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冤案迟至1993年才予以平反的曲折历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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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 徐庆全-------------------------------------------------------------------------------- 粟裕将军一生功勋卓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样一位将军，本应受到历史和人民的敬重，但是由于受到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却把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和斗争（另一位元帅刘伯承也被冠以“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批判），并涉及到萧克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 这场冤案之后，粟裕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了推翻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1979年粟裕向党中央提出重新审视这场冤案的要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粟裕没有看到问题的解决，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作为粟裕战友和夫人的楚青，则继续为丈夫申诉。在粟裕逝世1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发表文章，为粟裕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批判公开、正式平反。 今年2月5日，是粟裕将军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为缅怀他，纪念他，我采访了楚青同志，她详细地介绍了为粟裕平反而经历的曲折过程。我替粟裕写检讨 1958年5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整风和整编两大问题。但是，在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一贯反对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接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批判会议是在国防部长的主持下进行的。其后，会议参加的人数扩大了（从500人扩大到1500人），对粟裕的批判调子也越来越高，粟裕的所谓问题也搞到了军外。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粟裕表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坚强性格和可贵的坚持原则的精神，他冒着戴“态度不老实”和严重政治帽子的危险，在高压之下仍然对一些原则问题的事实真相作了必要的说明。但是，当时的局面下，粟裕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只能检讨过关。 谈到那时的情形，楚青仍有心有余悸的感叹。她回忆说： 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粟裕，开始我全然不知。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批判，并被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写一份能过关的检讨，他已经在内室自我封闭了7天了。他把一堆会议简报交给我，沉痛并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 我看了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下来了。粟裕用这份检讨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果然过了关。但是，他心中感到非常压抑。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当然能看出他极为痛苦的情绪。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我当然也很痛苦：“不是你说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能过关就行吗？”接下来，我们就默然不语，相对而泣。这样的场面我们经历了多次。 不过，尽管这场批判中，粟裕被戴上了帽子，但一些参加批判会议的人，在当时就对这场批判不理解。据《粟裕传》披露，叶剑英曾找总参的一位同志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并且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不少人过去与粟裕浴血沙场，并肩战斗，许多事情是共同经历过的。虽然在“12级台风”下不得不加入“批粟”的行列，说一些违心话，但仍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及在总参的作为，作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以后，有一次毛泽东找肖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肖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头表示赞同。在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这样评价粟裕：“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是保了粟裕。粟裕第二次检讨后，领会了毛泽东意思的陈毅即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陈毅又在大会上说：“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的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但是，这已无法扭转粟裕蒙受冤案的命运。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端不正常的先例，也为以后粟裕的平反留下了障碍。 粟裕没能等到平反的这一天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得以恢复。劫后余生的粟裕，在1979年10月9日向党中央写出了申诉报告。他在澄清了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后说：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恳切恳求中央能对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楚青说，粟裕写这份报告，是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提议的： 1979年8月，叶副主席邀请粟裕一起到烟台疗养。这期间，粟裕多次拜会叶副主席。有一天，粟裕与叶副主席单独谈话。回来后他兴奋地对我说：“叶副主席很关心我。他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我当即表达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诉的心情。”粟裕的兴奋是有理由的。在与叶副主席谈话之前，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同志，也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现在叶副主席又郑重提议，粟裕和我当然很高兴。因此，回到北京后，粟裕就立刻写了这份报告，送“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审阅。 粟裕的报告送上去后，叶剑英10月16日就作了批示。楚青至今对这份批示能倒背如流：
叶副主席批示说：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时候，妥善处理。 叶剑英将粟裕的这份报告批送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黄克诚、耿飚、韦国清、杨勇等人审阅。叶副主席办事非常细致，他指示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将批件送交粟裕看过。粟裕很激动，他要我将这份批件抄录一份。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份批件，除了黄克诚、陈云同志因病未阅外，其他六位都画了圈。 尽管如此，但是，为粟裕平反的文件一直迟迟没有下文。根据楚青的叙述，其大致过程如下： 粟裕看到叶剑英的批件后，曾两次向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询问办理的情况，但未得到明确的答复。 1980年春节期间，粟裕看望了聂荣臻副主席，他汇报了自己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剑英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荣臻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即表态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稍后，粟裕又看望了徐向前元帅。徐向前也表示，这件事应该解决。3月初，粟裕又将给中央的申诉报告抄了两份，分别送给肖劲光和萧克。 叶剑英的批示已经5个多月了，仍没有音信。粟裕不免有些着急。3月10日，他再一次给陈云和叶剑英写信。在给陈云的信中，他说：“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写了这份书面申诉报告。我恳请您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决，使我放下压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够心情舒畅地贡献出全部精力，为国防现代化作出微薄的贡献。”在给叶剑英的信中，粟裕写道：“听说您对我的报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一贯关怀。为了使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再次恳请您老人家能为我的问题再说一说话。” 叶剑英、陈云接到信后，向总政了解了一下情况。中办向粟裕转达说：据总政说，报告已写好，不久即可上报。 在南京的粟裕得知后，当即要求秘书向总政报告：“我要求总政在做出结论上报之前，将有关我的结论部分同我见面。” 6月12日，粟裕在上海见到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他向胡耀邦报告了自己申诉的问题。胡耀邦当即说：这件事要解决一下，要找个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 7月15日，因腰椎错位已入院的粟裕再次向总政了解情况。总政回答说：5月13日总政党委曾讨论一次，感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作，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给予平反。当时就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现决定已草出，尚未讨论。讨论后上报前要送给粟裕同志看的。 到8月份，来自总政的消息说：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 这一结果，使渴望看到平反决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困惑不解。此后，平反的事也石沉大海。病中的粟裕已无力过问，而楚青为怕粟裕再受刺激，也不敢再提此事。 楚青向中央申诉 1981年2月1日，粟裕脑溢血发作，此后又频繁发作脑血栓。楚青感到很痛苦。她知道，1958年对粟裕的错误批判，是粟裕心中永远的痛。她不忍心让粟裕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为了不让粟裕受到刺激，她在反复思考后，决定自己出面替粟裕向党中央申诉。 1982年12月16日，我考虑再三，鼓起勇气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写了一封信。陈丕显同志曾长期和粟裕一道工作过，对粟裕比较了解。我在信中先追述了粟裕写信及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事的意见。我说，我是相信中央、军委会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我也相信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足够为自己作出正确评价的。但是，作为亲人、同志，总是希望让他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 楚青知道，为粟裕平反的事之所以搁浅，是因为总政认为会涉及到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总体评价问题。为此，楚青在信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要求考虑到他的病情实况，把他的问题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行为他作出平反的决定，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错误批判。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圈阅的，叶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 楚青并将一份“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同报送陈丕显。 陈丕显收到材料后，附上一封信转给胡耀邦和杨尚昆。他在信中写道：粟裕是自己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他对粟裕的政治品质和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中央能在粟裕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胡耀邦考虑到自己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情况不了解，就将这份材料转给杨尚昆来处理。
