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还是自由主义职业报刊
——张季鸾新闻思想评析
2000级硕士 施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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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中，“言论报国”“新闻救国”是其从事新闻活动的重要目的，但他对报刊的认识已经进入了西方现代报刊的领域，已非传统的“文人”或“文人论政”概念所能涵盖。他认为，报纸是独立的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对外诉求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对内主张经济独立和专业规范的职业报刊，这种思想已经近于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的轮廓。而文人论政的主张，则是他晚年在诸种社会角色张力中寻找的一种新的平衡，又与他的家学渊源和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即便此时，张的新闻思想仍然是以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为框架。
关键词：新闻思想 自由报刊理论 自由主义 职业报刊
回顾20世纪中国新闻史，新记《大公报》（1926-1949） [1] 是必须提及的一张报纸。它以“四不主义”立报，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在1941年获颁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外国报纸奖而成为当时中国报纸之翘楚。但对《大公报》的性质，除了以前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批判之辞外，学界的观点并非一致，或将《大公报》视作“职业化报刊”的尝试， [2] 或将其定性为“文人办报”的典型。 [3]
提及《大公报》，则不能不提及张季鸾。他为《大公报》服务15年，逝于总编辑任上，对《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实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的学人多将张季鸾的新闻思想概述为“文人论政”或“文人办报”。但详细探究张季鸾的新闻思想，是否以《大公报》的“四不主义”或者他晚年自谓的“文人论政”所能概括？张季鸾对报纸与从业者的角色和功能是如何看待的，与前人又存在着何种不同？他的新闻思想到了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时，变化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如何评价张季鸾的新闻思想？
一、什么样的报纸？——报纸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
虽然都是办报，但在张季鸾眼中的报纸与梁启超时代的报纸已经有所不同。20岁即投身新闻事业的张季鸾痛感当时中国报界种种不良现象：“且中国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 [4] 报纸丧失独立性，为政治势力、资本所左右，以至于在他看来，当时中国除了两三家报纸之外，“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 [5] 究之“民国以来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他认为，社会环境固然不利，但报业自身也是弊病所在（“其原于环境者半，原于己身者亦半”）。 [6]
报纸的角色定位，是张季鸾首先要厘清的基本思想，也是改变“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的根本之道。1926年，他在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十年之后，他更明确地概括：“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 [7] 言下之意，就是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要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处方就是著名的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
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8] 但言下之意，并非报纸要袖手中立，以至敌视各党各派，张季鸾所着眼的，在于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他在日本留学时担任留日同学会同盟会陕西分会《夏声》杂志主编，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后又多次担任革命党人报纸主编，18年的报人生涯足以使他深感国内政坛纷争之乱与对报业影响之巨。将报纸的地位以公民而非任何政治团体出之，摆脱了康梁以来办报者多以报纸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传统，以期保持办报不受政争的影响，同时也暗示着，办报是一介公民应有之合法权利，报纸方针如何取决于报人的操守和信念，而不受制于外来压力。1936年《大公报》在上海印行时，张季鸾更是明确宣布：“同人尊重中华民国开国者孙中山先生之教训，而不隶籍政党，除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 [9]
“不党”所阐明的政治独立是由“不卖”所秉持的经济独立加以保障的。张季鸾径直提出：“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新记《大公报》成立之初，有吴鼎昌的资金做支持，而且做好了本金亏完算数的最坏打算，他更有底气声明，《大公报》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这样，报纸言论可能不免受知识或感情所限，但却不会受到金钱的左右。 [10] 张季鸾的这种思想并非即兴发挥，三年前他在纪念《新闻报》30周年的文章中，推许《新闻报》能够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并将其成功关键在于将“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独能发挥在商言商之主义，不求津贴，不卖言论，不与任何特殊势力缔结关系，惟凭其营业能力，步步经营，以成今日海内第一大报，此诚难能而可贵也。” [11] 而他担任总编辑的上海《中华新报》在两年之前因经营不善而停刊，使得张季鸾只能回到天津以评论新闻投寄上海报纸，以维持生活。 [12] 政治独立须由经济独立来保障，张季鸾不乏切身体会。
