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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　一场有关民主的试验（上篇）

　　本报记者 张婷婷 摄影 王熙维

 

　　核心提示

 

　　成都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轫于2003年新都区木兰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此后，以“公开推荐、差额直接选举”为主要内容的乡镇、村（社区）党组织选举制度改革在全市逐步扩大。与此同时，各区（市）县相继开展了领导干部民主测评、开放区（市）县委常委会议、人大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等，把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交到党员群众手中。2005年，市委出台了《关于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确立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体框架；市委组织部出台了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13个配套制度。2007年，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13个配套制度，制定出台了村（社区）党组织公推直选7个配套制度，形成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制度体系。2008年，市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意见》，对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再次强调，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年以来，市委组织部把构建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作为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抓手和载体，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都区木兰镇，在我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里，产生了全国第一个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从试点的起步到如今的成熟，它始终都在大众的关注目光中。木兰镇，虽只是改革的一个缩影，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身影。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所以能够首先在成都这片城乡大地上“吐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合力而为。首先突围的，便是揭去干部选任的神秘面纱，将其放置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群众的票选和监督。

 

　　2004年6月30日，清晨6点，暴雨突至。

 

　　一个小时后——

 

　　木兰镇绝大部分的机关干部已经在机关办公室集合，与提前赶到的镇党委书记刘刚毅碰头，商量对策——没有预告的暴雨，很可能毁损一些破旧的村民住房；突袭而至的狂风，很可能破坏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15分钟后——

 

　　刘刚毅和其他的机关干部，兵分几路赶至几个处于“危险地带”的村（社）。紧急撤离群众，部署过渡安置点……因为处置及时，安排得当，那场暴雨没能施虐得逞。

 

　　这些镇干部在集合碰头之前，没有任何招呼和约定，只是看着黯然的天色与狂作的暴雨，想着村民的安危心里一阵犯愁，于是，不约而同赶到了镇政府。

 

　　这一天，距离刘刚毅通过公推直选当选为木兰镇党委书记只有半年的时间。

 

　　公推直选带来了很多改变，亦有潜移默化，亦有显而易见。

 

　　公推直选影响了刘刚毅和木兰镇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而领导班子成员又影响了全体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所以，不约而至成为他们彼此间不宣的心照。

 

　　2003年以来，市委把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推进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积极稳妥地全面推进了以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和村（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始于成都，并非偶然。现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分管党建工作的麻渝生，对此有着很深的思考。而当初，任职新都区委组织部长的他，正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项大胆改革的参与者、执行者与见证者，他的“天时、地利、人和”之解，正是深思之后的精确结论。

 

　　所谓天时，2003年正值改革开放25周年、十六大召开的关键时期，成都进行了战略性地抉择，选择了虽苦犹荣、意义深远的统筹城乡发展之路。所谓地利，成都地处西部腹地，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有着推进改革的实力与基础；所谓人和，换届之后的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有着高度对党负责、对群众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听取民意、集中民智是必然之选。

 

　　“组织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发展思路再好、制度设计再好,如果没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一切都将落空。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调整,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城乡变革,繁复艰巨,任重道远,干部队伍没有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谈何推进?干部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与信任，又怎么带领群众在城乡一体化中发挥出积极的主体作用呢？

 

　　变革的突破口，便是将干部的选任揭去神秘面纱，放置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公推直选。

 

　　当初，一年白发，后来，白发五年。

 

　　2008年12月4日，记者再次见到刘刚毅时，头上的白发密密麻麻。从参加公推直选的那年，他的头发就渐渐白了。有群众主动向记者“揭秘”——为了我们，操了很多心，这头发也跟着白了。

 

　　2003年12月7日,木兰镇全体党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直选镇党委书记,刘刚毅当选，成为全国第一个直选产生的镇党委书记。事后他回忆道，1998年开始自己就在木兰镇工作，干了些实事、也有些好口碑，所以他觉得“胜算很大”。但是，公推、直选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一轮又一轮的“竞决”，彻底颠覆了他的想法——“为官实在不易，特别是要做一个群众真正信任、真正满意的‘官’。”后来，他把自己的所有着眼点都放在了群众身上——群众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书记，群众到底希望地处偏境、发展滞缓的木兰镇得到什么样的发展……这些都成为他“竞选”时准备“施政纲领”的主因。

 

　　压力，并未随着当选而消逝，反而与日俱增。“我对群众承诺了的，我就要为他们负责到底，不辜负他们的信任。”

 

　　半年后,刘刚毅在全镇民主测评大会上就上任以来的工作情况述职,由党员和群众代表“打分”。“如果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30%,就得‘下课’。”面对如此“大考”的刘刚毅坦陈自己压力大、一刻也不敢懈怠——这样的方式给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结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也可能出现矛盾,这就既要坚持法律和政策原则,又要更多地吃准下情,既要实现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也要维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刘刚毅上任后积极开发石木路、抓木兰山综合开发,在述职评议“大考”中,满意率超过95%。如今，当初会上承诺的5件大事，早已提前完成，有的承诺甚至提前了2年就让当地群众享受到了实惠。当前，刘刚毅思考的最多的是，如何抓住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历史发展机遇，带领木兰镇更好地全方位的发展。

 

　　刘刚毅，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个典型缩影。三会开放、三务公开、民主测评……回看5年的探索实践，我市已构建起以群众满意为价值取向、对下负责与对上负责统一的基层运行机制和治理机制，有力地激发了广大群众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

