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时刻来临了：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大结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2 06:27:44
来源：瞭望周刊
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对第一代东莞外来工来说,他们面临一场“讲不出的告别”。
对东莞自身来说,也必须拿出勇气挥别昨天。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上,东莞是一个奇迹。以蕞尔小城,吸纳了千万外来劳工,创造了几百倍放大的产值,以及内地最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内地鲜有哪一个偏僻村庄寡闻于东莞的名字,甚至说东莞已经变成某种流淌在内陆中国人血液里的基因。
但奇迹不是完善的同义词,制造业利润的另一面是被压低的劳动力和环境、土地、原料成本,是偏低的汇率,奇迹建立在这种成本洼地形成的落差上。当地基逐渐抬高,利润落差越来越小,东莞奇迹也就变得无奇。而不甘心从已有的显赫地位上滑落的东莞,要告别昨天不会重来的落差,打造超出平均经济面的基座,作为获取升级利润的依托。
此时,原有的“地基”—— 外来劳工及其最低成本维系的中小工厂、低端服务行业走到了尴尬的路口,尽管它们已经对东莞的土地依托过深，但不得不走人了。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作别超低成本时代,告别成了多处曾经成功者上演的戏剧,只是在东莞更有戏剧性。这不一定是东莞的悲剧,因为当超越平均经济面的升级换代成为一种普遍需求,获得出类拔萃的市场地位和利润,就变成了下一个被追逐的奇迹。
在上一次制造业利润奇迹的竞争中,东莞借助其区位和政策优势得手了。只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追逐中,东莞拿什么中彩?中彩的背后,是谁的黯然退场?怎样淡化这个庞大群体退场留下的阴影,使得产业升级的彩头不致成为幻影,而是真实的阳光?
这不仅是东莞的课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广东东莞报道
第一代外来工谢幕
这些十年以上工龄的打工者面临离开
民工也有“工龄”吗?如果有,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工龄”,都在十年以上。
2007年底以来,这批拥有“十年工龄”的打工者,正在面临同样的结局—— 离开。
女工赖彩云是其中一位。4月23日,接到辞退的通知,她在所属鞋厂办公楼前的水泥地上昏倒了。
对她和同伴们来说,东莞转型一时还难以理解,却必得由她们承受最直接的代价。
裁员风波
2008年4月23日,东莞国信鞋业塘厦厂区。
女工赖彩云扑倒在水泥地板上,满脸鲜血,牙齿摔掉五颗……这一切都缘于两天前的“裁员通知”。
4月21日,包括赖彩云在内的400多名国信鞋业的员工,接到了合同到期离职的通知。其内容显示:国信鞋业和这些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已在2008年4月22日到期届满,不再续约。补偿方式是不论工作年限,每人补偿半个月工资。“被裁”的400多人大都是工龄在4年到11年之间的员工,其中有87名员工的工作年限达到十年。
解聘通知突如其来。400多名没有心理准备的员工陆续聚集在国信鞋业的写字楼前,希望能得到厂方的说法。焦急无措的赖彩云,正是在这个时候扑倒在了写字楼前的水泥板上。事后,她被工友送进医院。
400多人没有就此散去,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寻求塘厦镇政府和劳动部门的劳动仲裁,但一直未果。
4月29日,他们终于拿到了东莞市劳动局的说法:87名工作年限超过十年的员工不得解聘,其余被解聘的员工补偿金每人多加500元。
国信鞋业最终接受了这一仲裁结果。
这87名员工,有30多名按照《劳动合同法》续签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50多名表示因此事令他们“非常心寒”而拒绝续签。
看起来“裁员风波”告一段落,但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
