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者的问题（节译）
资产者的问题（节译）
沃纳·唐豪瑟
何浩 译
一
今天，当人们谈及“资产者（bourgeois）”或“资产阶级（bourgeoisie）”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因卡尔•马克思而为人熟知的那些术语。在刚开始探讨问题时就对概念做一个清晰的界定，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此也不会有人这么做。相反，一个更好的做法是，不妨从这样一个简单却必要的观察入手：资产阶级相当坏。对马克思来说，这一点尤其如此。但肯定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认为。福楼拜的小说中就成功地刻画过。这个词即便不完全等同于英语中的“中产阶级”，但也大致相当。比如，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她）是属于中产阶级，但没人愿意被指责为是资产者。
可“资产者”怎么就这么坏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些评论也许很混乱，或者是被搞混了，的确自相矛盾。但我们值得去检测它们，以便推进我们对资产者问题的理解。
首先，成为资产者意味着在精致的审美品位上的不足，住在难看的小屋，桌椅上装饰着小型桌布，听着没光彩的音乐。在某种更高层面上，人们指责资产者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散文化的方式代替了诗歌的方式，以至使生活变成了精神的沙漠。
然而，我们有时候能够，也应该从这种令人消沉的形象中转而思考那些如群星般光彩夺目的资产者艺术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司汤达、奥斯丁、海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便我们不加上那些必须应提及的画家、雕塑家和其他一些人，这一名单也是可以无限列下去的。当然，世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艺术家在其阁楼中受冻挨饿的故事，因为无论是他们的艺术品还是他们的生命，都是对资产阶级没用的。可我们却也可以时常见到那些被资产阶级列为旅游名胜之地的资产者艺术家。事实上，即便这些艺术家选择像波希米亚者那样生活在“边缘”，他们也会发现，中产阶级在纵容他们侵犯其道德和规则。
那么，那些认为资产者平庸的指责有效还是无效？还是说两者都可能？马克思主义以区分早期资产者英雄般的创造性和晚期堕落的资本主义而闻名。这是一个在许多事件中相当有帮助的区分。但它引出了这么一个令人恼的问题：资产者是一种自然本质，还是一种历史现象？
每一个答案都会使得资产者的问题出现。当我们讨论诸如家庭价值这类人们熟知的问题时，我们甚至得首先考虑资产者的问题。成为资产者就意味着溺爱自己的家庭，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自己国家的利益；践行自己的爱，无视对善的爱。人们还可以说，资产阶级败坏了家庭价值，把家庭简化为经济单位。男性资产者把他的妻子仅仅看作是“生产工具”，整个就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卖淫。这种情况以及相关思考来自于两个著名的论资产阶级的专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特别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
最后一个例子或许很有用。根据马克思主义者，资产者是刻板的常做礼拜的人，被神话和宗教桎梏。然而，根据19世纪马克思的伟大对手尼采，成为资产者就意味着实现“上帝死了”，以一种低劣的、死气沉沉的对舒适自我保存的关注，替代了灵魂的传统尊严，并付出了牺牲较高生命目标的代价。
在认真处理关于资产阶级的这些或别的许多其他矛盾、或看似矛盾的问题时，人们需要帮助。没有这些迷人的困惑，想获得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卡尔•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这本关于19世纪思想最有用的指南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洛维特认为，“卢梭的著作包含着对市民社会属人的问题的第一次、也是最清晰的刻画。这种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人不是统一的、整体的东西。”如果人们假定（人们也应该这么做），洛维特是对的，人们就会意识到，他所指出来的缺乏统一这一点就几乎足以解释资产者的分歧特点：缺乏统一，遭受着矛盾分裂的冲击。
