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双眼睛看自己
口述：马克 美国人——在北京当“外商”
“他们有了‘外商’签字的意向书就有面子了”
我在中国留学期间，曾糊里糊涂地被拉去演过一回“外商”。
一天，一个有点面熟的朋友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免费去内蒙古旅游。我一介穷学生听说有公司赞助旅费便动心了。对方说他的三位朋友去内蒙古谈生意，我若随他们走一趟参观几家内蒙古公司就算完成任务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尽情地观光。那一趟旅行我不但免费在大草原游玩、吃住，临别时人家当地公司还赠了土特产让我带着上路。
回程的火车上朋友才透露出内幕，原来内蒙古方面期望与国外搞项目合作，北京的这几位便将我介绍成是来中国考察的“外商”，可我当时明明白白地对内蒙古公司负责人自我介绍过我在北京留学。可北京公司的人说，他们不在乎你是留学生还是其他什么身份的老外，只要是副洋面孔大家与你照上几张合影，就可对外、对上、对下宣扬他们公司正在迈向国际了。
另一次我去南京旅游参观贸易博览会，一时间竟有好几家厂商过来争相与我洽谈业务，并希望我来华投资办厂。在难以推却的盛意下我坐上了他们的轿车赴酒筵，席间，我一再声明我是来南京旅游的，本人也无力投资。我的大实话人家硬是不信，反复宣传他们优越的投资环境，最后竟坚持要我在一份总投资额200万美元的合资意向书上签字，我当即吓蒙了。
中国朋友在我耳边耳语说：“意向书不是正式合同，他们有了‘外商’签字的意向书就有面子了。”于是我不得不签了那份二百万美元的意向书后才得以脱身。我的一位金发碧眼朋友，因其“标准的洋人形象”，曾被邀请为一家新开张的超市剪彩，出席过他自己说不清楚的“国际会议”，当然更“参观洽谈”过一些内地公司厂家，每回他出镜表演的报酬从两千元至数千元不等。
夏日的一晚在上海外滩，我正与一位美国人及一位意大利女郎散步闲逛。迎面过来两位西装革履的体面青年，他们先打招呼说：“欢迎你们来上海。”聊了几句客气话后，他们问：“你们从国外来想不想开开眼界，见识一对上海人的婚礼。”
我们一下子既兴奋又感觉不可思议。他们又热情地邀请说：“我们想请你们来吃中国人的喜筵。”我们疑惑地问：“我们与你素不相识，怎可以随便赴不相识者的婚礼呢？这恐怕太唐突了吧。”他们说：“你们外国朋友光临婚礼，婚礼立刻就显得够级别上档次了。你们千万别推辞。”于是我们被请上出租车拉到一间酒店，大吃大喝了一番。当然那晚我们吃白食的回报是与一对新人合影数张，及与双方家长、亲友一一合影，那晚我拍下的像片比最近两个月照的都多。
“培养一个诚实的人，远比纵容一个欺诈的硕士要严肃重要得多”
一位中国小姐提起其老外男友就一脑门子官司，简直“哏”得无可救药。原来她将自己的论文甩给男友帮忙锦上添花。老外阅后仅修改了两处英文语法就兴高采烈地跑来邀功请赏。该小姐为此气得暴跳如雷，她原以为母语是英语的男友定会帮其论文大大添油加醋一番。男友对她的“无理取闹”则一脸的不知所措。
这显然是典型的中西文化差异，西方人的概念是尊重个人的著作权，他既无贼心也无贼胆篡改他人作品。若他帮忙捉刀那是不诚实的做法，既对原作者不尊重对学校也是欺骗行为，而诚实是一个人立足社会之本。
我遇到过一个15岁的少年由妈妈领来登门拜访，那盼子成龙的妈妈一旁催促着儿子：“还不赶快把你写的英文作文拿出来，让叔叔帮你改正一下。”我看过作文后直夸赞15岁的孩子写成这个样子已经满不错了。然后我与那少年商榷了几处英文造句，没有做任何改动。
那位母亲十分失望和不满。她一再急切地表示：“这孩子是参加英文作文比赛，你别不好意思动手改，随便改没关系。”我只好解释：“首先我不能改孩子的作品，这等于是在损伤孩子的自尊心。再说由我这一介成人来充当一个15岁孩子的枪手，恐怕反倒会弄巧成拙，评委肯定不相信这是出自15岁孩子的手笔。”
我还见识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女孩，她提交的中译英翻译课作业是陈水扁“总统”的就职演讲，她翻译得如此精美与其日常蹩脚的表现判若两人。任课讲师偶然上网发现了台湾发布的此演讲英译本，竟然与该女生的译文只字不差。
此剽窃欺诈行为在学院引发轩然大波，当任课教师及系主任将网络版本及这位女孩的作业一并在其面前摊开时，该生狡辩说，她的作业与译本如出一辙的原因是，陈水扁就职典礼那天她在场。这位同学顽固不认错的态度，不仅无法为自己开脱反而更引起校方的反感。
