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太过优待

右派：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太过优待
　
柳鲲鹏
http://blog.sina.com.cn/quantum6
2009-8-26
　
关键字：毛主席 知识分子
简介：两个从小在台湾接受反共教育的人，后来留学霉国，文革期间有机会来中国观光。在访问自己的老世交时，这位在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被大字报攻击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然说文革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错误思想”，并感慨“在今天我确实感到老年人的幸福，七十多岁的人了，工作愈做愈有意义，身体也愈来愈好”，最后说“我总觉得毛主席对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太过优待了”。从毛主席时代的科技突飞猛进就可以知道，这是真的。而有的人把知识分子当狗一样给点钱就想收买他们，学霸走狗们高兴，但是有点骨气的人呢？
　
　
　　《台湾留美学生在中国大陆的见闻》
　　作者：王春生 王正方 合著
　　出版：文教出版社
　　香港文咸东街八十三号四楼
　　一九七二年五月初版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6/88528.html

　　
　　大概从出现社会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会相互攻击对方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革命之后大陆搞社会主义，蒋介石政权掠夺了全国黄金宝物之后龟缩到台湾搞资本主义，也是就相互攻击“水深火热”。当然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毛主席时代台湾是害怕同共产党打交道的，而现在的台湾人明目张胆的闹独立。即使是大陆官员，现在对台湾连统一都不敢提了，而台湾人也在大陆耀武扬威、神气活现、高人一等。当然，特色也把毛主席时代说成一片混乱黑暗，这一点深得全世界反华势力、洋奴学霸、洗脑小资们的赞成。而比较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愚民和左派们，则对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精神面貌、高科技、国际环境、政治清廉怀有特别的“深情”。
　　吾在《新时代的洗脑与精神麻醉剂》指出，任何一个当局，必然会利用大学对大学生进行彻底的洗脑。怎样判断自己是否洗脑了？即判断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占大学生思想的主流，如果是那必然被洗脑。比如在中国的大学生，只要有下面的想法，即被洗脑：西方历史文化灿烂，而中国历史文化专制黑暗；中国现在的制度出了问题，共产党不是好东西，有很大的罪恶；西方民主选举可以解决腐败问题；毛主席时代黑暗混乱泯灭人性。如果毛主席时代残酷迫害知识分子，那时的高科技是为什么会突飞猛进？后来的贪官学霸又从哪里来呢？
　　
　　台湾、霉国的大学也趁机洗脑。1972年出版的《台湾留美学生在中国大陆的见闻》的作者王春生、王正方两位就是在大学反共的洗脑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听听他们自己的叙述：
　　“一生中主要的教育，或是由小学到大学全部的教育都是在台湾接受的”，台湾教育一定是反共的，所以教育出来的人也是反共或者恐共，于是台湾的父母师长们说：“尔等这一代真是算幸运的，要是尔等今天留在大陆的话，哼！……清算斗争……水深火热……”
　　“在台湾生长受教育的另一特点是对西洋，特别是对美国，有着衷心的仰慕和崇拜”，去美国之前的一段时间，又有台湾的亲友长辈们说：“要是尔等在大陆的话，哼……哪儿能留学……水深火热……尔等真是算幸运的……”
　　“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日子过得紧张，谋生也并不容易”，怕得不到奖学金，怕找不到职业，怕被裁员，最怕的是万一有个大病。有些朋友说：“吾等算是幸运的了，生活在美国只要汝混得好，有汽车……要是你在大陆啊，哼！……水深火热……”如果混得不好呢？
　　从上可知，这两位显然是被不停的洗脑的。一九七一年的九月底，因为保钓行动这两位参加了北美华侨回国访问团，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访问了八个星期。算不算幸运？他们来中国被洗脑之后，发出了如下感慨：
　　“幸运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幸运的人都是果敢的人，敢于创造的人，有毅力的人，有理想的人，就像我们在新中国遇到的同胞们。廿余年来他们由最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自己的命运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辟出一个崭新富庶而繁荣的新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一个朝着理想迈进的国家，一个光辉灿烂的人间。”
　　