“不党”与“不卖”所确立的报纸独立，目的在于将报纸作为社会公器，即“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13] 进而言之，全国舆论的养成，必须“收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尤须仰赖作为公众喉舌的报纸。具体做法有二，一是开放报纸作为公共论坛，各专门家和事业家可在报上发表言论和互相辩论，只要在法律范围内，报纸忠实介绍而不加干预，以公众作为最后的评判；二是发动公众参与报道：“中国革命之第一要务，为普遍调查民生疾苦而宣扬之，此固报纸天职，而力亦不逮，故必须望全国读者之努力合作，凡属真确见闻，随时不吝相告，期使本报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 [14]
“不党”、“不卖”、“不私”，谈的是报纸的立场和定位问题，落实到具体操作上，要求就是“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视为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 [15] 可以看出，张季鸾要求报人必须做到独立判断、充分知识、冷静探究、忠于事实，概而言之，即理性精神。
“四不主义”勾勒了张季鸾理想报刊的基本轮廓：政治独立，经济独立，以为社会公器，且秉持理性精神。但解读下来，发现张季鸾对言论甚为强调，同时对报纸应起到的政治作用更是重视，这是否意味着张季鸾对报纸的认识仍与康梁等一脉相承，而只是在报纸独立性上有程度之别？
虽然立志“言论报国”，但张季鸾的报纸观念与梁启超已有泾渭之别。在梁启超看来，在社会体系层次上报业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在与民众的关系上又是一种教化、宣传的阵地， [16] 报纸言论起到“去塞求通”作用，沟通的是封建时代分割的君臣关系。而在张季鸾眼中，报业独立于政治势力，乃现代社会中公民之独立舆论机关，所起到的是沟通社会各界，养成舆论的作用。佐证之一是在抗战情势日紧的1936年，张季鸾写道：“同人等愿本其良知之昭示，竭诚为调和疏解之呼吁，当尽可能，剖析事实，衡量厉害，不畏强权，不媚时尚，期以公正健实之主张，化全国各种感情思想上之歧异。” [17] 在具体办报上，张季鸾操持的已经是一份现代报刊，重视经营。更为重要的是，以直言谠论著称的张季鸾对新闻十分推重。他列举新记《大公报》十年来“有应尽之则责任而未尽到者”有六，新闻位居第一：“报纸生命，首在新闻，盖应能反映中国之全部重要问题，以满足救亡建国途中国民之一切需要。” [18] 即便在报刊言论领域，张季鸾所主张的是报纸上呈现的意见的多元性，并且有着自己的职业追求，就是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这与当时政论报刊意见单一一边倒、以政党利益为出发点恰成鲜明对比。
由是观之，张季鸾的报刊理念已非康梁一脉，而进入现代报刊的领域。在新记《大公报》创办13年后，张季鸾对此有比较详细的阐述：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近多年来，报纸逐渐商业化，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而进展。其结果，只有大规模经营的报纸，能以发达，已不是清末报业初期文人办报的简陋情形。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所以从大体上说，中国报业是走着英美路线。” [19]
二、什么样的从业者？——职业报人
新记《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被归结为三点：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管理运营），张季鸾的评论。姑且不论这是否准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创立之始即为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前的政党报刊作为同人团体有很大不同，而是体现出作为一个职业组织的基本特点，亦即报馆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有职业运作发展机制，有职业规范，有从业者的职业认同。
张季鸾1936年发文纪念《大公报》复刊十周年时，对此有精练的概括：“同人自复刊以来，常以本报之经济独立，及同人之忠于职业自勉”。 [20]
经济独立是报纸得以自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张季鸾在阐发“本社同人之旨趣”时，已论述了“不卖”原则对于报纸保持独立的重要性。1936年5月提及华北局势对报纸影响时，他看到的是广告发行皆受重要影响，而且“纸面之整理，新闻之充实，皆不能如计画以行”。 [21] 同年9月回顾新记《大公报》创立十年时，更是首先历数报纸发行、印刷、营收方面的进展，想必他下笔时心下颇为安慰：“除第一年入不敷出，耗用股本之外，未几即渐达收支适合。迩来工场设备之发展，皆以营业收入充之。现时工场财产，价值约四十万，皆自然发达而来者也。” [22]
报纸的发展须由良好的职业运作机制实现。对于报馆的组织架构、人事制度，张季鸾文章中甚少提及，或者以为不足为外人道也，但“同人审念，为保持职业神圣之计，对于职工福利，须有设施”，专章阐述了报馆的福利制度，包括养老备险等基金、摊派红利、教育卫生设备等。究其因，张季鸾看到了良好保障机制对报纸发展的重要性：“同人微志，愿为中国社会完成一经济独立的言论机关，同时为我千百职工建设一巩固安定的生活根据”，前者是以后者为基础方有可能实现之。 [23]
报馆既为职业组织，从业者即为职业报人，用张季鸾的话来讲，就是“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这种职业的自觉在张季鸾的诸多文字中屡有体现，在他看来，报人已经形成一种行业，业内对从业者的规范和操守应有明确之认识，用专业术语来形容，即已形成一专业社区或专业共同体。让他着急的是，社会对报人行业认识模糊：“中国社会对于报纸及报人久无正确之认识，盖于报纸使命及报人职业之重要，多未有相当之体会。”虽如此，他对报人职业和报人的共同体有着极深的认同感：“同人十年来谨服职业神圣之义，以不辱报业为其消极的信条。……十年来中国报业蒸蒸日上，同人厕身其间，幸未辱及同业。” [24]
一种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标准是在于它自身有着独特的职业规范。张季鸾对报人的职业规范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首先是新闻记者必须客观报道。“四不主义”既是新记《大公报》的办报主旨，又可视为是对从业者的职业规范。十年后，张季鸾在纪念文章中有更明确的表述：“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绍介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私见，有偏私。” [25] 即便到了战时，张季鸾对报人的社会责任更为强调，但他仍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视察战线之纪事，那也要纯采客观的态度，就是一切以新闻价值为标准”， [26] 不能搀杂自己的主观感受。
