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百年甲骨之谜:剃头匠让"龙骨"走出殷墟(图)3
中断多年:恢复考古发掘
1950年4月，中断了13年的殷墟考古发掘重新恢复。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初，40余年的时间里先後开展了16次考古发掘，共出土龟甲658片，甲骨5585片。最令人瞩目的是1973年3月在小屯南地的发掘和1991年10月花园庄东地的发掘。
1972年12月的一天，年近六旬的小屯村农民张五元到村南边的小沟里挖土。刚刚挖了几锹，就看到下面的土色逐渐变深，而且土里夹杂着一些小骨片，有的骨片背後还有被当地农民称为“火号”的钻凿痕。张老汉过去曾经参加过殷墟的发掘，懂得一些考古的知识，马上意识到自己挖到的可能是殷墟甲骨，立即停止挖掘，并将有“火号”的甲骨拣起来，小心翼翼地送到了设在小屯村西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工作站。
由於时值隆冬，发掘工作无法进行，就先把甲骨文出土地点掩埋住了。从1973年3月开始，刘一曼先生等在发现甲骨文的小屯南地进行了两次发掘，面积达430平方米。两次发掘共发现殷代灰坑123个，其中28个出土了甲骨，少的一坑出一两片，多者数百甚至千片，总数达到5335片。刘一曼先生主持发掘的H24坑出土甲骨文最多，共有1365片。
1991年10月，为了配合现在殷墟路的修筑，考古所的专家们开赴小屯村以南的花园庄一带进行钻探。在清理一个编号为h3的灰坑时，发现了一个长2米、宽1米的长方形窖穴。考古专家最终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完整的收藏有1583片甲骨的大型窖藏！
由於发掘现场紧邻正在施工的工地，无法正常工作，考古队员们又想到整体搬迁的办法。1991年10月29日，一辆起重机和一辆大平板载重车来到了工地。前後不到半小时，大木箱就运到了考古工作站。清理工作历时两个多月，1500多片甲骨重见天日了！这是继着名的YH127坑甲骨和小屯南地甲骨之後又一重大发现。这坑甲骨仅完整的龟板就有755片，内容涉及商代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专家们分析其时代属於商王武丁中兴时期。
花园庄东地甲骨坑，共发现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的574片（刻辞腹甲557片，刻辞背甲17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辞的5片，共计刻辞甲骨579片。特别珍贵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卜甲755版，其上有刻辞的整甲近300版，占有字甲骨总数的50%以上。除了整甲外，半甲、大半甲的数量亦多，据粗略统计，半版以上的大块甲骨，占此坑甲骨总数的80%。这是继1936年小屯村东北地YH127坑及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以後又一次重要的发现。
这坑甲骨大多数卜辞占卜的主体不是王，而是“子”。甲骨上的字体较细小、工整、秀丽，与过去发现的一些特殊书体与称谓的卜辞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表明，在武丁时代，不但是王，而且王室贵官、地位显赫的大贵族都可以独立地进行占卜活动。花园庄甲骨坑的发现，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对研究殷代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宣传教育:倾力保护殷墟
从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到新中国成立，小屯甲骨遭到大肆的私挖乱掘，大量的珍贵甲骨流失海外，对殷墟考古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950年，为了保护殷墟，在小屯村专门设立了“殷墟遗址保管所”。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今属中国社科院），1958年考古研究所建立“安阳工作队”。经过对小屯周围群众的宣传教育，他们也认识到了保护殷墟的意义。
也正是得益於政府对殷墟保护工作的重视，私挖乱掘甲骨的现象基本上已经杜绝，殷墟这座珍贵的古代文物宝库重新焕发了生命。
护殷墟商代兴亡话甲骨
失落王朝:循着甲骨来追寻
2006年3月9日，记者来到仰慕已久的安阳殷墟小屯。此时的小屯恍若隔世，忙碌的殷墟博物苑门前停满了前来参观者的车辆，而在通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小道旁，则坐满了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的小屯村的老人。殷墟的繁忙好像和他们毫无关系！
穿过柏油小道往西数百米，记者来到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考古工作站。
“罗振玉虽然不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但是凭藉过人的智慧和无比的耐心，使人们对甲骨文的解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安阳，成就了罗振玉。”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考古工作站院内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孟宪武。作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首批毕业生，孟宪武对殷墟考古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迷恋。
