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郎咸平的常识打零分

         我家旁边有一条穷街陋巷，每到黄昏的时候就有人出来摆摊，卖盗版碟。一向高雅的我，当然不支持偏门生意，只是他们有些欧美日电影，市面上无正版，所以时不时也会买几张。都是地下艺术片，导演很小众，演员比较大牌，如 Jana Jordan、Ashlynn Brooke、管野亚梨沙、原紗央莉、石川玲华等等。我去的多了，就跟一位摊主混熟了。一位黑瘦的大男孩，很淳朴。他摆在摊面上有一排知识类的，什么百家讲坛、BBC纪录片之类的，不过每次去都看见一张郎咸平演讲的碟放在最外面。我还注意到，这一排被顾客翻乱之后，他总是把郎咸平的那张挑出来，重新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看过这张吗？他说，没看过，但他很出名的，经济学家。我奇怪地问，那你怎么天天都推它。他说，有顾客说他最有良心，我觉得这个社会缺的就是良心，你要不要来张？我赶忙摆手说：别、别，他这个有码，我要无码的。
　　 郎咸平是称职的财会专家，也是勤奋的演员，但绝对不是经济学家。他更像一个江湖郎中，能诊断出各种疑难杂症，最后卖的都是同一个药方。现在，这个药方连卖碟的小伙子都知道了：良心。安兰德曾经说过，有一款知识分子叫“巫医”，表面上很有知识，实际上脑子里全是沼气，飘荡着和事实毫无关联的抽象概念。郎咸平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一款。我看过他主持节目，采访别人时，提的全是诱导性问题，别人回答时他毫无耐心，莫名奇妙就去打断。但他自己接受采访时，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转换话题也快，不给对方留任何缝隙。很多人以为这是成竹在胸，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掩饰，是心虚的表现。语速快、话多、表情丰富，是虚张声势，不给别人机会去质疑、去抓漏洞。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幕，郎咸平吹嘘自己精通哈耶克的著作，“背得滚瓜烂熟”，“看的都是原文”。还说自己少年时收过哈耶克的亲笔信。话音刚落，他目光闪烁不定，突然爆发出几声造作的朗笑。唉，要证明自己读懂某人的书，只要说得出作者的观点就行了，自己觉得是好是坏，干嘛要扯到读原文、收签名信呢？这摆明就是唬人嘛，欺负大陆学人没读英文版，读了也没有亲笔签名。一句话:你们没资格怀疑老子的学识。
　　 不过，像我这样的伟哥是不会被怪蜀黍唬到的。我敢肯定，就算郎咸平读过，也没读懂，“背得滚瓜烂熟”纯属撒谎。在哈耶克的经济理论里，最核心的就是“自发演进的秩序”。他认为，社会秩序并非出于人的预先设计，而是人的行为的结果。市场经济如此，法律规则也是如此。他猛烈抨击建构主义者，因为这些人鼓吹“大政府”，认为好的规则都是制定和监管出来的。巧得很，郎咸平恰好就是哈耶克反对的那类人，他的观点充斥着建构主义的的谬误。他鼓吹“信托责任”，这是英美法系中的法律概念，却这样说到：“我是希望政府通过法制化的建设，让我们这一代不敢没有信托责任，我们下一代的血里面才会流着信托责任的血，而这个有信托责任的人是由法制化的国家所保护的人，这才是我们的信托理念。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了，实际上信托并不起源于“政府的建设”，只是中世纪英国法院为解决财产占有、使用和收益分离造成的纠纷，形成的一套保护收益人的制度。违反信托义务，是民事责任，不是刑事责任。但郎咸平可能是看香港的三级片太多了，什么《满清十大酷刑》之类的，居然主张“用严刑峻法推广信托责任”。这样一来，政府不仅是“信托责任”的慈母兼保姆，还成了“信托责任”的严父兼警卫。明眼人应该能马上看出来，这就是全能政府嘛！没错，郎咸平认为，民主自由是“大政府”孕育的，如“俾斯麦的德国政府，法国的拿破仑时代”。
　　 稍微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说，这是一个疯子吧。但我们的传统不就是崇拜疯子吗？台上一个“伟光正”挥舞大手、唾沫横飞，台下无数“打酱油”如痴如醉、甘之如饴。想想吧，那些政治动员会，那些带功报告会，那些传销学习会。郎咸平是怎么做到的呢？一样，像他的疯子前辈一样，不停地宣传，把“信托责任”当成“阶级斗争”天天讲。本来是法律概念，一下又成了道德概念。他说，“信托责任用更普通的话讲叫良心。”更雷人的是，他还能揣摩官方旨意，弘扬主旋律：“《士兵突击》就是在呼唤以诚信为本的信托责任。这是我对《士兵突击》的第一个解读。 ”当“信托责任”的法律含义被掏空了，像卖狗皮膏药般到处吆喝，并声称包医百病，我就敢肯定他不仅没读过哈耶克，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但这个还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郎咸平错了，可是我们知道他错在哪里吗？比如，“法治”这个概念，郎咸平的解释是“政府通过法制化的建设”，我们有更好的答案吗？