就在学院打算开除此生时，一些教师和同学（其中大都是中国人），纷纷急三火四地前来为其说情，因该女孩只差三个月就将毕业，若她现在被勒令退学就将得不到硕士学位，两年来的辛苦就全都泡汤了。但学院的解释是，培养一个诚实的人，远比纵容一个欺诈的硕士要严肃重要得多。这位女生最终黯然地返回台湾去了。
当然列举这些中国人的负面故事，绝不意味着欧美人模范得时时刻刻都诚实着，英语里也有白色谎言“WhiteLie”一说，汪洋大盗的故事更经常被拍成电影。
口述：苏菲 希腊人——在北京打车
“你放心，我们的价格很公道，一分钱也没挣你的”
首都机场大厅里，我照搬在上海虹桥机场的经验，凑到旅游饭店服务中心柜台前打听凯莱酒店是否有接送客人的班车，因上海的酒店就提供这项免费服务。小姐回答酒店没车候在机场，她继而热情地要帮我订辆车，要我付200元车资。我觉得太贵，她坚持解释这是最便宜的价格。
我抬眼瞧见旁边有另一旅游咨询中心，便走过去咨询，该柜台同样上赶着要为我订车，报价是150元。我询问如果到门外乘出租车得多少钱，小姐肯定地表示出租车更贵至少需200元。
这时柜台内的另一小姐十分热情地前来帮腔说：“你放心，我们的价格很公道，一分钱也没挣你的，我们这是免费为你提供叫车服务，外宾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嘛。”小姐们如此信誓旦旦的诚恳，于是我相信这一排旅游服务中心都是机场的公营便民机构，值得信赖。
就在我犹豫车费这当口，柜台内的小姐表示车子5分钟之内就会过来，于是我在她赶快先付款的催促下交了150元现金，没见发票。小姐让我坐在椅子上等，15分钟过后我忍不住上前询问，她保证“马上就到了”。又等了15分钟，一小伙子过来说车子不让进机场要我跟着他出去。我随着司机走出机场，在公路上拖着行李直走到一里路外的停车场，看见一辆满身尘土眼瞧将散架了的70年代的尼桑车，车顶上也没有出租车的牌子，车门也没印着通常的出租汽车公司标志。上车后司机说呆会儿路上遇见拦车检查的交警你一定得帮帮忙，就说我是你的朋友，千万别说是打的出租车。
我明白过来这是辆黑车，司机坦诚他每天在机场外“趴着”，与机场内的那些旅游服务柜台挂钩，柜台小姐猎到客人就呼他。我问他得了多少钱，他说柜台付他一百块。我忙解释我交了150元没给我发票，柜台还答应所交费用已包括了高速公路费。他听了挺吃惊，说柜台没付他高速公路费要他跟乘客另外要。他好心地表示不会再要我出高速公路费，回头他会跟柜台交涉，估计够呛能要回来。
一星期后，我从凯莱饭店结完账将行李留给门童保管，出了饭店旋转门，刚好门童已为我叫来了辆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刚放下客人，门童就招呼他过去拉客。
“我一猜准不是什么好活。这里有一帮司机天天在饭店门前‘趴活’，这些有关系的司机和门童通着，从不排队。遇到上机场的好活，门童就分给这帮自己人，因门童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块，其他就指靠着客人的小费和从司机那得到分红，只有遇见挣不了多少钱的短线活才叫我们这些排队的司机。有时别人都不愿拉的赖活，即使像我这样没门路的司机排在最后，门童也会指使你上来。”
我忙诧异地说我出来时门童根本没问我去哪里，他怎么会知道我走不远呢。司机笑了起来说：“你外行了吧，你结账后留下了行李告诉门童两小时后回来，人家当然立马明晰你暂时不去机场，准是先到附近转悠一会儿。若你是结账后直接提着行李出门那才是直奔机场，你们客人出现在大厅后的一举一动都在门童的监视暗算之中，他溜一眼就明白客人大约的行踪。就那抱着孩子一家三口空着手出来打车的，肯定是奔王府井逛街去，门童便叫我们这些跟他不搭界的司机上活。只有门童肯定是去机场的靓活才叫自己人的车上来。”
遇上个能侃的司机我来了兴趣，忙打听：“那从机场过来凯莱酒店应多少车费呀？我来时可是付了150元。”
“你肯定是被人黑了。加上高速公路费应该也就70块左右，前天我刚拉过一次最后结账是69元。遇见老外一看你是头次来中国张口要四五百的都有，一般老外的特点是死认表，那也有招儿对付，我们有‘弹弦表’就是专门伺候这帮老外的，原本70元的车资最后给你弹出150元、200元跟玩一样，老外一看车前面的表走得好好的没错，便乖乖地付钱。不过要是遇见查车整治人员，那些坑蒙拐骗的车主是逮着一个折一个，他就别想再开车了。”
