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团革命——勾勒中国人的结社的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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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团革命
——勾勒中国人的结社的全景图
《浙江学刊》149期，2004年11月
王绍光
何建宇
香港中文大学
近年来，一场以有组织的志愿活动和民间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结社革命”正在全球范围悄悄展开[①]，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社团研究兴趣倍增。中国是否也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如果要说现在的结社革命是全球范围的，那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相当重要。有些国外的评论家常假设中国的结社活动并不活跃[②]。但事实上，中国的情况的确和世界潮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退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随着社会越来越多元，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中国人也开始追求更加活跃的结社生活。现在，中国拥有数量繁多、种类多样的社团。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除了一些笼统的数据，我们对中国的社团版图知之甚少。因此，本文将尝试着勾勒出中国社团活动的规模、范围和结构，一方面为全面描述中国人的结社生活提供可靠、客观的信息，为更深入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可能。
1990年代以来，个人与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已经吸引了不少中外研究者的关注。“民间社团”是这些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些研究中，有的集中研究某一类社团，如工会[③]、商会和专业社团[④]、学生社团[⑤]、休闲团体[⑥]、以及基金会[⑦]；有的以一个乡镇或城市作为个案[⑧]；也还有的研究社团总体变迁[⑨]。这些研究资料丰富，充满洞见。放在一起，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社团丰富多彩的图画。
然而这些文献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他们的理论兴趣都集中于探讨民间社团的发展是否预示着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出现。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视角强调社团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用严格的“公民社会”概念观察中国的社团难以避免“削足适履”的风险。正如裴宜理所言，简单的国家-社会二分法无助于解释中国的社团活动[⑩]。在概念与现实之间，调整概念以符合现实是更为可取的研究路径。其次，由于公民社会视角的影响，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某些“民间性较强的”社团，尤其那些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GO）”的社团上，而排除了大部分在中国实际存在的其他类型社团。最后，以前的研究多属于个案研究。如裴敏欣所言，对社团的个案研究很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1]。而且大多数研究都是1990年代出版，或者使用的数据是1990年代早期收集的，但中国的“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常常在论文的墨水尚未干时就不得不更新”[12]。因此，为了全面认识中国人的结社生活，有必要更新数据、调整理论、扩大视野。
过去十多年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另一个概念——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为理解社团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社团是否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并非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在结构化的组织形式中人们彼此联结的程度有多高。所谓“社会资本”指“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网络中的行动者行动时能够方便地得到并利用这种资源”[13]。社团活动被认为是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载体。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团都可以构筑持续的人际关系网络，为成员提供社会资本。因此社团常常被用来测度社会资本[14]。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资本不仅是一种私人物品，同时也是一种集体物品[15]。社会资本能为个人带来信息、支持、地位、财富、权力和声望。此外，社会资本也有助于民主的建立和巩固。通过促进信息交流、建立互惠规范、培育相互信任，社会资本有助于推动自发合作，因此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16]。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社会可以较少地依赖国家强制力促进合作。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本，处在社团当中的成员更可以慢慢学会妥协和宽容，培养组织和交流技巧，从而最终提高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能力，增强政治效能感[17]。社团可以培养成员的民主精神，因此常常被视为公民的“民主学校”。
公民社会视角强调社团对整体政治形态的“外在”效应（如平衡国家权力），而社会资本视角则关注社团对成员个体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内在”效应[18]。两种效应对民主的建立、巩固、稳定和有效性都是必要的，但是两种效应的发生条件却不一样。如果社团不独立于国家控制，或不具备政治性，社团的外在效应难以出现。但是，内在效应则不要求社团的直接目标具有政治性[19]。这也是为什么托克维尔称颂各种各样的社团都是有价值的，而不论社团是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琐碎的、目标宏大的或狭隘的、规模庞大的或者细小的。托克维尔强调，民间社团对于民主社会的作用比政治社团更加关键。“如果民主国家的公民没有为政治目标而结盟的权利和要求，他们的自主性是容易被损害的，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保有财富和知识。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培养集体行动的习惯，那其文明本身也会处在危险当中”[20]Verba, Schlozman和Brady也认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根源于基础性的非政治制度当中”[21]。Putnam的表述更加生动，“参加合唱队或者观鸟俱乐部可以教会人自制，并且享受成功合作的乐趣”[22]许多研究都表明，参与非政治组织可以增强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兴趣[23]。
同样，可以论证社团产生社会资本或“内部”效应，不要求社团是正式的或志愿的，也不要求完全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根据布迪厄的观点，社会资本根源于“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关系所构成的持续性的网络当中，——换句话说就是组织的成员关系之中”[24]。不论社团是否正式、志愿或者非政府的，只要社团能够形成这么一种网络，随之而来的频繁的人际互动就会成为一笔可贵的财富，使成员和社会从中受益。例如，对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发现，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都能够减少犯罪[25]。Claus Offe和Susanne Fuchs对德国的非正式组织研究发现，“组织的非正式性并不排斥其为成员间相互帮助和资源共享提供便利”[26]。。同样，McIntosh对英国非志愿性组织的研究对一贯偏重志愿组织的倾向提出了质疑。他发现，14－17世纪时活跃在地方社区中的正式组织的成员参与并非完全自愿，甚至有的带有强制性，但是这些组织同样产生了可观的社会资本（既包括内部效应，也包括外部效应）。因此，政治学家过于强调社团的志愿性是没有必要的[27]。同样，认为国家发起的或被国家吸呐的社团不可能产生有效的社会回报的判断也不免过于武断。Kenneth W. Foster的研究指出，“社团不一定总是寻求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社团应该是完全‘民间的’，自由表达社会利益，而不受国家支配，这一类看法遮掩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社团是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建立的组织”[28]。
总之，公民社会的分析框架限制性过强，导致许多有趣而且重要的结社活动被忽略。相反，社会资本视角更具包容性，允许我们把尽可能多的、各种性质的社团都纳入研究视野当中。本文旨在勾勒中国社团的全景图，包括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志愿与非志愿、正式与非正式等各种结社形式。在此，我们采用了广义的社团概念，将它定义为一种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团体的成员关系把分散的个体或紧或松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方便，本文依照两个维度对社团进行简单分类，由此得到四大类社团（图1）。本文讨论其中三类，不讨论第四类，即传统的宗族类团体。
图 1：社团的一种分类
性质
志愿
非志愿
组织
正式
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团
准政府社团
非正式
草根社团
虚拟社团
【传统的宗族团体】
描述社团数量和多样性看似简单，但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中国的社团研究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资料匮乏。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政府很少专门对社团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统计；即使个别政府机构对社团进行了统计，但也仅限于其业务领域内的组织。因此，社团的数据显得十分零碎。我们尽最大努力从各种渠道汇集数据，如各种专门年鉴、地方志、互联网和抽样调查等。下面数据所勾勒出来的社团版图的确说明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社团革命”正在中国展开，将如同市场经济的兴起一样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
历史参照系
为了证明以上所说的“社团革命”所言非虚，首先可以与历史进行比较。这部分将简单勾勒中国社团的发展历史。
在传统中国，家族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社团相当丰富，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社团的成员资格都是非志愿的。1895年9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的改良派团体——强学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社团。强学会仅仅生存了5个月， 1896年1月被清政府取缔。但强学会的被禁却在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一轮创建学会的热潮。接下的两年迎来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波结社潮。两年间共成了63个类似的团体[29]。
20世纪的头10年中，志愿团体开始激增。张玉法的研究找到了成立于在1899年到1909年间的733个社团，其中包括85个改良性社团、65个革命性社团、265个商业社团、103个教育社团、65个学术社团、50个外交社团、17个文化社团和83个其他类型的社团[30]。因为早期社团一般都很脆弱、短命，这时期任何时点上，社团总数都少于733个。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政治变革催化了另一波结社潮。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国就出现了近700政治组织[31]。稍后，商业社团也开始迅速发展。根据现在找到的数据，在1912年仅有57家商会[32]，但到1915年增长到1,242家[33]。1916年袁世凯死后，接下来的政治混乱和军阀混战暂时中断了社团发展。然而，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结社运动。在1920年到1923年间，成百上千个青年团体、学会、文学俱乐部和互助合作社等在各大城市出现，大学生和教授在结社中尤为积极[34]。
1920年代中期，为了获得广泛政治支持，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和土豪劣绅，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都花了大量力气组建工会和农会。到1927年两党决裂前后，中国已经建立了700个工会，拥有两百万会员[35]，以及22,000个农会，拥有915,3093个会员[36]。国共分裂后，两党分别控制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组织。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时期共产党的统计，但南京政府宣称到1938年全国有33,000个基层农民组织，拥有会员34,681,000人[37]。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时期，大部分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42年，国民党政府颁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规定社团必须在政府进行登记。当年登记团体共有17,250个。两年后的1944年，登记数量达到了26,126个。当然，日占区的社团并没有计算在内[38]。全国的实际数据无从得知。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开始三年半的内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期间社团数量也无法获得。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没有记录全国社团总量的变化，但是个别地方政府的资料当中能够找到一些零星数据。如表1所示的四个省（江西、福建、广东和辽宁）和三个大城市（上海、天津和南京）中，1949年前后社团数量变化并没有统一模式。有的地方社团大量减少（江西和广东），有的地方减少不多（上海和天津），而另外一些地方社团数量反而有所增加（福建、辽宁和南京）。
