上马PTA项目，还能够促使绍兴纺织产业实现向上游石化行业的延伸，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绍兴及周边地区优势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该项目从一开始就受到当地政府的密切关注和积极推动。

虽然国内民营企业进军PTA产业尚无前例，但有着特殊身份的深圳华联的加盟，无疑为项目的通过增加了砝码。经过2000年10月、2002年４月两次PTA项目申报失败后，2002年9月，华联三鑫45万吨ＰＴＡ的立项第三次上报后获得了通过。

华联三鑫成立后，股权比例为：华联控股50％，展望集团24.5％，加伯利集团24.5％。公司董事长由华联发展集团董事长董炳根出任，唐利民出任总裁，负责公司经营管理。至此，华联三鑫成为我国第一家有民营资本介入的大型石化企业，成为典型的“国控民营”。

辉煌——赢利高峰的“掠夺式”经营

“(华联控股)主营业务实现从原来纺织服装业向以化工新材料为主、房地产为辅的重大转变。PTA为今后公司的主导产业，主要的利润来源。”在华联控股于2005年12月公布的《董事会关于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中这样写到。把PTA作为主导产业和主要利润来源，从华联控股的发展战略上，我们可以推断出华联三鑫PTA项目当时的无限风光。

事实上，在当时有八九家企业与华联三鑫同时申报PTA项目，其中包括杜邦（宁波）化工有限公司、宁波（中信）大榭岛公司等国际国内知名公司。但当时申报通过的仅有上海远东（台湾）化工有限公司和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两家。这为华联三鑫的发展赢得了先机。而华联控股大型央企的身份，也为华联三鑫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专业人才。

2005年3月，华联三鑫一期年产60万吨的PTA生产线完工并投入生产，成为当时世界上单线投资规模最大、建设工期最短的PTA项目。由于市场需求量巨大，华联三鑫的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作状态。据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华联三鑫”累计生产PTA产品39.2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9.6亿元、利润达到2亿元，呈现出产销两旺的态势。

为进一步扩大PTA产品生产规模，实现规模效益，做强做大PTA产业，2005年12月，华联三鑫再次增资3亿元上马第二期PTA生产线。此时，华联控股在公司总体战略布局上做出了改变，由纺织服装行业向化工、房地产两块发展，PTA是主导，房地产为辅。大力发展PTA项目，是当时深圳华联的主要精力所在。

在唐利民看来，产品赢利高峰期就要进行“掠夺式”经营，他要求把产能开到120％、130％，目的在于在产品市场最旺盛的时候发挥设备最大力量，快速收回投资。

一些老股民可能会熟悉那段辉煌，一位股民告诉《浙商》记者：“我当时看好并买了华联控股的股票，赚了不少。”

危机——民营资本的“抗险”能守多久？

与石油的极大相关性，注定PTA项目存在着巨大风险。

PTA生产的主要原料是PX（对二甲苯），据了解，PX占华联三鑫经营成本的85%以上。由于PX与原油有着极强的关联性，随着原油价格（美原油01CONF）从今年1月24日的84.59美元持续上升至最高的146.68美元，PX价格从年初的1100元/吨涨至1660元/吨，大大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

“以公司目前产能计算，该原料的年均需求量在180万吨以上，现有PX价格水平下每上涨1个百分点，净利润将下降2988万元。”在《浙商》记者拿到的一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的上报信息材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由此可以推断，仅由于PX价格的上涨，就造成华联三鑫净利润下滑将近15亿元。

除此之外，企业将PX等原料液化时需达到480摄氏度以上的罐内温度，原料加热载体主要为180＃燃料油，可替代性较差。随着原油价格的不断上涨，燃料油在国内市场价格也一路走高，从今年1月22日的年度相对低点3846元/吨，上升至目前的5500元/吨，涨幅达43%，极大地加重了企业的生产加工费用。据企业测算，按现有燃料油费用占全部经营成本约15%的比重，若单位价格上涨1%，公司净利润将下降527.3万元。由此可以推断，由于燃油价格上涨，造成华联三鑫净利润下滑超过2亿元。