“你是想听政治段子还是荤段子，咱们就聊这半年的新段子”
周六午夜我从三里屯的藏酷酒吧打车去北四环五路居，刚坐进车内，司机手里便晃悠着一张报纸冲着我叫开了：“是你们这些外国女人生完孩子不坐月子吗？”
我顿时被他给问晕了，瞪眼一看原来晚报上一则标题是：“西风东进，中国女人还要不要做月子”。司机这厢仍情绪亢奋地发着感慨：“一生完孩子就喝凉水洗澡，还外出游泳，非落下一身毛病不可。外国女人简直是胡来。你结婚了吗？你生完孩子也不坐月子呀？对了，我上学的时候英语老师说过人家外国人什么都保密，不兴问这问那的，包打听最招人嫌。可咱们现在不是在中国嘛，就得按中国的国情规矩。”
没想到一个中国男司机对外国女人不坐月子有这么大的兴致。与北京出租车司机聊天是我的一大享受，他们的故事都是鲜活的老百姓生活画卷。
于是我搭讪道：“你有孩子吗？”司机来了情绪：“我那儿子是去年大年三十老天爷赏给我的。那晚我正在朋友家垒长城，还别说那天我的手气就特顺，好兆头呀。11点多我的手机响了，老婆吵吵嚷嚷地叫肚子疼。我对她说你忍一会儿，我打完这圈就回家。就过了5分钟老婆又呼我，哎哟、哎哟地喘气说孩子就要生了。我扔下牌，下楼开车奔回家把老婆一送进产房，就得了个大胖小子。”
司机夸完儿子接着打听我的事，当他得知我借宿在朋友家时，便说：“你去的那个小区在电视上看过，都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是你男朋友住在那吧，你男朋友够富的。”我忙兴趣盎然地追问：“你觉得我有希望找个大款男友吗？”司机回过头冲我笑了起来说：“那当然，如今哪个女孩愿意找穷人呢。你没听说新段子是，头等女子嫁美军；二等女子嫁皇军；三等女子嫁伪军；四等女子嫁国军；五等女子才轮到毛老先生缔造的共军。”车过了友谊宾馆后越开我越觉得道路陌生，终于我们停在四季青一乡镇企业门外的路边上。司机连着给三位朋友打手机问路，又摸了半天直到夜里一点多才找到我朋友家。下车时司机说：“我路不熟绕了点远，对不住。这么着吧，少收你两公里路费。我这出去还得寻摸一会儿路。你真不该住在这。”
在北京住久了我越发感觉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一群生动可爱的人，乘客一踏进车门，司机就跟你自来熟，无需任何过渡。
一个下午，在人民大学门口我拦下辆车，司机是位40多岁的壮汉。刚落座他就发话了：“说实在的，我不怎么喜欢外国人。”我一惊忙问：“为什么你对外国人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恨呢？”他答：“就那美国人耀武扬威的，整天事事的，告诉美国鬼子，我们中国人不怕他们。”
通常外国人一上车，司机的开场白常常是：“你是哪国人呀？”我经常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是北京人。”每每司机都会侧过脸来嘿嘿地笑上两声说：“真的吗？”我马上抢白：“当然，我不是在说北京话吗。”我发现若告诉司机自己是希腊人，他们每每都会很惊喜友好地表示：“希腊好，文明古国跟中国一样历史悠久。”有的司机还会感兴趣问：“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你们希腊有几千年历史呀？”只有一个司机闹不清希腊在哪，他说的是：“希腊，不就是意大利的一个地方吗？”
因我母亲是法国人，故有时我也随口说自己是法国人。对于法国人司机的反映多是：“法国人浪漫，法国葡萄酒在中国挺时髦，我老婆用的是欧莱雅日霜晚霜。”就这样，我灵机一动决定每回对司机报一个不同的国籍，借此观察北京的士司机对各国家的态度和看法。
我发现当我说自己是美国人时，他们的反映最为强烈，看法也最多种多样。有司机说：“美国人，好，地道，天下第一强国。”也有的司机表现出对美国的不屑：“美国算老几，纸老虎。别以为你是美国人就可以随便在中国怎么地，不高兴了，大爷还不乐意拉你这个美国鬼子呢。”
有次我胡说自己是俄罗斯人，那司机尖着嗓门说：“我们过去的老大哥呀。五十年代时中国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今你们是落难了，听说你们那里经济一片惨淡，缺吃少穿，你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应有尽有，你在中国得多吃点，要不然回去就吃不着了。不过普京倒是一强人，看样子能带领俄罗斯往好了奔。”