作为国信鞋业塘厦厂区保安队长,湖南永州人龚元文已经在国信鞋业工作了13年零3个月。4月21日的“裁员名单”上并没有龚元文的名字,但令他奇怪的是,厂方忽然从保安公司雇用了一批专职保安,取代了他带领的19名保安的工作。而这种调动,作为保安队长的龚元文,一直没能得到厂方的解释。
接着,5月8日晚,国信鞋业塘厦厂区的皮革等原材料,被一辆卡车全部拉走,库房已经基本清空。“拉到大朗厂区去了”,国信鞋业的员工们肯定地说。
各种各样的说法传播开来:“厂子不做了!”“听说还有最后一批货,做完之后,大家就只能领到最低工资770元!这不是赶人嘛!”“直接放你半年假,等你回来,厂子没了,看你找谁去”……
“这两年这种情况在东莞太常见了。”年届40的老员工程军说。
预感成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试图联系国信鞋业的港资老板林景浩,但一直未果。据员工介绍,林景浩绝少露面,日常管理者是一名陈姓经理。但陈经理最近一直在上海休假,目前国信鞋业塘厦厂区的负责人是一名叫郭凤生的生产主管。
国信鞋业的员工们深知自己厂子的经营状况。
成立于1985年的国信鞋业有限公司,是东莞第一批港资企业。和零起点的珠三角经济奇迹一样,国信鞋业一开始也只是10多个人的小作坊。到2000年至2003年期间,这个小作坊已经成为东莞拖鞋业的老大,员工一度达到2200多人。其产品在美国、日本、南非等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相当高。
但这两年,由于国际市场不景气,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鞋厂远不如前两年红火。
“2007年,国信鞋业是亏本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信鞋业中高层管理者对记者说,“跟去年相比,光鞋底的成本就涨了一倍多!”而4月21日的裁员通知,涉及这个老鞋厂的过半员工,900多名打工者被裁员400多名,自动离职的100多名。剩下的员工中,80%是工作年限已经超过10年的老员工,平均年龄36岁,最大的已经接近50岁,最小的29岁。
5月24日,记者得知,工龄三年以下的员工也已被国信鞋厂裁完,目前鞋厂只剩下一批工龄十年的老员工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国信鞋业的员工们备感焦虑。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一个结果:倒闭赔偿,或者继续工作。
“能给我六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我就知足了。”龚元文对开工并不抱什么希望。“星期六、星期天不上班,晚上也不加班,这工做着还有什么意思!”已经40多岁的潘军(化名)则表达出想继续工作的愿望。但他们始终没能得到厂方的解释。
进入6月,员工们的担心终成现实。14日,国信鞋业断了200多名“老员工”的伙食;16日,国信提出每位员工补偿三个月工资,大多数员工都按要求签了名;17日,国信以签名数不满90%为由表示不再赔偿;18日,100多名“老员工”表示抗议,聚集在老板林景浩在塘厦镇的另一家工厂——
国信塑胶厂门口,随后,东莞塘厦镇政府信访办提出,国信老板已经找寻不到,由国信鞋业所在的工业园赔偿员工当月工资,遣返这些“老员工”。
据了解,林景浩可能已回香港,其子在东莞大朗所开的鞋厂,因法人不同,不涉及此次纠纷。截至发稿时,上述100多名“老员工”仍在国信塑胶厂等待交涉。
十年谢幕
遭遇“裁员风波”的远远不止国信鞋业一家。
“纠纷太多,我都记不起多少次了。每天都有,有的时候一天好几起!”东莞市塘厦镇治安联防队员汪东生(化名)深有体会,因为每次出现纠纷,他们都得赶去现场维持秩序。“原来没那么多!从2007年年底以来,就开始多起来,大部分是因为厂子要裁掉老员工,在赔偿问题上没弄好引起的。”
“2008年第一季度,劳动仲裁同比增长了4.5倍。”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关系科副科长吴德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其实每年都在增加,但今年第一季度确实增加得比较厉害。原因有三:一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二是仲裁不收费,三是企业存活困难。”
“天天看报纸上这里裁员那里纠纷,没想到会落到自己头上。”程军闷闷地说,“我已经闲了20多天。”
程军不是农民,是重庆江津区的城市户籍人口,1997年下岗之后来到国信鞋业打工,至今已有11年工龄。4月21日的“裁员通知”上有他的名字,工友们跟他开玩笑说:“程军这是第二次下岗!”