　　 有，当然有，布鲁诺.莱奥尼的《自由与法律》里就有。作者是法学理论教授和执业律师。此书最核心的观点是：法治不是国家立法的产物，也非政府的创设，而是人民自愿接纳法律规范而发展起来的。莱奥尼剖析罗马法和普通法指出，法律就像语言，不是被特意设计出来的，而是人们共同参与而形成的。最好的造法方式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发明”，“法学家和法官是通过一些送到他们面前的材料进行加工”，就像“一个人用原木造出来木料那样”。这一造法过程中司法权压倒了统治权，因此法律就具有了“至上性”。早在中古时代法学家就说过，“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其次才是国王，因为他和他的臣民都受它统治，没有法律，就没有国王，也没有王国”。但假如法律都由国王或政府来制定，就没有这种“至上性”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成了一句空话。理解这一点其实并不难，想想我们这个国家，法律由政府制定并颁布，法规法令多如牛毛，却始终只有“人治”而无“法治”。
　　 莱奥辛还有一个突出的洞见：“自由市场绝不可能与权力当局集中控制的造法过程相容。”他说，罗马的繁荣强盛，与非立法的罗马私法的发达分不开，即使在最糟糕的大政府时期，“一般来说，私人拥有的土地绝对不会遭到没收，政府永远不会强行干预私人企业的经营活动。同样，罗马政府也不可能搞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相反在现代国家，越来越多的法律出自立法机构，很多时候就成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工具。莱奥辛说，“在当代政治制度中，相对于维护个人自由的目标而言，立法之法太多了，群体决策太滥了，选择太僵硬了”，这样便导致了计划经济，造成了很多市场失灵的现象。这一点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体会就更深了，政府多说少做还好，每次搞什么政策、加强什么监管、出台什么新法都是帮倒忙，搅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例如新《劳动法》出台，不仅无法帮助劳动者，反而造成了大量的失业现象。
　　 那么，真正的法治如何达成？莱奥辛说，“法治，就其经典的含义而言，必须切实保障法律的确定性，以使个人能够据此为其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做出长远规划，否则法治就不可能维系”。说到底，法律终归还是要建立在个人诉求之上，保障私人生活及其私有财产的使用和处置。即使是宪法原则，也应是“关于特定个体之权利所作出的个别裁决中归纳或概括出来的”。否则的话，宪法永远都是一纸空文，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公民自由时常遭到侵害。他还告诉我们，“法治”不难，它存在于人类社会已经很久了，实现它只需要一点点智慧。“这种智慧就在于：在罗马、英国的体系中，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立法机构是多么超然，因而，当罗马法和英国法的法律制度处于巅峰时，罗马人和英国人的个人自由的范围是多么宽广。”简言之，自由是秩序之母，政府越小，法治越佳。莱奥辛诚挚地呼吁，在法律制度之中，一定要“珍视个人之价值”。按照这样的观点，郎咸平关于“信托责任”的说法全都错了，包括他“为社会负起信托责任”的呼吁。真正的“信托责任”只是能为个人而担负，为特定个人的权益而担负。
　　 顺便说一下，前两天我又去老地方买艺术小电影，发现那一排知识类盗版碟最当眼处是一张《黄帝内经》。郎咸平占据这一显赫位置已经大半年了，他的突然下岗多少让我感到好奇。我就问摊主，你怎么不推郎咸平啦，不是说最有良心吗？这位黑瘦的小伙子看样子心情不佳，无精打采地，叹了口气说：讲什么良心咯，你讲良心，别人不讲，你不就亏大了。还是养生好，要长寿，让没良心的都死得比你早。嗯，你要不要来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