　　本人在《新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中明确指出：革命的领袖人物必然产生于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同样的，由于知识分子的先天后天优势，在哪个社会中都占有相当地位。所以这两位在中国的访问，实际上也必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接触的农民工人也只能算群众演员而已。这一点，即使是毛主席“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时代，也是如此，这很大的原因是中国从古代形成的对受教育人的尊敬。作者在接触的过程中，不少知识分子都介绍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这里主要介绍两位知识分子被“残酷迫害”、“下放”、“劳动改造”的内容。毫无疑问，他们采访的对象应该有事先的安排，他们的话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和新中国的话。那么，这些话是不是值得同意？就看各位的立场了。
　　
　　一位受到残酷迫害而下放的医生，听起来不是诉苦，而是一种自豪：
　　“五七干校工作的一位女医生，是位正式的西医，现在也学会了中医……不太爱说话，……偶然把她的话匣子打开了，她就兴致勃勃地谈起来五七干校后的生活体验”。这应该是为自己思想的伟大转变而非常高兴吧。
　　“我起头对于上五七干校学习意见是不同的。我那时候，认为自己是个技术干部，专长是医疗。下五七干校去学农、学工，会不会把技术丢掉？”。这样的想法，谁都这样认为吧？就是今天，绝大多数的洗脑大学生们也是这样想的，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没有到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甚至学无所用。但是相比之下，那时的知识分子只是换个环境，还不是长久的放弃自己的学习所长。
　　“来干校之后，先下田种稻子、种菜，也跟贫下中农生活在一块儿。几个月以后，思想上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和贫下中农接近的机会多了，自然就发觉他们的朴实、无私和淳厚的优良本质。他们对旧社会剥削阶级有切骨的仇恨，对新社会、对红色政权、对毛主席有最真挚的热爱。在这段时期里，他们给予我的教育真是数不清。”吾相信，这位医生的话是绝对真实的。这一点即使是经过30年污蔑的今天，绝大多数农民工人还是非常怀念毛主席时代的，那感情之深……很多人家里还象神一样供着毛主席。
　　“记得有一次，我到附近公社去给一位老大娘看病。这位老大娘在旧社会的时候，曾经得过眼病。因为当时没钱延医治疗，拖了下来，两只眼就这样瞎了。她听见我来了，亲热得跟见了亲人似的，扯住我的手不放，一个劲儿地要我坐，其实我那个时候早就坐着啦！老大娘告诉我，她在旧社会受的是什么样的罪，过去怎么样受人的剥削，这些都是课堂上书本儿上学不到的。老大娘又说：‘你是城里的大夫吧，过去想让你们看个病可真不容易。碰上个负责任的医生还好；要不然，老远地赶了去，碰上个不负责的，病没看上，还得弄一肚子气。今天可好，城里的大夫上我们村子里来看病。这都得感谢毛主席噢。’说着说着老大娘就哭起来了”。看到这里，大家都知道这是毛主席时代一贯的宣传内容。每个人是不是觉得这位大娘憎恨的，就是今天的特色社会呢？那么这位医生，是怎样想的呢？
　　“这时候，让我想到刘少奇的医疗路线，搞重点医院，专在都市里弄些庞大不合实际的医院。搞专家主义，花七八年的时间训练出一些医生，专想成名成专家，没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种路线怎么能为广大的农民服务，怎么能不批判，不斗争呢”。重点医院？城市医院？专家主义？这些不都是现实中的事情吗？到底要恨毛主席、共产党，还是要恨刘少奇、特色党呢？自己想。
　　看完这位医生的思想转变，不知道还有谁坚持这种带有一定强制性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改造，是一种“残酷迫害”呢？如果是残酷迫害，那么这位老大娘的悲惨遭遇，难道是活该？就应该永远这样悲惨下去？如果这也叫“残酷迫害”、“专制”、“残暴”，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从肉体上把这些贪官学霸直接消灭呢？而毛主席先后分7次释放全部的国民党高官，又怎么没有人提起呢？
　　
　　巧合，这两位作者碰到他们家的世交魏老先生。魏老先生是一个旧知识分子，解放以后仍旧在大学当教授，支领高薪水。闲谈中很自然地触及到他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和体会。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系里第一张大宇报就是批判我的。他们说我在搞业务挂帅。以前我是在培养整理古书的人才，并没有认真批判过古典文学和古书，起初受批评当然不服气。两年以后才慢慢理解群众的批评是对事而不是对人，是对以我为代表的那种错误思想，而不是对我个人。”任何人一听到别人说自己的不是，都会不爽，这位老先生也不例外，所以不服气是正常的。但是他随后就明白了，文革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错误思想”。如果针对人，还搞什么红卫兵运动，还搞什么批判，直接判刑送监狱不就万事大吉？
　　“到了文革后期我自己也能够自动参加批判古典文学。以前听犯的大毛病是批判的认识不够，也不正确；那时候也搞过批判，不过是个形式，怕一批就没有古典文学了。其实是不破不立，旧的、错误的一定要认真批判，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古文学要为建立新文化服务，这才是古为中用的意义”。难得！这位老先生“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是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根本立场问题，也是一个思想的三大支柱之一。