以上情况，是陈丕显在电话中通知楚青的。陈并告诉楚青：听尚昆同志的意思，似乎当时会议没有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由某位负责人同粟裕同志谈一下，说清楚中央对粟裕同志是了解的，像这类事情不存在了，已经过去了。楚青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她回忆说： 我向陈书记反映说：当时虽未做出文字结论，但会议文件，包括简报，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粟裕同志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存入档案，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阅看，所以其流毒和影响至今还在扩散、传播。因此希望有个文字平反材料为好，要不然，在组织上同粟裕同志口头上说清楚时做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并存档。丕显同志听了我的话，建议我直接同尚昆同志联系请示，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早点有个结果。 按照陈丕显的指示，楚青在1983年2月2日有了向杨尚昆汇报请示的机会。她首先感谢杨对此事的关注，感谢他对粟裕的关心和信任，并请他理解粟裕痛苦的心情。杨尚昆说：我同张爱萍、余秋里商量了一下，研究出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另外，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我去谈。 楚青汇报说：据我了解，粟裕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地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销”“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楚青并说：我这次申诉是背着粟裕的。因为现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问或再申诉，而我对能否有结果也无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处理，将更使他受刺激。 最后，杨尚昆告诉楚青：你可以同粟裕同志说说。可以说你有这样的设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设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算是最后定下来，他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考虑。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 2月4日，楚青对粟裕说了自己给中央写信及与杨尚昆谈话的内容。粟裕冷静地说：“好！这件事了了，我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了。”他要求楚青记录下他自己的意见，转陈杨尚昆： 一、衷心感谢您亲自主持来解决我的申诉，衷心感谢中央、中央军委对我的关心。我因病不能前来当面致谢，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谢意。 二、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来处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不再就我个人的问题写文字的东西，而是把这次会议的问题一次解决掉。我相信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光荣传统，并有利于肃清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流毒，加强我军的革命现代化建设。 三、对于起草文件有几点具体要求：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1983年4月，粟裕的病情加重。4月30日，杨尚昆来医院看望他。看到粟裕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杨尚昆出来后对楚青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 1984年2月5日下午，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楚青继续申诉 粟裕离开人世，楚青一时陷入到悲痛之中。她知道，只有她才能继续为粟裕申诉了。 2月6日，正在上海的杨尚昆打来电话说：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 尽管杨尚昆有这样的愿望，而且在起草讣告的过程中，楚青坚持要加上1958年粟裕蒙冤的一节，但是在后来发布的讣告中，对于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仍未提到。 楚青对此很有意见，但也无可奈何。此后，她似乎觉得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楚青说： 在治丧期间，不少老同志要我向中央要求为粟裕同志平反，他们情真意切声泪俱下。我却难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无法向他们陈述种种情况。郭化若同志为这件事几次来电话。他说：“中央说正面平反，无非是评价高一点。讣告是对外的讲不得反话。而平反是有反才平，只有承认原来撤销他总长的命令是错误的，至少是考虑不周，那才行。这个平反可以在内部传达。这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没有机会了。建议您还是去找一下陈云同志。我是一个红军，是粟裕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兵团干部，我随粟裕同志去的日子不远了，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建议。请把办的结果告我。” 肖劲光同志在粟裕同志去世的次日，就写下了《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了1958年的问题。当他将文章送给我征求意见时，我百感交集。肖公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遇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尽管这段话说得很温和，但我估计不一定能发表。后来果然报社提出要删去。肖公不同意。他们再次动员，说是中央精神，是上面让删去的。肖公就表示，文章我就这样写，删否由领导上决定。最后，发表时还是删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楚青决定，对1958年的问题不再提了，集中精力编辑粟裕的文集。但是，等到她看到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的“粟裕”条时，她又不得不再次为此事而苦恼。
粟裕和萧克在1958年都遭受到不公正批判，但是，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在“萧克”条中写有“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而在“粟裕”条中却一字没有提。楚青看到后，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在“粟裕”条中不提？为此，她再一次求见杨尚昆，诉说自己心中的疑惑。楚青说： 1986年4月23日，杨副主席接见我。我说：大百科全书的条目中对萧克同志平了反，而对粟裕同志却没有提，这岂不是要使粟裕同志蒙冤千古？我恳请杨副主席解决当前大百科全书条目中的问题，要求比照“萧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相应的内容。我向杨副主席反映了肖劲光同志《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中被删节的情况。因为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回忆粟裕的《一代名将》一书，胡耀邦同志题写了书名，其中收录了肖公的文章。我恳请杨副主席同意恢复被删节的那一段。杨副主席说：大百科条目我找来看看，“萧克”条写了，“粟裕”条也应该写。我看过后找他们研究个办法。肖公文章上的那一段，可以写上。肖公讲的，总不是假话嘛！ 其后，经过了一番周折，1987年，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粟裕”条中终于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话。楚青感慨地对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难以想象，这淡淡的一句话也是多么来之不易啊！此后，我对粟裕蒙受的不白之冤能否得到真正的平反，已不抱任何幻想了。我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理编辑《粟裕战争回忆录》和《粟裕军事文集》上，以此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同时也平衡自己的心态。”军委再次受理，粟裕的不白之冤终于平反 转眼几年过去了，粟裕逝世10周年的日子来临了。粟裕的一些老部下对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一直挂怀在心。1993年10月28日，粟裕的老部下、南京军区离休干部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5人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下了《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报告中说： 我们建议中央军委，通知南京军区（粟裕同志长期工作、战斗过的老单位、老地区）届时召开一次“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粟裕生平事迹座谈会”，邀请原华东有关同志到会，并请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出席讲话，和大家一起照一次相。……这次军委领导同志讲话中，能讲到粟裕同志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中虽受到了委屈，自己仍能正确对待。这就给他摘除了“个人主义错误”这顶沉重的帽子，消除了压在楚青同志（粟裕夫人）及其子女还有许多新四军和华东老战士心头的阴影。经过“粟裕同志纪念集”（纪念会或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等）的发表，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大家从军委领导同志讲话和纪念集出版的实际行动中，就会了解中央军委已用这样的办法，对粟裕同志的光辉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认真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倒了过去的不实之词，恢复了粟裕同志应有的荣誉。