“其实，在20世纪初期，与罗振玉同时着手研究甲骨文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王国维。王国维原本研究哲学、教育学和美学。1911年王国维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受罗振玉影响後转攻经学、史学。1914年，他帮助罗振玉整理和校订《殷墟书契考释》，从此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4年，罗振玉谢绝一切宾客，足不出户40多天，写成了《殷墟书契考释》一书，考定帝王22个，先妣14个，人名78个，地名193个，文字485个。从此，商王朝的秘密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
研究表明，《史记》中描述的王朝并非是虚无的，商王们全部以天干为名，真实地生活在3000年前。
此外，关於商人的祖先，《礼记》和《国语》各执一词。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第一次注意到一个半人半兽的象形字，隶定做。卜辞中称为高祖，参照《帝王世纪》中有“帝喾名”之说，才知是传抄中的笔误。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史记》分别记述尧、契、后稷都是帝之子，可知商人认定的远祖比尧舜的时代更加久远。
“这时，罗振玉与王国维完全被甲骨文中的世界吸引了。商王朝并非传说中的亚特兰特斯，而是一个曾经存在而又消失的古老王朝。”孟宪武说。“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字，但属演化阶段，百分之八十都是象形图画。它们绝不仅仅是商王求神问卜的文字，而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档案。商有北到辽宁，南到珠江流域，西起陕西，东至大海的疆域，是3000年前地球上最为广阔的国家。在甲骨文中，人们甚至可以分辨出商朝上百种手工业的分工及那个时代的普通琐事。揭示了古文字的内涵和远古时代的资讯。”
1914年，罗振玉根据对甲骨贞卜文字的解读，更进一步确指小屯即是商王武乙至帝乙执政期间的都城。西元前1300年，商代第20任国王盘庚带领他的臣民从山东“奄”地西渡黄河，经过一次和平的迁徒，来到安阳洹水河畔，建立了崭新的都城，并在此传8代12王，历254年之久。
然而，就在甲骨文研究者队伍逐渐扩大，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甲骨文重要性的时候，罗振玉追随逊帝傅仪，成为伪满洲国的重要人物之後专心政治，学术领域建树日渐减少。而王国维见恢复清室无望，在昆明湖投湖自尽。最有希望破解千古之谜的研究到此戛然而止。甲骨四堂:推开商王朝大门
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请了一个30岁出头的年青人当通讯员。他就是6岁入私塾，家境贫寒，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於甲骨文大师王国维的河南人董作宾。
同年8月，董作宾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之命前往河南，对殷墟遗址做实地调查後，得到了殷墟现状的第一手资料。随後，董作宾回到北京汇报了在安阳的考察情况，几天后带着500银元发掘费再次来到安阳。
至此，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
资料记载，从1928年至1937年，殷墟科学发掘一共进行了15次，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成为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1933年，他提出了甲骨文十个标准、五个时期的断代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对甲骨文的研究。
1928年底，毕业於清华大学、被派往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从美国归来，接替董作宾出任考古组组长，董作宾主要负责研究甲骨文资料。
“大革命失败後，因政治原因旅居日本的郭沫若也开始注意到甲骨文的断代问题。他在编纂《卜辞通纂》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与董作宾相似的看法。”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安阳市文联主席张坚告诉记者。
在张坚看来，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主要贡献并不在这方面，而是在於他首先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资料显示，从1929年到1937年，郭沫若在短短8年间，编写了六七种甲骨文论着，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新见解，把甲骨文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近百年来每论及甲骨文，都免不了要提到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的一句名言:‘堂堂堂堂，郭董罗王。’前面的四个‘堂’字，分别戴在後面四姓的头上，便成了人们凡提甲骨必说‘四堂’的由来。”就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号彦堂）、罗振玉（字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对甲骨学研究的贡献，张坚表示了极大的肯定。“近一个世纪以来，‘四堂’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撼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