二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卢梭的《爱弥儿》最核心的段落，也是阿兰•布卢姆在他翻译的《爱弥儿》中作了重要评论的，是在第一卷的开始：
凡是想在社会秩序中把自然的感情保持在第一位的人，是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的。如果经常是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经常在他的倾向和应尽的本分之间徘徊犹豫，则他既不能成为一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公民，他对自己和别人都将一无好处。我们今天的人，今天的法国人、英国人和中产阶级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将成为一无可取的人。
根据卢梭，资产者是个骑墙派。在上面那段引文中，资产者处于（或低于）作为自然人和作为被城市塑造的市民之间。这个“之间性”的资产者就是我们理解资产者问题的关键。即便有人简单地把资产者看作是“中产阶级”，卢梭有时就是如此，问题仍然存在。毕竟，中产阶级是一个处于贵族阶级和穷人及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
卢梭之后，托克维尔发展了他的这一思想。这可以在他分析民主平等主义的到来中看到。他描述了许多贵族阶级的特征，诸如财富、力量和包括奢侈的悠闲、品味的精致、大脑的愉悦以及艺术的魅力。另一方面，在低层阶级中，人们发现的是工作，粗糙和无知。但他们仍有活跃的激情，丰富的感觉，深深地信仰，以及未经驯化的德性。虽然托克维尔并未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使用这一术语，但资产者是存在于这两层阶级之间或之下，既缺乏低层秩序那种活跃的生命力，又缺乏上层秩序雅致的精神。
有人会注意到，或许更公正地说，资产阶级的这种“之间和之下性”应归因于今天这个社会。20世纪的资产阶级被共产主义者攻击为前法西斯主义，被法西斯主义者攻击为游客（fellow travelers），被穷人攻击为傲慢者，被富人攻击为粗鄙者，被女权主义者攻击为男性沙文主义者，被反动分子攻击为缺乏男性气质。
卢梭比现在这些关于资产阶级“之间性”的意见更为明确。资产者存在于两种类型之间或之下：自然人（natural man ）和公民（the citizen）。自然人单纯，粗野，自私。他是人的潜在性，而非人的现实性。但他有着真正的完整，以及与初步的同情心相容的单纯的自私。卢梭称之为“人之自然善好”。
公民尖锐地站在自然人的对立面。他将他的整个生命献给他的城邦，不管这城邦是斯巴达、罗马或日内瓦。随即，在《爱弥儿》中，在那著名的界定和谴责资产者的段落之前，卢梭为读者提供了由普鲁塔克所描绘的女公民的例子：“有一个斯巴达妇女的五个儿子都在军队里，她等待着战事的消息。一个奴隶来了，她战栗地问他。‘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贱奴，谁问你这个？’‘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便跑到庙中去感谢神灵。”
卢梭的例子是适当的。因为他让其资产者读者感觉到那是非常陌生的异乡人。他们或许会非常敬佩斯巴达公民，但他们也会很明确地对她感到厌恶。（有人或许会推测，卢梭自己就有这样的矛盾心理。）她的行为冷酷，且有种不明确的威胁性。它让人觉得很奇怪，她不关心连奴隶或任何人都会关心的东西，她将自己的祖国远远放在自己的灵魂之上。现代的或资产者读者会认为自己比普鲁塔克和卢梭所呈现的如此刻板的妇女更具有内在心灵（inwardness）。大体上说，这正是基督教精神对现代灵魂的塑造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对卢梭而言，对不只是卢梭一个人而言，资产者正是一个基督徒现象。
三