如果“纪念会”或“座谈会”都不方便召开，到粟裕同志逝世忌日（明年2月5日），请一位军委领导同志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以达到“平冤狱”、恢复名誉的目的，以慰革命先烈于九泉之下，粟裕同志的亲属和许多新四军、华东老战士，也都会由衷地感谢党。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傅奎清看到这份报告后，非常赞同，并致信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于永波。信中说： 他们建议报告的中心是恳请军委撤销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中对粟裕同志不公正的批判。那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金、谭等同志报告中所例举的事实是实际的。为了恢复粟裕同志应有的声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我也赞成金、谭同志的建议请求。是否有当，请审定。 楚青在11月17日接到谭肇之的信后，才知道这件事。她回忆说： 于永波主任接到信后，立即批示总政宣传部研究。军委领导的批示说：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问题再定，先把事实搞清楚。总政宣传部找我和粟裕的秘书了解情况。1994年2月3日，我得到消息说，总政领导和军委首长对南京五位同志的报告很重视，一致认为应该解决，张震副主席很支持。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决定以写文章方式。文章由谁署名尚未决定。赶在2月5日是来不及了，具体时间另定。 2月5日，粟裕逝世十周年。当时的中办主任来我家悼念粟裕。谈起这件事时我说：听说现在军委领导同志准备写一篇文章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渴望文章要明确说明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并且最好能由总书记署名。文章写好后能让我看到。中办主任当即表示说，一定把我的想法向总书记反映。 这天，张震副主席也来了。我也表达了我的想法。我说，粟裕现在不在了，其实文章再怎么写，他也不知道了。不过人总是有感情的，我总希望党能说一句公正话，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我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心愿了。张副主席说，本来文章在粟裕逝世十周年发表最好，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要考虑发表的时机。 其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94年11月，这篇文章终于写好了。除了分送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审阅外，并报送了军委主席。军委决定，文章由军委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署名。12月7日，中办主任打电话给楚青说：为粟裕同志平反的那篇文章，军委已经批发了。 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除了对粟裕革命的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外，最核心的是明确指出：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谈起读到这篇文章的感受，时过10年，楚青依然不能自已： 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个人纪念文章，而是组织上以文章的形式为粟裕平反的文件。粟裕蒙冤三十六年，终于大白天下。那时，我拿报纸的手都颤抖了，心情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想，尽管粟裕本人不能看到今天这个结局，但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同我一样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 楚青告诉我，为纪念粟裕逝世20周年，一些老战友、老部下正在筹备纪念座谈会。愿此文能化作心香一缕，祭奠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的英灵。 链接：追忆粟裕同志●刘华清；张震(1994.12.25)
粟裕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他戎马一生，搏击沙场，雄才大略，战功显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他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为巩固国防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胸怀全局，勇于开拓，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繁荣我国军事科学作出了重要建树；他功高不居，坦荡无私，严于律己，党性坚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粟裕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
（一）
粟裕同志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赤胆忠心。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战斗多么频繁，情况多么险恶，他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坚持战斗在革命战争的第一线。
粟裕同志1907年8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一个山村的侗族家庭。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同情劳苦大众，对军阀部队蹂躏百姓的暴行十分痛恨。 1926年，他在常德湖南第二男子师范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学生运动。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粟裕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同年8月，粟裕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进军潮汕遭到失败后，他坚定地跟随朱德、陈毅同志艰难转战粤、闽、赣、湘。在福建武平战斗中，他头部负重伤，仍以坚强的毅力赶上部队，参加了湘南起义，转战到井冈山。1928年以后，粟裕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先后担任连长、营长、营党代表、团长、团政委、师长、师政委、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从基层指挥员锻炼成长为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粟裕同志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同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自觉地结合起来。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处处表现出为革命事业勇挑重担、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他曾三次执行先遣任务，赴汤蹈火，历尽艰险。
1934年7月，红七军团（后改为红十军团）奉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同志任参谋长，协助方志敏、寻淮洲同志率部转战闽、浙、赣、皖，在敌人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孤军征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失利，粟裕同志率领几百人突出重围，遵照中央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同志任师长，在敌人统治的腹心地区，开创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独立地领导部队实行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正确的政策，创造性地应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提出了“敌进我进 ”的指导方针，打破了敌人频繁的“进剿”和两次各约四十个团的“围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使浙南游击区和其他游击区一起，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的行动，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同志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这时，沪、杭、宁相继失守。粟裕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毅然奉命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首战韦岗告捷，鼓舞了军心民气。随后，任江南指挥部副指挥，参与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他和陈毅同志一起，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率部东进北上，转战大江南北。黄桥一役，奠定了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皖南事变后，粟裕同志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并任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书记，领导苏中党政军民，粉碎了日伪军频繁残酷的“扫荡”、“清剿”和“清乡”，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把苏中建成了华中的一块坚强的基本根据地，并为华中地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及时转向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准备。
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底，粟裕同志又一次奉命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挺进江南，担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浙区委员会书记，执行向苏浙皖敌后发展的任务，出色地指挥了天目山三次反顽自卫战。天目山战役是在敌后进行的山地运动战。这个战役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浙西（包括浙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在全军范围内率先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我军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战积累了经验。
长期严酷的斗争环境，锤炼了粟裕的革命坚定性，也造就了他独当一面、多思善谋、处变不惊、坚韧不拔的卓越才华和品格。
（二）
