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国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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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原因使我们的国家还如此贫穷落后
作者：月影风声
我们国家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但是进入近代以来我们就一路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落伍了呢？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寻求答案。
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远要比自然条件的差距大得多，导致社会贫穷落后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下面就我的一些来肤浅的认识来简单谈谈几点：
首先，在于社会体制方面，社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关键。
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有多方面，第一要看这个制度是不是激励人愿意多干活，由于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体现不出来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差别，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谁也不愿多付出，造成“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的景象，显然是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的。
第二要看制度有没有使一些人的努力与别人的劳动成果相抵消，既使这些人脱离社会生产环节，同时剥夺或破坏别人的劳动成果，也打击了别人的积极性。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的“破四旧”及抄家运动和现在一些依靠罚没收入的部门等。如果体制造成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努力是在破坏其他人的劳动成果的话，那么即使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很努力工作，付出都很多，社会发展也会停止不前，甚至倒退。
第三要看制度是不是科学合理，能够促使社会的劳动成果最大化的。一个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该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活动中的内耗，使社会成员创造效益的努力少走一些弯路，在公平与合理两者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在这里政府及社会机构应该起一种润滑剂的作用。可能一些措施并不完全符合市场的等价交换的原则，但是却使社会交换的成本最小化，如公共汽车无论远近，上车一律投币一元，虽然未必完全符合的等价交换原则，但是对于减少售票员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来说，交换双方的不完全等价显得微不足道，并且在这个交易中总的成本是降低的。不过有一些现象却与此背道而驰，我曾经看到过有些报道说，某地养殖场盖一个鸡舍竟然要跑几十个部门，盖几百个公章的事例。当然这些部门的审批没有直接的破坏社会财富，但却使大量的劳动时间和社会资源浪费在这些无谓的活动中，也使本来高效的经营决策因为审批过程变得迟缓。我也曾经为办过一些证件深有体会。中央一再强调要提高办事效率，那么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无疑是提高办事效率的好办法。无害于他人和社会的活动为什么不能放手去干呢？
第四还要看社会制度下经济活动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包括允许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来经营何种产业等。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如果这个社会这也不允许干，那也不允许做，肯定只有贫穷一条路。并且经济越不自由，政府的管制就越广泛、越严格，那么就需要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来“管理”，经济发展所得到的资源就越少。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迅猛发展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活动的自由度越来越大，社会才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经济发展受到社会秩序的极大影响。
战争是对社会发展成果的最大摧残力，战争的双方都动员了大量的精壮劳动力参与厮杀，不但不参与社会生产，并且大量消耗社会财富。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除非是大量掠夺他国财富，否则经济发展必然陷入停滞的困境。我们很难想想一个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国家竟然豢养着120多万的军队时，经济发展如何好得起来。其次，特别是近现代战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能力是难以描述的，一发炮弹、一把火就能使几十年的物质积累化为灰烬，而科学技术成果缺少其它载体，生产技术还主要依靠工匠的口口相传的时代，如果作为主要载体的人遭到屠杀极有可能使积累好几辈子的生产经验突然中断。历次国内战争其实都是一个双输的结局，不但社会财富的极度破坏，使长时间积累的经济建设成果推倒重来，更重要是人的生命备受摧残。由于战乱对城市的摧残更加严重，使幸存的居民逃往偏僻的山区，而这些环境由于社会交换的不便更加不利于发展经济。唐代末年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的一把火就一劳永逸的把长安这座千年古都剔除出国内主要大城市之列，至今没有恢复过来。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虽远离了战乱，但是也隔绝了社会的资源、信息的共享。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个村子，在有限的圈子内通婚甚至连遗传基因都因此而退化，不重新变成野人都已经万幸了，更不要说经济社会发展了。社会治安混乱，不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合法财产的时候，个人不但要花费巨额的成本来维护生命财产的安全，投入生产经营的资金和精力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社会流通合作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如果一个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混乱，人与人之间和合作存在巨大的风险，出门谋生的意愿和行为就会大幅下降，社会分工就难以得到发展，并且人们一般就会选择更加安全稳妥的谋生手段，新兴产业的发展往往缺乏推动力。我老家那里属于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山区，在旧时代各族之间、甚至各姓氏之间争夺土地、水源和祖坟的纠纷、械斗不断，相互通婚的情况很少，更不要说合作共赢了。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大功就是结束内战，解决困扰中国几百年的兵灾和匪患问题，将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时候又将良好的社会秩序破坏到了极点。
第三，与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有关，这个不但包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包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往往收到特定思维方式的限制，影响是在选择发展道路的时候出现问题，而自然科学的认知水平往往取决于居民的平均智商水平，优秀者对捕捉生产经营的机会和提高谋生技能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清末时腐朽的封建统治者还将铁路等代表新的生产力的事物视为奇技淫巧，认为会惊动先帝的寝陵，破坏风水，不准建设铁路。五十年代修建的西南地区一条出海铁路，当地居民就曾经以破坏风水等理由而极力阻挠施工。一位老铁路职工和我聊天时曾说过，西南三线建设的一条铁路，原计划要经过某个县城，但是当时的县政府认为经过县城会增加征用耕地的面积，对当地经济造成不良影响，结果火车站在远离县城十几公里，对县城的经济发展作用极为有限。如果按照现在的眼光，当时该县里的主要领导简直愚蠢到了极点。我小时候生活的西南山区，那是的山区居民饲养家畜是不计较经济效益的，以谁家养的猪最肥最大为荣，并且几乎都不以市场交易为目的，主要是为了过年时候丰盛一些。过去，我们曾经迷信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私有经济、小商品没有发展的空间，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历史也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我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思维的禁锢，而并不在于民族的智商水平，只要发展道路走对了，我们的发展步伐一定会赶上其他国家。与我们血缘关系接近并且走上适宜发展道路东亚，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大力倡导的解放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主要就是为了打破原有的思维方式对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禁锢，从而促进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良好自然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良好的交通条件，世界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分工与合作，交通条件是将分工合作的成本降低，提高机会的基本条件。在交通不便的山区，社会商品和信息交换的机会极其有限，合作的成本相对要高的多，分工的发展相当缓慢，如果人口多一些则可能在某种程度弥补这一缺陷。但是山区的人口密度往往不可能与耕作条件好的平原水乡地区相比，因而经济发展的水平一般都比平原和人口稠密地区落后一些。
上面四个条件如果是否定的则构成致贫因素，尤其前面三个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前三者都与人有关，并且它们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关联，如对经济规律的认识错误必然会导致政策失误等，但几乎与人口数量不存在任何关联。所有贫穷落后国家都至少具备一个以上致贫因子，从这里不难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贫富竟然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为什么实行民主的印度至今仍然比较落后，专制的德国却国力强大；沿海的西非贫穷落后，而内陆山国瑞士经济如此发达，资源丰富的刚果国民食不果腹，而大部分原料依赖进口的日本却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地广人稀的苏丹极度贫困，而人口密集的东南亚却蓬勃发展，几十年前处在几乎相同起点的的南、北韩，现在一个快步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另一个的国民却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等等。而同样的一个中国，由于发展的政策环境不同前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了天地之别。贫困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富裕的社会无一例外的都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也绝没有把人口当成负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