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民 毕文昌：调查研究如何返璞归真(中国青年报 2008-11-1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6 04:08:03
梁：今年以来，许多媒体都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出现了一批有看点的文章和节目。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电视专题节目，采访原来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忆当年随新任省委书记万里下乡调查，走进一家农户，主人躲在床上不肯下地。原来，他穷得连一条裤子都没有。这种惊人的现实，成为促使万里下决心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动力。人民公社化以后，包产到户被最高领导人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几度批判，几起几落，直到万里主政安徽，宁愿触犯天条，不能得罪百姓，终于让种地的自主权回到农民手里。安徽开始的农村改革成为突破口，推向全国，使几亿中国农民告别了饥饿。
毕：万里当年下乡调查研究，轻车简从，没有前呼后拥，没有预先安排布置，才能看到农民的真实处境。现在有些官员也到基层调查研究，但做法完全不同。他们出发之前，先派人去“踩线”，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间到达，在什么地方停车，和什么人见面，由什么人汇报，让谁参加座谈，发言谁先谁后，都预先作出周密的安排。甚至连参加座谈者的发言内容，都要事先写出稿子上报。这样经过“导演”的调查研究，能否了解到基层的实情，令人产生疑问。因为下面的干部很自然要向上级展示政绩，掩饰缺点。汇报情况也可能投其所好，专拣领导人爱听的说。如果领导者本来就不想接触矛盾，只想听听顺耳之言，这样安排倒也适得其所。
梁：这种事先安排好的调查研究，我看有点类似于接待外宾。有人戏称：这是礼宾司对内。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当然要讲程序，讲礼仪。外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预先作出周密安排十分必要，程序甚至要精确到每一分钟。如果外事礼宾部门考虑不周，安排不细，弄不好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是礼仪之邦，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外事经验。不光中央的外事部门掌握，地方政府也掌握。然而，把这种接待外宾的方式移植到接待领导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则很不妥当。因为内政和外交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毕：调查研究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高级领导人和基层百姓，各自处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上级不了解民情，民情不能上达领导人，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层次很多的国家里，是难以避免的。领导干部尽可能多地了解民情，才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了解民情，有很多途径，比如公开媒体、内参、助手的帮助，现在又有了网络，但所有这些方式获得的信息，都是间接的，还是不能代替直接的调查研究，只有亲历现场，接触百姓，才能获得直接的感性认识。比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早就存在，高层也不是没有耳闻。但农村妇女熊德明当面向温家宝总理诉苦，还是触发了高层解决问题的决心。如果预先规定熊德明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或者像熊德明这样口无遮拦的百姓，根本就不让她和高官见面，结果自然两样。
梁：采取什么方式调查，效果大不一样。预先安排好座谈对象的发言，等于事先确定了调查研究的结果。这种调查，有害无益。回想起“文革”后期，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在山西省委机关工作，领导布置我到昔阳和大寨调查“经济领域的革命”。其实就是总结“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验。到了那里，不准自由接触农民，也不准向基层干部了解情况，只许看县委提供的材料和各种新闻报道。在这个基础上，拼凑出调查报告，还得经昔阳县委审查。当时，大寨和昔阳是通天的，即使是省委，也不能不看他们的眼色。回想起来，这篇报告，洋洋万言，没有一条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这样的调查报告，当然是太荒谬了。
毕：其实，中国古代那些励精图治的官员，为了体察民情，也懂得微服私访。而乾隆皇帝下江南那种地动山摇的巡游，又耗国力又扰民，历来为史家所诟病。今天的官员，如果以调研为名，行出巡之实，也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梁：领导机关制定的政策对不对，好不好，说到底还是要由老百姓来感受，来判断。调查研究如果不接地气，不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难免自欺欺人，误国误民。所以，不论到什么时候，要想把事情办好，还是应当采取万里那种工作方式，让调查研究返璞归真。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11/12/content_2428391.htm
毕：万里当年下乡调查研究，轻车简从，没有前呼后拥，没有预先安排布置，才能看到农民的真实处境。现在有些官员也到基层调查研究，但做法完全不同。他们出发之前，先派人去“踩线”，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间到达，在什么地方停车，和什么人见面，由什么人汇报，让谁参加座谈，发言谁先谁后，都预先作出周密的安排。甚至连参加座谈者的发言内容，都要事先写出稿子上报。这样经过“导演”的调查研究，能否了解到基层的实情，令人产生疑问。因为下面的干部很自然要向上级展示政绩，掩饰缺点。汇报情况也可能投其所好，专拣领导人爱听的说。如果领导者本来就不想接触矛盾，只想听听顺耳之言，这样安排倒也适得其所。
梁：这种事先安排好的调查研究，我看有点类似于接待外宾。有人戏称：这是礼宾司对内。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当然要讲程序，讲礼仪。外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预先作出周密安排十分必要，程序甚至要精确到每一分钟。如果外事礼宾部门考虑不周，安排不细，弄不好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是礼仪之邦，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外事经验。不光中央的外事部门掌握，地方政府也掌握。然而，把这种接待外宾的方式移植到接待领导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则很不妥当。因为内政和外交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毕：调查研究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高级领导人和基层百姓，各自处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上级不了解民情，民情不能上达领导人，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层次很多的国家里，是难以避免的。领导干部尽可能多地了解民情，才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了解民情，有很多途径，比如公开媒体、内参、助手的帮助，现在又有了网络，但所有这些方式获得的信息，都是间接的，还是不能代替直接的调查研究，只有亲历现场，接触百姓，才能获得直接的感性认识。比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早就存在，高层也不是没有耳闻。但农村妇女熊德明当面向温家宝总理诉苦，还是触发了高层解决问题的决心。如果预先规定熊德明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或者像熊德明这样口无遮拦的百姓，根本就不让她和高官见面，结果自然两样。
梁：采取什么方式调查，效果大不一样。预先安排好座谈对象的发言，等于事先确定了调查研究的结果。这种调查，有害无益。回想起“文革”后期，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我在山西省委机关工作，领导布置我到昔阳和大寨调查“经济领域的革命”。其实就是总结“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验。到了那里，不准自由接触农民，也不准向基层干部了解情况，只许看县委提供的材料和各种新闻报道。在这个基础上，拼凑出调查报告，还得经昔阳县委审查。当时，大寨和昔阳是通天的，即使是省委，也不能不看他们的眼色。回想起来，这篇报告，洋洋万言，没有一条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这样的调查报告，当然是太荒谬了。
毕：其实，中国古代那些励精图治的官员，为了体察民情，也懂得微服私访。而乾隆皇帝下江南那种地动山摇的巡游，又耗国力又扰民，历来为史家所诟病。今天的官员，如果以调研为名，行出巡之实，也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梁：领导机关制定的政策对不对，好不好，说到底还是要由老百姓来感受，来判断。调查研究如果不接地气，不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难免自欺欺人，误国误民。所以，不论到什么时候，要想把事情办好，还是应当采取万里那种工作方式，让调查研究返璞归真。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11/12/content_24283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