如果再算上辅料价格及物流成本的上涨因素，初步估计，今年以来仅仅由于成本因素造成华联三鑫净利润下滑将在20亿元左右。

油价上涨直接导致企业原料及加工成本费用加重，而下游纺织产业的经营困难使得企业难以提高产品价格，再加上利息成本支出加重等宏观调控间接因素，华联三鑫不可避免地遭遇成本价格上涨和销售价格增长缓慢的“剪刀差”，生产经营的整体外部环境严峻。

数据显示，华联三鑫生产的PTA产品毛利率由2006年的5.88%下降至2007年的-2.94%，PTA由高利走向微利，最终走到了负利润。

抛开石油价格上涨因素不说，单从投资规模和赢利时间上讲，民营资本进军重化行业本身就有着很大的资本负担。PTA作为重化项目，不但投资规模大，而且赢利周期长。建成一条年产60万吨的生产线，就需要两年多时间。华联控股的公告显示，截止2007年底，华联三鑫的流动负债就有78.72亿元，其中短期借款20.62亿元。长期的大规模投入，对民营企业来说，风险是很大的。

博弈——期货市场的危险舞步

面对上下游的“剪刀差”，华联三鑫也曾采取多种方式应对利润下滑。

据《浙商》记者了解，华联三鑫曾通过实施技改项目以节约企业的生产成本，通过技改，有望一年增加效益3.5亿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由于华联三鑫在国内PTA生产领域处于龙头地位，年产量在全国位列第一，因此在国内市场具有相对定价权。《浙商》记者调查，今年以来，华联三鑫利用国内市场的相对定价权，与厦门翔鹭、洛阳石化、宁波逸盛等大型石化企业联手连续多次提价，将国内PTA价格提升至目前的9550元/吨，上升幅度接近30%，一度有效突破前期利润率瓶颈。

然而，相较于巨额下滑的利润，以上手段难以在短时间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种境况下，华联三鑫将眼光瞄向了期货市场。

在《浙商》记者拿到的一份银行内部材料中，华联三鑫套期保值的手段被作为企业“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盈利能力”的经验。该材料显示：在PTA价格不断下跌的困境中，为有效提高财务收益，尽可能降低经营亏损，企业运用反向套期保值的手段合理应对产品价格下跌。具体通过减少当期PX购入量，将相应成本开支用于购买PTA现货，利用合同货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在市场上抛售。据企业统计，通过该种方式的资产运作，全年共获得财务收入2亿元，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但是，正是在期货市场的危险舞步，最终将华联三鑫推入巨亏的泥沼。按之前报道说法，华联三鑫正是在今年7月间，逆市做多PTA期货0809合约的主力。但此后PTA价格并未如其所愿上涨，华联三鑫被迫接下巨量期货实盘,被套资金多达十几亿元。

“我们认为，华联三鑫在期货投资或者说投机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在于角色错位。”浙江地区另一大型PTA生产企业投资发展部经理徐智龙表示，机构在期货市场上坚持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期多（生产商）不做多，期空（消费商）不做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因为生产商总希望看到多头市场，但凭一己之力强行做多是冒企业之大不韪。不仅占用生产资金，还会对本公司的销售造成困难。反之，消费商亦然。”

重组——绍兴两大民企陷入困局

今年上半年，三鑫公司净利润为-1.96亿元、总资产108.42亿元、净资产14.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86%，负债总额93亿元。由于看淡PTA接下来的走势，华联控股将其主要精力放到了房地产上，“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房地产已经发展成为公司的支柱产业。放弃本次增资权利，PTA业务存量发展，逐步减少PTA业务对公司的影响。”华联控股在2008年6月份发布的公告中这样写道。

华联控股淡出华联三鑫的迹象早有显露。

2007年7月24日，华联控股发布公告，称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将引入战略投资者江苏华西集团公司，增资6.8亿元。而本次定向增资完成后，华西集团持有华联三鑫公司31.3725%的股份，超过展望集团和加佰利集团，成为仅次于华联控股的第二大股东。而华联控股的持股比例则缩减至35%。

