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国父纪》
文章一、“混茫的情意”与“亲切的造形”——由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感笔致先生书（林桂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4&ID=7772&replyID=&skin=1
尊敬的□□□先生：您好，
最近得知人民大学已经正式创办起“国学院”并今年九月招收国学班（5/29新华社讯），晚生深为之欣喜（另山东大学九月创刊《儒林》杂志）——虽然这种创办法未必能弄出什么名堂来（重要的是不拘一格招人才、用人才），但这毕竟是一种预示，一种转型：百年来在“救亡图存”或“主义”或“现代化”招牌下打倒自己器物、思想、制度之文化传统并似乎唾沫和践踏都不足以泄愤和解恨的思想演绎，终于跳出了“清算儒家史责”的荒唐逻辑与“打砸（孔家店）”的流贼行经；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血脉，终于迎来了当局者为之“政治破冰”的春天，焉能不为之欣悦？！
我们缺乏的不是“学术”，缺乏的是“思想”，是“爱”——我们缺乏的是【有爱的思想】，缺乏的是【有思想的爱】，更缺乏的是行动：有思想的行动，有爱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思想，行动的爱（在我们大学校园而言，则尤其缺乏的是有爱的思想、有思想的爱）！所以，我们需要思想，需要爱，需要思想的爱，需要爱的思想；需要行动的思想，需要行动的爱，乃至需要【思想的行动】，需要【爱的行动】（当然后两者更有望于社会大众来推动）。而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先哲，我们的文明，就是向来就有如此的“爱的思想”、“思想的爱”。
张爱玲前夫胡兰成先生一九七九年《国父纪》一文中有一核心的见解，那就是中华文明及中华礼乐制度，向来都有一种为洋人所难以理解和品味的【混茫的情意】（混茫一词原出《庄子/缮性》篇），一种天地一体、群生相与、悠悠历史、茫茫穹宇的“混茫的情意”——多好的一个“混茫的情意”，多好的一个“混茫”，一个“情意”！华夏文明中流动的生命意识、生命史感，或华夏文明在个体生命与集体生命上的【历史的律动】或【律动的历史】，洋溢予了华夏文物、制度多少生命混茫、气韵飞盈的情意或情感！某读胡兰成先生此句，真乃拍案叫绝也：造化灵气，千古奇文！
怪不得夫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怪不得夫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故秉承夫子“六艺”之学的民国大儒马一浮先生处处强调“诗以感为体”，强调“感发情性，植养伦理”，言“后世有欲知某之为人者，求之吾诗足矣”。——看来孔门儒学，绝非宋儒一个“理”字可以道明说尽，岂不一“情”字更能传神达意耶？毕竟“理”落得一个滞碍、玄远，而“情”反落得个通达、亲近……想来夫子之学是何等的灵逸通达和丰盈伟巨！
佛学家欧阳竞无先生云我们要警惕“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剑”者，这些人用“剑”来驱使众生来达到他所持圣经中所云的“天堂”，以众生的残酷来实现天堂的“丰富”，即用民众的血来实现自己所招摇之经书的叙述景象，用他人的躯骨来铺就自己的梦想！——这是“爱”的贫乏者，来追求“欲”的丰富，并在“爱”的名义下，将人们践踏至己欲的深渊……爱的贫乏，是生活最大的敌人，是历史最大的敌人；夫子当明白“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剑”的弥天大谎或血腥气息，所以一再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仁由己，岂由人哉”，所以一再强调“伤人乎不问马”、“匹夫不可夺志”……
对每个人、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与关爱，或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的【底线伦理】之“自由”的支持与【超越伦理】之“自由”的赞赏，以及对超越性伦理之“自由”的“民可使由[导]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立场（为仁由己、汝安为之），多么体现了夫子的深刻！——所以，孔门儒学完全有支持民主、人权的内容，更有超越民主、人权而不逊圣教的平等、仁慈、博爱等的内容，而所有这些内容，在儒家立场看来，就在于一个基于个人又归于个人的“情”中——情是生命自由的最后尺度，情是生命自由的最后家园！