若我自报家门说是英国人时，司机就尤其忙乎开来：“曼联、利物浦都经常看，贝克汉姆听说要坐冷板凳了……女王她妈过了百岁才死，值。”若我说来自加拿大，司机便兴奋地说：“大山的同胞，你知道吗，洋笑星大山在中国火了好多年了。”我马上调侃道：“大山是我的学生呀，只有一次课他落下了，那堂课我讲的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世界上最能侃、最会侃的司机，乘客能从他们嘴里享受到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榜到街道胡同里的市井八卦，北京市面上的各路信息司机都免费发放外加义务评论。
12年前司机们最爱打听的是：“你们国家的冰箱多少钱一台。”要不就是：“你在国外挣多少钱一个月。”如今没人再感兴趣国外冰箱、彩电的价格了，司机眼下最关心的变成为：“你们国家买一套单元房多少钱。”或者：“我儿子想出国留学，一年得多少学费呀？”从司机这些年打听国外不同的事，就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这些年经济的飞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是一步一个台阶。
那天我在建国门一上车，司机听说我离开北京半年了，忙问：“你是想听政治段子还是荤段子，咱们就聊这半年的新段子。”这位司机曾是纺织厂的工人，他说如今北京是优胜劣汰的城市。接着他现身说法道：“1995年我学开车那会儿周围人都笑话我，班上得好好的，干吗非要自费去学什么开车。我回敬他们，一年后我要是一个月挣不了你们半年的工资，我就是你孙子。这不厂子不景气哗哗地下岗，厂里四十好几的大老爷们抱着厂长的大腿哭天抹泪，早知道会尿床你倒是赶早躺在沙子堆里呀，这不临下岗了无一技之长。我老婆下月就要下岗了，她干活的烤肉季要改股份制，原国营企业的干部摇身变成为股份公司的老板，领导决定将现有的国家职工买断工龄全部让大家回家，股份制后他们再重新招聘合同制临时工。”
口述：佳丽 奥地利人——在北京租房
“哎哟，我的大小姐，你看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你就这么狠心溜我的腿”
我刚到中国时住在北京东三环的亮马大厦，这是专门出租给外国人的公寓，我的房子只有一个小套间，公寓门口24小时有拦阻中国人进入的门卫把守。房间内如酒店客房一样窗户打不开靠空调换气，我很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我一直巴望着有机会住到中国人堆里与普通市民朝夕共处。
当时有一些北京居民将自己的住房出租给外国人，大都是些老百姓的私房，总之在北京租住民房还处于一个灰色时期，外国人应如何租住民房政策上无明确规定，什么地区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出租给老外相当不清晰。
我曾寻摸到后海附近一处四合院内的民房。对于北京的四合院我一向情有独钟，能有机会享受胡同里的生活方式令我欣喜异常，我立马放弃了亮马大厦的“外宾特权”搬进了大杂院里。由于是私下里与房东交易的，于是我在此等于是个地下住客。有时我的房东会打来电话通风报信说：“明天片警来查户口，千万别出门，有人敲门也别开门。”接到房东的指示后我们便刻不容缓地备战好食品、饮水，危险期一临近就躲在房内观察门外的动静，直到确信警报解除后才敢露面。
但是有天早晨我明知外面有警察候着，无奈我当时着急往办公室赶，只得硬着头皮往外跑，原打算跑快点冲出警戒线，没想到遇上个较真儿的警察在脚后跟愣是追着我不放。
警察边追边喊：“你跑那么快干吗，心虚了不是。小姐，我说你别跑了行不行，我保证你没事。”不得已我停了下来。那警察喘着气赶上来说：“哎哟，我的大小姐，你看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你就这么狠心溜我的腿儿。”
我看看人家满脑门子的汗，知道自己错了，赶忙一个劲地道歉。那警察大叔倒是一派不计小人过的大度，他说：“你私租民房，对不住，我得公事公办，罚你五百块钱，然后你就赶快去上班，我也不耽误你了。”中国的警察真有人情味。