今年8月，华联三鑫三大股东增资6亿元，华联控股则放弃增资，扩股后华联控股持股比例进一步缩至26.44%，第一大股东位置让给了江苏华西集团。

华联控股在华联三鑫的“老三家”股东阵营中，扮演着“带头大哥”的角色，资本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大大高于展望、加佰利两家。“大哥”淡出，一直倾尽全力积极投入资金的展望、加佰利两家民企作为“小弟”，其尴尬境地可想而知。

当展望和加佰利看好PTA市场，把所有身家赌入其中时，或许并没有想到，自己仿佛正开着小船驶进了汪洋大海……

据最新消息，绍兴本地的远东化纤、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已经参与华联三鑫的经营管理，并将于近日恢复正常生产。进驻之后，年聚合能力达80万吨的远东化纤自身将消化华联三鑫的部分产能，因此华联三鑫的抗风险能力将会有所增强。

编者按

一个著名的袜业企业，在宏观调控的局势下却逆势扩张，再加上老板个人行为的失误，导致了资金链骤然绷紧，企业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危急关头，担保企业挺身而出，紧急注资；相关银行审时度势，雪中送炭；家族内部搁置争执，团结一致，经过一个多月的紧急大营救，终于使企业转危为安……

义乌企业界演绎的这个故事，不仅为浙商企业的“自救互助”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企业危机来临时，家族内部成员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危机？在企业与企业之间，除了相互之间的利益纠葛，是否还应有一种更高层面的道义扶持？在银企关系上，是否可以摆脱“锦上添花，下雨收伞”的轮回？也许，营救宝娜斯的过程，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义乌银企联手救活宝娜斯

本刊记者 王文正

“如果没有新光集团、真爱集团的倾力相助，没有 中国银行(行情 股吧)、广发银行的雪中送炭，没有经销商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我无法想像宝娜斯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说起几个月前宝娜斯经历过的那一次生死沉浮，宝娜斯集团总裁黄祖群依然心怀深深的感激。他说，在社会各方的帮助下，宝娜斯已经完全走上了正常的经营轨道，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加25%，并位列2008义乌最具竞争力企业排名第6位。

在9月8日召开的义乌企业50强会议上，义乌市长专门对这个案例做了表扬，鼓励企业之间相互救助和重组，肯定相关银行在企业困难时刻的积极态度，帮助企业度过危机。

那么，宝娜斯，这个中国知名的袜业品牌企业，究竟经历过怎样的一场危机？相关各方又是如何将其从危机边缘中拉了起来？它给浙商企业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教训？本刊记者深入义乌、金华，采访了当事企业、担保企业和主办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独家调查采访。以下是几位当事人的自述——

宝娜斯集团总裁黄祖群：快速扩张埋下隐患

宝娜斯集团成立于1997年，危机发生前，我姐夫金光宝是董事长，在集团中占51%的股份，我担任总裁，在集团里有49%的股份。实际上，在危机发生之前，宝娜斯在业界一直充满着朝气：2002年，我们聘请当红巨星李玟做自己产品的形象代言人，开创了国内针织企业明星代言的先河；2003年，我们投资8亿元创建浙江亚星纤维有限公司，在业界引起震动；2005年，我们又率先与欧盟AST国际生态纺织研究院合作，在国内全力推出生态纺织产品。

2007年，宝娜斯丝毫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在品牌方面，宝娜斯开始推进“一品多牌”战略，引进国际著名品牌“英舵”，着力打造男袜强势品牌；生产上，又在江苏沭阳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江苏宝娜斯有限公司，这个规划投资10亿元的项目，宝娜斯在2007年投进了2.2亿元；此外，位于浦江的浙江亚星纤维有限公司占地200多亩的第二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又投进了1.3亿元……

生产、经营有条不紊，投资建设顺利进行，一切似乎都一帆风顺。然而，由于我们对国家宏观调控认识不足，企业投资过大，扩张过于急速。2008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日益趋紧，银行开始收缩银根。当春节临近时，宝娜斯的危机也爆发了。

去年宝娜斯在银行的信贷有2.5亿元左右，涉及到六七家银行，到了年底，一些银行的贷款到期后，就不再继续放贷了。银行信贷的收紧，加上董事长金光宝以个人名义向其他企业拆借的部分资金的偿还，使得宝娜斯骤然间感到了资金链的紧张。

