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线如皇帝新衣 中国究竟谁“不差钱” ？
贫困线如皇帝新衣 中国究竟谁“不差钱” ？
颜昌海
发表于 2009-06-26 13:53:31
香港《太阳报》说，大陆官方多次宣布，内地目前的贫困人口只有1500万，但这件皇帝的新衣，日前被世界银行所捅破。世行日前公布，按照当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中国仍有2亿5千4百万人每天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所谓的和谐盛世，其实不过是牛皮盛世。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主要是贫困线标准不同。中国官方划定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但依据世行的人均1.25美元一天的贫困线标准，两者相差近一半。毫无疑问，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远远低于现实的生活需求。人均年收入1196元，相当于每天不到4元，这点微薄的钱，在百物腾贵的中国，连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费都不够，维持基本生活相当困难。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缺失，比如高额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支出，使很多收入即使高于一千二百元的群体，也生活在贫困边缘。“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药价高，医疗贵，一病回到旧社会”。这些民间顺口熘，便是最好现实写照。
当局之所以坚持贫困线划分的中国特色，是为了彰显政绩。贫困线愈低，贫困人数愈少，政府的政绩就愈大，所以，当局便以所谓的中国特色为由，根本不顾现实情况，人为地压低贫困线标准，使中国贫困人口一直徘徊在1500左右。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数字，实际上是荒唐透顶，一捅就破。如今的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官员像大款，农民像难民。
贫困线之争，也折射出当局的愚民政策。当局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手里有两套法宝，一套是“中国特色”，一套是“与国际接轨”。当制订不利于人民的政策时，如房改，要求大家自己掏钱购买商品房，就说是“与国际接轨”，理由是外国都是自己买房子，没有福利分房的说法。但如果要政府出钱，比如医疗、教育，很多国家是免费的，当局又不与国际接轨了，强调中国国情了，举出诸如财力不堪重负等藉口，结果导致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中国设定的贫困标准并未与国际接轨，看似符合中国国情，实际上这是有选择性地与国际接轨的真实写照。正如公众所诟病的，涨价接轨，降价不接轨，对政府面子有益就接轨，有损政府面子就不接轨。中国GDP人均达到两千美元了就想接轨，谈到贫困人口就不接轨，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官字两个口，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有理，但老百姓却因此遭殃。
国富民强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但如今的现实是国富民穷，最可悲的是，很多原本贫穷的人，却被当局视为富人，连做穷人的机会都被剥夺。
在中国仍有2亿5千4百万人每天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的时候，却也是某些中国人引以为中国“不差钱”的时候。但中国，究竟是那些人“不差钱”呢？
在日前召开的政协11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受到政协常委和委员热切关注的是：中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
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查阅了几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而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则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上。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架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纷纷登场。
目前，畸高的房价成为财富过度集中的一种典型体现。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有着深入研究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可以被划为中产阶级之列的副厅级干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在
《法国大革命讲稿》作者、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下的中国，改革的聚焦点，仍然是如何对过度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
倘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就无法阻断这样的循环链条：社会不公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然地阻碍科教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放缓，最后痛苦的承受者必然是底层百姓；老百姓的痛苦又会转化为对利益集团的痛恨，从而给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社会学家周晓虹坦言，改革30年来，能够肯定的是，经济的总量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资源的分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向好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曾言，如果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改革就是失败的。目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在周晓虹看来困难重重，“讲白了就是要对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在目前格局下，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且，30年中间我们看到，经济总量在越来越增加，权力对经济的掌控是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格局不改变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越来越轻。”
然而，奢侈消费也就罢了，毕竟还在大陆“刺激内需”；可如果去“刺激赌场”，就很难理解；若用公帑“刺激赌场”，老百姓是会愤怒的。
英国《泰晤士报》刊登记者利奥·路易斯从澳门发出的一篇题为“中国的救市资金流向澳门赌场而非广东的工厂”的报道说，中国庞大的经济刺激资金对大陆的实体经济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但却有意无意地推动了澳门的赌博业。该报说，由中国的银行业竭尽全力，只用四个月时间就创造出的巨大的货币流，本意是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但是如今它们中的一部分却很可能流到了了澳门这座亚洲的赌博之都的赌桌上。
报道说，密切关注著澳门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赌博业的分析人士说，北京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澳门赌局的下注数量之间，有著一种明确的相关关系。对这种赚纳税人钱的热潮，引起赌博业监督部门的警觉。
在澳门，中国刺激计划资金的影响所至，已经阻止了赌博收入下滑。当初，一些分析家们就曾经说过，中国这个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中，会有一部分资金以某种方式流入到赌场老板的钱箱子里，不过，如今这种戏剧性的效果依然出乎意料。
中国大陆的经济低迷，在今年的1月份到达了谷底，现在势头已经开始扭转，信贷也随之增长。在毗邻港澳的广东，北京采取的刺激这一省份的工业恢复繁荣的特别措施，被认为在促使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银行信贷的增长速度甚至连中国当局都感到吃惊。在今年初，看起来信用危机似乎是难以挽救，当时数以万计的工厂倒闭，政府给银行设立的目标是要在2009年全年放贷5万亿人民币。到了4月底，新增贷款余额已接近6万亿人民币，这一下经济学家们开始警告了，这种爆炸性的信贷资金供应可能在将来造成严重的坏账问题。
《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认为，这一新的资金洪流预示著澳门的所谓的VIP赌博方式又将恢复，澳门赌博收益约有80%来自于这种贵宾的巨额投注。里昂证券公司的赌博业分析师阿隆·费希尔表示，“最重要的结论是，我们开始看到金融市场和地产市场在恢复信心，信心恢复了，贵宾赌博方式也就会再开始玩。”瑞士信贷集团的分析师加布里埃尔·陈表示，这种前所未有的信贷创造速度，特别有助于重建获利丰厚的赌场中介业务，他们在信贷危机中受到了沉重打击。这是一种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意外的“溢出效应”：银行资金的发放，也使得前往澳门赌场的大陆旅游团数量增加。中国的整体资金流量随著银行贷款的增长而增大，赌场中介者们也可以将至关重要的赌资借贷期限从30天缩减成危机前的10天。
《泰晤士报》的报道也指出，然而也非人人都看好澳门的财运肯定就此再来。信用的紧缩已经导致中国一些最大的新赌场停建，而拉斯维加斯大道亚洲翻版金光大道上的新增赌场依然是黯淡无声。在过去两周，本应成为大陆资金流最理想目的地的澳门，如今的情况还令人失望。
总而言之，贫困人口在中国的真实数据与压力，高官子弟占亿万富翁人数的91%，以及救市公帑源源流入澳门赌场，虽然类别和表现不一，但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