有一专门从事北京民房出租代理的加拿大人靠做中介捞外快，此公经常喜欢以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姿态，向外国人阐释复杂的老外租民房政策新动向。就是这样一介“政策权威”，有天他自己冷不防也被传进了公安局，罪名是他非法租住北京民房，公安的解释是那所房子不应该出租给老外，于是罚了他一万元人民币。
“你知道吗？我其实就是特烦老外住在我的家里”
北京交道口一胡同里，有一些拆了四合院后发展起来的改良形式四合院，就是将两、三层最高四层的楼房替代了原来的平房，但保持了固有四合院的布局传统，这种新四合院的设计概念造型，在一片叹息老北京老胡同传统文化消亡的悲愤抨击生浪中，得到了许多好评，其设计师还为此获了奖。
此胡同对老外的吸引力还在于其地理位置处于市中心美丽的时刹海附近，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如电影、小说中所描述的老北京那样动人和有韵味。这片房子通过房屋中介公开地出租给外国人，最令我舒心的是这里不存在门卫，任何朋友都可以长驱直入地进屋来，当然胡同里有敌情观念警惕性都很高的街道“小脚侦缉队”，巡逻保护着街坊四邻。其实这些“小脚侦缉队”满可爱的，也是老外皆知的北京传统地方风情。
我的房东是位满口北京混沌儿话音的工人，他的那套房间在二楼，按中国的概念叫做两居室，即一个大卧室和一个小卧室，厨房是典型中国式的偏于一隅且狭窄，还有同样中国式的挤在犄角里的迷你卫生间。租金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种出租给老外的民宅，租金绝不像中国人的住宅那样低廉，但也不像专门接待外宾的“涉外公寓”那般国际化地昂贵。
在一位中国朋友的陪同下，我来到房屋代理公司签了一年的租约，租金是每月八千元人民币。合同条款很简单，注明了房子的面积、租金及租约期限。我请示所任职的西方公司时，老板表示因房租比涉外公寓便宜许多，故公司愿意负担此房子的装修费。
我动手装修前很谨慎地咨询了房东对改变他的房子是否有任何的条件和建议，比如我刷什么颜色的墙面、铺什么风格的地板等都汇报给了房东。房东很爽快地表示他们无任何异议和要求，要我自己“随便看着办。”房东惟一强烈的表示就是，我得将全年的租金于入住前全部一次性付清给他。因房租反正由我公司的老板支付，于是我当即便照办了。
钱的事办妥后房东就撒手不管了，于是我开始了大兴土木。
我对自己的窝所做的手术是先铺了一层淡粉色的地板方砖，墙壁也自己动手粉刷一新了。厨房我特意配备了白色的瓷砖，厕所里我安装了新式热水器，这个新家不豪华但简朴干净一点一滴全是自己劳动的结晶，我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兴奋地开始了北京人的居家日子。房东的职责是为我提供煤气罐，煤气用完后我就致电他，有时房东送煤气罐来时还带来一盒他太太包的水饺，说是送给我尝新鲜。房东的小儿子在学校里学英语，儿子随父母光顾时，夫妻俩就不时地在一旁催促着儿子：“还不赶快跟阿姨多练习一下英语，机会难得。”我觉得房东一家人很纯朴可爱，安居在这里愉快温馨极了。我每天清早骑着自行车在一些小胡同里钻来钻去地赶往赛特大厦上班，那种感觉棒极了。因此我决定一年后将与房东多续几年的合同，我也自信与房东间的关系维护得相当成功，双方间的合作是愉快的。于是，当一年的租期差不多结束前夕，房东致电我说他想过来一趟聊聊房子的事。我欣然同意。
房东夫妇进来的时候气氛有些尴尬，他们先表示这房子的情况有了新变化，无法再继续租给我了。我十分意外大惊，这也就是说一个月后我得走人。我着急地询问出了什么事，房东吞吞吐吐地解释说：“由于把自家的房子出租给你，我们一直寄居在朋友或亲戚家，东一家西一户地寄人篱下打游击，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太不方便了。而且我们的孩子还在你这附近上学，我们回家也是为了照顾孩子的方便。”
我听后非常难过，但房东要回自己家的话也句句在理，最后房东坚持房约到期我就得立马搬出。几天后我请一个中国朋友给房东打电话沟通，看看能否暂缓几个月，因我担心无法在三星期内找到一个新住处。没想到当我的中国朋友打电话给房东时，他的口径和收房的原因全变了，房东开始情绪激动地咆哮起西方人来。他叫道：“你知道吗？美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什么鬼子，我其实就是特烦老外住在我的家里。我们中国人应该有骨气，没必要对洋人唯唯诺诺的……”