性者，生也；情者，生之兴也（按小字学情、性皆训“生”也）。冯梦龙《情史》所谓“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故文王、孔子之圣也而情……”——生命的本质是生，生命的要义是情，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是情，生命的中轴和辐辏也是情，孟子所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李渔所谓“王道本乎人情”，冯梦龙所谓“六经皆以情教”，冯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故而基于《易》学“生生”的基本哲理，万物群生、民人黔首之“情性”以及推衍情性而关涉的礼乐制度、器物文献等（文化或人文），莫不关乎情者、生者，呜呼，情之为生可谓大矣。
冯言“万物生于情，死于情……生在而情在焉。”可见，无论从词源义理与学说流脉，《易》学“生”的哲理当可为“情说”提供最基本的学术基础——而基于《易》“生”的基本哲理，“情说”亦当是儒学现代转生的最基本之路径；舍此路径，孔门儒学或难再获得切近生活与生命的现代转生，更无从谈起兼容与超越基督、伊斯兰、佛教的合理精神内核……
胡兰成先生言“混茫的情意”与“亲切的造形”，此辞乃烁然可见吾华夏文明尤儒家礼乐文明的生命律动与历史气息，令人惊叹和感佩！（虽然胡背叛“父母之邦”而投靠日本人参与伪政权，但无损他对中华文明的某种独特感认）
□□□ 顿首，洋历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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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胡兰成《国父纪》 ※江山有思
（一）
我读 国父孙先生自传：「自立志至同盟会成立，几乎是余一人的革命」，即憬然有思，拿来比三三。 孙先生异于史上的惟是应于民间起兵的气运而发难、成功或失败者，而是他自始即讲思想学问，以与民间起兵的气运结合。孙先生的人即是一代江山有思，一代江山的动。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乱后，世上彷佛风雨过后，地上花叶狼藉，有一种新夏的寂然。此时应当是有时代的省思的，但是未即成为言语字义。把来成为言语字义的是当时的新人，年轻的 孙先生。但他不去凭吊昨日，他的说话只单纯的今朝的淳音。
民国今发生过多少大事，如对日抗战终结后，如国民党退出大陆后，皆应当是有一个大的省思的，然而皆被当场以浅率的现成的语言句义来表达，把来枉为了。政治如文章，好文章的发想，原来皆只是一种茫然的情意，理路章法要等其自然形成。而如这次败战后日本人的思省，与*共*江等四人帮之乱后中国人的省思，则皆是套用现成句子把一篇文章来写坏了。我是从写文章的经验，纔晓得了 孙先生的革命的构思。
鸦片战争后与太平天国之乱后，当时便是清廷也并非不在思省，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皆知要练新兵、采用西洋武器、开汉冶萍新法铸钢厂，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办邮政电报与铁路运输，并且开办洋务学校，不能说不想要好，亦且多少做出多些成绩的，但是不能算数。因为新时代的中国是要写一篇大文章，而他们做的这些都像是先立了几个要点，以为只要照了要点就可以写得文章，他们的构思也是太小了，与一个时代的江山有思不配的。
随后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维新运动也是不得算数，不论他们提的这新案好坏，新案是只有从民间的茫然情意渐渐的、忽然的形成出来的，康梁的不过是也如同立了提纲要文章一样。
彼时的乃至今时的中国一般民间人对于时代的茫然的情意到底是怎样的呢？有一部旧约，写古昔以希伯来全体对时代的情意，而其后西洋便如写法国革命的文学里，则只有阶级的或团体的情意，没有其民族全体的情意了。倒是日本写明治维新的小说如岛?藤村的「天亮以前」，虽是写的藩士，而有民家情意的深厚切实，是日本民族全体的。而我们还没有像这样的小说写清末以来至今天的事。我期望三三有人能写，写中国人对于时局的反应是怎样的情意，写得比藤村的更好。