当我们考虑资产者的灵魂问题时，我们会注意到阿兰•布鲁姆杰出而简洁的表述。据他说，资产者“是跟他人打交道时只想着自己，也只根据他人的看法来理解自己的人。他是一个角色扮演者。”资产者或许有着公民所缺乏的内在心灵（inwardness），但是，这却是一个极度败坏了的内在心灵（inwardness），是对奥古斯丁《忏悔录》中所描述的基督徒的内在心灵（inwardness）的败坏。这是一个残缺的内在心灵，同时又在消弱内在心灵。这是一个被他人引导的、不真实的、不真诚的、异化的内在心灵。
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一个严肃的目标：卢梭的厌恶并非格外针对资产者，他的伟大目标更广泛地针对文明社会。卢梭似乎并非仅仅讨厌资产者，而是现代人。他对古代人则抱有少许幻想。不管是在有教养者还是工人，农民还是牧师，穷人还是富人，浪子还是苦行僧之中，他发现到处都是邪恶和堕落。“希望”显然不是卢梭的基调。几乎在他的每一本书的结尾，他都表现出对今天的抱怨和对未来的失望。
这种评价并不全错。资产者或许只是卢梭众多敌人中的一个，但他却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因为未来就属于这类低等人。文明人或许就像这样坏。但有的文明人比别的更坏。而作为非常有影响的资产者这一类型，肯定比别的更危险。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威胁着别的类型人的存在。
当我们离开卢梭之前，离开所有后来现代思潮的根源，精选出一些他关于资产者的概括性论述是相当有用的。首先，资产者是典型的城市居住者。他是城里人。因此，他就在许多很重要的方面更接近于公民，而不是自然人。同样，他也就非常疏远于自然、自然节奏和大地等等。其次，资产者不知何谓敬畏。他处于基督徒和后基督徒之间。他没有超越性目标，完全投身于霍布斯所描述的自我保存、或洛克所描述的舒适地自我保存之中。“存活”成为最重要的生活核心。
当然，自我保存的最大敌人是死亡。而最可怕的就是暴死。因此，霍布斯，这个可称为第一个资产者思想家，认为可以为了和平而付出任何代价，即便是一种伴随羞耻的和平。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资产者常倾向于选择黄油，而不是枪炮。
第四，对暴死的恐惧很快就屈服于对死的恐惧。（洛克的分析替代了霍布斯的分析。）对资产者而言，王冠科学是医学。他希望他的儿子是一个医生。我们将会看到，尼采的末人（资产者），就“对他的健康有着足够的关注。”
伴随着资产者整个生命的对死亡的恐惧使他需要大量的娱乐，需要帕斯卡意义上的逃避人类死亡的娱乐。对死亡的逃避，甚至否定，已经扩展到他们的语言中。资产者宁愿说“过世（passing away）”，而不说死。
最后，资产者的生活是一种商业生活。正如希特勒在轻蔑地谈到英国人时所认为的，那是一帮现代楷模式的资产者，是一个购物者的国家。
四
讨论资产者生存的商业方面的问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从卢梭转到他的精神继承者卡尔•马克思。然而，出于某些术语的原因，我们在恩格斯这里稍作停留是相当有益的。
马克思的哲学旅程可以说始于他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他的批判采取一种松散的评论结构，从黑格尔著作的第181段开始展开。这一起点绝非随意。当黑格尔从关于家庭的讨论转向“市民社会（bu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讨论时，马克思捡起了这一思路。这个术语可以翻译为“资产者社会（bourgeois society）”，但也可翻译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在黑格尔的翻译中经常出现。在德国，保持卢梭关于资产者（bourgeois）与公民（citizen）的区分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两个术语都可以翻译为“Burger”。这一问题经常都是通过把公民（citizen）翻译为（Staatsburger）来解决，即公民（burgher）或国家的公民（citizen of the state）。在马克思之前，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并没有否定性含义。德语中有一个更轻蔑性的术语“Spiessburger”，不过，它更准确的翻译应是“小资产者（petit bourgeois）”甚或“庸俗（a Philistine）”。