客观原则只是记者应该遵守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报道新闻（记载）还是发表言论（主张）都不应受到个人私利和情绪的影响，也就是必须做到“无我”。他举例说，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 [27] 在答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奖章时，张季鸾对此的概括是：“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以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 [28] 张季鸾进而从“无我”推导至“无私”，认为最应避免的是私利和私见：“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凡束身自好的报人都能避免的。其比较不易泯绝者，是利于所亲，利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 [29]
值得注意的是，张对报人对名望的追求可能加诸职业的影响甚为重视，这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兴起时的情况有所不同，或许是受了中国独有语境的影响所致。他教诲刚加入新闻行业的记者：“名誉心本来是好事，但容易转到虚荣。以卖名为务，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并援引当时《大公报》初创之始约定社评不署名的传统，认为重要的是追求报纸实现其应有的责任，而非个人的目的。 [30] 在《大公报》和他个人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表示：“我们以为不求权不求财，是士人常行，容易办，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因为办报都希望人爱读，读者越多越欢喜，名声越大越高兴，而危机也就在这里。因为一个报人若只求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祸国家。” [31]
无论是“无我”还是“无私”，报人所应坚持的职业规范，根本上必须为公共利益服务。张季鸾认为，报纸是公众的，不是私人的，报人在报道或者评论的时候都必须服从公共利益。报纸的公共性在张早期即甚为“不私”原则所强调，到了他晚年，他径直提出，报人不能私于一部分人，而抹煞其他部分人，更不能私于小部分人，而忽略大部分的人。 [32]
正是基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张季鸾对职业报人有着极高的期待。在回答可能有人提出“无我无私，岂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这样的问题时，他毫不客气地回答：“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的，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33] 在他看来，报人应该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职业追求，应该力求贡献于社会，影响于政治。征诸报业，应该是报道新闻，发表言论，以为公众之喉舌；张季鸾还希望现代报业除刊行报纸外，应为社会实际服务，凡社会应倡行之事，报纸宜为其先锋或助手。 [34] 故《大公报》在复刊十周年时，设立文艺与科学两个奖学金，以回报社会。征诸报人，即所谓“新闻救国”“言论报国”。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张“言论报国”的思想。后人归纳张的办报理念时，往往将“文人论政”视为其核心，而“言论报国”就是其直接体现。张的新闻思想是否为“文人论政”所能概括，后文将做进一步讨论，但就“言论报国”而言，未尝不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报人的职业追求来解读。1936年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张季鸾明确提出：“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度时代之国家尤重。” [35] 回顾《大公报》接办之前的中国报界，清末报纸的大发展是由于中国衰亡之危机，引发爱国志士以报刊为斗争武器：“海内志士用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 [36] 英敛之创立的《大公报》亦因为直言谈论而倾动一时，言论报国之风至清末达到高潮。但民国以来，受军阀政治高压影响，报狱迭兴，存留下来的大报或寻求外力庇护，或缄默主张从事商业经营，张季鸾不禁慨叹：“近十余年来，除革命机关报之非商业性质者外，求如清末报纸之慨然论天下事者，反不多见……所谓言论报国者何？际兹纪念，悲愧交并矣。” [37] 对他而言，新记《大公报》创立之初，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新闻报道的数量与水平，而是独立言论主张的有无。1923年《新闻报》创立三十周年纪念，虽然担任其记者的张季鸾肯定《新闻报》能较真实地记录、反映社会现实，但新闻报仍然称不上是他理想的报纸，他给新闻报提出的希望是：不仅仅更加全面快速地报道新闻，更加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而且要向欧美大报学习积极发表自己的主张观点，引领全国舆论，成为像英国《泰晤士报》那样有影响的大报。 [38]
如本章以上所述，张季鸾在对报纸作为独立的社会公共舆论机关的角色定位基础上，提出了对报纸的内在诉求：报纸必须由独立的经济来源和良好的运作机制保障，它的从业者已经形成了职业共同体，由区别于其他行业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规范加以约束，并有着自身的职业追求。就这些特征而言，张所阐述的报刊理念可以用“职业报刊”名之，而有异于同人报纸或政党报纸；他对新闻从业者的要求也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以言论参与政治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体现出了“职业报人”追求。
三、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与“文人论政”的交叉
对张季鸾这一代新闻从业者而言，多灾多难的中国是其无可闪避的现实情境，而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是断然无法放弃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一目标的追寻。这一命题，迥异于美国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批职业报刊所面对的历史环境。因此，在张季鸾身上，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追求体现出了更多现实考虑和中国特色的因素。抗日战争的爆发无疑是对其民族感情的重大刺激，必然对其办报主张有相当之影响；而且战争导致整个社会情境产生根本上的重大变化，报纸所担负社会角色和责任都必然迥异于和平时期的日常状态。如果说，抗战之前张季鸾的新闻思想差可用“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来形容，那么，抗战之时他的新闻思想出现了若干重大的变化。在1939年《大公报》奔波流徙至重庆香港出版之际，张季鸾撰文专述抗战对中国报业与报人之影响，开篇便写道：“中国报业受日人侵略战争的影响太大了，因为使得报业性质，报人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39] 可谓是一语中的。