彼时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于西洋来侵的新时代是抱什么感想呢？中国人没有像西洋国民的狭义的国家思想，中国人被西洋侵略，民族的危机感当然是有的，但第一感却是去想到天道与人事的是非曲直。因为是大国，一般人对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惊心是惊心，一面却仍像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不大敏感似的。被西洋侵略的缘故，民间对于日渐深刻化的贫穷，当然是切切在心，但中国人是学问的民族，事情非等到理论化否则难以认知，且因文明的历史久远，眼前虽生计艰难，一般仍有世事悠悠之感。所以对时局的反应，思省是思省，却未必就能从事功主义来简单的下得结论。即中国人不即作本能的反应，而是凡事都要把来肚子里过一过，中国人的不是阶级的或团体的，感是人人同感，人人的想法依于同一的天理与事情。
中国一般人这样的从茫漠然的情意，逐渐的而亦忽然的事理化学问化，便是 国父孙先生的革命的思想学问。 孙先生的自传开头：「凡有顺于天理，应于人情，适应于世界潮流，合致于人类社会需要之事，先知先觉者立志而行之，决无不成功的。」而凡此的结论亦即是其新的开头。
中国人是一般的都不会即刻觉得是屈辱，亦不会就发生仇恨，如在上海与广州的民间，很自然的接受西洋事物，与西洋可以无间然，而同时仍不失其中国文明的是中国民间人的自觉，孙先生自传里的「适应于世界的潮流，合致于人类社会的需要」两句所以能说得这样自然。孙先生的对西洋无间然而事理是非分明，这样健康的态度，绝非今日的所谓文化人所可与之同日而语。彼时康有为梁启超的对于西洋，要算得开明了，要算得大了，但是比起 孙先生来，康梁的就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似的。 孙先生不是当时所谓正规的读书人，今日的学者们亦不承认其是有学问，而所以 孙先生是被天选中了，「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二）
到仙枫家吃茶，觉得冈野法世作的这茶碗很好，仙枫说是冈野自己选了给我弟弟的，当时不觉得怎样，今纔越用越看越知其好。冈野作陶，是直接从情意生出来的造形，有一种混茫，而成了形制分明的器皿，所以颜色与线条都是吉祥喜气的。这可拿来譬说 国父孙先生的思想学问。
原来新石器时代文明发明轮与辘轳音乐数学等都是直接从混茫的情意而逐渐的与忽然的现出来的形制。但后来惟中国的易经仍是此传统，希腊人则惟是就形制而加以说明，从学问来演绎出学问，不知直接从情意的混茫中出来形制与学问了。西洋人是从希腊人起已和他们的情意粗缺疾废了。西洋近世的革命更只是局部情意的本能的反抗行为，思想理论只是就目前事理的翻案。惟中国人对于时势异变有一种混茫的情意，是一般人的，不是阶级的或团体的，此大的情意直接自天。中国人有着历史上成毁的经验，其看现实比他民族更一倍小心，而答案却大到出了题目的范围，对处怎样的惊险迫窄的现实亦可有跌宕自喜，此就是 孙先生的学问。古人说「日月光华，弘于一人」「山川灵气，锺于一人」， 孙先生是中国一般人的情意锺于他一人，他发想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直接从混茫的情意逐渐的，而也是忽然的形成出来的。
而今天我们三三的年轻人是在重新又从中国这一代人的混茫情意出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与礼乐建国的新案。我们也通过已有的学问，但如有源头的人过过竹栅而流，已有的学问不过是栅，而新的学问是在那水流。
中国文明的政治是与西洋的政治体质不同。因与仙枫谈起，仙枫会能乐，我就以能乐为喻，说道：不戴假面具时的素面而舞，眼睛平望前面，脸上只是澄静的，没有表情，此最是到了真的境界，而现在西式政治家的是向选举者讨好的笑颜，则是下品的表情。以前日本明治维新时，西乡隆盛的与中国的革命者 孙文的素面却是像能乐的。这样譬喻你就明白了。能乐舞者的素面如此，其谣曲的内容与形式当然也与之一致，所以 孙文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在其体质上就与西洋政治不同的。
杜甫诗赞夏禹治水曰：「神功接混茫」，西洋民族没有这混茫的情意，其造形的来历浅薄，不成文明。日本民族有太初混茫的情意，却又缺了神功。日本人于理论化的学问只觉得不亲切。他们昔年对 孙先生如此，便是现在日本友人对于我的说理都没有热心的。他们的友情是不问理论与学问而帮助。