我们必须记住，当马克思把资产者的权利当作为引人喝彩的谎言而解除时，他所攻击的不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资产者”的权利，而是我们所认为的“公民”权。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把黑格尔给极端化了。后者写了《法哲学原理》来解决公民权与其他人类善好之间所可能有的一切紧张关系。马克思从黑格尔对问题的解决之道返回到卢梭所呈现出的不可解决的问题状况，完全是为了推进他自己的解决途径。
马克思遭遇资产者问题的最早文本，应该是《论犹太人问题》。在这一早期文本中，马克思把“市民社会（burgerliche Gesellschaft）”当作是“资产者”。其后，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开始断然热衷于使用“资产者”了。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马克思第一次讨论资产者问题会始于对鲍尔（Bauer）关于犹太问题意见的质疑。但最初的反应可以解释这一事实。在19世纪，有关“犹太问题”的论争集中于解放犹太人、赋予其充分的公民权的愿望和可能性。然而，在现代国家，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分离。因此，在国家事务中，犹太人的充分参与权就是将他们限制在市民（或曰资产者）社会之内。如此一来，政治解放也与私人空间完全隔离。解放成了一句空话。
马克思分析了现代生活中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这一分裂。这是卢梭所观察到的资产者分裂中的核心。在早期马克思看来，这种分裂是因异化（Entfremdung）而闻名。也即间离（estrangement）、异化（alienation）。这是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采用过来的术语。而成熟期的马克思除了表示鄙弃时才会使用。然而，异化的概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仍然大量存在。在那里，它被改译为“商品拜物教”或其他术语。
跟随着卢梭思想的方向，马克思认为，现代人是不完整的。在他的国家生活和他的市民生活之间存在着内在分裂。他过着腐坏的天堂般生活。他在国家中献身于公共福利；但在现实的、尘世中的生活里，他是自私的，将他人当作剥削得对象，而不是目的。正如克雷波西指出的，在马克思那里，大致等同于市民社会的，是市场，或者说是“经济”。这是一个以权利为幌子的极度自私的场所。这一分析与其论述题目紧密相关。市民社会的唯利是图和剥削性特征使得资产者与其说是基督徒，不如说是犹太民族现象。《论犹太问题》是一本决定性的反犹太的著作。从神学上说，它以“多种需求的多神论，甚至把厕所都变成神法对象的多神论”消解犹太教的一神论。从社会的角度说，它向往着“把社会从犹太教中解放出来”。
从《论犹太问题》到《共产党宣言》，人们会发现，马克思逐渐激进的思想会导致他更多地谈论资产者或资产阶级，而不是市民社会，即便后一术语并未完全消失。《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标题是“资产者与无产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太渴望一种严谨的科学，因此，他们的正式定义毫不谨慎。在1888年英文版脚注中，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就是现代资本家阶级，是产品社会意义的拥有者，是雇佣劳动的剥削者。反之，无产阶级则是现代雇佣工人，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
无需复述马克思对资产者的所有指控，如下这样一些观察就足以表明，卢梭的分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如上文引述所言，资产者是《共产党宣言》的主题。在其他地方，马克思主义倾向于经济还原论和经济决定论。于是，马克思获得了简明，但丧失了精微的洞察。在马克思那里，资产者成了一种不易被直接认识的人类类型。这可不像资产者在19世纪的小说，如福楼拜的《
与这些复杂的心理状态不同，马克思的读者获得了一系列的经济学预测。在这一点上，即便是马克思的敬慕者，也会遇到困难。马克思认为，一个科学家很大程度上是靠精确的预测来判断是否科学。而这次，他的许多预测都被历史所否定了。比如，资产经济的工作日是缩短而非变长。中产阶级扩大而非萎缩，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处理了他们的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经济却遭遇萎缩。简言之，资产者的问题表明经济并非是其核心。