首先，他认为报纸的角色从原有的私人经营的社会言论机关变成为服从国家需要的宣传机构。“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注意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受着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40] 相应地，报纸的功能转而以宣传为主，所谓“国家作战，必需宣传，因为宣传战是作战的一部分，而报纸本是向公众做宣传的，当然义不容辞的要接受这个任务”。 [41] 报道和言论都应该唤起民众抗日热忱，目的是“传达并宣扬中国民族神圣自卫的信念与热诚，使之更贯注而交流。” [42]
既然报纸以宣传为主要任务，那么报纸与政府的关系也理应调整，张季鸾认为，“在这抗战期间，一切私人事业，精神上都应认为国家所有。” [43] 在最为敏感的言论自由问题上，他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吾人以为言论自由问题之解决，首视言论界本身之努力如何”，言论自由虽然是“国民必需之武器，但不知用或滥用，则不能取得之”。言语之间，张对“政府是不肯说其是，盖欲免反政府者之相仇”和“政府非自亦不敢鸣其非，而徒诿责于干涉”这两种报界的做法甚为不齿——当然，张季鸾在文中亦提出政府和地方当局应注意要点，呼吁依法给予报纸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与此前他有关言论自由的文章是一脉相承。 [44] 但在1939年，张季鸾在回顾以前与新闻检查机关屡有纠纷之后，体现出了宽大的一面：“然抗战以后，在汉在渝，都衷心欢迎检查，因为生怕记载有误，妨碍军机之故。中央宣传部本是指导报界的最高机关，抗战以来，我们是竭诚接受其指导”。 [45] 可以说，服从国家利益需要的意识已经盖过了言论自由的诉求。
报人应有的职业规范亦应随着报纸角色和功能的转变而发生变化。诚然，记者仍然应该恪守报道时的专业规范——“要保持研究批评的精神，对于一切人，一切事，都应当以独立的立场，做公平的批判”， [46] 但重要的是，记者应该将自己视之为前线战士一般，听国家统制而使用。 [47] 在新闻的具体操作上，“战时的一切新闻是应当受统制的，……战地记者应当先自认识发表新闻的性质范围与程度，使我们全国的宣传都确实有利抗战。” [48]
张季鸾新闻思想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最直接而言，战争爆发改变了报纸的生存环境，报纸的组织利益已经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大公报》津、沪版关闭，迁汉出版，旋又被迫入渝，新办港版、桂版，损失可谓惨重，“我们向来是营业独立的报纸，但经此国难，已经将多年的经济基础牺牲了”。 [49] 其他报纸亦然，除了少数在上海租界能够继续商业经营之外，广大内地的报纸都失却了经济基础。“本来，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说不到言论自由……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 了性质。” [50]
就个人来说，张季鸾身上体现着不同角色定位的张力。首先是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民族情感上升至思想最主要的地位。在武汉时，张季鸾表示的是要把报纸付诸抗战之用：“我们要尽可能搜集各地确讯，并加以正当的批评观察。要尽可能集中全国各界权威的救国高见，同时我们自己要对于外交政治经济等不断的贡献意见。” [51] 到了重庆，张季鸾则是恨不能持枪上战场：“假若国家需要我们上战场，依法征召，我们便掷笔应征。不然便继续贡献这一支笔，听国家作有效的使用。” [52] 他认为，抗战之时，国家有权要求任何人上前线、献产或毁产，而做报的人，起码应当贡献一张报于国家，听其统制使用；何况“在这两年大战中，实在感觉一张报还不如一个兵”。
其次，张季鸾业已是全国卓有影响的报人，与政府政局的关系甚为密切。贡献国家，服务抗战，在张看来，就是要报纸服从“国家中心”。据今人吴廷俊考证，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提出于新军阀混战之时，酝酿于抗日救亡之际，正式形成于西安事变之后。 [53] 193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曾爆发关于民主与独裁政治的论战，与知识界过从甚密的张季鸾与《大公报》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张季鸾这一政治主张，无论是被视为“小骂大帮忙”的典型，还是认为他是出于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国内市场的考虑，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拥戴蒋介石的统治，与国民党党报坚决反共的立场亦有明显区别， [54] 都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从事报业的立场。
再者，蒋介石与张的特殊交往使张处于“报人”与“国士”的角色冲突中，“国家中心论”的提出亦与此有重大关联。虽然张终身并未如陈布雷般入幕，但自从他立主保全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蒋每有重大国是都请张季鸾到南京商量，张季鸾也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成为未入幕之策士；而《大公报》也就成为蒋每天必读之物，该报的社论观点常常影响蒋的施政。 [55] 张曾自谓自己的人生观是“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56] 幼年受严格国学教育，且多蒙亲友提携，对他来说，以国士报答蒋的知遇之恩，甚为自然。
职业报人、爱国人士、知遇国士，这三种角色的定位与内在要求都有区别。职业报人需要的是独立立场，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旨归，爱国人士身上更多体现的是民族情感，而国士的身份则不可避免地卷入具体的政治运作之中，以政府的利益为最大化之目标。因而，在抗战这一舞台上，张季鸾同时扮演着几种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发表不同取向的主张。但在张看来，这几种角色有着内在的统一逻辑：报人以报纸/言论报国，国家利益须由“国家中心”体现和保障。因此，他晚年提出《大公报》是“文人论政”的机关是水到渠成的结论：“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57]
四、结语
对于张季鸾的办报思想，后人多认为是“文人论政”，吴廷俊在《新记大公报史稿》绪论即提出《大公报》是一张文人办的报纸，他对文人办报的界定是：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营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并围绕此概念展开对《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经营、言论和新闻等活动的论述。 [58] 夏晓林则直截了当引用张季鸾1941年《本社同人的声明》的段落，概括张的办报思想为“文人论政”。 [59]