“我有60多岁的老人,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你说我怎么办?”程军为此头发白了不少,老婆何四嫒又给他染黑了,为的是“显得年轻些,好找工作”。
5月20日,程军离开了东莞,赶回重庆照顾地震中受灾的60多岁的父母,并打算在重庆打工。
“离开”的故事正在东莞不断上演,其中一桩来自某染厂的染色高级师傅老刘。老刘是四川达县人,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读不起书,还未成年的老刘和村里的“年轻劳动力”一起来到南方。但当时南方的工作机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老刘和找不到工作的“盲流大军”一道,在天桥底下过夜,躲避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睡乱坟岗子……靠着在工厂做工的老乡的救济度日,直到再也无法保证每天能吃一个馒头。他们中有的人开始偷窃和抢劫,挨了两天饿的老刘,则幸运地被一家作坊式的染厂录用了。
从那家染厂做起,老刘渐渐成为一名染色高级师傅。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以出口加工为基础的珠三角服装企业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大吉。服装厂的倒闭,直接断了染厂的货源,而且一些已经“跑路”的服装厂老板还欠着染厂的加工费。
2008年3月,染厂倒闭了,老刘消失了。
“找不到人了,听说是回家了。打工的都是这样,厂子没了,人也就没了。”故事的讲述者周兰亭说。
再次起步的彷徨
“我们知道自己是过客,迟早得离开,但没想到这么快!”龚元文原本的计划是,再干个三五年,积蓄些资本,回老家开个木材厂。
似乎没人想回到农村再以种地为生。但重新找工作,对于这批“老外来工”来说,其困难程度会超出想象。
席居花,36岁,四川人,在国信鞋业工作九年,4月21日被裁。其十岁的孩子在老家上学,丈夫在另一家工厂做工。失去工作的席居花每天都会出去找工作。十几天过去了,应聘了20多家厂子,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她。原因很简单:国信鞋业是做拖鞋的,其他传统制造业,比如一般鞋厂、制衣厂等都觉得她的“技能不合适”;而电子厂等用工巨大的企业,由于零件细小,操作精微,大都只招收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有没有想过去昆山、苏州等地看看呢?”“怎么去啊!以前是20多岁,现在40岁了!”面对记者的提问,潘军脸涨得通红。
潘军他们这批人,刚来东莞国信鞋业打工的时候大都是20出头,最小的彭金双当时只有17岁。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结成了五六十对夫妻,孩子大都在附近的私立学校上小学。今年已经29岁的彭金双已怀孕7个多月,她和老公就是从同事发展为夫妻的典型。现年28岁的陈月建与他50多岁的母亲一起在这个厂子打工也有十年了,如今母子俩都被裁退。
“就是我们这些人,看着这个小作坊发展起来的。”湖南人邓春华是大家的“大姐”,“我们每个月要做200多万对鞋子,加班到晚上11点算是少的。1996年到1999年那一段,每天都是7点上班,晚上12点半或者1点多才交班,工资只有六七百元。淡季的时候,200元每月都拿过。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底薪是什么。直到2006年,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才有了690元的保底。”
据广东智通人才的蔡小梅介绍,东莞目前外来工的工资大都在1200元到1500元之间。对于这个劳动力市场行情,邓春华回答说:“我们的工资补贴加班费全加起来,现在有拿到1500元的。像龚元文这样的中层,可以拿到2000元了。但这个数目,我们才拿了五个月,这就让我们卷铺盖走人了?”