解放战争时期，是粟裕同志作为军事家的辉煌时期。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对粟裕高度信任和器重，战争初期，就把他放在了华东战区主将的位置上。1945年11月粟裕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46年7月至8月指挥了苏中战役。1946年9月22日，中央军委电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行动。10月15日，毛泽东同志电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从此，粟裕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担，协助陈毅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等著名战役。1948年5月，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指挥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1948年11月，粟裕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并直接指挥华东野战军作战。继又参加指挥了京沪杭战役，渡过长江，解放南京、杭州、上海。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粟裕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员，不但善于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富有战略远见，思考问题的立足点，总是自觉地放在关照战略的全局上，敢于和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对重大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犯，摆在我军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在战争初期，运用什么方针战胜数量上、装备上均占优势之敌的进攻。对此，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以山东、晋冀鲁豫和华中三支野战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实行外线出击的方针，并指示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粟裕同志对当时敌我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及时向中央军委和陈毅同志提出依托解放区先在苏中打几仗，然后再考虑外线作战的建议。被誉为“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军委采纳了粟裕等同志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总结解放区各战场的作战实践，确定了战略防御阶段实行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军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不断歼敌有生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粉碎了敌军的进攻。苏中战役的实践经验，为明确和完善这一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8年初，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为发展战略进攻，决定成立东南野战军和党的东南分局，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并任东南分局书记，继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遂行第二个战略跃进。并指示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渡江南进，在湘、浙、闽、赣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吸引和调动中原敌军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以策应刘邓大军，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粟裕同志一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准备南进；一面密切注视中原战场和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经过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粟裕同志正式向中央提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的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重视，电告陈毅、粟裕赶赴中央，当面听取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迅速作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粟裕不负中央的厚望，从中央立下“军令状”回来，就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集中华野西兵团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中原野战军密切配合下，一举歼敌9万余人。豫东战役的胜利，使中原、华东战场的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大大加快了我军战略进攻的胜利进程，为顺利转入战略决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行将结束时，粟裕及时向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攻占两淮和海州，歼灭援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小淮海战役”计划。中央军委于次日迅速批准了这个建议。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粟裕又及时向中央军委和中原野战军首长提出截断徐蚌线，抑留敌人于徐州地区，力争把国民党军队主力就地逐步歼灭等多次重要的建议。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采纳了粟裕和中原野战军首长的意见，统一筹划，使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一次大规模的以徐州为中心的战略决战，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
粟裕同志能够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并且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和善于提出不同意见，这是他求实精神和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也是与他长期处在战斗第一线，熟悉实际情况，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作战经验分不开的。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总是纵观全局，虚心听取各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并随时修正已经作出的决策。这就把高度的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各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最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人民解放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
（三）
解放战争时期，是粟裕同志作为军事家的辉煌时期。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对粟裕高度信任和器重，战争初期，就把他放在了华东战区主将的位置上。1945年11月粟裕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46年7月至8月指挥了苏中战役。1946年9月22日，中央军委电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行动。10月15日，毛泽东同志电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从此，粟裕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担，协助陈毅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等著名战役。1948年5月，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指挥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1948年11月，粟裕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并直接指挥华东野战军作战。继又参加指挥了京沪杭战役，渡过长江，解放南京、杭州、上海。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粟裕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员，不但善于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富有战略远见，思考问题的立足点，总是自觉地放在关照战略的全局上，敢于和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对重大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犯，摆在我军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在战争初期，运用什么方针战胜数量上、装备上均占优势之敌的进攻。对此，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以山东、晋冀鲁豫和华中三支野战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实行外线出击的方针，并指示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粟裕同志对当时敌我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及时向中央军委和陈毅同志提出依托解放区先在苏中打几仗，然后再考虑外线作战的建议。被誉为“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军委采纳了粟裕等同志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总结解放区各战场的作战实践，确定了战略防御阶段实行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军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不断歼敌有生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粉碎了敌军的进攻。苏中战役的实践经验，为明确和完善这一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8年初，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为发展战略进攻，决定成立东南野战军和党的东南分局，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并任东南分局书记，继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遂行第二个战略跃进。并指示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渡江南进，在湘、浙、闽、赣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吸引和调动中原敌军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以策应刘邓大军，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粟裕同志一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准备南进；一面密切注视中原战场和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经过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粟裕同志正式向中央提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的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重视，电告陈毅、粟裕赶赴中央，当面听取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迅速作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粟裕不负中央的厚望，从中央立下“军令状”回来，就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集中华野西兵团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中原野战军密切配合下，一举歼敌9万余人。豫东战役的胜利，使中原、华东战场的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大大加快了我军战略进攻的胜利进程，为顺利转入战略决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行将结束时，粟裕及时向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攻占两淮和海州，歼灭援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小淮海战役”计划。中央军委于次日迅速批准了这个建议。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粟裕又及时向中央军委和中原野战军首长提出截断徐蚌线，抑留敌人于徐州地区，力争把国民党军队主力就地逐步歼灭等多次重要的建议。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采纳了粟裕和中原野战军首长的意见，统一筹划，使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一次大规模的以徐州为中心的战略决战，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