中国东西单说殷周铜器与宋明瓷器，其造形的丰富广大亲切即远非西洋的可及，因为那造形的变化是直接来自混茫的情意与亲切的现实，生于数学与物理学的象，而理论则是造形的语言，中国的易经礼乐制度的造形亦是如此。而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发想便也是来自和这同一径路的。
中国文明是理论自身亦是从混茫的情意而来的一种造形，所以如易系辞与庄子的理论都是诗的，而中国的诗如李白杜甫所作的则是知性的，理论的。 孙先生的文章与演讲没有诗的名，而与李白杜甫的诗相通。
直接从混茫的情意与亲切的现实而来的造形，如冈野给中冢的兄弟的那双茶碗，初看不容易就知其好， 孙先生的思想学问亦是如此。而日本人是对造形的美能懂，可是不懂理论的美。
（三）
老子说：「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我要讲出西洋人日本人何以不知 孙先的思想学问，来见出 孙先生的学问思想的可贵重。西洋是其学问的理论化来历缺情意，日本民族则又是有情意而未有发明理论化学问的经验。
老子非学，是非难离了混茫的情意的学问，像西洋那种的，而实际上中国的学问是一路上仍随处有着混茫的情意的。日本人却以为单是情操的深邃的美即已是一切，对理论不感兴趣。前天我购得保田与重郎先生着「天降言」，其后记有云：
「小生是到了近来，知道了于文章的自觉处，些许成得了文章的造形了。限于立议论，以观念为形态者，即在文学是近于无明之域，一点一滴地体味，其为文人尚幼稚也。文章是什么呢？于文章之域的初程，我不过知得千几百年前人夙所游而欢乐勇敢的程度而已，但这不可说是虚度了岁月。」
他这来说日本文章对西洋文学是对的，但是中国则还可有如庄子与李白杜甫的理论的、知性的好文章与好诗。
还有是冈洁先生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因不知我的地址，辗转到了昨天始有人寄拷贝来看到，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他逝世三个月前。信里他切盼与我一见商量天下英雄会的事。他说我肯定素粒子的存在是妄识，素粒子不过是大自然的在电视里的映像。要想真识得大自然吗？那只有是佛教的第十一识云云。我看完信思索了，在这一点上我与冈洁先生是即使再见面了亦谈不拢的。素粒子异于电视上的映像。佛教的悟境里没有生灭与建设，我们不能以之来对处现实的世界。
我写此稿，艰难苦涩，自己想为何要牵扯到这些？着实懊恼。今晨尚在床上，却忽然明白了，这原来就是 孙先生说的知难，我应当来说明何以西洋人与日本人皆不可能有像中国人的创造思想，我这纔心里开豁了。
西洋人是没有混茫的情意。人与大自然一体的混茫情意，在他们是被物质隔断了。他们且因社会的对立而没有了民族的统一的情意。西洋人的思考只是间接的，从第二手的学问，如数学与物理学而来，不知是更可以有直接来自太始的情意。情意的事他们只诉之于宗教，而宗教是非建设性的。
与仙枫讲到颜色，我说，西洋人说原色，中国人则说正色。音也是，西洋乐器的音大都是原音，他们的歌喉也是原音。你最知道能乐的正音是怎样的。未开化民族用原色，西洋民族则以原色配搭成复色，到底算不得数，所以他们的绘画会又索性用原色。西洋的音乐亦然，从原音的复合音今又回到单是原音。
今代表西洋思想的美国思想便亦是像这样的，从他们的复杂的哲学回到了单是物量主义的。其实西洋的民主社会，社会主义的构想，皆不过是如同原色的、原音的复合构造。西洋人根本不能懂得中国人的思想，他们中有东方趣味的，对于中国的刺绣与宫灯的情意完全不是这回事。在于西洋人，要知就有这样的难。他们连于数学与物理学亦是用之而不知其故，人间的学问从天而来，而西洋人自从与天隔绝以来，就不知的是永远也不能知了。
日本人不同。日本人有其民族的与大自然一体的混茫的情意，所以他们能采用中国文明的制度文物，采用得这样自然，成了自己的东西。但这是像子承父业，弟承兄业，可以无间然，但是缺少父兄的一番创业艰难。日本人只是把情绪渗入这借得的制度文物，使之加深加美，到达顶点是极乐净土与王朝女人之美，因而以为不需要理论。但是这对传来的中国制度文物则可，近世传来的西洋制度文物则不可了。后者都是原色原音的东西，日本人的情绪要渗入也不能渗入，尤其败战后的日本社会美国化，把日本的美都破坏了，而这里的分别是非美恶，至少需要初步的理论。可惜日本民族的历史上没有创造理论的经验。
汤川秀树能知西洋人到了物理学的穷境，其理论之非，但是汤川亦不知如何可以打开物理学。冈洁知数学的制限，他亦不知当初数学之所以被发明。这样两位大智者都没有建设性的理论。倒是小林秀雄在去年第二十三回学生青年会合宿教室（国民文化会小田村二郎会长主催）演讲思想之要，在于文章，他提出情意混茫难知的学问境界，我读了不觉起敬。但是他亦欠进一步说明从情意混茫中致知，是怎样的逐渐而忽然的形成出来学问。