　　“文革期间受批评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都在工作。像俞平伯被批判了，现在仍旧在文学研究院工作，冯友兰被批判得最厉害，现在也还在北大工作，他们的生活和待遇都和以前一样。‘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两句话起初我也是不了解，经过了知识分子再教育，才稍微认识了些。工农兵的文化水平也许不高，但是他们的批判能力很高，在农村中批判刘少奇十分精简有力。知识分子长篇大论批来批去，人家也不知你在说什么。这两方面的相互教育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充实劳动人民的基本知识，生产与知识一定要结合。”且不说他们都有工作，即使那些被下放劳动的，哪个不是带着工资待遇下去的？
　　作者听他提到知识分子再教育就好奇地问他“也下工厂、公社劳动过”，这位魏老先生很自豪地回答：
　　“当然去过。不过像我这么大年纪，也不能劳动什么，只在那儿做劳动量最轻的事，可是教育意义大极了。在公社里和许多农民们谈话，有一位老农谈他在解放前的生活，说他一年之中省吃节用只存下了一百三十吊钱；在齿轮工厂里一位老师傅谈他以前在北京捡破纸的日子。而我那时候在北京做大学生，还用一个听差的。我每天穿着大褂过老爷生活，什么劳动都没做过，甚至于体育课都叫听差代自己去上。毕业以后不久做大学副教授，一月的薪水是他们当年挣几十年也挣不到的，现在这些劳动人民经过苦难翻身，每个都在努力积极地替国家忘我的生产，而我呢……虽然掌握了一些知识，却替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服务。现在我与一些青年人一块工作，批选古典文学，编讲义，大家合作集体编作。”解放以前的大学教授工资是普通人“几十年也挣不到”，难怪学霸们对解放前的时代念念不忘，玄机在这里啊。
　　魏老伯说到这里显得很兴奋，也让人觉得他年青了些。他又接着说：
　　“真的，在今天我确实感到老年人的幸福，七十多岁的人了，工作愈做愈有意义，身体也愈来愈好。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得了气管炎，这个你父亲是知道的，几十年来，年年要犯。去年出了一种新药，是文革以后各地汇集许多秘方，当局由四十几种方子里提炼出一种新药，我吃了五付，气管炎就完全好了。”什么叫幸福？工作有意义，人生有意义，周围人相互关爱。这其中跟钱、地位、成功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魏老伯沉默了一会，然后很诚恳地说：
　　“我总觉得毛主席对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太过优待了。”
　　
　　一个饱受迫害、被强制性下放进行思想改造的右派、知识分子，竟然会得出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太过优待的这个结论？细细一想，可不是嘛：
　　强制知识分子接收劳动改造，实际上接触了广大工人农民，结果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真心尊重，得到了各种优先，真正享受到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而不再是以前那种虚幻的自我感觉良好。
　　让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正好摆脱历史上讽刺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罪名。后世想攻击毛主席时代的知识分子？无从下手啊。
　　增长了见识。这个见识，可算是历史上第一次与群众融合的见识，下一次，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
　　学以致用。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爆发了自己的智慧，新中国各项科技、文艺、文化、水利、农业、工业等各行各业都取得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成就。单论这个科技，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在1970年代末与跟霉国各有所长，100吨大飞机都上天了，就知道知识分子结合群众后爆发的力量。而改开搞了30年，重视知识和人才喊得比天响，论文满天飞，结果呢？学以致用了吗？有什么成就了吗？
　　什么叫“太过优待”？只消问一下工人农民对以前大学生和现在大学生的评价，就清清楚楚了，更不用说那时的知识分子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参与政权管理。可惜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一点钱收买了，成了贪官学霸的走狗，写出了伤痕文学、牛棚杂记，控诉自己同工人农民是一种“残酷迫害”。而在社会的影响下，知识分子背叛了毛主席，于是就被人民抛弃，最终也被贪官学霸所抛弃。
　　
　　知识分子想重新迎来人民群众的尊敬，就只有毛泽东的优待措施。只是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还在自己虚幻的优越感中不能自拔呢，还憎恨曾经给自己太大优待的毛主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