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描述中，这一群体依然迷失于卢梭和其他人所描述的“之间性”当中。资产者想成为上层中人，但他的脚却是踩在工人的脖子上。两个阶级，只有两个阶级，构成了社会的场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让后者担任长期拯救的代理人。他将资本主义妖魔化，不顾其在过往中的种种成就。马克思还嘲弄道德准则。他把资产者描述为绝对的压迫者，这些人只知道剥削，是绝对恶的化身。个人资本家或许可能端庄得体。但某个个人并不能说明全体。资本家在作恶，因为他处于一个恶的系统之中。所以，他没有现实救赎的特点。但在卢梭那里，情况并非如此。比如，资产者的婚姻可以培育良好的后代。在《爱弥儿》中，家庭被认为是逃离野蛮世界的避难所。家庭的建立意味着资产者家庭——或者如今天所说的“小家庭”——的决定性方面。
于是，在作为哲学家的卢梭之后，马克思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他。但是，他继承了卢梭强烈的正义感。马克思的确厌恶人对人的野蛮行径。所以，人们可以发现他比卢梭要更愤慨和激越。人们还会认为，马克思在某些意义重大方面甚至超过了卢梭对正义的关注。卢梭把自然（nature）和人的自然（human nature）当作一种赤裸但现实的善好来接受。也许，最有名的是马克思的陈述：“此后的哲学家从各种途径来解释世界，但其用意都是为了改变它。”这个世界必须彻底改变，因为这个世界的根基都不是它们所应是的那样。在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那里，自然在根本上是中立的、缺失的、无形的。相反，在马克思这里，自然自身被指控为不正义。非正义的自然屈从于人类的工程技术，可能还有人类的惩罚。据卢梭，与资产者的问题一起生活就是最好的。而据马克思，历史将解决这一问题。
五
马克思大声疾呼，反对资产者的不正义。但这并未在尼采那里得到确切的回应。至少可以说，他并不必然反对强者对弱者的压迫。他对于剥削和侵略性竞争并不感到愤慨。事实上，他认为权力意志贯穿于所有人类事物的核心，并最终贯穿于所有事物的过程。
尼采将非理性自然的复活看作人的任务。这是“牙齿和手抓上留着血痕”的自然。他认为，正义已经被刻板和越来越刻板的资产者对平等正义的认同所污染。它的净化需要超越所有价值。它会作为对高的、强的和伟大者的庇护所从超越价值的过程中出现。这种庇护是出于其内在虚弱和意志薄弱的需要。这种作为传统中的非正义出现的新正义或许会强烈冲击资产者的头脑。随着尼采的出现，资产者仍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之间性”当中。某种程度上说，资产者的之间性在不断尖锐，一边是受尼采激发的右派；一边是受马克思激发的左派。有时，这些攻击的来源很难区分。马克思所写的某些段落可能正好是尼采写过的，尼采写的也可能是马克思已经写过的。
有时候，马克思和尼采的继承者似乎已经言归于好，开始关注他们之间的共同基础。右派自动剥离他们与王权和宗教的同盟。同时，左派也远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主义，作为近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而诞生，他们不再知道剩余价值，或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毕竟，双方都能同意他们的反对者中的中间派，或者叫资产者，或者叫自由民主。痛打资产者成了时尚，并抹去了所有差异。
然而，马克思与尼采之间的差异是深刻而巨大的。重复一下，尼采并不将注意力集中于攻击不正义，因为不正义是可以被理解的。他将卢梭的道德热情鄙夷为败坏了的基督徒，而把自己理解为被赤裸裸的“超善恶”打动。他对资产者的指控可以简洁地概括为：资产者展示了一种极端的平等主义，因此也就仅仅是共产主义的前兆。尼采或许会同意托克维尔，我们可以想象一种对平等的男子汉气概般的热爱，这种平等是由希望通过提升低等人而组成。但这并非是尼采所看到的围绕在他身边的种种类型。他所看到的平等主义是要把高等人拉下马。资产者就是这类人，他们投身于反对杰出和天才的战斗。他们宁愿要口吃，也不要雄辩。提及一下尼采对伟大品质的热爱和关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卢梭是有价值的。顺便提及一下，卢梭正是被认为现代人形象的塑造者之一。据尼采说，卢梭与歌德和叔本华分享着荣誉。他把他们都看作是某种程度上的不完全的尼采。