这些“城市过客”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弱势地位,但没有人甘心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
“这就是政策法规考虑不周详的地方。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的工厂大都是中小厂家,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的退偿金,而这只能形成更大的冲突。”曾任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的叶宏灯对记者说,“人是越老越好,我们希望善待劳工,但政策法规一刀切下去,溯及以往,这就成了没办法的事情了。”
告别东莞的劳工
东莞有多少外来工?有人说800多万,有人说早已超过1000万,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东莞到底有多少“打工十年”的外来工?就更加是一个未知的答案了。毕竟,无数的农村青年,都曾把“去东莞打工”看作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如今的东莞已不同以往。4月9日《东莞时报》的《新莞人离城悄然开始》报道说,当下的东莞,必须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阔步前行,而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已成当务之急。谁走,谁留?从政要、专家、学者近日一系列的言论中似乎已能找出答案:走的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低水平企业的劳动力。
“东莞现在有外来人口800多万,至少有400多万居住在旧村、旧厂。”东莞市长李毓全对媒体说,很多旧村条件差,有安全、治安隐患,“我们可以通过旧厂、旧村的改造,实现东莞人口数量的减少。”
东莞在转型,珠三角在升级。离开,成为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宿命。
在研究劳动力状况的学者看来,珠三角大量的劳动力是没有一技之长的、缺乏竞争力的普通劳动者。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奔赴这里为了养家糊口辛勤劳作,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社会保障,他们又被淘汰了。以往的打工经历没能给他们积累下资本,他们重新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现在的乡村,对于大多数进城务工者来说,还是一个难以回头的地方。虽然没有了农业税,但农村仍然是人多地少、收入微薄。相对来说,收入更高、机会更多的城市无疑更具吸引力。早在2007年就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村庄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中国的城市化还在继续,经济还在增长,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在持续。这也是前一段东莞童工事件中被解救童工拒绝返乡的一个背景。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一代农民工眼看着就到了“既不能靠智力吃饭,也不能单靠体力吃饭”的阶段。但东莞第一代外来工们还不到这个岁数,城市化进程还在大量需要简单劳动力。内地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会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像回到老家重庆打工的程军,未尝没有希望。建筑工地,餐厅饭馆……那些没有任何门槛的就业岗位,还可以吸纳他们。
“再过几年,人老了,就回家养老,靠儿子养着了!”30岁出头的龚元文拍了拍年仅7岁的儿子龚红伟的屁股,笑了起来。
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对第一代东莞外来工来说,他们面临一场“讲不出的告别”。
对东莞自身来说,也必须拿出勇气挥别昨天。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上,东莞是一个奇迹。以蕞尔小城,吸纳了千万外来劳工,创造了几百倍放大的产值,以及内地最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内地鲜有哪一个偏僻村庄寡闻于东莞的名字,甚至说东莞已经变成某种流淌在内陆中国人血液里的基因。
但奇迹不是完善的同义词,制造业利润的另一面是被压低的劳动力和环境、土地、原料成本,是偏低的汇率,奇迹建立在这种成本洼地形成的落差上。当地基逐渐抬高,利润落差越来越小,东莞奇迹也就变得无奇。而不甘心从已有的显赫地位上滑落的东莞,要告别昨天不会重来的落差,打造超出平均经济面的基座,作为获取升级利润的依托。
此时,原有的“地基”—— 外来劳工及其最低成本维系的中小工厂、低端服务行业走到了尴尬的路口,尽管它们已经对东莞的土地依托过深，但不得不走人了。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作别超低成本时代,告别成了多处曾经成功者上演的戏剧,只是在东莞更有戏剧性。这不一定是东莞的悲剧,因为当超越平均经济面的升级换代成为一种普遍需求,获得出类拔萃的市场地位和利润,就变成了下一个被追逐的奇迹。
在上一次制造业利润奇迹的竞争中,东莞借助其区位和政策优势得手了。只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追逐中,东莞拿什么中彩?中彩的背后,是谁的黯然退场?怎样淡化这个庞大群体退场留下的阴影,使得产业升级的彩头不致成为幻影,而是真实的阳光?