表1 部分地区注册社团数量，1912－1990
江西
福建
甘肃
广东
辽宁
上海
天津
南京
绍兴
1912
100
1928
142
1934
1123
1935
1142
1936
15
1937
2403
1941
2988
1942
2225
1943
97
1944
3273
1572
1416
212
1945
2087
1946
4536
4385
2479
4090
388
1947
2740
27
1948
5143
1320
492
379
1949
2794
1336
350
278
1951
504
485
1116
1952
9231
904
377
1953
1210
1954
1474
1956
590
1981
633
1985
2256
1987
7000
1988
4299
1989
10000
4290
80
1990
8172
13200
11403
4803
数据来源：
《江西省民政志》，黄山书社，1993；《福建省志－民政志》方志出版社，1997； 《甘肃省志－民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广东省志－民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辽宁省民政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上海民政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 《上海社会团体概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天津通志－民政志》，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1； 《南京民政志》，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 《江苏省志－民政志》 方志出版社，2002； 《绍兴县民政志》方志出版社，1998。
1956年之后，社团事务不再由在单个的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实际上，几乎所有党政机关（如文化部、国家体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以及宣传部门）都参与社团管理，每个部门都负责与自己业务相关的社团。社团无需集中登记注册。这种情况一直到1989年才发生改变[39]。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三十多年里，政府缺乏对社团的系统统计。就目前所知，1965年大约有100个全国性社团和6,000个地方性社团[40]。改革开放之后，被文革中断的社团开始恢复活动。图2统计了16,379家社团的成立年代。显然，中国的注册社团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迅速增长。当1989年民政部承担起社团管理职责时，据估计当时共有1,600家全国性社团和200,000家地方性社团。表1中九个地区的数据也表明，1989-1990年度的注册社团数量都远远超过历史记录。
图2 社团的成立年代
注册团体
注册团体指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注册民间组织分为两大类：“社会团体” （简称“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简称“民非”）。
社会团体
1989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条例委托民政部门作为唯一的登记注册机关。除了个别例外，所有民间社团必须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了注册，社团必须先找到一个政府机构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否则，就必须自行解散。双重管理体制便于国家控制社团的发展，但是也成为自下而上发起的社团登记注册的一大障碍。在1989-1991年的社团清理整顿当中，大量社团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结果，注册社团总数从1989年20万家左右跌到了1991年11万家。
如图3所示，1990年代上半叶社团数量又开始迅速增长。到1996年，全国社团总数达到了186,666，仅稍低于1989年20万家的峰值。然而，社团数量的迅速增长被政府视为对其管理社团事务能力的严重挑战。尤其法轮功事件后，政府在对社团年检中变得更加严格。那些不能通过年检的组织被迫停止活动。1998年，国务院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新条例提高了注册资金门槛，并且要求业务主管部门对所属社团的行为担负起全面责任。这些措施导致了1996年到2001年间注册社团数量的又一次巨减。但下降趋势很快又被扭转。到2003年底，中国共有142000家注册社团。
图3 注册社团，1991-2003
数据来源：1、《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2－2003）
2、2003年数据来自中国民间组织网（www.chinanpo.gov.cn）
哪些社团在清理整顿中最容易受到冲击？政府是否对不同类型社团存在不同的政策偏好？民政部将社团分为五大类：学术团体、行业团体、专业团体、联合性团体和基金会。民政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政府更加倾向于支持前两类社团的发展。2002年的注册社团中，这两类组织占了近60％（图4）。
图4 2002年注册社团的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3》计算绘制
改革伊始，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当中的作用就被一再强调。1978年后，在文革中被解散的学术团体迅速恢复，同时成立了大量新的学会。在几次清理整顿当中，学术团体的数量波动也不如其他社团那么大。到2002年末，仅在科学技术领域，全国性学会和省级学会就达到3776家，拥有790万会员（表2）。
表2 科协所属学会，1987-2002
各级学会组织情况
成员情况
总数
全国
省级
地市级
全国
省级
地市级
1987
－
146
2885
－
1718780
2396037
－
1988
－
146
2828
－
2012312
－
－
1989
－
151
3013
－
2238956
－
－
1990
－
155
3257
－
2305991
3384177
－
1991
－
159
3198
－
2943469
3655743
－
1992
－
163
3107
－
3235631
3592950
－
1993
－
160
3160
－
－
－
－
1994
－
164
3124
－
－
－
－
1995
－
165
3538
－
2734589
2858868
1996
13369
165
3055
10149
4157297
4071087
4859651
1997
13092
165
3006
9921
4174262
4219741
4703818
1998
－
165
2950
－
－
－
－
1999
－
163
3535
－
－
－
－
2000
12111
168
3470
8473
4570400
4551200
－
2001
12023
167
3648
8208
4490000
3710000
－
2002
167
3609
－
3940000
3960000
－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科协网站（www.cast.org.cn）
行业协会是市场化和非国有化的产物。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行业协会的活动空间。随着政府逐渐退出国有企业的微观管理，以及越来越多非国有企业产生，国家意识到行业协会在促进信息交流和成员企业自我管理方面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一改其风格，近年开始大力促进行业协会发展。2000年，新注册的协会当中，近40％是行业协会。2001年，这一比例达到45％。在这个意义上说，注册社团的类型分布模式反映了政府对不同类型社团的偏好顺序。
图5进一步说明社团登记注册的行政级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所在行政级别越低，就越容易受到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1994年之后，全国性、省级和市级社团的数量虽有波动，但幅度很小。然而，县一级社团却大幅度减少。
图5 社团登记注册的行政级别
数据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2－2003）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服务提供者，如民办学校、托儿所、残障人士服务中心、老人院等。这类机构以前大多是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现在通过各种途径被民营化。此外，为了满足迅速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对各种社会服务的新的需求，新建的这类机构数量也迅速增加。新成立的机构通常都是民营的。1999开始这些组织都必须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在过去5年中，注册民非数量增长了近20倍。到2003年底，共有124,000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哪些组织被排除在外？
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一般会把注意力放在注册社团和民非上，误认为它们就代表了中国的整个社团领域(Young and Woo, 2000)。但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仅是这个版图上很小一块。大多数社团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但不在民政部门注册并不意味不存在。图4显示的从1996到2000年间从民政部门记录上消失的四万家县级组织已经自行解散或者并入其他组织，但大多数或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继续开展活动。许多为人熟知的民间环保组织就不在民政部门注册。由于注册门槛相当高，许多新成立的组织即使愿意注册，也达不到注册的要求（也没有这个能力）[41]。我们有理由估计，全国范围内应该在民政部门注册而没有注册但开展活动的社会团体数量达3万－5万之多。对于民非，民政部自己估计实际上现在有200,000－300,000家没有注册但照常开展活动[42]。
除了注册和未注册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还有大量根据法律规定无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其中包括作为政协成员的八大人民团体和25家由国务院批准的免登记团体（如中国作协、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及其基层组织。更重要的是，大量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无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比如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内开展活动的社团。下面两个部分将转向讨论数量庞大的准政府组织和草根组织。
准政府组织
准政府组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民团体，另一类是其它准政府组织。
人民团体是1949年前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各人民团体的成员基本涵盖了各种主要统战对象（工人、青年、妇女、科学家与工程师、商人、华侨、文艺界等）。人民团体被定位为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双向的桥梁与纽带。一方面，人民团体协助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命令，并向人民群众传达；另一方面，了解和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观点和利益，并带回到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人民团体的眼睛需要同时向上看和向下看，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人民团体的政治角色实际上有所弱化，而功能性角色则在加强。
所有人民团体都呈现伞形组织结构，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成千上万个分支机构和附属团体，拥有数以百万的会员。表3列出了八个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数量。篇幅所限，不能详细说明这些数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下面仅选择几个例子说明我们如何收集数据进行估算。
表3 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小结
八大人民团体
基层组织数量
中华全国总工会
1,713,00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2,720,000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684,000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50,000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115,658
厂矿科协
10,67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
25,611
中国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11,000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18,481
个体私营协会**
30,000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
小结
5,378,424
*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协会，为叙述方便放在科学技术类；
** 个体私营协会属国家工商局下属社会团体，因功能与工商联相似，放在一起叙述，便于比较
中华全国总工会
工会是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在中国同时也承担了安抚或动员工人，以实现党和国家的特定政治目标。角色双重性常常导致工会与国家之间发生冲突[43]。由于中国经济近年来大规模非国有化，工会也处在重新定位当中。尽管现在还不能判断工会能否最终成为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工会是对管理层的一支强大的平衡力量。最近工会的重构暗示着这种变化相当可能。
图6 基层工会，1952-2002
数据来源：《中国工会统计年鉴》与《中国工会年鉴》
