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抗日愿难遂，张杨乃兵谏--洛阳晚报--河南省第一家数字报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9/21 22:00:10
■“西安事变”前后的洛阳“暗战”之二
风云突变：抗日愿难遂，张杨乃兵谏
□记者 孟国庆
张学良
蒋介石
在当时众多“诸侯”中，张学良为啥独独找阎锡山一起见领导呢？原来，阎锡山这个“山西王”，与张学良的父亲“大帅”张作霖关系不错。1921年，张作霖率领奉系军阀跟直系军阀闹矛盾的时候，阎锡山就与张作霖结盟；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又与阎锡山父辈子交。
并且，在此前张学良与阎锡山的多次交谈中，阎锡山也明确表示支持张学良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次，阎锡山同意了张学良的要求，表示要和他一起劝蒋介石抗日。张学良还是太嫩了啊！这些老军阀的话怎么能轻易相信呢？
借拜寿提抗日主张，张、阎无功而返
1936年10月30日，张学良和阎锡山以拜寿为名觐见蒋介石。
张学良到达洛阳后稍加休息，便于当晚9点左右到蒋介石住处拜见。
蒋介石看到张学良一行数人前来祝寿，心情很好。张学良与之寒喧之后马上切入主题，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
一听张学良提出抗日之事，蒋介石的心情就变坏了，他毫不客气地训斥张学良：“抗日，又是提抗日，你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分清敌人的远近。共产党就在你的身旁捣乱，而日本人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应先消灭眼前的敌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再全力解决日本人的问题。你应清楚我们的国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
一同前来祝寿的阎锡山老奸巨猾，一看蒋介石生气了，原来答应张学良一起劝蒋的诺言也不兑现了，他一言不发，急忙拉着张学良的胳膊告辞了。
含泪诉家仇国恨，张学良仍遭训斥
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大寿的正式庆典日。
庆典仪式在西工“寿国台”隆重举行，那场面，是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
阎锡山、张学良、傅作义、刘峙、商震、陈诚、钱大钧、邵力子、钱宗泽等军政要员纷纷到场祝贺；洛阳军分校的学生整齐列队为蒋祝寿，并进行了化装表演；国民党空军也前来助兴，50架军用机在洛阳上空摆出一个巨大的“寿”字，洛阳城的市民则举行了热闹的游艺晚会。
当天，蒋介石发表５０岁生日感言《报国与思亲》，自称孤臣孽子，大力宣传“励精知耻，刻苦自强”，并再次强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为立国精神，号召国人“以孤寡再造衰宗之志，戮力报国”。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个向蒋５０诞辰“国人献机”的活动。
可到了晚上，蒋介石一点儿也不“知耻、自强”了。
当天晚饭过后，张学良又到蒋介石的住处拜访，他含着眼泪告诉蒋介石：“东北军远离家乡，家乡正在遭受日寇的侵略，数十万东北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军在陕北剿共损兵折将，共产党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将士都想打回老家去，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会不动心。”
对于张学良的劝谏，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又一次严厉训斥了张学良。
11月1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给学员训话，再次讲述了自己的主张：“现在断不能以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用心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
在“训话”中，蒋介石告诫那些不忠于职守、不积极剿共的军人，若不积极执行“剿共”方针，一定要给予严厉制裁。
这番讲话让站在主席台边的张学良心里很不舒服，在场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看到张学良变了脸色。
挨了一闷棍的张学良只好在当天下午乘飞机返回了西安。
少帅再请缨，与蒋氏不欢而散
回到西安的张学良并没有死心，面见被训，他就开始给蒋介石写信要求抗日。
在张学良给蒋介石写的多封抗日请愿书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请缨抗敌书》。
在这封信中，张学良劝蒋介石应安民心、顺民意，统帅全国军队进行抗战，并向蒋介石说明东北军官兵求战心切，如果他不同意抗日，东北军将士不答应。
蒋介石对这封信的批示是：“时机尚不成熟。”
恰在这时，上海发生了“七君子”事件，上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人宣传抗日，被上海当局逮捕。
这事再次引起张学良的愤慨之情，他又一次飞到洛阳，对蒋介石进行劝说。
张学良曾回忆说：“我为了这件事儿，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
不出张学良所料，蒋介石并不采纳他的请求，并且训斥他说：“你是个军人，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而要专心剿共。”
蒋介石的专横引起了张学良极大不满，张学良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介石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两人激烈争吵了许久，最终，总统府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出面做了和事佬，将张学良连劝带架地请出了蒋介石的住处。
劝蒋又不成，“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一而再、再而三的“胡搅蛮缠”让蒋介石不胜其烦，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也让蒋介石越来越不满。
既然你张学良不愿意“剿共”，那就让我的人来！蒋介石起了换帅的念头。
于是，他准备任命时任前鄂豫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的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时任福建绥靖主任、陆军第二军军长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此二人后来均曾赴洛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架空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领自己的嫡系部队进入陕西“剿共”。
但是，这个任命并没有马上公布。
张学良是否知道了蒋介石换帅的意图，史无记载，这个任命，是蒋介石在西安时、1936年12月10日在《大公报》上刊登的。
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再次来到洛阳，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广大官兵军心浮动、抗日情绪高涨，他已无法说服的情况。他请蒋介石到西安向东北军官兵“训话”。
而此时，已经有许多情报显示：张学良暂缓了“剿共”的攻势，并与共产党有接触。