这当然不失为一种理解，但问题在于，“文人办报”是比较模糊的概念，一是它只界定了办报的主体，“文人”本身亦是模糊的概念，系何种知识分子尚缺乏质的规定性；二是“文人论政”或“文人办报”的提法，以现在所见，多出自张的晚年，即便如《新记大公报史稿》绪论为证明论点所引胡政之1949年的一段话，仅提出不同于商人办报和党人办报两种做法，并未明指第三条道路便是“文人办报”。而我们可以从张季鸾对报纸本身和办报主体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新闻思想已经超越了中国近代以政论为主的政党报纸的源流。
张季鸾是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想源流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新闻思想中，“言论报国”“新闻救国”是其从事新闻活动的重要目的，但他对报刊的认识已经进入了西方现代报刊的领域，已非传统的“文人”或“文人论政”概念所能涵盖。他认为，报纸是独立的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对外诉求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对内主张经济独立和专业规范的职业报刊，这种思想已经近于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的轮廓。而文人论政的主张，则是他晚年在诸种社会角色张力中寻找的一种新的平衡，又与他的家学渊源和历史情境密切相关。但需注意的是，即便此时，张的新闻思想仍然是以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为框架，比如他对职业报人意识的强调，《大公报》仍保持对时事相对独立公允的评论立场和客观报道，都可谓佐证。
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张季鸾对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的探索应享有独特的地位：继上世纪20年代徐宝璜等人对以传播新闻为本位的职业报刊进行理论探讨后，以张季鸾等为代表的新记《大公报》，对定位“社会公器”的独立报纸加以实践，开启了中国新闻界对职业报刊探求的道路。虽然对“职业报刊”新闻思想与办报实践的关系未尽厘清，对《大公报》的评价也随时间消长品评不一， [60] 但诸多研究者在述及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和职业报刊发展时，都以该时期为一重要源头，李金铨认为，“在二十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所揭橥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等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 favor, without fear）的纲领。这正是今天所谓‘媒介专业主义’（media professionalism）的基本精神。” [61] 不过，有学者指出，以《大公报》“四不”原则为代表的实践不乏与西方的专业主义相吻合的成分，但应该考虑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演变的因素。 [62]
究其一生，张季鸾经历了言论报国投身革命报刊，失败后实践职业报刊蔚然成就，战争爆发后以国士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等三个历程。把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以他晚年自陈的“文人论政”概之，不免失之含混。张季鸾毕生以新闻为业，追求报纸的独立、自由与职业化，但民族独立的主题和政治现实施加的诸多影响，使他对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想的探寻出现了游移。在评价张季鸾的新闻思想时，需要把厘清不同历史阶段的因素，给予历史的分析，才能准确地概括一代名报人的办报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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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1987），《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旦（1998），《“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新闻思想百年主潮论》，复旦大学新闻博士论文，未刊。
来丰、王学成（2001），《“文人论政，商业经营”——张季鸾的报业经营观》，《新闻爱好者》第2期。
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
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华夏文明与华语传播”2001年会宣读论文，兰州。
吴廷俊（1994），《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武汉出版社。
夏晓林（1992），《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文人论政”》，《新闻研究资料》第56辑。
徐铸成（1986），《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季鸾（1944），《季鸾文存》。天津：大公报馆。
周雨（主编，1991），《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周雨（1993），《大公报史（1902-194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传记文学》编辑部，《张季鸾传记资料》。台北：天一书局。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特殊交往》，《文史春秋》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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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非特别注明，下文中《大公报》概系新记《大公报》的简称。
[2] 如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新闻思想百年主潮论》。
[3] 如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
[4] 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3页。
[5]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大公报》社评，1926年9月1日），《中国新闻史文集》第148页。