如图6所示，基层工会数量以及工会会员数在1990年代初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二者都开始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工会过去主要建立在公有部门，但公有部门在1990年代恰恰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萎缩过程。1999年成了一个转折点。在接下来的短短三年里，基层工会组织的数量增加了三倍，成员则增加了50%。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全总正致力于在私营部门建立工会。有趣的是，尽管基层工会组织数量迅速增加，但全职的工会工作人员数量却依然在下降，也就是说私营部门工会数量虽在扩张，但一般都没有专人负责工会工作。到2002年末，中国共有基层工会组织1,712,528个，拥有会员133,977,709。
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
表4 共青团的基层组织，1978-2002
年份
成员数(万)
工作人员
基层组织(万)
1978
4854
150200
212.7
1979
/
161600
/
1980
4774
168034
227.3
1981
4695
184716
226.5
1982
4660
200820
227.8
1985
5182
220511
239.5
1986
5637
229692
247.7
1987
6007
225308
249
1988
5600
208027
256.9
1989
/
209188
/
1990
5535
220571
260.8
1991
5648
235235
258.1
1992
5680
227546
/
1993
5800
210593
263.9
1994
6180
215612
264.8
1995
6376
213891
274.7
1996
6556
214960
271.2
1997
6854
213695
276.6
1998
6871
208876
264.2
1999
6803
186971
254.9
2000
/
/
/
2001
/
/
/
2002
6986
183000
272
数据来源：中国共青团网站(http://80years.ccyl.org.cn/80year/tdjs/index.htm)
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主要功能是吸引和教育优秀青年。但在1990年代，共青团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却在下降。1990年代中期之后，尽管成员数量依然在增长，但是基层组织却在减少，这也和公有部门的萎缩有关。在新世纪，共青团也开始向私有部门渗透，使得基层团组织数量略有上升。在2002年底，全国有257万团支部，共计七千万共青团员。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协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组织。除了直接管理近200个全国性自然科学技术学会外，中国科协在省、市、县拥有2,600个地方组织，挂靠各级科协的科技类学会、协会和研究会达到42,000家。更重要的是，在县以下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科学技术组织网络体系，如科协所辖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工会所辖的职工技术协会。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而产生，是种植相同农作物或副业的农民组成的技术合作组织。近20多年，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迅速。在2001年底，有580万农民加入了115,658个农技协[44]（图7）。
图7 2001年全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分布图
图片来源：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网站（www.china-njx.com/xiehuifenbutu.htm）
2001年底，全国企业中建立了10,674个厂矿科协。厂矿科协主要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而职工技协则由工人组成。职工技协最初由几位劳模于1961年在沈阳发起成立，以促进工人参与技术革新、合作、竞争和转移。职工技协在工会的推动下迅速发展。表5显示了职工技协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很明显，职工技协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减少，这无疑也是公有部门萎缩的结果。私营企业对建立职工技协一类的组织兴趣不高。
表5 基层职工技术协会，1991-2002
基层职工技协数
会员数
全职工作人数
1991
59750
3642203
39049
1992
60154
4008042
48099
1993
61298
4339543
56426
1994
70000*
4340000
-
1996
47091
3278354
118203
1997
33940
3258082
65627
1998
38000*
3260000
-
2002
25611
2288960
-
数据来源: 《中国工会统计年鉴》与《中国工会年鉴》
* 包括了省、市级职工技协
全国工商联
全国工商联成立于1953年，是一个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组织。最近，经国务院批准，工商联同时自称中国总商会。采取这么一个“新面孔”表明它将弱化“统一战线”的角色，而强化其经济角色和民间角色。到2002年底，全国工商联共有164万成员，会员由企业、团体和个人构成，主要由私营企业主组成。工商联系统拥有遍及全国的地方商会网络，包括3,059个县及县以上的地方商会，其中主要城市商会358家，覆盖了全国95％的行政区。县以下，还有18,481家镇和街道商会，其中461家成立于2001年。不同层次商会之间的关系是非正式的和松散的。全国工商联为省级以及地方工商联提供业务指导，而省工商联又为相应的地方工商联提供业务指导，但是全国和省工商联都没有权力向下一级商会颁布命令[45]。
除了工商联之外，私营企业主也可以同时加入地方的个体协会或者私营企业主协会。工商局是这两个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依托工商局系统，个协和私企协会的网络也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在为成员提供服务方面与工商联之间存在一定竞争。尽管这两个组织也都是自上而下的结构，每个地方协会实际上都是独立的，由相应的地方工商局管理。由于各地条件和政府态度的差异，不同协会在名称、组织结构、规模和活动上也都存在相当差异。由于两个组织基本上与工商联是重合的，可以保守估计在县以下也至少有30,000个基层组织。
其他准政府组织
除了八大人民团体外，还有一些政府发起的社团也拥有全国性组织网络，比如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计生协成立于1980年，组织网络深入到了几乎每个省、市、县以及大部分街道和乡村。这些组织是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有效工具，尤其是在乡村。此外，计生协在健康教育和社区发展领域中也相当活跃。计生协现在拥有102万个基层组织以及8,300万会员[46]。
中国消费者协会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理和调解消费者投诉。1980年代初成立以来，协会迅速发展（图8），其分支机构现在也已经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在县及县以上行政单位中已经有3,138个地方消协，县以下的消协组织达到156,000个。
图8 县及县以上消费者协会数量，1983-1999
数据来源: 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http://www.cca.org.cn/aboutus/6-gzcj1.htm）
表6总结了六家准政府社团所属基层协会数量。表5和表6中包括的14家组织总共拥有大约670万基层协会。这些组织的主要功能是让社会中某部分人群参与到某些领域的活动当中，并且保证这些活动不在国家控制之外。由于它们与政府关系紧密，因此更容易受到国家干预，而且其中一些组织的成员参与也并非完全志愿的。但是，这些组织在许多中国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排除了这些组织，将会使得对中国人的结社版图的描绘很不全面。
表6 其他准政府社团小结
其他准政府社团
基层组织数量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1,020,000
中国消费者协会
156,000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40,000
志愿者协会
24,000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45,000
中华体育总会
53,220
小结
1,338,220
草根和虚拟组织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在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学校、街道和村庄内部开展活动的社团，属于单位内部社团，无需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实际上，民政部门甚至对县以下社团就不太关心。因此，尽管草根社团在中国人的结社生活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很大程度上被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文献所忽略。这些草根组织包括读书会、合唱队、郊游俱乐部、业余体育爱好者协会、文学社、宗教团体、兴趣团体、老人会、联谊会、学生社团、疾病康复团体等等。1999年8月上海的一项调查发现在92个单位中一共有4,658个读书小组，其中1,061个关于社会科学、1,600个关于科学技术、648个关于经济与管理、644个关于文学和艺术、705个关于兴趣爱好[47]。绝大多数草根社团都是在社区中活动，拥有较强的自主性，并常常由志愿者运作。这些社团为成员提供信息、激励、自我表达的机会、社会支持、归属感和相互帮助，对成员产生不同的“内部效应”。在每个工作单位或社区中，草根社团数量可能并不多，但是累积起来的总数却是惊人的。由于没有进行全国范围的调查，我们无法准确地估计这一数字。表7是我们对11类草根社团数量的保守估计。下面以三类组织为例进行讨论：
表7 草根社团数量小结
草根社团
数量
大学生社团
20,700
中学生社团
95,000
社区文娱团体
50,000
集邮协会
41,000
其他业余爱好组织
130,000
老年大学
17,000
老年协会
70,000
业主委员会
15,000
宗教团体
170,000
联谊团体
50,000
网上团体
100,000
小结
758,700
大学生社团
2003年底，我们从中国全部1,472所大学中随机抽取108所作为样本，调查大学生社团现状。调查是在网上展开的，方法是先找到该学校网站，然后搜寻学生社团相关信息。被调查学校的网站上都提供了本校的学生社团名单，有的甚至还提供了每个社团的详细信息。这些名单有的是详尽的，有的并不完整。我们在108所大学里共找到了1,519个学生社团。也就是说，平均每所大学拥有14.06个学生社团[48]。各大学的学生社团活跃程度不一。最多的哈尔滨理工大学拥有100个社团，而最少的新疆大学仅有1个学生社团。表8显示了社团类型分布，文艺类社团在大学生中最受欢迎。根据平均值，我们估算在高校中至少有20,700(14.06×1,472)个学生社团。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来估计中学生社团的数量。
表8 108所大学的学生社团类型分布
社团类型
个数
百分比
文学艺术
647
42.6
体育健身
253
16.6
科学技术
183
12
社会科学
157
10.3
志愿服务
146
9.6
理论学习
100
6.6
其他类型
33
2.2
小结
1519
100
社区组织
2003年，我国共有5,576个城市居委会和20,601个乡镇。在城乡社区中总共有多少个文娱社团在开展活动？没有人知道。有人曾在上海的瑞金二路街道进行过一次社区组织普查，发现在面积1.98平方公里、人口9.3万的街道社区中，共有465个涉及41种不同类型的草根社团，参与居民超过6,000人次。所有社团都成立于1990年之后。离退休人员是社团活动的积极分子。大多数社团的负责人要么是居委会成员(46%)，要么是离退休人员(46%)。调查还发现，大多数社团由居委会发起，只有少数的体育俱乐部是由普通居民发起的[49]。这个个案当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情况，大多数城市和农村社区都不会象瑞金街道这么活跃。但尽管如此，即使我们保守地估计每个城市社区只有五个社区社团，而每个农村乡镇仅有一个社团，那么全国社区社团数量也可以达到50,000左右。
网络社团
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都是现实空间中的社团。从1990年代中起，计算机在中国城市单位和家庭迅速普及。互联网发展速度也同样令人惊讶，互联网用户的数量每12个月左右就会翻一番。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13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4年1月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了7950万人。
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新闻组和虚拟俱乐部等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超越物理空间的平台，利用网络平台人们可以组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社团。这些虚拟社团可以“促进交换行为，包括资源交易和关系强化”[50]。互联网对中国人的结社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促进“虚拟”社团发展？这一部分将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一种特殊的虚拟社区——BBS（电子公告板，一种网络论坛）。
会员互动是社团成立的主要动机，也是社团的主要功能。互联网BBS属于一种为用户提供聚集和互动、类似社区结构的论坛形式。任何经常光顾某BBS版面的人都可以被认为是该虚拟社区成员。BBS通常由不同版面构成，每个版面都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如时事、历史、读书、文学、艺术、技术、兴趣、互助和志愿服务。著名BBS常拥有大量忠实会员。例如，1999年5月人民网建立的强国论坛 (http://bbs.people.com.cn/bbs/start) 是目前最有名的政治论坛之一。强国论坛现在拥有29万个注册帐号，网友平均每天发帖子约1.2万条，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到5万人。同样建立于1999年的“天涯俱乐部” (http://www.tianyaclub.com) 现在拥有一百万个注册帐号。中国最早的BBS——水木清华 (http://www.smth.org) 是最著名的大学BBS之一，现在拥有15万注册帐号，同时在线人数一般在一万人以上。根据其管理者估计，水木清华实际成员数也不低于十万人。它提供了300多个版面，几乎涵盖了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CNNIC的13次调查，图9计算了过去几年中国BBS用户的数量。到2004年1月，有1,500万中国人是BBS的经常用户。
图9 BBS用户数量，1999-2004
数据来源：CNNIC第1－13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www.cnnic.net.cn)