同青年会合宿教室尚有有名的经济评论者木内信◎的演讲，他说此十年来对景气的观测多不的中，因悟得经济学非科学，其它凡人文学皆不是科学的，他所以要提出新的经济学。但他连不能叫名战后的是世界性的产业国家主义经济，便见他的有限了。木内从他对观测景气不的中而觉茫然，此与小林秀雄说的文章情意的混茫比，只是事务性的，即使形成了某种新理论，亦不够创造性的。
日本民族是没有创造制度文物的经验，今说要昭和维新，却不知在理论上展开，而惟以情绪的行动来与现实对决，他们中的强者如三岛由纪夫及影山正治的切腹，高者如冈洁及汤川秀树的但是对于时事心里切切然，还有如保田与重郎的是志于做隐遁诗人。而最多人则说是不必太担心，日本不会亡的，日本民族虽马鹿一时，凡事几时又自会好的。
人自己没有创造的经验，是不知 孙先生的思想学问的形成的艰难辛苦与欢喜的。即如我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许多人对之不热心，但若去想想西洋几个得诺贝尔赏的物理学者在寻求宇宙的统一场与宇宙的最终方程式而皆失败，你就会晓得了知难，要对中国先人感激了。不但作者，读者亦要有从情意混茫难知来读 孙先生的书的。
（四）
要知 国父孙先生的思想学问吗？ 孙先生是凡他所说所做的都有着天地之始的创造性。而这天地之始则是在他对于现实的好情怀里。
孙先生不说攘夷排洋，他说反满，是讲事理，只要清廷退位，不讲要报仇。他比邹容说话平静。对于西洋， 孙先生是讲要与西洋平等，不恨亦不傲不怯，单是事情要分个是非，民间讹言出了真命天子， 孙先生便如天之婴儿。婴儿的眼睛黑黑的，他看一样东西时，或是你抱他在手时他的眼瞳看着你时，精神专一纯粹之至， 孙先生便亦像是这样的看西洋，看现实的人事。如同神在看世事，而多了一个切切，对于现实的切切之意。是从这样的好情怀纔有广大而切实的创造性的思想生出来的。
一个激荡的时势里多有人虚矫，偏向，兀自怨恨，又愤怒给人看，但是他们不会有思想。革命者是要有像 孙先生的无垢的眼瞳。后来中共强调怨恨，所以连没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毛泽东也要算个豁达，惟他的做人缺少一个至心诚意。
孙先生的安详是因为大。高中时代的男孩子喜欢仰卧草地上望着天空，只觉亲切而悠远，便亦像是这种安详，有着前途未知的动意的安详。
而孙先生的坚毅又是无比的。不但是有事之际如应付陈?明叛乱时， 孙先生在炮舰上，便是平时无事，也是坚毅的。老子是一部打天下的书，，他道：「能婴儿乎？」婴儿的手抓住你的手指好有力，婴儿是无论抓住一样什么都不能叫他轻易放开， 孙先生的坚毅便像是这样，而不是固执。高尔基赞列宁像一只猎犬的咬住了猎物就不放，与鲁迅的主张打落水狗到底，就与孙先生的差远了。孙先生的坚毅又像幼儿写字劲直，是生命的天行健。
人对应现实，若只是欲望的、物质的，有烦恼迷惘也是重浊的，与太始的混茫是两回事，要是理出了个思想，也只是从第二手的学问而来，不是直接从太始的混茫而来。要像 孙先生，纔烦忧发怒亦仍是好情怀，所以能从太始混茫出来得理论。
（五）
革命思想是直接从天而来，而不能没有传统。 国父孙先生的是经学。自传云「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又云：「独好三代两汉之文」。 孙先生的爱写礼运篇，原来是有其这样幼学的根基的。 孙先生的文章与演讲的风格，宏大?明茂达，原来就是三代两汉之文的。
五经诗、书、易、礼、春秋， 国父于易是开了他汤武革命的一窍。读书经，可以想象幼小的 国父感兴趣于周武王伐纣时，会师孟津，白鱼跃入王舟，如同是今天的事。于礼则是幼学只读礼记，未读周礼的，仪礼亦略，但单是那礼运篇里的世景就与幼小时 国父的乡下的风日村落人家田畴一样亲，想念之不完了。春秋是连左传读，给了个深刻的印象，历史因于天命，从此 国父就喜欢历史了。
读五经当然也读四书。四书论、孟、学、庸，论语是幼小的 国父读得了一个学字，后来 国父一生好学。于孟子是王天下与先知先觉觉后知后觉读出了兴。而王阳明只学得了良知良能，而不触及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又不想到要如何来王天下，就小得多了。 国父于孟子的良知良能是与论语的仁知二字一道把来用功为格物致知的致知，而体验出「知难」说。论语与大学都不讲教，至中庸与孟子始讲教， 国父于此明白了政治是教化。
明清一般塾童只读四书，不读经， 国父十二岁毕经业，广东那乡下行的还是宋儒以前的古法。五经是要幼小时就来读的，
（按：此文写于一九七九年，未写完，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