这不仅是东莞的课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广东东莞报道
第一代外来工谢幕
这些十年以上工龄的打工者面临离开
民工也有“工龄”吗?如果有,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工龄”,都在十年以上。
2007年底以来,这批拥有“十年工龄”的打工者,正在面临同样的结局—— 离开。
女工赖彩云是其中一位。4月23日,接到辞退的通知,她在所属鞋厂办公楼前的水泥地上昏倒了。
对她和同伴们来说,东莞转型一时还难以理解,却必得由她们承受最直接的代价。
裁员风波
2008年4月23日,东莞国信鞋业塘厦厂区。
女工赖彩云扑倒在水泥地板上,满脸鲜血,牙齿摔掉五颗……这一切都缘于两天前的“裁员通知”。
4月21日,包括赖彩云在内的400多名国信鞋业的员工,接到了合同到期离职的通知。其内容显示:国信鞋业和这些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已在2008年4月22日到期届满,不再续约。补偿方式是不论工作年限,每人补偿半个月工资。“被裁”的400多人大都是工龄在4年到11年之间的员工,其中有87名员工的工作年限达到十年。
解聘通知突如其来。400多名没有心理准备的员工陆续聚集在国信鞋业的写字楼前,希望能得到厂方的说法。焦急无措的赖彩云,正是在这个时候扑倒在了写字楼前的水泥板上。事后,她被工友送进医院。
400多人没有就此散去,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寻求塘厦镇政府和劳动部门的劳动仲裁,但一直未果。
4月29日,他们终于拿到了东莞市劳动局的说法:87名工作年限超过十年的员工不得解聘,其余被解聘的员工补偿金每人多加500元。
国信鞋业最终接受了这一仲裁结果。
这87名员工,有30多名按照《劳动合同法》续签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50多名表示因此事令他们“非常心寒”而拒绝续签。
看起来“裁员风波”告一段落,但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
作为国信鞋业塘厦厂区保安队长,湖南永州人龚元文已经在国信鞋业工作了13年零3个月。4月21日的“裁员名单”上并没有龚元文的名字,但令他奇怪的是,厂方忽然从保安公司雇用了一批专职保安,取代了他带领的19名保安的工作。而这种调动,作为保安队长的龚元文,一直没能得到厂方的解释。
接着,5月8日晚,国信鞋业塘厦厂区的皮革等原材料,被一辆卡车全部拉走,库房已经基本清空。“拉到大朗厂区去了”,国信鞋业的员工们肯定地说。
各种各样的说法传播开来:“厂子不做了!”“听说还有最后一批货,做完之后,大家就只能领到最低工资770元!这不是赶人嘛!”“直接放你半年假,等你回来,厂子没了,看你找谁去”……
“这两年这种情况在东莞太常见了。”年届40的老员工程军说。
预感成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试图联系国信鞋业的港资老板林景浩,但一直未果。据员工介绍,林景浩绝少露面,日常管理者是一名陈姓经理。但陈经理最近一直在上海休假,目前国信鞋业塘厦厂区的负责人是一名叫郭凤生的生产主管。
国信鞋业的员工们深知自己厂子的经营状况。
成立于1985年的国信鞋业有限公司,是东莞第一批港资企业。和零起点的珠三角经济奇迹一样,国信鞋业一开始也只是10多个人的小作坊。到2000年至2003年期间,这个小作坊已经成为东莞拖鞋业的老大,员工一度达到2200多人。其产品在美国、日本、南非等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相当高。
但这两年,由于国际市场不景气,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鞋厂远不如前两年红火。
“2007年,国信鞋业是亏本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信鞋业中高层管理者对记者说,“跟去年相比,光鞋底的成本就涨了一倍多!”而4月21日的裁员通知,涉及这个老鞋厂的过半员工,900多名打工者被裁员400多名,自动离职的100多名。剩下的员工中,80%是工作年限已经超过10年的老员工,平均年龄36岁,最大的已经接近50岁,最小的29岁。
5月24日,记者得知,工龄三年以下的员工也已被国信鞋厂裁完,目前鞋厂只剩下一批工龄十年的老员工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国信鞋业的员工们备感焦虑。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一个结果:倒闭赔偿,或者继续工作。
“能给我六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我就知足了。”龚元文对开工并不抱什么希望。“星期六、星期天不上班,晚上也不加班,这工做着还有什么意思!”已经40多岁的潘军(化名)则表达出想继续工作的愿望。但他们始终没能得到厂方的解释。