我国现在共有多少BBS？由于没有系统的统计数据，我们在此作一个粗略估算。2003年底我国共有595,550个网站。CNNIC将网站可以分为7大类：企业网站、商业网站、个人网站、教育与研究机构网站、其他营利性网站、政府网站和其他非营利性网站。在第13次互联网调查中，19.2%的企业网站提供BBS，这意味着单企业网站就有81,071个BBS。但企业网站的BBS通常与其产品或服务相关，定位于为顾客或员工提供服务，大多数在公众中影响不大。在48,835个商业网站当中，9.1%建立了BBS，即4,444个[51]。不少商业网站的BBS在网络用户中有很大影响，如新浪、搜狐、西陆等。西陆（xilu.com）是一个专门的虚拟论坛提供网站，据称现在已注册论坛达到52万个，拥有1,000万注册帐号，任何时候同时浏览这些论坛的人数都在一万以上。在19,058个政府网站当中，35.6%的网站共提供了BBS，即6,785个。CNNIC调查中没有提供教育和科研网站提供BBS的统计，但2003年在www.cn-bbs.org 中注册的大学BBS达到160个。根据我们的调查，一个大学BBS平均拥有17个讨论版和13,730个注册帐号。最后，38,711家个人网站中不少也建立了BBS。但是我们无法估计出个人BBS的数量。如果把这些估计数据加在一起，我们确信在中国BBS的数量不少于十万个，它们提供的版面当然要更多。
一个BBS版面就是一个虚拟社区。那么这种虚拟社区与传统社团之间存在多大的区别？BBS上两类活动值得注意。第一个现象是最近出现的封闭性论坛。封闭论坛不同于开放论坛，它们通常有明确的目标和定位，成员也不对公众开放，通常现有成员的推荐是加入封闭论坛的前提条件。封闭论坛一般明确地规定了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要求成员必须遵守。这类论坛的组织形式已经非常象一个传统社团。第欧跟尼俱乐部(www.dogn.net) 就是其中一例。它定位于严肃的思想交流。公众可以浏览论坛，但是要成为成员却受到严格限制。俱乐部由五人成员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受理成员申请。只要有一票否决，就不能加入为会员。目前它拥有386个注册帐号和12个版面。“BBS站长联盟”是另外一例。它成立于2001年9月，是一个定位于为BBS站长提供交流平台的虚拟社团。加入的前提条件是申请者必须是大型BBS的站长，而且还需要内部成员推荐。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虚拟空间的结社活动转变为现实空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结社。网友聚会是BBS中常见的现象。旅游BBS的网友会经常一起旅游；体育BBS的爱好者经常利用周末在一起打球；BBS读书会的网友经常开读书会讨论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天涯俱乐部里“关天茶舍”版是一群对政治辩论感兴趣的网友的一个虚拟茶馆，它吸引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阵营里的不少著名学者和作家参与。尽管政治观点不一样，但是网友们经常在不同城市组织各种讲座。在2003年夏天，关天网友就在九座城市举办了14次网友聚会，内容涉及环保、宪政、公民权、民主化等（见表9）。
表9 2003年夏天涯论坛“关天茶舍”的网友聚会
活动日期
活动城市
活动主题
参加人数
2003年6月28日
杭州
讲座：中国改革的经济社会解释
2003年6月29日
杭州
环保游
2003年7月11日
北京
宪政讨论
约20人
2003年7月13日
广州
讲座：新闻改革
2003年7月19日
广州
爬山
约20人
2003年7月26日
西安
讨论：互联网、公民权与民主
7人
2003年7月26日
北京
于建嵘博士演讲
约50人
2003年8月2日
成都
讨论：宪政改革
2003年8月6日
温州
讨论：儒家文化与温州发展
2003年8月9日
武汉
不祥
2003年8月10日
北京
刘军宁博士演讲
约80人
2003年8月26日
上海
讨论：中国文化与民主、互联网与民意
约20人
2003年8月27日
济南
讨论：黄静之死
约30人
2003年9月3日
西安
讨论：历史、民主化、劳工问题
无疑，互联网已经大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结社空间。
结论
本文对中国的社团数量和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定量的估计。表10总结了前面的估算。很明显，如果我们只研究所谓“社会团体”，甚至仅仅那些财务、功能和人事上都独立于国家的社团，我们将遗漏掉中国结社领域中的绝大部分组织。
表10 对中国社团数量的总体估计
类型
数量
注册社会团体
142,000
注册民非
124,000
未注册社会团体
40,000
未注册民非
250,000
八大人民团体
5,378,424
其他准政府社团
1,338,220
草根社团
758,700
总计
8,031,344
我们对社团数量的估计与其他社团参与率的调查也是吻合的。例如，1990年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在中国发现27.6%的中国人参与了一个或多个社团。[52]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我们自己在2001年调查的社团参与率是23.9%，验证了世界价值调查的结论。[53]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认为：中国的确是全球结社革命的一部分。
表10中所列社团都建立了网络型组织，为会员间建立或多或少的制度性联系提供了组织基础。然而，这些社团在起源、性质、内部结构、资金来源、成员构成、与国家关系等方面差异显著。因此，勾勒结社版图只不过是为研究中国结社革命迈出的第一步。在对这场革命的意义做出判断之前，还有更多问题需要仔细研究。哪些因素导致了这场结社革命？为什么某些类型的社团多于另外的类型？不同社团的内部组织结构有何不同？哪类人群参与社团时表现更积极？是否有阶级、教育、年龄、性别、地域等方面的差别？所有社团产生的社会资本是否一样？是不是某些领域的社团能产生更多社会资本？各类社团产生的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仅让其成员受益，还能让全社会受益？不同类型社团分别会产生、承载或传递什么类型的社会资本？是粘结性社会资本 （bonding）还是跨越性社会资本 （bridging）? 哪种类型的社团更能促进合作、公民参与、宽容、信任和互惠规范？参与非政治或非志愿的社团能否促进政治参与和政治兴趣？社团是否真的是公民的民主训练学校？社团如何促进公民观念和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参与社团是不是比不参与社团更有可能成为好公民？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
[①] Lester M. Sala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4, (Jul/Aug, 1994), pp.109-122.
[②] Jessica T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1 1997.
[③] Anita Chan,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29 1993, pp. 31-61; Elizabeth J Perry, 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 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eborah S. Davi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0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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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Jeffrey N. Wasserstrom & Liu Xinyong. Student Associations and Mass Movements. In Davis, Kraus, Naughton, and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5, pp. 3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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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Elizabeth J Perry, 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 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s, Kraus, Naughton, and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5, pp. 302-325.
[11] Pei Minxin, Chinese Intermediate Associ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Modern China, Vol. 24, No. 3 1998, pp. 28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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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5.
[14]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1986, pp.248; 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02-4;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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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67.
[17] Sidney Verba, Ke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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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by J. P. Mayer, trans. by George Lawrenc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 1969, pp. 513－514.
[21] Sidney Verba, Ke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
[22]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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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Kenneth W Foster, Associations in the Embrace of an Authoritarian State: State Domination of Socie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5, No. 4 (Winter 2001), pp. 94.
[29]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126-130页。
[30]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90－148页。
[31]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33页；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541页。
[32]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5页。
[33]《民国八年中国年鉴》（民国八年版之影印版），台北天一出版社，1975年，第117页。
[34]王世刚，李修松：《中国社团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8、372页。
[35]刘健清：《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3页。
[36]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中国近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86、497页。
[38]刘健清：《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3－424页。
[39]马伊里、刘汉榜：《上海社会团体概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1页。
[40]吴忠泽、陈金罗：《社团管理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41] 一位上海民政局的原官员告诉我们，她退休之后就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但她所在组织就是被迫没有注册而开展活动，因为社团的注册资本实在定得太高了。
[42]赵泳：“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分析”http://www.mca.gov.cn/artical/content/WGJ_TJFX/20031229122655.htm
[43] 参见Paul Harper, 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37, 1969: 84-119. 张允美：“理顺与冲突：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第十八期，2003。
[44] 数据来自于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网站（www.china-njx.com）
[45] ADB,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3, pp. 44.
[46] 数据来源于中国计生协网站（http://www.chinafpa.org.cn/）。
[47]尹继佐主编：《2001年上海社会报告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44页。
[48]上海市共青团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估计。上海56所大学共拥有712个学生社团，平均值约为12个。上海大学生社团的类型分布也与我们的在线调查类似，其中57%的社团属于文艺类和体育类。参见共青团上海市委学校部：《上海高校学生社团的现状分析与研究》。《思想、理论、教育》2001第11期。
[49]尹继佐主编：《2001年上海社会报告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45－247页。
[50]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2.
[51] 这类BBS的数量似乎不很稳定。CNNIC的第12次调查中由商业网站提供的BBS达8,470个。
[52] 世界价值调查恐怕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最为广泛引用的数据库之一。有关这个数据库的信息可以在www.icpsr.umich.edu 查到。
[53] 见 丁元竹，王绍光等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撰写的背景报告, Facts and Findings: Measuring Volunteering in China, November 2001.