资产者总是企图扯平别人。他扯平自己。在尼采的巨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资产者的品性被描写为卑鄙的、困乏的。那是一种使人渺小而卑琐的品性。资产者的灵魂是扁平的。他是那种一心思考琐屑而非伟大之物的人。为了当下的目的，那个可以被理解为尼采代言人的查拉图斯特拉，恼怒地对他的资产者观众说：“不是你们的罪过朝天叫喊，而是你们的满足感及其罪过中的贪婪朝天叫喊！”
查拉图斯特拉给现代读者提供了最令人沮丧关于资产者未来的描述：“末人”。在他充满激情的花言巧语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上帝死了。起初是基督教的上帝，后来所有的上帝。随着上帝的死去，人将被迫要么成为超人，要么成为末人。他将不能保持人的状态。因为人以前是由他的敬畏感来界定的。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让他去敬畏了。查拉图斯特拉在序言中所设定的观众就可以很恰当地被称为资产者，虽然尼采没有用这个词。查拉图斯特拉的超人幻象既让人印象不深，又不好理解，所以，他试图从其对立形象的可怕来警醒众人。这就是末人：
看呀，我给你们看着最卑微之人。
“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什么是明星？”——最卑微的人如是问道，眨巴着眼。
大地在他的眼里变小了，最卑微者使一切都变小了，他在大地上蹦蹦跳跳。他的种族不会灭绝，犹如跳蚤一样。最卑微者寿命最长。
“我们创造了幸福。”最卑微的人们说，并眨巴着眼。
他们离开了难以生活的地方，因为他们需要温暖。人们还爱着邻人，并在邻人身上揉搓，因为人们需要温暖。
疾病和不信任被他们视为罪过。人们小心翼翼地走进来，仍然被石头和人绊得跌跌撞撞，这些人真是傻子！
间或存在一点点毒素，这制造了安逸的梦；但毒素过多又造成安逸的死。
人们依旧劳动着，因为劳动是一种消遣，但人们关心的是，消遣不伤害自己。
人们不再贫困，也不再富有，二者都过于烦恼。谁要统治？谁要服从？二者都过于烦恼。
没有牧人的羊群啊！人人需求同一，人人都是一个样，谁若感觉不同，谁就自动进疯人院。
“前人无不癫狂。”——他们中最纯洁之士如是说，并眨巴着眼。
“人们很聪明，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所以他们嘲笑不止。人们依旧互相争吵，但旋即和好”——否则会败坏肠胃。
人们白天和黑夜都有小小的欲望，但他们崇尚健康。
“我们创造了幸福。”——最卑微者说，并眨巴着眼。
查拉图斯特拉充满希望地对他的观众说，尽管他们不赞成超人，但或许至少会反对其反面吧。相反，观众大声呼唤末人。资产者尚不是末人，但他就某一点来说却更坏：末人是他的偶像。
尼采在许多层面和方面攻击资产者。但最深刻的是攻击资产者的温和（Moderation）。这一德性在卢梭那里尚还得到称赞。因为对于政治生活的运行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德性。温和即要求有这样一种信念：德性是两个极端之间的平均。但对于尼采来说，德性就是极端。它并非是一种控制激情的方式，它本身就是激情，一种变形了的激情。它是对精力和渴求的浪费式挥霍。尼采希望产生一种超价值的价值，在其中，正义将重新出现，它与平等的关系将被切断。勇气变成了如同道德德性般的智力（intellectual），而智慧（wisdom）变成了无节制的智慧（wild wisdom）。然而，很明显的，温和却不可能转化或变形。通过双关语，尼采将其认同为平庸，并消解之。
尼采反温和的战争导致他陷入一个奇怪而危险的领域，包括嘲笑普通的优雅，赞赏野蛮，以及强烈渴望一种真正非理性的政治。由此，他成了一个法西斯的鼻祖和先驱。
六
提及法西斯，我们就来到本世纪。在这一世纪中，对资产者的批判已经从理论层面转向实践层面。它呈现为两次大众运动形式，右翼的法西斯和左翼的共产主义。这些运动在反对资产者不可信的自由民主时，都取得了诸多重大胜利。但无论他们取得何等胜利，他们都使得这不名誉的民主看起来跟黄金时代似的。他们使得值得尊敬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资产者和自由民主的维护者。
至少暂时看来（有人希望永远如此），对自由民主的外部威胁已经结束，但捍卫民主的任务依然存在，因为来自其内部的攻击仍在持续。对资产者的指控不但持续着，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变得更加尖锐。