[6]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大公报》社评，1926年9月1日），《中国新闻史文集》第148页。
[7]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天津《大公报》社评，1936年5月20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32页。
[8]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大公报》社评，1926年9月1日），《中国新闻史文集》第149页。
[9] 张季鸾《今后之大公报》（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4月1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190页。
[10]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大公报》社评，1926年9月1日），《中国新闻史文集》第149页。
[11] 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1923年，载《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册》），《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3页。
[12] 周雨《张季鸾传略》，《大公报人忆旧》第279页。
[13]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大公报》社评，1926年9月1日），《中国新闻史文集》第149页。
[14]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天津《大公报》社评，1936年5月20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32-33页。
[15]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大公报》社评，1926年9月1日），《中国新闻史文集》第149页。
[16] 丁未《论中国新闻事业的三种角色定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4期。
[17] 张季鸾《今后之大公报》（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4月1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190页。
[18]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9月1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204页。
[19]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香港《大公报》社评，1939年5月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51页。
[20]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9月1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203页。
[21]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天津《大公报》社评，1936年5月20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31页。
[22]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9月1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203页。
[23]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9月1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203页。
[24]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9月1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204页。
[25]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之辞》（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9月1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204页。
[26] 张季鸾《无我与无私》（载《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年6月），《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21页。
[27] 张季鸾《无我与无私》（载《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年6月），《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20页。
[28] 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重庆《大公报》社评，1941年5月1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26页。
[29] 张季鸾《无我与无私》（载《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年6月），《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21页。
[30] 张季鸾《无我与无私》（载《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年6月），《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20页。
[31] 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重庆《大公报》社评，1941年5月1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26页。
[32] 张季鸾《无我与无私》（载《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年6月），《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21页。
[33] 张季鸾《无我与无私》（载《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年6月），《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22页。
