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评价今年中国政府处理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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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评价今年中国政府处理人祸
  记者: 亚微 华盛顿
  Dec 27, 2008
  2008年是中国辉煌耀眼的一年,也是天灾人祸频仍的一年。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应对天灾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处理人祸方面却仍然表现出思想僵化,遮遮掩掩的陈年陋习。
  2008年既是中国人民族自信心大振的一年,也是危机四伏的多事之年,奥运辉煌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突发事件,特别是9月被曝光的造成幼童生病死亡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等,都在各个层面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生活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官方的自我表扬*
  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为例,中国官方的自我评价是,它应对人祸和处理天灾一样出色。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上一篇题为“三鹿奶粉事件折射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对三鹿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如同政府过去对非典和汶川地震的及时处理一样,使受伤害家庭感到慰藉,也使民众体会到法治社会的进程。
  *世卫代表:事发后延误通报*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生( Hans Troedsson)指出,三鹿事件9月曝光后,中国政府在信息发布和应对措施方面的确很公开和透明,例如它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情况,并且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信息。但是,韩卓生对通报被延误表示了关注。
  “调查表明,三鹿公司以及地方官员早就知道出了问题,但是却没有及时通报,正因如此才造成今天这么大的问题。中国需要从这个严肃的事件中吸取教训。通报之所以被延误,有可能出于无知,但是也有可能是故意所为,如果是无知,就需要加强教育,让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是故意所为,就是刑事犯罪行为。”
  三鹿毒奶粉事件被曝光后,三鹿公司和当地政府被指责早就知道情况但隐瞒不报,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根据《人民日报》报道,石家庄市政府发言人自己表示,市政府最早在8月2号,也就是北京奥运会召开的6天前,就得知三鹿奶粉问题,而三鹿公司竟然请求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以避免此时的新闻炒作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温克坚:毒奶粉暴露多种体制弊端*
  浙江独立时事评论员温克坚指出,三鹿毒奶粉事件暴露出中国社会体制中的多重问题。
  “第一重是政府监管的失职,第二就是政治性的考虑压倒了监管的专业考虑。比如说,毒奶粉事件中,为了面子,为了举办奥运会,所以把收到的相关信息都压制下来。第三重问题是, 问题爆发以后的处理,尤其是事后补救问题,表面上,政府好像承诺对所有受害儿童都给予免费治疗,但实际执行起来问题重重,相互扯皮的现象非常多。更重要的是,各地法院没有受理因为毒奶粉事件引发的民事索赔。
  “这几重问题迭加在一起,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体制问题。”
  温克坚指出,所谓人祸其实就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制度层面加以解决。
  “我们说的人祸,其实本身就是制度之祸,是这个制度产生祸,它是没有办法应对自己的很多祸害的,就象一个病人一样,他很难治好自己的病。如果要有效地应对这些人祸,必须在制度层面进行一个升级换代。”
  *江天勇:僵化 遮掩 压制*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也指出,在三鹿毒奶粉事件的事后处理上,中国政府仍然表现出思想僵化,遮遮掩掩的陈年陋习。
  “三鹿奶粉事件出现后,我们本来应当积极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对国内的受害者,政府采取的是压制的做法,包括自愿律师试图提供法律帮助,政府也采取种种打压手段,这些反映了政府一贯僵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总体上来说,还是喜欢沿用过去那种对信息进行控制的做法,对事情的发生走向总希望去操纵它。”
  *刘江永:及时 透明 以人为本*
  但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刘江永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面对人祸时,一直贯彻以人为本的的精神,事事处处从人的角度来处理问题。 刘江永教授指出,对待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国政府的应对非常及时,而且透明度很高,没有护短,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决心和自信心。
  “中国政府对本国奶产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尽管世界有些国家对中国产品卫生标准以及安全问题提出了种种指责。如果护短,中国政府考虑到出口就会更遮遮盖盖,但这次处理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本着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宁肯我们的产品砸牌子,销售不出去,也要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 ”
  *生命逝去 措施方来*
  三鹿奶粉中发现有毒成分三聚氰胺之后,中国的奶制品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都受到大规模抵制。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停止所有食品类生产企业获得的国家免检产品资格。另外,政府还根据2006年制定的“国家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重大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
  但是,一些人士提出,在消费者付出了生命代价后,质量检查监督部门才采取上述举措,这是否来得太迟了呢?
  *两学者:政府护短*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系副教授万明把中国政府处理天灾与人祸的表现加以比较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人祸方面控制得更紧。
  “相对来说,它对天灾的处理就稍微好一些,因为天灾很难说是政府的责任,人祸方面就涉及到政府官员本身的责任。但即使天灾里面,也包括人祸的成分,比如说学校建筑豆腐渣工程的问题,这是人祸,在人祸方面,它收得就很紧。”
  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沙白·费里丝认为,上述情况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因此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如果是自然的力量所导致的问题,政府的反应可能比较好,但如果是因政府调控、政府官员和私营领域出了问题而造成影响一大批人的灾难时,政府很自然地会推脱责任,寻找借口,或者对受灾程度轻描淡写,否认是他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刘江永:政府应加强新闻发布*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指出,中国已经逐步进入信息化社会,2亿多网民可以随时通过网络获得信息,他们对国际、国内社会的了解和过去相比有了质的变化,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根据信息化社会的变化,更深入地向公众和媒体说明自己的政策以及对重大突发事件采取的措施,同时加强对一些敏感的重大问题新闻发布或观点介绍。刘江永教授认为,这么做会更有利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以及维护中国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