粟裕同志能够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并且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和善于提出不同意见，这是他求实精神和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也是与他长期处在战斗第一线，熟悉实际情况，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作战经验分不开的。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总是纵观全局，虚心听取各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并随时修正已经作出的决策。这就把高度的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各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最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人民解放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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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图史】2月5日——战神粟裕的蒙冤与平反
1984年2月5日，粟裕逝世。
粟裕，1907年生，湖南会同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参加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任教导队班长，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部队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连长、营长、支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1934年参与指挥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转战闽浙赣皖。后挺进浙南，任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粟裕率领突围部队组成挺进师进入浙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苏中区委书记，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苏浙区委书记。参与开辟和发展苏南、苏北、苏浙抗日根据地。指挥和参与指挥了韦岗、黄桥、车桥等战役战斗。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1940年，粟裕（右一）、陈毅（右二）在苏北黄桥战役前夕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46年与谭震林一起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又参与指挥了宿北、鲁南战役。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莱芜、孟良崮战役。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组织指挥了豫东、济南战役。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这是总前委成员在一起。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粟裕宣布渡江作战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粟裕历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9年后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革”后，任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10月，总参谋长粟裕在全军射击运动会上讲话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爆发性肺炎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留下的遗嘱是：身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只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自己当年转战数载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粟裕的主要军事著述有《战时参谋工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论文和战争回忆录。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提议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这之后，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主持下，研究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扩大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这时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
总参与国防部之间存在矛盾，情况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于1950年初即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1951年10月又增调粟裕出任副总参谋长。由于从建国初一直到1952年7月，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的，粟裕工作中与军委负责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明显的矛盾，工作还比较顺利。惟一出现过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他与聂荣臻之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到毛泽东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做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并借机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委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1954年10月担任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负责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也是信不过的。
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是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加上他们之间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看法的某些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两人之间引起种种矛盾。粟裕就任总参谋长之后，很快就提出抽几个军作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的建议。对此，彭德怀认为没有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则坚持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
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领导认为粟裕是“告洋状”。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隔阂与意见分歧，性情比较暴躁的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难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支持，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自然也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批复，这不免要影响到总参工作的正常运行，包括他主持下拟定的全军的作战计划，竟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而越是这样，粟裕就越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他还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希望能够直接跟毛谈谈自己对军队工作和总参工作的意见。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已经不再信任他了。
黑白颠倒有口难辩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参加会议者基本上都是军委委员和军队的中央委员。彭德怀在会上宣布，这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要采取大鸣放、大争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一天之后，即5月26日，当他接到通知赶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有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时，发现会议竟是冲着他来的。与会者就粟裕在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批判中给粟裕扣的帽子有“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还向总参二级部的领导作了专门的传达，明显地是为在军委扩大会上批判粟裕定调子。
军委扩大会议于5月27日正式召开，萧克在这次会议上被点了名。28日，粟裕就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比较缓和。对此，毛泽东不很满意。他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要求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30日，当召开第三次小型会议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于是，会议的温度迅速上扬，总参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在这一天直接点出了“彭总与粟总长之间有隔阂，将帅不和”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当即表态赞同扯开这个问题。
6月1日，针对有人担心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搞到大会上去影响不好，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不能同意×××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大会上去了。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的所谓“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