[34] 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之辞》（津沪《大公报》社评，1936年9月1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205页。
[35]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天津《大公报》社评，1936年5月20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30页。
[36]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天津《大公报》社评，1936年5月20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31页。
[37]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天津《大公报》社评，1936年5月20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31页。
[38] 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季鸾文存》。
[39]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香港《大公报》社评，1939年5月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51页。
[40]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香港《大公报》社评，1939年5月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51-152页。
[41]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香港《大公报》社评，1939年5月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52页。
[42] 张季鸾《本报迁渝出版》（重庆《大公报》社评，1938年10月17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91页。
[43] 张季鸾《本报迁渝出版》（重庆《大公报》社评，1938年10月17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92页。
[44] 张季鸾《论言论自由》（津沪《大公报》社评，1937年2月18日），《季鸾文存》第一册，第239-242页。
[45]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香港《大公报》社评，1939年5月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53页。
[46] 张季鸾《赠战地记者》（载《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年5月），《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19页。
[47]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香港《大公报》社评，1939年5月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52页。
[48] 张季鸾《赠战地记者》（载《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8年5月），《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19页。
[49] 张季鸾《本报在汉出版的声明》（汉口《大公报》社评，1937年9月18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页。
[50]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香港《大公报》社评，1939年5月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51页。
[51] 张季鸾《本报在汉出版的声明》（汉口《大公报》社评，1937年9月18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页。
[52] 张季鸾《本报迁渝出版》（重庆《大公报》社评，1938年10月17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93页。
[53]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第263页。
[54] 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大公报人忆旧》第309-310页。
[55]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特殊交往》，《文史春秋》1999年第1期。
[56] 张季鸾《归乡记》（载《国闻周报》，1934年12月2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附录第7页。
[57] 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重庆《大公报》社评，1941年5月15日），《季鸾文存》第二册第126页。
[58]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第5页。
[59] 夏晓林（1992），《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文人论政”》，《新闻研究资料》第56辑。
[60] 《大公报》以其“国家中心论”的论调，吴鼎昌、张季鸾、王芸生与蒋介石的关系，致有“小骂大帮忙”的非议。当时身为中共地下党员、曾任《大公报》副主编的李纯青则认为，不能把国家中心论与拥戴蒋介石、拥护国民党划归一笔账；而且《大公报》对苏联、红军、中共的报道是持客观态度的，不能与国民党党报混为一谈。如果从事实（新闻报道）与意见（评论）分开的角度看，李纯青也言之成理。且在1941年张季鸾去世时，周恩来、董必武唁电目之为“文坛巨擎，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衿式”，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9月26日）则认为“先生之足为报人楷模，在其不以办报为捷径，自誓终身不服官。这种视办报为终身事业的精神确是值得钦敬的。”
[61] 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第38页。
[62] 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华夏文明与华语传播”2001年会宣读论文，兰州。
施喆，男，1977年9月出生，研究方向：媒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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