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我们必须救助

新光集团与宝娜斯有着多年的关系。2003年，新光集团控股的富越集团成立时，其中宝娜斯和真爱集团都各占了20%的股份。而在宝娜斯向银行贷款时，新光集团也向宝娜斯提供了1.4亿元的担保，另外，真爱集团也为其提供了4000万元的担保。

我是大年三十前两天，从一些银行的人的口里知道宝娜斯的危机。当时，我就跟他们家人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晚上，金光宝和她的妻子来到我这里。当他们向我证实了宝娜斯所遇到的危机时，我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这涉及到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宝娜斯的生死存亡问题；其次是我们新光集团以及真爱集团两家担保企业的责任问题；再次是相关银行的金融风险问题。怎么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必须救！必须寻找一种办法将宝娜斯救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考虑到，宝娜斯的企业运营还是正常的，但其在外面的投资比较多。我和真爱集团董事长郑期中以及金光宝家族的人一起合计了一下，只有将宝娜斯进行“瘦身”，而我们则抽出一些资金，用来应对银行的收贷。最后形成的结果是：新光集团出了1.1亿元的现金，真爱集团出资1亿元的现金，用于应对各家银行对宝娜斯的收贷；而同时，宝娜斯将其在富越集团中所占的20%的股份转让给新光，将其在浦江的浙江亚星纤维有限公司的75%的股份转让给真爱集团。

当然，这样的方案，如果没有银行的支持，也是难以奏效的。宝娜斯在银行里有2.5亿元的贷款，我们两家只能提供2.1亿元的资金，如果所有的银行都收贷的话，宝娜斯还是岌岌可危。不过，在这关键时刻，中国银行金华市分行和广发银行杭州分行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说：“看到你们几家企业都这么诚恳地承担责任，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承担责任，帮助宝娜斯度过这个难关。”两家银行的负责人一次次地来到宝娜斯调研，在确定企业经营一切正常，信贷风险可以得到控制后，决定将贷款留在宝娜斯，不予抽回。

就这样，在三家企业和两家银行的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之下，宝娜斯度过了这次严重的财务危机。这里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我就不一一讲了。至于金光宝董事长以个人名义所借的上亿元民间借贷，他也与各个债主达成协议：在三年内以分期还款的形式将债务还清。

当然，在这过程中，各家企业和银行，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和困难。像银行，当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风险问题，可以抽回贷款而不抽，做这样的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深入的调查；像真爱集团，他们有些股东一开始也是反对出钱救助的；我们新光集团也有困难，这1个多亿的资金，原先是没有计划安排的，为了在1个月内拿出这些钱，我们延缓了国外销售机构的投资，也放弃了国内一些更好的投资机会。

现在，危机已经过去快半年了，宝娜斯经营得很好，企业的一切都正常运行，我们也为之感到高兴。

真爱集团董事长郑期中：我做了该做的

具体到宝娜斯这件事情，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金光宝和黄祖群这个家族非常团结，有信心解决这个危机。当财务状况出现问题时，他们没有相互埋怨，而是以坚强的精神和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困难。我们被他们这种精神所鼓舞，对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有了信心。

在我和周晓光之间，起主导作用的是周晓光。周晓光在北京期间，天天与我们通长途电话，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案。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周晓光在北京遥控指挥，我在义乌具体操办。周晓光从北京回来后，又带领我们从义乌，到金华，再到杭州，一家一家地跑银行，所以说她是起了主心骨的作用的，而我是做了该做的。

其实在为宝娜斯提供担保的三、四家企业中，我们的担保额度是最小的，只有4000万元。为了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提供1个多亿的资金支持，这样的决定当然会受到其他股东的质疑。在我们真爱集团，我个人占了65%的股份，另外，总裁刘元庆和风险控制总监刘忠庆两兄弟分别占了20%和15%的股份。在这件事上，股东之一、风险控制总监刘忠庆认为，我们是最小的担保企业，风险是可控的，没有必要牵扯到宝娜斯的事件中去。当然，我是从整个义乌的金融环境、义乌企业的生态以及社会责任方面说服了他。