——勾勒中国人的结社的全景图
《浙江学刊》149期，2004年11月
王绍光
何建宇
香港中文大学
近年来，一场以有组织的志愿活动和民间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结社革命”正在全球范围悄悄展开[①]，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社团研究兴趣倍增。中国是否也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如果要说现在的结社革命是全球范围的，那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相当重要。有些国外的评论家常假设中国的结社活动并不活跃[②]。但事实上，中国的情况的确和世界潮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退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随着社会越来越多元，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中国人也开始追求更加活跃的结社生活。现在，中国拥有数量繁多、种类多样的社团。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除了一些笼统的数据，我们对中国的社团版图知之甚少。因此，本文将尝试着勾勒出中国社团活动的规模、范围和结构，一方面为全面描述中国人的结社生活提供可靠、客观的信息，为更深入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可能。
1990年代以来，个人与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已经吸引了不少中外研究者的关注。“民间社团”是这些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些研究中，有的集中研究某一类社团，如工会[③]、商会和专业社团[④]、学生社团[⑤]、休闲团体[⑥]、以及基金会[⑦]；有的以一个乡镇或城市作为个案[⑧]；也还有的研究社团总体变迁[⑨]。这些研究资料丰富，充满洞见。放在一起，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社团丰富多彩的图画。
然而这些文献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他们的理论兴趣都集中于探讨民间社团的发展是否预示着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出现。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视角强调社团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用严格的“公民社会”概念观察中国的社团难以避免“削足适履”的风险。正如裴宜理所言，简单的国家-社会二分法无助于解释中国的社团活动[⑩]。在概念与现实之间，调整概念以符合现实是更为可取的研究路径。其次，由于公民社会视角的影响，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某些“民间性较强的”社团，尤其那些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GO）”的社团上，而排除了大部分在中国实际存在的其他类型社团。最后，以前的研究多属于个案研究。如裴敏欣所言，对社团的个案研究很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1]。而且大多数研究都是1990年代出版，或者使用的数据是1990年代早期收集的，但中国的“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常常在论文的墨水尚未干时就不得不更新”[12]。因此，为了全面认识中国人的结社生活，有必要更新数据、调整理论、扩大视野。
过去十多年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另一个概念——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为理解社团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社团是否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并非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在结构化的组织形式中人们彼此联结的程度有多高。所谓“社会资本”指“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网络中的行动者行动时能够方便地得到并利用这种资源”[13]。社团活动被认为是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载体。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团都可以构筑持续的人际关系网络，为成员提供社会资本。因此社团常常被用来测度社会资本[14]。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资本不仅是一种私人物品，同时也是一种集体物品[15]。社会资本能为个人带来信息、支持、地位、财富、权力和声望。此外，社会资本也有助于民主的建立和巩固。通过促进信息交流、建立互惠规范、培育相互信任，社会资本有助于推动自发合作，因此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16]。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社会可以较少地依赖国家强制力促进合作。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本，处在社团当中的成员更可以慢慢学会妥协和宽容，培养组织和交流技巧，从而最终提高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能力，增强政治效能感[17]。社团可以培养成员的民主精神，因此常常被视为公民的“民主学校”。
公民社会视角强调社团对整体政治形态的“外在”效应（如平衡国家权力），而社会资本视角则关注社团对成员个体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内在”效应[18]。两种效应对民主的建立、巩固、稳定和有效性都是必要的，但是两种效应的发生条件却不一样。如果社团不独立于国家控制，或不具备政治性，社团的外在效应难以出现。但是，内在效应则不要求社团的直接目标具有政治性[19]。这也是为什么托克维尔称颂各种各样的社团都是有价值的，而不论社团是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琐碎的、目标宏大的或狭隘的、规模庞大的或者细小的。托克维尔强调，民间社团对于民主社会的作用比政治社团更加关键。“如果民主国家的公民没有为政治目标而结盟的权利和要求，他们的自主性是容易被损害的，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保有财富和知识。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培养集体行动的习惯，那其文明本身也会处在危险当中”[20]Verba, Schlozman和Brady也认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根源于基础性的非政治制度当中”[21]。Putnam的表述更加生动，“参加合唱队或者观鸟俱乐部可以教会人自制，并且享受成功合作的乐趣”[22]许多研究都表明，参与非政治组织可以增强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兴趣[23]。
同样，可以论证社团产生社会资本或“内部”效应，不要求社团是正式的或志愿的，也不要求完全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根据布迪厄的观点，社会资本根源于“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关系所构成的持续性的网络当中，——换句话说就是组织的成员关系之中”[24]。不论社团是否正式、志愿或者非政府的，只要社团能够形成这么一种网络，随之而来的频繁的人际互动就会成为一笔可贵的财富，使成员和社会从中受益。例如，对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发现，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都能够减少犯罪[25]。Claus Offe和Susanne Fuchs对德国的非正式组织研究发现，“组织的非正式性并不排斥其为成员间相互帮助和资源共享提供便利”[26]。。同样，McIntosh对英国非志愿性组织的研究对一贯偏重志愿组织的倾向提出了质疑。他发现，14－17世纪时活跃在地方社区中的正式组织的成员参与并非完全自愿，甚至有的带有强制性，但是这些组织同样产生了可观的社会资本（既包括内部效应，也包括外部效应）。因此，政治学家过于强调社团的志愿性是没有必要的[27]。同样，认为国家发起的或被国家吸呐的社团不可能产生有效的社会回报的判断也不免过于武断。Kenneth W. Foster的研究指出，“社团不一定总是寻求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社团应该是完全‘民间的’，自由表达社会利益，而不受国家支配，这一类看法遮掩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社团是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建立的组织”[28]。
总之，公民社会的分析框架限制性过强，导致许多有趣而且重要的结社活动被忽略。相反，社会资本视角更具包容性，允许我们把尽可能多的、各种性质的社团都纳入研究视野当中。本文旨在勾勒中国社团的全景图，包括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志愿与非志愿、正式与非正式等各种结社形式。在此，我们采用了广义的社团概念，将它定义为一种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团体的成员关系把分散的个体或紧或松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方便，本文依照两个维度对社团进行简单分类，由此得到四大类社团（图1）。本文讨论其中三类，不讨论第四类，即传统的宗族类团体。
图 1：社团的一种分类
性质
志愿
非志愿
组织
正式
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团
准政府社团
非正式
草根社团
虚拟社团
【传统的宗族团体】
描述社团数量和多样性看似简单，但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中国的社团研究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资料匮乏。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政府很少专门对社团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统计；即使个别政府机构对社团进行了统计，但也仅限于其业务领域内的组织。因此，社团的数据显得十分零碎。我们尽最大努力从各种渠道汇集数据，如各种专门年鉴、地方志、互联网和抽样调查等。下面数据所勾勒出来的社团版图的确说明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社团革命”正在中国展开，将如同市场经济的兴起一样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
历史参照系
为了证明以上所说的“社团革命”所言非虚，首先可以与历史进行比较。这部分将简单勾勒中国社团的发展历史。
在传统中国，家族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社团相当丰富，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社团的成员资格都是非志愿的。1895年9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的改良派团体——强学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社团。强学会仅仅生存了5个月， 1896年1月被清政府取缔。但强学会的被禁却在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一轮创建学会的热潮。接下的两年迎来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波结社潮。两年间共成了63个类似的团体[29]。
20世纪的头10年中，志愿团体开始激增。张玉法的研究找到了成立于在1899年到1909年间的733个社团，其中包括85个改良性社团、65个革命性社团、265个商业社团、103个教育社团、65个学术社团、50个外交社团、17个文化社团和83个其他类型的社团[30]。因为早期社团一般都很脆弱、短命，这时期任何时点上，社团总数都少于733个。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政治变革催化了另一波结社潮。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国就出现了近700政治组织[31]。稍后，商业社团也开始迅速发展。根据现在找到的数据，在1912年仅有57家商会[32]，但到1915年增长到1,242家[33]。1916年袁世凯死后，接下来的政治混乱和军阀混战暂时中断了社团发展。然而，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结社运动。在1920年到1923年间，成百上千个青年团体、学会、文学俱乐部和互助合作社等在各大城市出现，大学生和教授在结社中尤为积极[34]。
1920年代中期，为了获得广泛政治支持，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和土豪劣绅，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都花了大量力气组建工会和农会。到1927年两党决裂前后，中国已经建立了700个工会，拥有两百万会员[35]，以及22,000个农会，拥有915,3093个会员[36]。国共分裂后，两党分别控制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组织。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时期共产党的统计，但南京政府宣称到1938年全国有33,000个基层农民组织，拥有会员34,681,000人[37]。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时期，大部分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42年，国民党政府颁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规定社团必须在政府进行登记。当年登记团体共有17,250个。两年后的1944年，登记数量达到了26,126个。当然，日占区的社团并没有计算在内[38]。全国的实际数据无从得知。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开始三年半的内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期间社团数量也无法获得。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没有记录全国社团总量的变化，但是个别地方政府的资料当中能够找到一些零星数据。如表1所示的四个省（江西、福建、广东和辽宁）和三个大城市（上海、天津和南京）中，1949年前后社团数量变化并没有统一模式。有的地方社团大量减少（江西和广东），有的地方减少不多（上海和天津），而另外一些地方社团数量反而有所增加（福建、辽宁和南京）。
表1 部分地区注册社团数量，1912－1990
江西
福建
甘肃
广东
辽宁
上海
天津
南京
绍兴
1912
100
1928
142
1934
1123
1935
1142
1936
15
1937
2403
1941
2988
1942
2225
1943
97
1944
3273
1572
1416
212
1945
2087
1946
4536
4385
2479
4090
388
1947
2740
27
1948
5143
1320
492
379
1949
2794
1336
350
278
1951
504
485
1116
1952
9231
904
377
1953
1210
1954
1474
1956
590
1981
633
1985
2256
1987
7000
1988
4299
1989
10000
4290
80
1990
8172
13200
11403
4803
数据来源：
《江西省民政志》，黄山书社，1993；《福建省志－民政志》方志出版社，1997； 《甘肃省志－民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广东省志－民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辽宁省民政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上海民政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 《上海社会团体概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天津通志－民政志》，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1； 《南京民政志》，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 《江苏省志－民政志》 方志出版社，2002； 《绍兴县民政志》方志出版社，1998。