对于扩大会的斗争形势，毛泽东看来还是不太满意。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强调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会议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迅速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毛泽东也几次到会或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者进行座谈，把军内出现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同时激烈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上做检讨。但依照粟裕的性格，他每次几乎总是要对一些原则问题和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说明。结果每次检讨，招来的都是更严厉的批判。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关于“一贯反领导”和“向党要权”。粟裕申辩说，所谓他曾经支持饶漱石反对陈毅的说法是不实的。“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他并且说明，他不仅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也从不争权力。他举例说，1945年中央曾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他认为张是党内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张就是司令员，他是副司令员，因此华中军区司令员也应该由张担任才好。因此，他压下了中央的这个任命，向中央提出了建议，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军委要他带王必成纵队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榘、唐亮的部队汇合，统一指挥这六个在外线的纵队，他当即复电军委，强调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1948年他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当时明确主张派陈毅到中原去，把华野交给他负责。他当即表态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在毛泽东强调陈毅必须到中原去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华野司令员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
关于“告洋状”。当时他和苏军总长的会面完全是事先安排的，会见总共只有20分钟，加上翻译，两个人每人顶多只能讲五分钟话。粟裕解释说，当时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的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五易其稿通不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五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
但是，粟裕越解释，会场上的火药味就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浓烈的火药味，使每一个挨批判的人都不能不违心地进行检讨。粟裕看得很清楚，坚持解释下去，自己的问题必然被归入敌我矛盾。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会检讨时，把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了下来。军委扩大会开始后，毛泽东曾向萧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萧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点头赞同。此后毛又讲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又在大会上讲：“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如果说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经过昨天他的检讨，造成了我和他重新团结的基础，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是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日结束了，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这就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不久后，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结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彭德怀是令人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但他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所说的：“彭德怀挨了整，也曾以同样方式整过别人。”这是历史的事实。
漫漫平反路
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总参谋长职务，调离总参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时明确讲，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在那里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可以看出，粟裕连接触部队的权利都没有了。此后他长期任闲职。
对于粟裕以前的战功，自然也是能抹则抹。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指挥的重大军事行动，笼而统之地改写成“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有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1958年原华东军区和华野的主要负责人，在苏中有的县提及粟裕和“七战七捷”的信件上正式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也就是说，粟裕指挥的，曾经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七战七捷”，由于粟裕有了“错误”，也就被从历史上抹去了。
粟裕被错误批判和撤职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这时，有的老战友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有的领导人对粟裕仍旧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包括他经过呕心沥血的研究，为国家防务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也未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使他的军事才华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起到应有的作用。种种不公正对待，长期心情压抑，使粟裕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得知这一消息后，1979年夏，粟裕在烟台看望叶剑英副主席时，向叶报告了他要求平反的强烈愿望。叶当面对他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副主席处得知，叶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据此，粟裕于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错误批判，向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会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0月16日，叶剑英在粟裕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粟裕同志送来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申诉报告一件，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决定也未能付诸实施。结果，粟裕在蒙冤26年后，没能等到组织上为他正式平反，就含冤离开了人世。在中共中央的讣告里，也只写了这样一段话：“粟裕同志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粟裕同志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他蒙受的冤屈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讣告中一句未提。
有关文件中开始提到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情况，已经是1987年9月11日。在这一天，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公开指出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办成这样了。”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阅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
（摘自《百年潮》杂志）
http://www.xici.net/#d17196085.htm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纪实 关于1958 年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人们习惯地把它说成是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会议。实际上，这是不全面的。从这次会议的全过程来看，前后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是集中在批总参谋长粟裕的所谓“个人主义”，后来才转向集中批“教条主义”的。会议的缘起、会议重点的转移以及会议的结果，是否完全符合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初衷，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1958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纪实
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
反“教条主义”，并不是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1958 年1 月21 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朱可夫事件”是指1957 年6 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罢黯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军队中权力的膨胀，又引起赫鲁晓夫的警惕。同年lO 月，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在1958 年3 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讲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3 月9 日的讲话中，他说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了“教条主义”, “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3月lO 日，又说，全国解放后（1950 年到1957 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4 月8 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强调：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7 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4 、5 、6 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 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