当然，做出救助宝娜斯的决定，还要看企业的实力。一个是经济实力，如果我们真爱集团和新光集团没有这个实力，再好的意愿也无法实施。像新光集团，主业饰品这方面是全国最大的，而副业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在义乌是收益最好的；其次是管理的实力，我要考虑整个企业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情况。我接手浙江亚星纤维有限公司，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上游产品，在产业上与毛纺相配套。3月份接手亚星纤维后，我已经投入了1个多亿的技改资金，将其产能扩大了一倍。

中国银行金华市分行行长俞群：银行要学会雪中送炭

宝娜斯财务状况出现问题，最先是我们义乌支行在日常授信管理中发现的。我是在春节前的一个周五下午得到消息的，周六我就赶到了义乌并召开了专题会议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也约见了两个担保单位。

当时，我们的想法，首先就是要把情况搞清楚，然后再采取相应措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当然，对银行来讲，首先是要保证自己资金的安全。今年以来宏观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企业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而我们中国银行一直主张从培育客户的战略高度去服务客户，也就是说，银企合作更重要的是要与企业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主动寻找服务客户的机会：在企业发展比较好的时候，银行应该积极为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而在企业出现困难时，更需要银行特别是主办银行的支持。银行在自身风险得以控制的前提下，不能过多地注重短期利益，而是要主动去帮助客户，积极寻找服务客户的机会，不光要锦上添花，更要学会雪中送炭。

中国银行是宝娜斯的主办银行，与宝娜斯合作有七八年的历史，现在在宝娜斯的授信投入达一个多亿。宝娜斯出现财务危机后，我们没有采取简单的方法处置，而是深入企业做了调查研究，与当事人和担保单位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一些基本判断：首先是宝娜斯本身的生产经营都很正常，资产状况也不错，企业运转良好；其次是家族内部非常团结，有信心渡过难关；再次是新光集团和真爱集团两家担保单位的诚恳表态和鼎力相助。这三大因素，尤其是新光集团和真爱集团作为担保单位极其负责的态度和积极的努力，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最后决定继续给予宝娜斯以积极支持，尽力帮助其渡过难关。

宝娜斯事件的成功解决，既维护了企业的利益，同时也是维护了银行的利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银企双赢。更重要的是各方的积极努力，也对维护当地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危机过后的宝娜斯，在剥离掉一些闲置资产进行“瘦身”之后，已经成为一家正常运营的企业。

“钱攥在手里，拿出去要多掂量掂量，要攥热乎了才能投下去。”

时时刻刻要有风险意识

——绍兴当地企业界人士热议“江龙”等案例

本刊记者 苏旭 见习记者 白友文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江龙破产、陶寿龙败走，但在当地许多人眼中，陶寿龙仍然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想法”的人，但是“运气太差”。

“当时他能有胆量从南方集团买下滨海印染厂，并成功上市，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魄力的，也很有运作的手腕。从这个角度看，陶寿龙有他的过人之处。”一位接近陶寿龙的人士认为。

“陶寿龙营销能力很强，在整合客户资源方面，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申发担保的总裁申屠泳铨认为。

江龙控股集团一位徐姓中层管理人员向《浙商》记者介绍，目前江龙“特宽”的10条线中，有5、6条已经运转了将近一年，“如果能够熬到10月旺季，这几条线运转起来，马上可以将整个工厂盘活。”

只是，江龙没有等到那一天，如今所有的进口设备都安静地待在厂房里，由警察看守——其中还包括几台刚刚运到不久、尚未开封的机器。

“开始时有多少钱？每年能赚多少钱？现在资产规模有多大？做个减法就能大体知道企业有多少负债。”绍兴市担保行业协会秘书长施桂林告诉《浙商》记者。在他看来，目前很多大企业负债率都过重，如华联三鑫，而且还依赖银行来“短贷长投”，将短期贷款用于长期项目的投资，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相对健康的反而是一些中型企业。这些企业一直来发展比较稳健，手里握有充足的现金流，家底很殷实。”