得知此公的慷慨陈词后我颇难过，于是一气之下就把厕所里我自己装的热水器及马桶上的坐垫拿走了。有朋友建议说我撤离前应回复房子曾经的惨状，但我没那么做，我交还时仍旧是漂漂亮亮的好房子。
因考虑到房东对外国人的偏见这般重，所以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时我便极小心翼翼、礼貌周全地试图讨好他们。我表示说：“我理解你们想回自己原来的家，孩子在这附近也有一起玩的小朋友”等等，总之竭力表现出我的善意，最后非常恭敬友好地与之道别，期望就此能扭转他们对外国人的不公平看法。
后来我得知了此房的后续故事。其实房东根本就未倦鸟归巢，我走后他们当即将“吉屋”再次投放市场，房租比以前高出了许多达一万多元。我的一位朋友被那位房东领着前去“相面”时，该朋友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安娜的家”。于是他当即不客气地表示：“我不会租你的房子，因为我的朋友曾住在这里过。你为了多收几个房租钱，就将我的朋友赶走了，这实在不妥。”后来我去那个院子探望朋友时，看到这套房子仍旧空在那里。房东失算了。
“我们更在意‘平凡着、生活着’”
在中国留学的外国人几乎都与中国大学生结为一帮一的互助组，你教我汉语一小时，我帮你纠正英语一小时。老外汉语里把互相学习的伙伴称其为我的“互相”。留学生往往抱怨与“互相”大学生聊天没劲。
比如我每次与我的“互相”互相完后，都会跑到校门外与我的那帮布衣哥们儿、姐们儿扎堆儿解解闷儿，与陋巷里的摊贩、个体画家、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什么的侃大山，那才叫过瘾。这些普通草民都是实实在在地生活着，你有机会与他们掏心窝里的话，与他们唠家常，倾诉过日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一起骂、一起哭，有滋有味。而中国的大学生们常常太一本正经，个个都踌躇满志，期盼成为干一番大事的成功者，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于我们西方青年来说，如今对这种人生观早已失去了兴趣，我们更在意“平凡着、生活着”。
在中国大学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无大志者，不想挣大钱、不想出巨著、不想干什么大事业，甚至也不想读高学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过得快活有趣，没想过设计自己的“锦绣前程”。
因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的差异，使我们留学生往往没情绪与中国大学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话题，对我们来说特Boring（枯燥）。对比之下，西方青年更热衷去亚洲、非洲、南美等不发达的地区当一名志愿工作者，比如义务医生、教师。有机会帮助所需要的人，这种人生特别带劲儿和有意义，这才体现自己的价值，充满成就感。
一次，有位中国朋友考我，他问：“长江里有几条船？”我茫然着。 朋友笑起来说：“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
中国人对抛头露脸的荣耀感留给我颇深的印象。在电视上看到采访一华人女士，她说当其老爸见到克林顿夫妇邀请女儿到白宫参加国庆午宴的请柬时，爸爸激动得老泪纵横。当然去白宫做客的确是难得的机会，不过与“人民公仆”同进一次午餐，怎么至于激动得落泪？西方人多会以平常心对待。
这也令我产生了另一个感叹：不管是大陆、港台的官员、名人，他们出街时个个派头十足，要不就墨镜遮面。而欧美的大人物则非常注重平民化，欧洲老百姓常会在街头碰见王室成员随意逛街、购物。如戴安娜王妃生前在一个圣诞节前夕，她去拜访为其看病的中医师。戴妃亲自上伦敦哈罗斯百货公司选来礼物，然后肩上扛着这一大箱礼物穿街走巷。那医生回忆说，当戴妃汗涔涔地进门后，她掂了掂那箱子觉得满重的，没料到戴妃居然既无保镖也无随从帮忙，贵为王妃也不计较在大街上独个扛着箱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安贫乐道是否意味着失败？”