上述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问题严重的是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可见，毛泽东认为军队整风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 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至于“搬了一部分教条”的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要居功自傲。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成都会议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了《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 ，“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晤，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据此，1 958 年5 月27 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的1951 年11 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 年lO 月，粟裕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粟裕就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1952 年7 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在聂、彭两位元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以至个人之间的误会。
1952 年7 月，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时，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说：“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的，但聂荣臻有了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参谋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毛泽东在粟裕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裕与彭德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岐，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8 年5 月24 日，彭德怀在军委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计划参加人员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书记共56 人，实际到会40 人。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以后作为“小型会议”经常举行）上就会议的主题讲话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 年春的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 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在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回忆说，彭德怀在开幕式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
为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在5 月26 日的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 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所谓“一贯反领导”，主要是指粟裕与聂荣臻、彭德怀的关系。“告洋状叮‘里通外国”，指1957 年H 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作参考一事。
批粟裕，毛泽东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 月30 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 … 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于是，从6 月7 日起，会议扩大到由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人员增加到1400 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解释，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的批判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匕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了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7 月14 日，粟裕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 月3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方强上书与会议转向
关于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 年8 月31 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林彪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林彪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 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但具体时间无从考查。从现有材料来看，直接引出毛泽东指示，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 是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的方强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信。
就在大会批判粟裕不久，方强于5 月29 日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犬故、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付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 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
我们军队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街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 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毛泽东看了方强的信后，于6 月5 日写了以下批语：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在“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 … 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么了”在“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批道：“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还就此写信给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和黄克诚（并指示阅后退邓小平），信中说：
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 月7 日，毛泽东又专给邓小平写信说：
6 、7 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彭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这样，军委会议的主题才由批判粟裕的“个人主义”转向反对“教条主义”。
6 月9 日下午，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黄还传达了毛泽东讲的一个理论问题，他说：
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
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毛主席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军队高层在会前的不同意见
军队开展反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始于1956 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但在对具体程度和影响的估计上，军队上层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这对长期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不少人本能地反应出一种抵触情绪。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刘伯承，在建院之初，就对学院的训练工作非常明确地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在1956 年6 月，中共中央发出“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有关指示后，刘伯承当即领导检查建院五年多来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时，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位战役系学员写信给彭德怀，认为在向苏联学习中，学院在教材、教学方法，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因而，对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这一口号提出质疑。不久，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蔡铁根的基本观点是：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蔡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建议中央和军委给予重视。
为了解军事学院是否犯有教条主义，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来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召集多次座谈会，随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在肯定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学习中有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感到很有必要亲自去军事学院进行了解，以便着手解决。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彭德怀于1957 年2 月27 日率领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工作组一行到达南京。彭德怀在军事学院听取学员、各级领导及机关干部的汇报后，于3 月2 日同学院领导干部（刘伯承在上海休养，缺席）谈了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彭德怀回到北京，将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作了修改后，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