1956年之后，社团事务不再由在单个的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实际上，几乎所有党政机关（如文化部、国家体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以及宣传部门）都参与社团管理，每个部门都负责与自己业务相关的社团。社团无需集中登记注册。这种情况一直到1989年才发生改变[39]。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三十多年里，政府缺乏对社团的系统统计。就目前所知，1965年大约有100个全国性社团和6,000个地方性社团[40]。改革开放之后，被文革中断的社团开始恢复活动。图2统计了16,379家社团的成立年代。显然，中国的注册社团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迅速增长。当1989年民政部承担起社团管理职责时，据估计当时共有1,600家全国性社团和200,000家地方性社团。表1中九个地区的数据也表明，1989-1990年度的注册社团数量都远远超过历史记录。
图2 社团的成立年代
注册团体
注册团体指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注册民间组织分为两大类：“社会团体” （简称“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简称“民非”）。
社会团体
1989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条例委托民政部门作为唯一的登记注册机关。除了个别例外，所有民间社团必须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了注册，社团必须先找到一个政府机构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否则，就必须自行解散。双重管理体制便于国家控制社团的发展，但是也成为自下而上发起的社团登记注册的一大障碍。在1989-1991年的社团清理整顿当中，大量社团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结果，注册社团总数从1989年20万家左右跌到了1991年11万家。
如图3所示，1990年代上半叶社团数量又开始迅速增长。到1996年，全国社团总数达到了186,666，仅稍低于1989年20万家的峰值。然而，社团数量的迅速增长被政府视为对其管理社团事务能力的严重挑战。尤其法轮功事件后，政府在对社团年检中变得更加严格。那些不能通过年检的组织被迫停止活动。1998年，国务院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新条例提高了注册资金门槛，并且要求业务主管部门对所属社团的行为担负起全面责任。这些措施导致了1996年到2001年间注册社团数量的又一次巨减。但下降趋势很快又被扭转。到2003年底，中国共有142000家注册社团。
图3 注册社团，1991-2003
数据来源：1、《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2－2003）
2、2003年数据来自中国民间组织网（www.chinanpo.gov.cn）
哪些社团在清理整顿中最容易受到冲击？政府是否对不同类型社团存在不同的政策偏好？民政部将社团分为五大类：学术团体、行业团体、专业团体、联合性团体和基金会。民政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政府更加倾向于支持前两类社团的发展。2002年的注册社团中，这两类组织占了近60％（图4）。
图4 2002年注册社团的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3》计算绘制
改革伊始，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当中的作用就被一再强调。1978年后，在文革中被解散的学术团体迅速恢复，同时成立了大量新的学会。在几次清理整顿当中，学术团体的数量波动也不如其他社团那么大。到2002年末，仅在科学技术领域，全国性学会和省级学会就达到3776家，拥有790万会员（表2）。
表2 科协所属学会，1987-2002
各级学会组织情况
成员情况
总数
全国
省级
地市级
全国
省级
地市级
1987
－
146
2885
－
1718780
2396037
－
1988
－
146
2828
－
2012312
－
－
1989
－
151
3013
－
2238956
－
－
1990
－
155
3257
－
2305991
3384177
－
1991
－
159
3198
－
2943469
3655743
－
1992
－
163
3107
－
3235631
3592950
－
1993
－
160
3160
－
－
－
－
1994
－
164
3124
－
－
－
－
1995
－
165
3538
－
2734589
2858868
1996
13369
165
3055
10149
4157297
4071087
4859651
1997
13092
165
3006
9921
4174262
4219741
4703818
1998
－
165
2950
－
－
－
－
1999
－
163
3535
－
－
－
－
2000
12111
168
3470
8473
4570400
4551200
－
2001
12023
167
3648
8208
4490000
3710000
－
2002
167
3609
－
3940000
3960000
－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科协网站（www.cast.org.cn）
行业协会是市场化和非国有化的产物。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行业协会的活动空间。随着政府逐渐退出国有企业的微观管理，以及越来越多非国有企业产生，国家意识到行业协会在促进信息交流和成员企业自我管理方面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一改其风格，近年开始大力促进行业协会发展。2000年，新注册的协会当中，近40％是行业协会。2001年，这一比例达到45％。在这个意义上说，注册社团的类型分布模式反映了政府对不同类型社团的偏好顺序。
图5进一步说明社团登记注册的行政级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所在行政级别越低，就越容易受到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1994年之后，全国性、省级和市级社团的数量虽有波动，但幅度很小。然而，县一级社团却大幅度减少。
图5 社团登记注册的行政级别
数据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2－2003）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服务提供者，如民办学校、托儿所、残障人士服务中心、老人院等。这类机构以前大多是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现在通过各种途径被民营化。此外，为了满足迅速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对各种社会服务的新的需求，新建的这类机构数量也迅速增加。新成立的机构通常都是民营的。1999开始这些组织都必须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在过去5年中，注册民非数量增长了近20倍。到2003年底，共有124,000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哪些组织被排除在外？
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一般会把注意力放在注册社团和民非上，误认为它们就代表了中国的整个社团领域(Young and Woo, 2000)。但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仅是这个版图上很小一块。大多数社团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但不在民政部门注册并不意味不存在。图4显示的从1996到2000年间从民政部门记录上消失的四万家县级组织已经自行解散或者并入其他组织，但大多数或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继续开展活动。许多为人熟知的民间环保组织就不在民政部门注册。由于注册门槛相当高，许多新成立的组织即使愿意注册，也达不到注册的要求（也没有这个能力）[41]。我们有理由估计，全国范围内应该在民政部门注册而没有注册但开展活动的社会团体数量达3万－5万之多。对于民非，民政部自己估计实际上现在有200,000－300,000家没有注册但照常开展活动[42]。
除了注册和未注册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还有大量根据法律规定无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其中包括作为政协成员的八大人民团体和25家由国务院批准的免登记团体（如中国作协、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及其基层组织。更重要的是，大量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无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比如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内开展活动的社团。下面两个部分将转向讨论数量庞大的准政府组织和草根组织。
准政府组织
准政府组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民团体，另一类是其它准政府组织。
人民团体是1949年前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各人民团体的成员基本涵盖了各种主要统战对象（工人、青年、妇女、科学家与工程师、商人、华侨、文艺界等）。人民团体被定位为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双向的桥梁与纽带。一方面，人民团体协助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命令，并向人民群众传达；另一方面，了解和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观点和利益，并带回到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人民团体的眼睛需要同时向上看和向下看，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人民团体的政治角色实际上有所弱化，而功能性角色则在加强。
所有人民团体都呈现伞形组织结构，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成千上万个分支机构和附属团体，拥有数以百万的会员。表3列出了八个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数量。篇幅所限，不能详细说明这些数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下面仅选择几个例子说明我们如何收集数据进行估算。
表3 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小结
八大人民团体
基层组织数量
中华全国总工会
1,713,00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2,720,000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684,000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50,000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115,658
厂矿科协
10,67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
25,611
中国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11,000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18,481
个体私营协会**
30,000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
小结
5,378,424
*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协会，为叙述方便放在科学技术类；
** 个体私营协会属国家工商局下属社会团体，因功能与工商联相似，放在一起叙述，便于比较
中华全国总工会
工会是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在中国同时也承担了安抚或动员工人，以实现党和国家的特定政治目标。角色双重性常常导致工会与国家之间发生冲突[43]。由于中国经济近年来大规模非国有化，工会也处在重新定位当中。尽管现在还不能判断工会能否最终成为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工会是对管理层的一支强大的平衡力量。最近工会的重构暗示着这种变化相当可能。
图6 基层工会，1952-2002
数据来源：《中国工会统计年鉴》与《中国工会年鉴》
如图6所示，基层工会数量以及工会会员数在1990年代初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二者都开始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工会过去主要建立在公有部门，但公有部门在1990年代恰恰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萎缩过程。1999年成了一个转折点。在接下来的短短三年里，基层工会组织的数量增加了三倍，成员则增加了50%。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全总正致力于在私营部门建立工会。有趣的是，尽管基层工会组织数量迅速增加，但全职的工会工作人员数量却依然在下降，也就是说私营部门工会数量虽在扩张，但一般都没有专人负责工会工作。到2002年末，中国共有基层工会组织1,712,528个，拥有会员133,977,709。
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
表4 共青团的基层组织，1978-2002
年份
成员数(万)
工作人员
基层组织(万)
1978
4854
150200
212.7
1979
/
161600
/
1980
4774
168034
227.3
1981
4695
184716
226.5
1982
4660
200820
227.8
1985
5182
220511
239.5
1986
5637
229692
247.7
1987
6007
225308
249
1988
5600
208027
256.9
1989
/
209188
/
1990
5535
220571
260.8
1991
5648
235235
258.1
1992
5680
227546
/
1993
5800
210593
263.9
1994
6180
215612
264.8
1995
6376
213891
274.7
1996
6556
214960
271.2
1997
6854
213695
276.6
1998
6871
208876
264.2
1999
6803
186971
254.9
2000
/
/
/
2001
/
/
/
2002
6986
183000
272
数据来源：中国共青团网站(http://80years.ccyl.org.cn/80year/tdjs/index.htm)
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主要功能是吸引和教育优秀青年。但在1990年代，共青团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却在下降。1990年代中期之后，尽管成员数量依然在增长，但是基层组织却在减少，这也和公有部门的萎缩有关。在新世纪，共青团也开始向私有部门渗透，使得基层团组织数量略有上升。在2002年底，全国有257万团支部，共计七千万共青团员。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协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组织。除了直接管理近200个全国性自然科学技术学会外，中国科协在省、市、县拥有2,600个地方组织，挂靠各级科协的科技类学会、协会和研究会达到42,000家。更重要的是，在县以下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科学技术组织网络体系，如科协所辖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工会所辖的职工技术协会。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而产生，是种植相同农作物或副业的农民组成的技术合作组织。近20多年，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迅速。在2001年底，有580万农民加入了115,658个农技协[44]（图7）。
图7 2001年全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分布图
图片来源：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网站（www.china-njx.com/xiehuifenbutu.htm）
2001年底，全国企业中建立了10,674个厂矿科协。厂矿科协主要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而职工技协则由工人组成。职工技协最初由几位劳模于1961年在沈阳发起成立，以促进工人参与技术革新、合作、竞争和转移。职工技协在工会的推动下迅速发展。表5显示了职工技协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很明显，职工技协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减少，这无疑也是公有部门萎缩的结果。私营企业对建立职工技协一类的组织兴趣不高。