那么，从江龙和华联三鑫“出事”，我们应该得到怎样的警示？绍兴地区的一些企业家也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总部位于柯桥的永利集团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之一，董事长周永利认为，企业做得再大，在扩张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风险。“钱攥在手里，拿出去要多掂量掂量，要攥热乎了才能投下去。”在他看来，如今的形势下，一个项目如果毛利率不能达到25%以上，几乎是无法保持盈亏平衡的。

“江龙的倒闭，肯定还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江龙8个工厂，如果没有好的高管团队做支撑，单凭陶一个人，必然会出问题。企业家不能只考虑经营，而忽略对管理的重视。”周永利还表示。

申屠泳铨则认为，陶寿龙在发展过程中急于规模扩张，却没有练好基本功。“这如同盖楼，顶层再漂亮，下面几层没有建稳固，再漂亮也是要塌的。”

从江龙和华联三鑫两个案例，申屠泳铨还总结出了企业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6大问题：

其一，要做好团队建设，高管层要职责明确，每一块责任到人；其二，整合客户资源，对于业务占比在20%以上的重点客户要牢牢抓住，可以建立更紧固的合作关系，让上游主要供应商及下游主要客户参股到自己的公司当中，建成利益共同体；其三，整合社会资源；其四，搞好与政府的关系；其五，扩张要适度，扩张规模不能超过自有资金的2-3倍；其六，战略定位要清晰，扩张之前不能只靠企业家自己拍拍脑袋瓜子就定夺，而要请相关专家做分析。

什么样的项目该投？什么样的项目该收？这收放之间体现的是企业的商业智慧。而如何引导企业投资？怎样的企业该救？怎样的企业只有让它死？这生死之间体现的则是政府的救市哲学。

拿什么拯救企业?

本刊记者 苏旭

近距离地亲眼看到一家倒闭的企业，比仅仅只是听闻要揪心很多。

今年以来，听到了不少企业陷入困境的消息，这次到绍兴采访江龙控股集团破产和华联三鑫停产的事情，当看到满地狼藉仿佛成为一个垃圾场的江龙集团办公大楼，和孤零零没有生气的华联三鑫的厂房，凄凉的感觉油然而生。

曾经的辉煌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而这背后，是财富在瞬间灰飞湮灭，更是几千员工的失业，以及几千个家庭由此而陷入的困境。

在两家企业“出事”后，绍兴县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对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两个工作小组，并承担了江龙集团所欠员工工资的发放等责任，同时组织江龙供应商进行账款结算。“目前县里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控制住点，避免风险向面蔓延。”一位绍兴县政府人士表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企业生产、银行贷款、社会舆论的三个稳定。”

但是，江龙控股22亿元的窟窿，并不是单靠政府就能够解决的。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始终有一个疑虑：江龙控股集团的问题早已显现，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企业基础就不够扎实。那么，在5年的时间里，为什么还要听任其盲目扩张，并且相关部门和银行还要为其提供融资便利？对产业景气度的预见性是否也要提高?

而在今年7月底，江龙的资金紧张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后，有报道称，绍兴县政府仍召集两家当地大企业，与他们商量借款1亿元给江龙。8月23日和9月1日，政府又两度召开银企协作会议，希望23家授信银行“拉江龙一把”。9月6日，政府召集为江龙银行贷款做担保的8家企业一起召开会议。这8家都是当地响当当的企业，最多的一家企业担保了4.5亿元。

事实上，这样的扶持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是对企业的情况不够了解？还是本身存在“越位”或“错位”？可以说,什么样的项目该投？什么样的项目该收？这收放之间体现的是企业的商业智慧；而怎样的企业该救活？怎样的企业只有让它死？这生死之间体现的则是政府的救市哲学。

而在对待华联三鑫的问题上，据记者了解，当初为了推动这个项目上马，当地政府给予很大的扶持，而对于展望和加佰利究竟是否有实力运作这样的项目，则欠缺考虑。政府用搭积木的方法扶持一些企业发展，但它们大而不强，面临着新一轮衰退周期的巨大考验。