报告说：“军事学院自1950 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报告认为：（学院）“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 年9 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军事学院党委对彭德怀的报告，一时难以接受。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 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 ，对彭德怀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即肯定“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估计，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则持另一种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
萧克接着写道，他对彭德怀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征求意见稿）中一段“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了我认为是对的… … 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 ‘… … 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1958 年3 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对批评“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特不同意见的一方占了上风，并对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进行了尖锐批评。将张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派来了由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明确表态：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并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于是，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军队内部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正面交锋。
曾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多年的叶剑英对此并未理会。1958 年4 月8 日，他在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这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叶剑英的一次郑重表态。
刘伯承、萧克成了斗争重点
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正式转向反“教条主义”是在1958 年6 月20 日。这一天，扩大会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1004 人，列席的438 人，大会主席团由32 人增加到41 人。彭德怀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从战争年代教条主义的危害，讲到全国胜利后军事教条主义的复活，认为教条主义是反对毛泽东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一下子就把问题上了纲。彭德怀还带着情绪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接着，毛泽东先后三次到会并在不同范围发表讲话。6 月21 日，他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彭德怀的批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分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地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23 日，毛泽东召集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举行座谈。他多次插话说：
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有四（三？）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杭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是不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善。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进行的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攻克柏林等十大战役的战例），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在29 日召集的各组组长座谈会上，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并点名批评了刘伯承和萧克，指责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他说：“萧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毛泽东说：“苏联打败过14 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林彪插话说，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毛泽东强调：这个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
7 月10 日，刘伯承不得不抱病到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会上作检讨。萧克也作了检讨。但会议的斗争气氛，愈来愈猛。给萧克、李达戴上了“反党宗派集团”的帽子，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7 月19 日，彭德怀作会议总结。他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其中，萧克同志，不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以他的面貌来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 ‘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7 月22 日，大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 说：“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别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 “目前军队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错误路线可以在受过历史裁判以后卷土重来，在一段时间和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中可以横行无忌，俘虏群众，甚至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这就证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开展”。会议通过《 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 ，《 决议》 说：“本会议对萧克同志的错误，暂不作最后结论”，待大会闭幕后在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下，进一步彻底揭发检查后，再作结论。
此后，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新的临时党委，举行由200 多人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议，把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个部领导及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人打成‘反党分子”。随后，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写了《 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 的报告，给萧克、李达作了：一贯坚探‘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以及“卑鄙的野心家和军阀主义”的结论。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并作出结论：“过去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
这样，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在实际上把从1953 年以来，军队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成绩一概抹杀了。一大批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李达的国防部副部长职也被免去并调离军队；陈绪英等则被开除军籍，送边疆劳动改造。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随之转向。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搞军事训练就被斥为“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大打人民战争，使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训练受到削弱；培养现代化军政指挥员的军队院校工作，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延误了一个时代。
“教条主义”冤案的平反
1978 年11 月7 日，总政治部在《 关于萧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 中，撤销了“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战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
1986 年10月2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央在刘伯承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说：" 1958 年，在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严格自责。1980 年，邓小平明确指出：" ‘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1987 年11 月25 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 关于萧克、李达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平反的通知》 ，宣布：“关于1958 年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为刘伯承同志致的悼词中，党中央已经作了彻底否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为在1958 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等同志彻底平反”。
对粟裕1958 年蒙冤的正式公开平反，是在1994 年12 月25 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在《 人民日报》 、《 解放军报》 上发表了《 追忆粟裕同志》 一文，正式宣称：" 1958 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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