表5 基层职工技术协会，1991-2002
基层职工技协数
会员数
全职工作人数
1991
59750
3642203
39049
1992
60154
4008042
48099
1993
61298
4339543
56426
1994
70000*
4340000
-
1996
47091
3278354
118203
1997
33940
3258082
65627
1998
38000*
3260000
-
2002
25611
2288960
-
数据来源: 《中国工会统计年鉴》与《中国工会年鉴》
* 包括了省、市级职工技协
全国工商联
全国工商联成立于1953年，是一个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组织。最近，经国务院批准，工商联同时自称中国总商会。采取这么一个“新面孔”表明它将弱化“统一战线”的角色，而强化其经济角色和民间角色。到2002年底，全国工商联共有164万成员，会员由企业、团体和个人构成，主要由私营企业主组成。工商联系统拥有遍及全国的地方商会网络，包括3,059个县及县以上的地方商会，其中主要城市商会358家，覆盖了全国95％的行政区。县以下，还有18,481家镇和街道商会，其中461家成立于2001年。不同层次商会之间的关系是非正式的和松散的。全国工商联为省级以及地方工商联提供业务指导，而省工商联又为相应的地方工商联提供业务指导，但是全国和省工商联都没有权力向下一级商会颁布命令[45]。
除了工商联之外，私营企业主也可以同时加入地方的个体协会或者私营企业主协会。工商局是这两个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依托工商局系统，个协和私企协会的网络也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在为成员提供服务方面与工商联之间存在一定竞争。尽管这两个组织也都是自上而下的结构，每个地方协会实际上都是独立的，由相应的地方工商局管理。由于各地条件和政府态度的差异，不同协会在名称、组织结构、规模和活动上也都存在相当差异。由于两个组织基本上与工商联是重合的，可以保守估计在县以下也至少有30,000个基层组织。
其他准政府组织
除了八大人民团体外，还有一些政府发起的社团也拥有全国性组织网络，比如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计生协成立于1980年，组织网络深入到了几乎每个省、市、县以及大部分街道和乡村。这些组织是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有效工具，尤其是在乡村。此外，计生协在健康教育和社区发展领域中也相当活跃。计生协现在拥有102万个基层组织以及8,300万会员[46]。
中国消费者协会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理和调解消费者投诉。1980年代初成立以来，协会迅速发展（图8），其分支机构现在也已经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在县及县以上行政单位中已经有3,138个地方消协，县以下的消协组织达到156,000个。
图8 县及县以上消费者协会数量，1983-1999
数据来源: 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http://www.cca.org.cn/aboutus/6-gzcj1.htm）
表6总结了六家准政府社团所属基层协会数量。表5和表6中包括的14家组织总共拥有大约670万基层协会。这些组织的主要功能是让社会中某部分人群参与到某些领域的活动当中，并且保证这些活动不在国家控制之外。由于它们与政府关系紧密，因此更容易受到国家干预，而且其中一些组织的成员参与也并非完全志愿的。但是，这些组织在许多中国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排除了这些组织，将会使得对中国人的结社版图的描绘很不全面。
表6 其他准政府社团小结
其他准政府社团
基层组织数量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1,020,000
中国消费者协会
156,000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40,000
志愿者协会
24,000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45,000
中华体育总会
53,220
小结
1,338,220
草根和虚拟组织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在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学校、街道和村庄内部开展活动的社团，属于单位内部社团，无需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实际上，民政部门甚至对县以下社团就不太关心。因此，尽管草根社团在中国人的结社生活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很大程度上被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文献所忽略。这些草根组织包括读书会、合唱队、郊游俱乐部、业余体育爱好者协会、文学社、宗教团体、兴趣团体、老人会、联谊会、学生社团、疾病康复团体等等。1999年8月上海的一项调查发现在92个单位中一共有4,658个读书小组，其中1,061个关于社会科学、1,600个关于科学技术、648个关于经济与管理、644个关于文学和艺术、705个关于兴趣爱好[47]。绝大多数草根社团都是在社区中活动，拥有较强的自主性，并常常由志愿者运作。这些社团为成员提供信息、激励、自我表达的机会、社会支持、归属感和相互帮助，对成员产生不同的“内部效应”。在每个工作单位或社区中，草根社团数量可能并不多，但是累积起来的总数却是惊人的。由于没有进行全国范围的调查，我们无法准确地估计这一数字。表7是我们对11类草根社团数量的保守估计。下面以三类组织为例进行讨论：
表7 草根社团数量小结
草根社团
数量
大学生社团
20,700
中学生社团
95,000
社区文娱团体
50,000
集邮协会
41,000
其他业余爱好组织
130,000
老年大学
17,000
老年协会
70,000
业主委员会
15,000
宗教团体
170,000
联谊团体
50,000
网上团体
100,000
小结
758,700
大学生社团
2003年底，我们从中国全部1,472所大学中随机抽取108所作为样本，调查大学生社团现状。调查是在网上展开的，方法是先找到该学校网站，然后搜寻学生社团相关信息。被调查学校的网站上都提供了本校的学生社团名单，有的甚至还提供了每个社团的详细信息。这些名单有的是详尽的，有的并不完整。我们在108所大学里共找到了1,519个学生社团。也就是说，平均每所大学拥有14.06个学生社团[48]。各大学的学生社团活跃程度不一。最多的哈尔滨理工大学拥有100个社团，而最少的新疆大学仅有1个学生社团。表8显示了社团类型分布，文艺类社团在大学生中最受欢迎。根据平均值，我们估算在高校中至少有20,700(14.06×1,472)个学生社团。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来估计中学生社团的数量。
表8 108所大学的学生社团类型分布
社团类型
个数
百分比
文学艺术
647
42.6
体育健身
253
16.6
科学技术
183
12
社会科学
157
10.3
志愿服务
146
9.6
理论学习
100
6.6
其他类型
33
2.2
小结
1519
100
社区组织
2003年，我国共有5,576个城市居委会和20,601个乡镇。在城乡社区中总共有多少个文娱社团在开展活动？没有人知道。有人曾在上海的瑞金二路街道进行过一次社区组织普查，发现在面积1.98平方公里、人口9.3万的街道社区中，共有465个涉及41种不同类型的草根社团，参与居民超过6,000人次。所有社团都成立于1990年之后。离退休人员是社团活动的积极分子。大多数社团的负责人要么是居委会成员(46%)，要么是离退休人员(46%)。调查还发现，大多数社团由居委会发起，只有少数的体育俱乐部是由普通居民发起的[49]。这个个案当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情况，大多数城市和农村社区都不会象瑞金街道这么活跃。但尽管如此，即使我们保守地估计每个城市社区只有五个社区社团，而每个农村乡镇仅有一个社团，那么全国社区社团数量也可以达到50,000左右。
网络社团
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都是现实空间中的社团。从1990年代中起，计算机在中国城市单位和家庭迅速普及。互联网发展速度也同样令人惊讶，互联网用户的数量每12个月左右就会翻一番。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13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4年1月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了7950万人。
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新闻组和虚拟俱乐部等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超越物理空间的平台，利用网络平台人们可以组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社团。这些虚拟社团可以“促进交换行为，包括资源交易和关系强化”[50]。互联网对中国人的结社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促进“虚拟”社团发展？这一部分将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一种特殊的虚拟社区——BBS（电子公告板，一种网络论坛）。
会员互动是社团成立的主要动机，也是社团的主要功能。互联网BBS属于一种为用户提供聚集和互动、类似社区结构的论坛形式。任何经常光顾某BBS版面的人都可以被认为是该虚拟社区成员。BBS通常由不同版面构成，每个版面都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如时事、历史、读书、文学、艺术、技术、兴趣、互助和志愿服务。著名BBS常拥有大量忠实会员。例如，1999年5月人民网建立的强国论坛 (http://bbs.people.com.cn/bbs/start) 是目前最有名的政治论坛之一。强国论坛现在拥有29万个注册帐号，网友平均每天发帖子约1.2万条，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到5万人。同样建立于1999年的“天涯俱乐部” (http://www.tianyaclub.com) 现在拥有一百万个注册帐号。中国最早的BBS——水木清华 (http://www.smth.org) 是最著名的大学BBS之一，现在拥有15万注册帐号，同时在线人数一般在一万人以上。根据其管理者估计，水木清华实际成员数也不低于十万人。它提供了300多个版面，几乎涵盖了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CNNIC的13次调查，图9计算了过去几年中国BBS用户的数量。到2004年1月，有1,500万中国人是BBS的经常用户。
图9 BBS用户数量，1999-2004
数据来源：CNNIC第1－13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www.cnnic.net.cn)
我国现在共有多少BBS？由于没有系统的统计数据，我们在此作一个粗略估算。2003年底我国共有595,550个网站。CNNIC将网站可以分为7大类：企业网站、商业网站、个人网站、教育与研究机构网站、其他营利性网站、政府网站和其他非营利性网站。在第13次互联网调查中，19.2%的企业网站提供BBS，这意味着单企业网站就有81,071个BBS。但企业网站的BBS通常与其产品或服务相关，定位于为顾客或员工提供服务，大多数在公众中影响不大。在48,835个商业网站当中，9.1%建立了BBS，即4,444个[51]。不少商业网站的BBS在网络用户中有很大影响，如新浪、搜狐、西陆等。西陆（xilu.com）是一个专门的虚拟论坛提供网站，据称现在已注册论坛达到52万个，拥有1,000万注册帐号，任何时候同时浏览这些论坛的人数都在一万以上。在19,058个政府网站当中，35.6%的网站共提供了BBS，即6,785个。CNNIC调查中没有提供教育和科研网站提供BBS的统计，但2003年在www.cn-bbs.org 中注册的大学BBS达到160个。根据我们的调查，一个大学BBS平均拥有17个讨论版和13,730个注册帐号。最后，38,711家个人网站中不少也建立了BBS。但是我们无法估计出个人BBS的数量。如果把这些估计数据加在一起，我们确信在中国BBS的数量不少于十万个，它们提供的版面当然要更多。
一个BBS版面就是一个虚拟社区。那么这种虚拟社区与传统社团之间存在多大的区别？BBS上两类活动值得注意。第一个现象是最近出现的封闭性论坛。封闭论坛不同于开放论坛，它们通常有明确的目标和定位，成员也不对公众开放，通常现有成员的推荐是加入封闭论坛的前提条件。封闭论坛一般明确地规定了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要求成员必须遵守。这类论坛的组织形式已经非常象一个传统社团。第欧跟尼俱乐部(www.dogn.net) 就是其中一例。它定位于严肃的思想交流。公众可以浏览论坛，但是要成为成员却受到严格限制。俱乐部由五人成员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受理成员申请。只要有一票否决，就不能加入为会员。目前它拥有386个注册帐号和12个版面。“BBS站长联盟”是另外一例。它成立于2001年9月，是一个定位于为BBS站长提供交流平台的虚拟社团。加入的前提条件是申请者必须是大型BBS的站长，而且还需要内部成员推荐。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虚拟空间的结社活动转变为现实空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结社。网友聚会是BBS中常见的现象。旅游BBS的网友会经常一起旅游；体育BBS的爱好者经常利用周末在一起打球；BBS读书会的网友经常开读书会讨论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天涯俱乐部里“关天茶舍”版是一群对政治辩论感兴趣的网友的一个虚拟茶馆，它吸引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阵营里的不少著名学者和作家参与。尽管政治观点不一样，但是网友们经常在不同城市组织各种讲座。在2003年夏天，关天网友就在九座城市举办了14次网友聚会，内容涉及环保、宪政、公民权、民主化等（见表9）。
表9 2003年夏天涯论坛“关天茶舍”的网友聚会
活动日期
活动城市
活动主题
参加人数
2003年6月28日
杭州
讲座：中国改革的经济社会解释
2003年6月29日
杭州
环保游
2003年7月11日
北京
宪政讨论
约20人
2003年7月13日
广州
讲座：新闻改革
2003年7月19日
广州
爬山
约20人
2003年7月26日
西安
讨论：互联网、公民权与民主
7人
2003年7月26日
北京
于建嵘博士演讲
约50人
2003年8月2日
成都
讨论：宪政改革
2003年8月6日
温州
讨论：儒家文化与温州发展
2003年8月9日
武汉
不祥
2003年8月10日
北京
刘军宁博士演讲
约80人
2003年8月26日
上海
讨论：中国文化与民主、互联网与民意
约20人
2003年8月27日
济南
讨论：黄静之死
约30人
2003年9月3日
西安
讨论：历史、民主化、劳工问题
无疑，互联网已经大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结社空间。
结论
本文对中国的社团数量和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定量的估计。表10总结了前面的估算。很明显，如果我们只研究所谓“社会团体”，甚至仅仅那些财务、功能和人事上都独立于国家的社团，我们将遗漏掉中国结社领域中的绝大部分组织。
表10 对中国社团数量的总体估计
类型
数量
注册社会团体
142,000
注册民非
124,000
未注册社会团体
40,000
未注册民非
250,000
八大人民团体
5,378,424
其他准政府社团
1,338,220
草根社团
758,700
总计
8,031,344
我们对社团数量的估计与其他社团参与率的调查也是吻合的。例如，1990年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在中国发现27.6%的中国人参与了一个或多个社团。[52]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我们自己在2001年调查的社团参与率是23.9%，验证了世界价值调查的结论。[53]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认为：中国的确是全球结社革命的一部分。
表10中所列社团都建立了网络型组织，为会员间建立或多或少的制度性联系提供了组织基础。然而，这些社团在起源、性质、内部结构、资金来源、成员构成、与国家关系等方面差异显著。因此，勾勒结社版图只不过是为研究中国结社革命迈出的第一步。在对这场革命的意义做出判断之前，还有更多问题需要仔细研究。哪些因素导致了这场结社革命？为什么某些类型的社团多于另外的类型？不同社团的内部组织结构有何不同？哪类人群参与社团时表现更积极？是否有阶级、教育、年龄、性别、地域等方面的差别？所有社团产生的社会资本是否一样？是不是某些领域的社团能产生更多社会资本？各类社团产生的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仅让其成员受益，还能让全社会受益？不同类型社团分别会产生、承载或传递什么类型的社会资本？是粘结性社会资本 （bonding）还是跨越性社会资本 （bridging）? 哪种类型的社团更能促进合作、公民参与、宽容、信任和互惠规范？参与非政治或非志愿的社团能否促进政治参与和政治兴趣？社团是否真的是公民的民主训练学校？社团如何促进公民观念和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参与社团是不是比不参与社团更有可能成为好公民？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
