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刊》创刊词（一）
仰望数千年的黑暗天空，划破这般沉寂的，是太阳的光辉，是月色的皎洁，是星晨的闪亮，是你和我这样极普通、极寻常、极无权、极无势的人所行走的“一滴一滴，滴成血色的道路”。这样的人，常在乱世里为“念想”而活着，为他人的快乐而快乐，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有时，我们将这种“念想”称为理想，称为主义，称为信念，甚至称为“生活”本身。个体在中国传统里，总是被压榨、挤兑、钳制、捆绑得最厉害的角色。没有个体，没有具体的你，没有具体的我，没有完完全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活着、笑着、哭着、奋斗着。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历史，镇止民心，防民甚于防川，天下一统。在那恐怖与洗脑之外，更多的是自我束缚、自我恐惧、自我麻醉、自我冷漠。无数人批判着“中国人”的劣根，无数人指控着“中国人”的麻木，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亦如此。这是个自己加诸沉重于自身的民族，越悲剧的、越灾难的、越恐怖的、越黑暗的，反而越成为牵动人之精神世界的某种资质、经验、记忆、历史，甚至是文化。在这坛没有新鲜空气与自由感觉的酱缸里，个体的自我超越乃是最大的难题，尤其是将自己与国家命运紧绑在一起之时，要真正作出自己最勇敢的选择，恐怕需要太多不一样的历练与探索。人已是如此微小，微小得如风中的尘埃，如刚刚死去的农妇，如飘在空中的你那沙哑颤抖的声音。多少年以来，在这个国家，即使抛开最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你所看到的所有主张，都极少是站在个体立场上说话的，每个人都像国家元首，每个人都爱争“国家之民主”、“人民之自由”、“民族之强盛”。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推动政治改革，无论是反击腐败，还是力求法治宪政，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国家”、“人民”、“民族”。你甚至不明白你和我这样的公民、这样的个体，究竟在哪里真实地活着？如今的2008年，居然连“禁止在规定的公共场所吸烟”也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来主管，这习惯上的事情，竟已成为爱国与否的判断。这样的土壤和空气所孕育出来的人，要想找到自己真实的灵魂，将比其它民族更为艰难。 “五四”青年节当日，我喝醉了。我说：“为我们的节日干杯！”然而，那节日本身的由来，却是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不是自由主义，更不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自由主义。没有人说：“国家之民主不等于个人之民主，国家之自由不等于个人之自由。”所有人都在为国付出。那是个强大的磁场，或者是熟练掌握这个民族规律的人的借口。古代的臣民想说点真话，也要先“万岁”好几遍，那是孝忠君主之权的前提，而后才有几句隐藏、含糊、擦边球的真话。现代的人想说点真话，即使不用那么直白地向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学习，也要把“爱国”叫得极为响亮。起初，大家都习惯了，以为不过是口头禅，可这样的气氛越发浓重，且被众人见证到可怜、可悲之时，你已体会到了什么叫骨子里的恐惧。最初基于热血与理想的呼喊，转化成基于恐惧的“行话”，这样的“行话”是你要展示自己意志的前提，倘若没有，你就会站在国家的对立面。国家其实只是手段，它的目的是社会，是你和我这样具体的人。然而，在这里却很奇怪，国家与社会是常有对立的，因为这个国家极难成为人人心中的国家，反而是被偷换概念之后的统治阶层的另一个代名词，不是你和我。你若不能将自己的主张融入这样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让自己永远站在统治阶层的立场来说话，那么你所代言的群体，以及你自己，都将成为众矢之的。这实在是个巨大的悲哀。2008年4月29日，知名作家柏杨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生前他说“不为君主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那个“苍生”，是你和我这样的人。在他迷留人间之际，精神极度压抑，喝着流体食品，嘴里提得最多的，除了“我怎么会这样”，就是“国家与社会”。这样的灵魂，已深刻地懂得个体、国家、社会的含义，以及这当中的巨大冲突。人啊，仔细想起来真是渺小得很，穿越历史，抚今追昔，每个人都应该问：我在哪里？我怎么会这样？国家啊，社会啊，在我心里装着，可是国家和社会是怎样装着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