许多尖锐的声音都将矛头指向自由民主者，他们把中庸当作是与杰出一样的政治德性的。如此一来，资产者的民主就成了西方文明伟大传统中的一部分。它变成了耶路撒冷和雅典的继承者，或许还是唯一幸存的继承者。唯一要说的是，自由民主、或资产者的民主是这一传统的不肖继承者，他们被迫为自己的罪行辩护。但另外还应提到的是，所谓传统的不肖继承者其实是传统本身就已经败坏，因为它一直是由死气沉沉的男性欧洲白人在控制，也因为它经常被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排斥同性恋、杰出人物统治论、种族中心主义以及其他罪恶所玷污和丑化。
这就是今天对资产者的指控，必须被反驳的指控。资产者已经成了罪恶本身的形象。我们当中多年从事政治哲学教学的人可以看到这一现象的到来。要有效地教授这一主题，教师必须探究学生带到课堂上来的恶的形象。我们当中出生于1930年之前的，带给我们两个值得研究的极好形象：希特勒和斯大林。逐渐地，我们确证了这些形象的恰当描述。恶被学生们等同于斯卡斯代尔（Scarsdale）或者谢克-海茨（Shaker Heights）。学生家长鲁莽地实践着被推迟了的满意——一种资产者德性——因此，他们的孩子可以上贵一点的大学。资产者的生活必须得被捍卫，而且值得捍卫。但是，做起来似乎并不容易。比如，温和（moderation）就实在是没有光彩。另外，资产者的捍卫者已经存在了150年了。他们力图纠正资产者生活的缺陷。到目前为止，我们必须极为谨慎地估量这种纠正所获得的成功，但同时也应非常尊重他们的失败。资产者对缺点是律己严格的。但不能确定的是，他们如何处理他们自己所容许自己包含的缺点呢。这或许就是资产者的最终问题。
作为总结我们的探询，让我们看看提升资产者的三个最突出目标。
七
一种目标是希望通过艺术来促进资产者的进步。这就是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主题。歌德以一种较少构架但更精微的方式实现这主题。他们都想使其对美更加敏感，对高贵事物更加敏感，来提升资产者的品味。但这一努力经常陷入困境。在克服温和（moderation）那不可矫正的乏味品质时，诗歌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在艺术中，坏人比英雄更容易施展蛊惑力，比如巴尔扎克和其他一些伟大小说家所描述的。通过艺术拯救的途径将诗人设置为了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附加于诗人身上的如此重负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承载的。这会导致他们忘记他们魔力的最终基础——愉人心智。
第二种目标热衷于通过爱、制度化于家庭中的浪漫的爱来提升资产者。但是，家庭如何才能很好地执行这一功能呢？它或许有能力驯化爱欲（eros），但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资产者的家庭生活如何能呈现出这一面貌呢？简•奥斯丁赞美婚姻，但她的小说止于求爱结束。要忘记尼采认为婚姻是险恶环境的话是困难的。可以肯定的是，歌德写了关于资产者的爱与婚姻的最美丽的史诗：《赫曼与多罗西亚》。但此书至今少有人问津。歌德还写过《亲和力》。亲和力的教条——爱是化合剂——出现在第四章，它涉及到了市民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自我保存的。其讨论开始于医学，然后向爱和婚姻进发。但是，与其说小说主要是关注婚姻的美好，还不如说它主要关注通奸和他们欲施行之的种种意图。通奸正指向婚姻和家庭的边界。
最后是宗教。从卢梭开始，人们发现，宗教有助于资产者弃恶从善。托克维尔特别发展了这一论点。但当他遭遇到尼采上帝已死、宗教功能已被致命地败坏、宗教之真实性已然丧失的论点时，他没有提供优于他人的反对意见。
这一困境止住了我们的询问。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上帝没死。我们可以中气不足地说，关于上帝已死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圣经仍然可以给我们以安慰和智慧。仅此而已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模仿丁尼生，说我们并非想杀死他，我们只是想用理性知道为什么。确切的是，在理性地探讨资产者的问题时，没有比认真想想卢梭的遗产更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