 

　　——对于群众而言，干部乱为是可怕的，不为是可恨的。在解决了“怎么选”之后，民主的推手更多地施力于让干部怎么“有为”、怎么“能为”上。

 

　　干部的执行力，向来被比作核心竞争力。

 

　　市委通过探索和实践所形成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和成都实际的统筹城乡战略，关键在于干部队伍。如何在民主的进程中，如何用民主的推手，把战略“有为”、“能为”地执行下去。而在改革推进之初，有些基层干部在工作中还不能很好地解决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出现了“不在状态”的问题。

 

　　“当官不在状态,不如回家歇菜”——4年前那场震动全国的“不在状态”官场风波,至今许多成都市民都记忆犹新。那年7月6日,市委工作会议援引美国西点军校两百年来奉行的准则——“没有任何借口”,强调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力。时隔三个月后,在温江举行的近郊区县推进城乡一体化座谈会上,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再次强调执行力。记者至今记得那句话——该谁干的事情,谁就要干好。

 

　　自此,一场自上而下的官员“问责风暴”刮起,先后共有20多名干部因“不在状态”而被摘除“乌纱帽”。仅仅从5月11日到16日,就有16名乡镇干部因类似原因被免职。这在成都市近几年中尚属罕见。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于置身于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干部而言，犹如修炼民主“内功”。如何提高核心竞争力，领导干部怎么去执行贯彻决策，依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随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逐步构建起以群众满意为价值取向、对下负责与对上负责统一的基层运行机制，而基层干部也逐渐熟知与掌握了这种工作方式与工作状态。

 

　　依然是刘刚毅，在他身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

 

　　公推直选的那年，一个国家重点工程落户新都。为了项目的顺利开展，需要对木兰镇以及邻镇边界地段的部分村民进行征地拆迁。两个地方同样面临着老百姓的拆迁工作，然而，一左一右却形成了明显的差别。

 

　　木兰镇的邻镇，虽然很快地完成了拆迁任务，但是由于处理方式操之过急，没有充分和群众进行沟通，以致后来在群众过冬问题上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而另一边，也就是木兰镇，因为拆迁缓慢，刘刚毅还受到了批评。

 

　　事后，刘刚毅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拆迁工作涉及群众今后的生产生活，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不能粗暴简单了事，而应该充分尊重他们的利益与意见，必须得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必须得到他们的理解与认同，这个事情才能推开。以前觉得做群众工作只要尽心尽力就行了，而公推直选让他有了一个更深、更真的体会——要更为全面地尊重群众的意见，维护他们的利益。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地大大小小开了很多次会，做了很多沟通解释工作，包括政策、标准全部都贴在了村民的家门口，大家一目了然。也正是因为基础工作做得扎实，所以群众都非常理解与支持国家重点工程。拆迁居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回溯从前，成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从公推直选开始起步，并逐渐完善丰富的。公推直选的核心就是通过选举方式的改变，明确基层领导干部的权力授受关系，从而形成基层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的运行机制。几年的实践证明，公推直选对于激发基层党员群众的民主意识、提高基层党员群众的民主素质，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把民主的理念融入了执政理念，走群众路线、遇事与群众商量成为基本的工作方法；而越来越多的群众，也把民主的理念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积极监督领导干部工作——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矛盾问题成为主流。

 

　　12月初，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试行)》，这两大文件的共同点便是——充分发扬基层民主的力量和长期充分的调研结果。

 

　　从社会反响的层面上看，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统一了基层干部与党员群众的思想认识，形成了浓厚的民主氛围。充分发扬基层民主的力量，就是依靠基层、依靠群众，依靠群众丰富的实践经验，开创性地解决问题。而长期充分地调研，则是这几年改变中所积累的宝贵财富。

 

　　文山会海，不是决策。决策，来自于反复往返于基层群众中的调研；决策，来自于民意、民声、民智中。如今，我市干部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在状态”、“在路上”——在激情澎湃的工作状态、在听取民意的调研路上。

 

　　民主的土壤越来越肥沃,干部肩上的压力就越来越重。“不仅仅是工作方式和工作理念的改变，更深层次的意义来源于对工作价值取向的改变。”从麻渝生的言谈中透露，经过这几年从管理到服务的跨越，基层干部选拔机制从“官员钦定”到“群众公认”的转变，使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决策机制从“领导拍板”到“问计于民”的转变，提高了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考评机制从“官评官”到“民评官”的转变，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也正是由于这“三大变化”，促使干部队伍从执政理念上实现了从“眼睛向上”到“眼睛向下”的转变，更加关注基层党员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在执政方式上实现了从“代民做主”向“民权民定”的转变，通过组织党员群众运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处理和化解矛盾问题。

 

　　与此同时，基层党员群众的思想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盲目服从”、“各行其是”到“热心社区事务、关心经济发展、关注干部行为”，从只要求个人权利、不愿意履行义务到有意识地依法监督党务、居务、财务，有序参与居民自治，充分显示，越来越多的党员群众开始懂得并能够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一组调查统计数据力证了改变。据调查数据统计，48%的乡镇干部、66.9%的群众、71.9%的党员认为公推直选是基层党组织书记产生的最好方式。

 

　　当前，我市正积极适应灾后重建和试验区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力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理顺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大力推进“还权赋能”和“村民自治”，切实加快农村资产资本化和基层治理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