进入6月,员工们的担心终成现实。14日,国信鞋业断了200多名“老员工”的伙食;16日,国信提出每位员工补偿三个月工资,大多数员工都按要求签了名;17日,国信以签名数不满90%为由表示不再赔偿;18日,100多名“老员工”表示抗议,聚集在老板林景浩在塘厦镇的另一家工厂——
国信塑胶厂门口,随后,东莞塘厦镇政府信访办提出,国信老板已经找寻不到,由国信鞋业所在的工业园赔偿员工当月工资,遣返这些“老员工”。
据了解,林景浩可能已回香港,其子在东莞大朗所开的鞋厂,因法人不同,不涉及此次纠纷。截至发稿时,上述100多名“老员工”仍在国信塑胶厂等待交涉。
十年谢幕
遭遇“裁员风波”的远远不止国信鞋业一家。
“纠纷太多,我都记不起多少次了。每天都有,有的时候一天好几起!”东莞市塘厦镇治安联防队员汪东生(化名)深有体会,因为每次出现纠纷,他们都得赶去现场维持秩序。“原来没那么多!从2007年年底以来,就开始多起来,大部分是因为厂子要裁掉老员工,在赔偿问题上没弄好引起的。”
“2008年第一季度,劳动仲裁同比增长了4.5倍。”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关系科副科长吴德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其实每年都在增加,但今年第一季度确实增加得比较厉害。原因有三:一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二是仲裁不收费,三是企业存活困难。”
“天天看报纸上这里裁员那里纠纷,没想到会落到自己头上。”程军闷闷地说,“我已经闲了20多天。”
程军不是农民,是重庆江津区的城市户籍人口,1997年下岗之后来到国信鞋业打工,至今已有11年工龄。4月21日的“裁员通知”上有他的名字,工友们跟他开玩笑说:“程军这是第二次下岗!”
“我有60多岁的老人,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你说我怎么办?”程军为此头发白了不少,老婆何四嫒又给他染黑了,为的是“显得年轻些,好找工作”。
5月20日,程军离开了东莞,赶回重庆照顾地震中受灾的60多岁的父母,并打算在重庆打工。
“离开”的故事正在东莞不断上演,其中一桩来自某染厂的染色高级师傅老刘。老刘是四川达县人,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读不起书,还未成年的老刘和村里的“年轻劳动力”一起来到南方。但当时南方的工作机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老刘和找不到工作的“盲流大军”一道,在天桥底下过夜,躲避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睡乱坟岗子……靠着在工厂做工的老乡的救济度日,直到再也无法保证每天能吃一个馒头。他们中有的人开始偷窃和抢劫,挨了两天饿的老刘,则幸运地被一家作坊式的染厂录用了。
从那家染厂做起,老刘渐渐成为一名染色高级师傅。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以出口加工为基础的珠三角服装企业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大吉。服装厂的倒闭,直接断了染厂的货源,而且一些已经“跑路”的服装厂老板还欠着染厂的加工费。
2008年3月,染厂倒闭了,老刘消失了。
“找不到人了,听说是回家了。打工的都是这样,厂子没了,人也就没了。”故事的讲述者周兰亭说。
再次起步的彷徨
“我们知道自己是过客,迟早得离开,但没想到这么快!”龚元文原本的计划是,再干个三五年,积蓄些资本,回老家开个木材厂。
似乎没人想回到农村再以种地为生。但重新找工作,对于这批“老外来工”来说,其困难程度会超出想象。
席居花,36岁,四川人,在国信鞋业工作九年,4月21日被裁。其十岁的孩子在老家上学,丈夫在另一家工厂做工。失去工作的席居花每天都会出去找工作。十几天过去了,应聘了20多家厂子,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她。原因很简单:国信鞋业是做拖鞋的,其他传统制造业,比如一般鞋厂、制衣厂等都觉得她的“技能不合适”;而电子厂等用工巨大的企业,由于零件细小,操作精微,大都只招收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有没有想过去昆山、苏州等地看看呢?”“怎么去啊!以前是20多岁,现在40岁了!”面对记者的提问,潘军脸涨得通红。
潘军他们这批人,刚来东莞国信鞋业打工的时候大都是20出头,最小的彭金双当时只有17岁。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结成了五六十对夫妻,孩子大都在附近的私立学校上小学。今年已经29岁的彭金双已怀孕7个多月,她和老公就是从同事发展为夫妻的典型。现年28岁的陈月建与他50多岁的母亲一起在这个厂子打工也有十年了,如今母子俩都被裁退。
