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即中国上古“五帝”之一颛顼
耶稣即中国上古“五帝”之一颛顼
其实应改为:宗教上的耶稣,历史上的颛顼。”这一新说,对揭开这个谜带来了希望之光!
汉、唐以来,甚至把它列入神话、传说、小说、异闻之类,常使研究者望而却步,一读三叹。深入研究后,宫玉海认为,《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信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志书”,其中包含珍贵的世界古代文化史料,堪称一本难得的“博物志”。他认为,该书是中国上古时代黄帝等几任统治者先后派人去世界“六大洲”考查后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大约成书于四千多年前。为此,
人类不仅有过共同的语言,还出于共同的“根”:现在人类大多是伏羲、女娲、神农、轩辕的后代。古代的中央帝国曾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宏伟的巨石文化、辉煌的金字塔、神秘的古希腊文化、印第安文化,都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气息相连……最近,由海峡两岸史学家联名发起的“重写中华古史”的倡议,得到了海内外一百多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热烈响应与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说法和历史事实不尽相符,“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
这在某种意义上,对宫玉海的上述说法也是一种印证。颛顼出生地点和耶稣一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宫玉海认为,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古历史的真实反映,“三皇五帝”都是中华文明史中的著名的领袖人物。他说,“三皇”就是“天皇”(伏羲氏)、“地皇”(炎帝神农氏)、“人皇”(黄帝轩辕氏)。而“五帝”则指少昊、颛顼、喾、尧、舜五人。“五帝”之后,以治水闻名的大禹开始称王,之后又有汤王、周王,后世共称“三王”。
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看,颛顼和耶稣其实是同一个名字。一方面,根据古汉语中“四通”之法,“颛顼”又读作“瑞须”;而“书”、“稣”也读作“须”;所以“颛顼”又可读作“瑞稣”。另一方面,“耶稣”在古希腊文中为Jesous,翻译成汉语为“约书亚”。
因此,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希腊语中的“约书亚”(耶稣)其实就是颛顼。按照上古时代“一昭(东方)一穆(西方)”、“一幽(北方)一明(南方)”的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原则,少昊(居东方)之后,应由其弟、居西方的昌意的大儿子颛顼接任帝王位。据宫玉海分析,因为同居西方的古罗马人是黄帝重孙子,他们认为有权接班,所以千 方百计不让颛顼接班,采取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的极端措施,把当地与颛顼同时出生的婴儿全部杀死。但颛顼被人们藏匿起来而获救,他因此得名颛顼。后来的基督教中耶稣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以这段历史为原型的。“颛顼”与“拽恤”同音,也有“拯救”之意,但他并不是“救世主”,而是“被拯救”的意思。
犹太人根在中国西北据
这可能是犹太人又自称“西伯来”(即“西亳 来 ”人)的原因吧?“这一家族于公元前15至14世纪(夏代)开始西迁,经过几个世纪,于公元前11世纪达到中东。这和世界史上所记载的犹太民族西迁在时间上也基本吻合。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把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做了比较,也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为犹太人来源于上古中国提供了一个佐证。例如,从宗教信仰上看,人信仰上帝耶和华;而中国人特别是在帝喾时代,对上帝的崇拜是特别虔诚的。“上帝”一词,在我国古已有之,而且是上古人民崇拜的神。帝喾的“喾”字,古读 go,与英语的中的 god(上帝、圣人)相同。古籍《纲鉴易知录》中讲到喾时,说他:“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既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这嫣俨然是上帝的化身,耶稣的形象。由此可知,在上古时代,犹太人的信仰其实和中国人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颛顼死而复活与耶稣复活故事一致宫玉海说,“死而复活”在事情,颛顼与耶稣身上都曾发生过。 而据考证,在世界历史上,“死而复活”的著名人物只有颛顼;宗教史上也只有耶稣一人。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么?《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这样记载:“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稣。”
人们所熟知的耶稣出生日期是公元元年,有人不禁会问:既然耶稣的原型是颛顼,但他为什么与颛顼在时间上相差了近三千年?