读过中国杂志上一则故事，介绍旅美音乐家谭盾，初赴美时曾为生计所迫在纽约的一间银行门外拉琴卖艺，与他做伴的还有一黑人乐手。10年后的一天，谭盾路过那间银行时瞧见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卖艺。那黑人问谭盾如今在哪里卖艺，谭盾说在卡内基（纽约著名音乐厅）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在那儿能挣着钱吗？”谭盾也幽默地回应：“还行。”
这本来是个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随后的说教才煞风景呢，板着面孔告诫读者，谭盾靠自我奋斗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10年落得终日在街头卖艺。这种评论令我觉得好笑，且过于“中国特色”。
在西方，街头艺术是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街头艺术家同样是艺术家，不论你在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无贵贱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家。有些街头乐队水准相当不错，并演出了名气。每天他们到固定的广场演奏时，会有乐迷拥在周围，并风风光光地出售自己乐队的 CD。一些成功的街头乐手、画家的收入，与办公室职员的薪水相若，其中有些街头艺术家就靠在街头、集市上为行人提供娱乐置了房产。
我有位朋友原在大乐团拉小提琴，可他嫌不自由，便放弃了整天着礼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宁愿下到酒吧、街头、狂欢节上去表演，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更令他放松惬意。周围亲友也理解他的个人志趣，无人认为他胸无大志，不思进取。成功不应只是狭隘的成名成家，而鄙视平凡的普罗大众是低俗的心态。
来中国前，我原以为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劳动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中国也有一句古语“360行，行行出状元”。可是亲临中国后我很意外和震惊，中国人对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清洁工等，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视这些“底层”劳动阶级。中国人以职业、职位、收入、官阶来品评一个人的高低贵贱，比西方社会过分多了。
在西欧，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但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比如一个大学教授，他的朋友圈子里会有国会议员、知识分子，也会有普通产业工人甚至司机、花匠。而一个女博士她的丈夫可能是一位技术工人，无人认为他高攀了，也无人认为她低就了，这些在西方都是司空见惯的事。记得我刚来香港时，常与大楼的门卫站在门口闲聊，这位看门人会讲普通话，他建议我去唱卡拉 O K，这样我的汉语将会突飞猛进。可是一天一位同事劝告我说：“你最好别与看门人聊那么多，我们都只是与他打个招呼就过去了，从不与其聊天。我知道也许在你们欧洲不算什么，但在香港可是不一样。你还是注意一点好。”
一个走街串巷去酒吧、幼儿园、小学校讲故事的说书人，一次晚餐时与一熟识的中国女士聊天。那中国女士好心地替他出谋划策说：“反正你在这里也没工作，还不如去中国教英语。还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收入。”那说书人很惊讶地认真纠正该女士：“太太，我是自由职业者。我的专业就是走街串巷为老百姓说书。您怎么能说这不是一项职业呢？我不去中国，我不愿背井离乡。”