“就是我们这些人,看着这个小作坊发展起来的。”湖南人邓春华是大家的“大姐”,“我们每个月要做200多万对鞋子,加班到晚上11点算是少的。1996年到1999年那一段,每天都是7点上班,晚上12点半或者1点多才交班,工资只有六七百元。淡季的时候,200元每月都拿过。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底薪是什么。直到2006年,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才有了690元的保底。”
据广东智通人才的蔡小梅介绍,东莞目前外来工的工资大都在1200元到1500元之间。对于这个劳动力市场行情,邓春华回答说:“我们的工资补贴加班费全加起来,现在有拿到1500元的。像龚元文这样的中层,可以拿到2000元了。但这个数目,我们才拿了五个月,这就让我们卷铺盖走人了?”
这些“城市过客”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弱势地位,但没有人甘心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
“这就是政策法规考虑不周详的地方。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的工厂大都是中小厂家,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的退偿金,而这只能形成更大的冲突。”曾任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的叶宏灯对记者说,“人是越老越好,我们希望善待劳工,但政策法规一刀切下去,溯及以往,这就成了没办法的事情了。”
告别东莞的劳工
东莞有多少外来工?有人说800多万,有人说早已超过1000万,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东莞到底有多少“打工十年”的外来工?就更加是一个未知的答案了。毕竟,无数的农村青年,都曾把“去东莞打工”看作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如今的东莞已不同以往。4月9日《东莞时报》的《新莞人离城悄然开始》报道说,当下的东莞,必须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阔步前行,而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已成当务之急。谁走,谁留?从政要、专家、学者近日一系列的言论中似乎已能找出答案:走的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低水平企业的劳动力。
“东莞现在有外来人口800多万,至少有400多万居住在旧村、旧厂。”东莞市长李毓全对媒体说,很多旧村条件差,有安全、治安隐患,“我们可以通过旧厂、旧村的改造,实现东莞人口数量的减少。”
东莞在转型,珠三角在升级。离开,成为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宿命。
在研究劳动力状况的学者看来,珠三角大量的劳动力是没有一技之长的、缺乏竞争力的普通劳动者。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奔赴这里为了养家糊口辛勤劳作,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社会保障,他们又被淘汰了。以往的打工经历没能给他们积累下资本,他们重新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现在的乡村,对于大多数进城务工者来说,还是一个难以回头的地方。虽然没有了农业税,但农村仍然是人多地少、收入微薄。相对来说,收入更高、机会更多的城市无疑更具吸引力。早在2007年就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村庄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中国的城市化还在继续,经济还在增长,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在持续。这也是前一段东莞童工事件中被解救童工拒绝返乡的一个背景。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一代农民工眼看着就到了“既不能靠智力吃饭,也不能单靠体力吃饭”的阶段。但东莞第一代外来工们还不到这个岁数,城市化进程还在大量需要简单劳动力。内地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会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像回到老家重庆打工的程军,未尝没有希望。建筑工地,餐厅饭馆……那些没有任何门槛的就业岗位,还可以吸纳他们。
“再过几年,人老了,就回家养老,靠儿子养着了!”30岁出头的龚元文拍了拍年仅7岁的儿子龚红伟的屁股,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