据中国古书记载:“舜举十六族”,“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正因为政教合一,所以不能把“总揆百事”(管理行政事物)和“布五教于四方”(到各地进行传教)截然分开。据记载,高阳氏的“才子”八人中,有一人名叔达(又写作叔得、 季达、子都)就曾在世界许多地方留下足迹。
他还说,后人可能是为了“世济其美,不陨其名”,才在修建“九丘”以为崇敬和纪念。在这里已发现了古代留下的七座金字塔(按《山海经》中的记载,应有九座金字塔即“九丘”),其中之一的“叔得之丘”,就是为了纪念叔得(基督)而建。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名字也来源于基督(叔达),这是印第安人带去的;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港口高七十多米的石像也是为纪念他而建。 另外,西方把基督奉为新教的创始人,并且认为基督是一位“有德行的美男子”,也和中国古代所标榜的“子都”的内容也是一致的。其实在西方,耶稣的存在与否及生卒年也没有搞清。公元一年左右,在宗教革新的浪潮中,耶稣教改为基督教(是为新教)。宫玉海说,为适应世俗需要,宗教改革者在对旧的教义做了大幅度修改的同时,并把2900多年前的往事拉到近前,此举为了抓住人们“事情发生的年代越近就越可信”的心理,“新瓶装旧酒”,重新定义、重新解释了古耶稣教即“颛顼之教”的教义。扶余——颛顼之领地和归宿《山海经》中有三处提到颛顼葬于扶余。《大荒北经》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九嫔葬焉。”《海外北经》说:“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海内东经》也说:“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宫玉海认为,上述说法应是比较可信的。
他说书中多处提到的“附禺”、“鲋鱼”、“务隅”、“凫余”之山,就在吉林省扶余县境内,其南北皆有松花江(北江为松花江干流,南为第二松花江),北有长春岭,从地形上看就像一条大鱼。他说,这个地名是从记音和记形两方面而来:因为它在松花江的拐弯处,因此叫“附禺”;它的地形像一条鱼,渔猎氏族把它叫“鲋鱼”;鸟氏家族又把它叫“凫余”。他介绍说,上古时代实行氏族分工负责制,扶余人原是伏羲氏的一个家族,被派到今黑龙江以北作“冬官”,即是“黑龙氏”(黑龙江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后来,这个家族不愿意在这个寒冷的地方生活,私自违抗帝命,南迁到扶余县境内的松花江以南地区。
为了表示告别冬天,他们过了松花江就把一道山岭命名为“长春岭”,又在其西方修筑了“长春城”居住。由于是“叛逆家族”,后来的扶余人老者仍自称“古之亡(逃亡之意)人也”。这个家族离开后,统治者又把“华渚人”派到了黑龙江流域及北极圈内,即今之赫哲人和爱斯基摩人。上古时代,伏羲氏定下了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原则“一昭(东方)一穆(西方)”、“一幽(北方)一明(南方)”,即生于东方者必须封于西方,上一代住南则下一代住北,反之亦然。此举当是为了不断加强中央帝国对世界的了解和管理。直到周代,统治者还遵守这个规矩,如昭王生于东,穆王生于西,是典型的“一昭一穆”。按照这个规矩,生于西方分颛顼必须到东方来建自己的领地。中 国许多史书都说:“颛顼十岁佐少昊”(少昊是黄帝之子,颛顼之伯父),“少昊孺帝颛顼”,就说明颛顼十岁时即有领地。宫玉海说,大约4900多年前,颛顼受命到扶余来建国(领地)。这使得一部分扶余人迁到现在长春市一带,他们把地名带到新址,就是“长春堡”(长春市的前身,以此推断,长春历史已有4900多年了)。
另据《扶余县志》和当地考古资料证实,当地发现了五六千年以上的古墓葬群,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均有文物出土,其中还有黄帝时代的彩陶。但是,由于缺乏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并没有确定出其具体归属。这会不会就是颛顼和扶余人留下的呢? 世界著名神学家、德国的霍尔根·凯斯顿在其《耶稣在印度》一书中坚信:耶稣“复活”之后,经过克什米尔逃到了印度。宫玉海认为,耶稣(颛顼)“复活”后回归东方是可信的,但不是到了印度。因为他“复活”之后最大的可能是回到中国。因此《山海经》中所说颛顼葬在扶余(故国),也是完全可能、并有迹可寻的。另有一些古籍记载,颛顼死后葬在“濮阳”,传统观点认为是今河南省的濮阳。宫玉海说,“濮阳”应为“濮水之阳(南)”,也就是将扶余地方。因为扶余的北松花江,在《山海经》中原叫“濮水” (有卜奎地名为证),“濮阳”就是““濮水之阳(南)”。
这和《山海经》中的记载也是一致的。“圣诞节”应为“众圣之诞”现在基督徒们所普遍过的12月25日“圣诞节”,到底是不是耶稣诞辰之日呢?
至于给孩子们送礼物的“圣诞老人”原型,宫玉海也有新说:地处北极圈附近的格陵兰人,基本是赫哲人(爱斯基摩人,按古音可读“赫哲”)。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代替扶余人为“冬官”的“华渚人”。现在西方学者也认为“圣诞老人”和白雪公主是格陵兰人,而格陵兰人即是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丁令人”。宫玉海说,这些身为“冬官”者规规矩矩听命于中央帝国,在北极圈地区生活。但按规定,每年冬天他们都要赶着驯鹿拉的车,给作为“天下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