[①] Lester M. Sala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4, (Jul/Aug, 1994), pp.109-122.
[②] Jessica T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1 1997.
[③] Anita Chan,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29 1993, pp. 31-61; Elizabeth J Perry, 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 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eborah S. Davi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02-325.
[④] Margaret M Pearson, 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1 1994, pp. 25-46; Jonathan Unger & Anita Chan,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3 (Jan. 1995), pp.29-53; Jonathan Unger, “Bridges”: Private Busin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147 1996, pp.795-819.
[⑤] Jeffrey N. Wasserstrom & Liu Xinyong. Student Associations and Mass Movements. In Davis, Kraus, Naughton, and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5, pp. 362-93.
[⑥] Wang Shaoguang, The Politics of Private Time: Changing Leisure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In Davis, Kraus, Naughton, and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5, pp. 149-172; Nancy N. Chen, Urban Spaces and Experiences of Qigong. In Davis, Kraus, Naughton, and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 porary China,1995, pp. 347-361.
[⑦] Zhang Ye, Foundations in China: A Survey Report. In Tadashi Yamamoto (eds.), Emerging Civil Society in th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Nongovernmental Underpinnings of Emerging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mmunity.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1995, pp. 523-531.
[⑧] Gordon White, 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1993, pp. 63-87. 王颖，孙炳耀，折晓叶：《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 Viviene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In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5-88; Gordon White, Howell Jude &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larendon Press, 1996; 陈健民，邱海雄：《社团、社会资本与政经发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⑨] Susan H Whiting, The Politics of NGO Development in China. Voluntas, Vol. 2, No. 2 1991, pp. 16-48; Zhang Junhai, The Voluntary Sect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Overview and New Challenges. In Kathleen D. McCarthy, Virginia A. Hodgkinson, and Russy D. Sumariwalla (eds.),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oices From Many Na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2, pp. 466-84; Martin King Whyte, Urban China: A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 Arthur L. Rosenbaum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Boudler: Westview, 1992, pp. 77-101;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The Ris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Americans, Report #8, 1994; Jude Howell, Striking a New Balance: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Post-Mao China. Capital and Class, Vol. 54 1994, pp. 89-111; Zhang Ye, Chinese NGOs: A Survey Report. In Yamamoto (eds), Emerging Civil Society in th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1995, pp. 93-107; B. Michael Frolic, State-Led Civil Society. In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 E. Sharpe, 1997, pp. 46-67; Pei Minxin, Chinese Intermediate Associ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Modern China, Vol. 24, No. 3 1998, pp. 285-318; Chan Kin-man & Qiu Haixiong, Small Government, Big Society: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China Area Studies Series (in Japan), No.8 1998: 34-47.
[⑩] Elizabeth J Perry, 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 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s, Kraus, Naughton, and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5, pp. 302-325.
[11] Pei Minxin, Chinese Intermediate Associ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Modern China, Vol. 24, No. 3 1998, pp. 285-318
[12] Nick Young & Anthony Wo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China. Kent: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2000, pp.5.
[13]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5.
[14]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1986, pp.248; 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02-4;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3-6.
[15]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6.
[16]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67.
[17] Sidney Verba, Ke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9-90.
[19]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by J. P. Mayer, trans. by George Lawrenc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 1969; Sidney Verba, Ke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by J. P. Mayer, trans. by George Lawrenc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 1969, pp. 513－514.
[21] Sidney Verba, Ke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
[22]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0.
[23] B. Erickson & T. A. Nosanchuck, How an apolitical association politicize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 27 No. 2 1990, pp. 206-219; M. Olse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voting turnou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7 No. 3 1972, pp. 317-333; D. Rogers, K. Barb, & G. Bultena,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mobilization hypothesi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16 No. 3 1975, pp. 305-318.
[24]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1986, pp.248.
[25] Robert D. Putnam & Kristin A. Goss, Introduction. In Robert D. Putnam (eds.),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
[26] Claus Offe & Susanne Fuchs, Decline of Social Capital: The German Case. In Robert D. Putnam (eds.),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42.
[27] Marjorie K McIntosh,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Capital in English Communities, 1300-1640 (with a Glance at Modern Nigeria). In Robert I. Rotberg (eds.), Patterns of Social Capital: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1-152.
[28] Kenneth W Foster, Associations in the Embrace of an Authoritarian State: State Domination of Socie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5, No. 4 (Winter 2001), pp. 94.
[29]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126-130页。
[30]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90－148页。
[31]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33页；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541页。
[32]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5页。
[33]《民国八年中国年鉴》（民国八年版之影印版），台北天一出版社，1975年，第117页。
[34]王世刚，李修松：《中国社团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8、372页。
[35]刘健清：《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3页。
[36]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中国近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86、497页。
[38]刘健清：《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3－424页。
[39]马伊里、刘汉榜：《上海社会团体概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1页。
[40]吴忠泽、陈金罗：《社团管理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41] 一位上海民政局的原官员告诉我们，她退休之后就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但她所在组织就是被迫没有注册而开展活动，因为社团的注册资本实在定得太高了。
[42]赵泳：“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分析”http://www.mca.gov.cn/artical/content/WGJ_TJFX/20031229122655.htm
[43] 参见Paul Harper, 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37, 1969: 84-119. 张允美：“理顺与冲突：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第十八期，2003。
[44] 数据来自于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网站（www.china-njx.com）
[45] ADB,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3, pp. 44.
[46] 数据来源于中国计生协网站（http://www.chinafpa.org.cn/）。
[47]尹继佐主编：《2001年上海社会报告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44页。
[48]上海市共青团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估计。上海56所大学共拥有712个学生社团，平均值约为12个。上海大学生社团的类型分布也与我们的在线调查类似，其中57%的社团属于文艺类和体育类。参见共青团上海市委学校部：《上海高校学生社团的现状分析与研究》。《思想、理论、教育》2001第11期。
[49]尹继佐主编：《2001年上海社会报告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45－247页。
[50]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2.
[51] 这类BBS的数量似乎不很稳定。CNNIC的第12次调查中由商业网站提供的BBS达8,470个。
[52] 世界价值调查恐怕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最为广泛引用的数据库之一。有关这个数据库的信息可以在www.icpsr.umich.edu 查到。
[53] 见 丁元竹，王绍光等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撰写的背景报告, Facts and Findings: Measuring Volunteering in China, November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