那位中国女士餐后言之凿凿地发感慨：“看他一个穷说书的，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朝不保夕。帮他找条出路还不领情。看来我们中国人是好样的，我们来到你们西方赤手空拳地打拼出自己的一份体面职业、中产阶级薪水和小洋楼……”西方人都睁大眼睛瞧着她。本来西方朋友还挺可怜这位女士的。该女士的丈夫和10岁的女儿都留在中国，她独自漂泊异乡打拼，已4年没见过女儿了。西方人特不能想像夫妻长久分居，家庭不能团聚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痛苦。丧失天伦之乐的痛苦，是洋楼、白领、高薪等所不能弥补的人生缺憾。
在西方人眼中，为出人头地付出如此代价，是否太残酷？人生难道就只有这种浅薄的成功标准吗？难道不愿背井离乡、不向往洋楼、白领阶层，仅满足安贫乐道的淡泊人生就是失败者？为何中国人总势利地以财富、洋楼、学位、白领等物质的东西来论英雄？为何平凡地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就不被认为是好样的？难道中国人不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有问题？是否太过功利主义的庸俗？令西方人看不明白的标语口号
一位初到北京的外国留学生，上街前担心自己找不回学校，就照葫芦画瓢地将街道口牌子上的字，一笔一画地描了下来。当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过了一把瘾后，果真认不得北了，急忙掏出字条拦住行人不耻下问。没料到，被问者瞄了眼字条后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原来字条上书：“此处禁止停放自行车”。
中国的标语之多，是每一位踏上中国的老外头一深刻印象。当初我从深圳罗湖口岸排队入境中国大陆时，我扫了一圈大厅后便选择从9号岗过关，因为此窗口前贴着“文明礼貌岗”。我好一阵嘀咕，此岗特别标榜为“文明礼貌岗”，难道旁边的一排岗亭都不够文明礼貌吗？我当时简直笑出了声。来到大陆后常在公共场所见到竖立着的标语牌，上面详细列满不许做的事。诸如“不准随地吐痰”、“不许践踏草坪”，及什么“约法三章”、“五个严禁”、“七不规范”、“服务忌语”等。最令我摸不着头脑的是地铁里张贴的告示：“严禁跳下站台”。
与诸多禁止相对应的是，一些机关、商业部门甚至公交车前悬挂着“文明标兵”、“礼貌待客”等褒扬锦旗或匾牌。面对这些中国特色，我刚到时着实莫名其妙了半天，慢慢地就见多不怪了。还有一则啼笑皆非的景观是，有国有商厦里的售货员，胸卡上居然标着“微笑售货员”。难道对顾客微笑也因此跃为区别普通售货员的标兵模范，是否一位平凡的售货员就没有对顾客微笑的职责？真搞不懂这是什么滑稽戏。
在中国住下来后才终于恍然大悟，“微笑服务员”就是不一般，确有其褒扬的现实意义。因中国城市大商场里的售货员有些依然官商气十足。
一次我到太原一商厦里买皮箱。那天正值午休时间，中国大地“全民皆睡”，男售货员正趴在柜台上打盹。我低下头凑近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同志，我要一只皮箱。”连唤了好几声，那售货员才懒洋洋地回应：“没有。”我只得耐心地指着他背后的一排皮箱说：“您后边的那些是什么呀？”售货员突然跳起来气势汹汹地喊道：“我说没有就是没有。这些全部坏了，行了吧。”第二天我改在一早去同一柜台，这次顺利地扛回了只昨天就看好的皮箱。
最令人不痛快的要算某些官员的官僚作风。我的朋友与其中国未婚妻上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政府“喜官”板着扑克脸要求老美出示单身证明。他的未婚妻小心翼翼地指着递上的证明书说：“未婚就是单身呀。”“我懂还是你懂。”官员不悦地回敬了一句。然后他较真地咬文嚼字起来：“这里可没有明确地说明他以往的婚史，都40多岁了还没结过婚，可能吗？”我的美国朋友脸憋得通红，发誓说他从未结过婚。于是那官员态度缓和了些，冲着朋友的未婚妻训道：“我这是为你好，帮你把好关，省得你上当受骗。”眼泪都快被逼下来的中国女孩终于挤出来了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