转型升级是企业“自救”的根本出路。江龙所在的柯桥开发区管委会的负责人也坦言，“高成本时代加速来临，拷问着企业和开发区的发展模式。我们的出路只有转型升级，否定粗放式经营，以创新强产业、增效益。”

对于银行，一直以来喜欢“锦上添花”，而不善于“雪中送炭”的经营风格早就为人所知。在企业出现经营危机时，银行抽走一些贷款也无可厚非。然而，若能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做些“雪中送炭”的好事，企业渡过了难关，将来对银行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另外，在一些企业屡次倒下的身影中，我们都看到了由于连环担保而带来的连锁效应，银行在这一方面应加大防范风险的力度。

除了政府救企业外,企业之间也要互救,企业本身更要通过转型升级实现根本性的自救。

企业之间要互救

本刊评论员

由华联三鑫和江龙集团或重组、或将濒临破产所引发的深层影响日渐蔓延开来。首当其冲的则是股东企业、担保企业和银行。

此前上海证券报报道，华联三鑫涉及担保风险金额达约83亿元之后，而这一说法亦得到绍兴银行业人士的确认。江龙集团的担保额虽然相对较小，但同样达到了约10亿元之巨。而绍兴县具体有多少家企业涉及到这两棵庞大的担保树之中，谁也不知道。

远东化纤和绍兴县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华联三鑫注资的消息，无疑让绍兴各界稍松了一口气。但笼罩在绍兴纺织化纤产业上空的阴影并未散去。原因就在于其背后根深叶茂的担保网随时可能将其再次击倒。如若几家担保企业再出现危机，那么多米诺骨牌还可能逐个倒下。与其他地区相比，绍兴企业之间互保的金融杠杆太大，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及时出手，显得至关重要。

除了政府救企业之外,企业之间更要学会互救。集中了华联三鑫两家本地股东（展望集团和加佰利）的绍兴杨汛桥镇，也已对危局展开应急处理。消息人士透露，10月13日，当地政府与银行和相关企业，召开联席会议，并达成初步方案——包括展望在内的五家企业，联合向加佰利注资2900万元，以将其激活。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救了别人，也就是救了自己、救了大家。

浙江省政府9月决定：鼓励各地建立应急互助基金，帮助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解困。浙江省政府提出，各市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市级应急互助基金，为因资金周转困难诱发资金链断裂的企业提供应急资金，帮助企业解决临时周转和短期保障，形成有效预警救助机制。实际上,“企业应急互助基金”在浙江大规模出现，缘于其首创者——同属绍兴市的诸暨的示范效应。2006年3月，这个中小企业集聚、有“中国袜业之乡”之誉的县级市，在国内率先成立了总规模为4350万元的“企业应急互助基金”。当时，该举措被称为“未雨绸缪的创举”。 更多的企业互助基金正在浙江出现——近几个月来，金华东阳、嘉兴海盐、宁波宁海和鄞州等县市先后成立了规模不一但目的一致的互助基金。抱团作战，相互取暖，被比作“速效救心丸”的民企互助基金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越走越远。

有专家提醒，在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明显的浙江，在宏观经济走入下行通道的时候，必须对连环担保的现象加以高度重视，并及早采取有效手段，提防风险传递效应的发生，引发难以收拾的多米诺骨牌现象。

“尽管制造企业间进行互相担保在浙江其他地方同样盛行，但在绍兴这方面似乎更为突出，企业做大之后，各家企业之间通过互保来获得更多扩张所亟须的资金已经成为一条捷径——今年江龙和华联三鑫的出事更像是绍兴民营企业的成年割礼。”一位熟悉绍兴担保业的人士说。

对企业而言,要正确认识担保的利弊,抓好风险控制，比如担保合同应约定担保人有权过问担保资金的流向，有权与贷款银行沟通，明确规定企业对外担保总量不得超过其资产规模的一定比例，也不能超过被担保企业资产的一定比例，以此降低担保风险程度；另外,相互参股的企业尤为注意，要控制好相互参股企业的资金风险与经营风险。当然,企业要告别“野蛮生长”，实现自救的最根本方法,还是那句话：转型升级。 (本文来源：浙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