但蒋介石仍决定入陕。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察（指察哈尔省）北匪伪未退、倭寇交涉将裂，而陕甘边区残匪企图渡河西窜，局势甚不靖也。且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关头，故余不能不进西安，以资镇摄，而挽危局。”
12月4日9时40分，意图力挽狂澜的蒋介石结束了在洛阳36天的生活，乘专列前往西安。
这次赴西安，他带上了包括蒋鼎文等在内的众多军政要员。
8天后，“西安事变”“毫无征兆”地爆发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联合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
风云突变：抗日愿难遂，张杨乃兵谏
□记者 孟国庆
张学良
蒋介石
在当时众多“诸侯”中，张学良为啥独独找阎锡山一起见领导呢？原来，阎锡山这个“山西王”，与张学良的父亲“大帅”张作霖关系不错。1921年，张作霖率领奉系军阀跟直系军阀闹矛盾的时候，阎锡山就与张作霖结盟；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又与阎锡山父辈子交。
并且，在此前张学良与阎锡山的多次交谈中，阎锡山也明确表示支持张学良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次，阎锡山同意了张学良的要求，表示要和他一起劝蒋介石抗日。张学良还是太嫩了啊！这些老军阀的话怎么能轻易相信呢？
借拜寿提抗日主张，张、阎无功而返
1936年10月30日，张学良和阎锡山以拜寿为名觐见蒋介石。
张学良到达洛阳后稍加休息，便于当晚9点左右到蒋介石住处拜见。
蒋介石看到张学良一行数人前来祝寿，心情很好。张学良与之寒喧之后马上切入主题，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
一听张学良提出抗日之事，蒋介石的心情就变坏了，他毫不客气地训斥张学良：“抗日，又是提抗日，你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分清敌人的远近。共产党就在你的身旁捣乱，而日本人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应先消灭眼前的敌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再全力解决日本人的问题。你应清楚我们的国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
一同前来祝寿的阎锡山老奸巨猾，一看蒋介石生气了，原来答应张学良一起劝蒋的诺言也不兑现了，他一言不发，急忙拉着张学良的胳膊告辞了。
含泪诉家仇国恨，张学良仍遭训斥
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大寿的正式庆典日。
庆典仪式在西工“寿国台”隆重举行，那场面，是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
阎锡山、张学良、傅作义、刘峙、商震、陈诚、钱大钧、邵力子、钱宗泽等军政要员纷纷到场祝贺；洛阳军分校的学生整齐列队为蒋祝寿，并进行了化装表演；国民党空军也前来助兴，50架军用机在洛阳上空摆出一个巨大的“寿”字，洛阳城的市民则举行了热闹的游艺晚会。
当天，蒋介石发表５０岁生日感言《报国与思亲》，自称孤臣孽子，大力宣传“励精知耻，刻苦自强”，并再次强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为立国精神，号召国人“以孤寡再造衰宗之志，戮力报国”。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个向蒋５０诞辰“国人献机”的活动。
可到了晚上，蒋介石一点儿也不“知耻、自强”了。
当天晚饭过后，张学良又到蒋介石的住处拜访，他含着眼泪告诉蒋介石：“东北军远离家乡，家乡正在遭受日寇的侵略，数十万东北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军在陕北剿共损兵折将，共产党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将士都想打回老家去，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会不动心。”
对于张学良的劝谏，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又一次严厉训斥了张学良。
11月1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给学员训话，再次讲述了自己的主张：“现在断不能以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用心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
在“训话”中，蒋介石告诫那些不忠于职守、不积极剿共的军人，若不积极执行“剿共”方针，一定要给予严厉制裁。
这番讲话让站在主席台边的张学良心里很不舒服，在场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看到张学良变了脸色。
挨了一闷棍的张学良只好在当天下午乘飞机返回了西安。
少帅再请缨，与蒋氏不欢而散
回到西安的张学良并没有死心，面见被训，他就开始给蒋介石写信要求抗日。
在张学良给蒋介石写的多封抗日请愿书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请缨抗敌书》。
在这封信中，张学良劝蒋介石应安民心、顺民意，统帅全国军队进行抗战，并向蒋介石说明东北军官兵求战心切，如果他不同意抗日，东北军将士不答应。
蒋介石对这封信的批示是：“时机尚不成熟。”
恰在这时，上海发生了“七君子”事件，上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人宣传抗日，被上海当局逮捕。
这事再次引起张学良的愤慨之情，他又一次飞到洛阳，对蒋介石进行劝说。
张学良曾回忆说：“我为了这件事儿，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
不出张学良所料，蒋介石并不采纳他的请求，并且训斥他说：“你是个军人，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而要专心剿共。”
蒋介石的专横引起了张学良极大不满，张学良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介石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两人激烈争吵了许久，最终，总统府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出面做了和事佬，将张学良连劝带架地请出了蒋介石的住处。
劝蒋又不成，“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一而再、再而三的“胡搅蛮缠”让蒋介石不胜其烦，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也让蒋介石越来越不满。
既然你张学良不愿意“剿共”，那就让我的人来！蒋介石起了换帅的念头。
于是，他准备任命时任前鄂豫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的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时任福建绥靖主任、陆军第二军军长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此二人后来均曾赴洛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架空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领自己的嫡系部队进入陕西“剿共”。
但是，这个任命并没有马上公布。
张学良是否知道了蒋介石换帅的意图，史无记载，这个任命，是蒋介石在西安时、1936年12月10日在《大公报》上刊登的。
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再次来到洛阳，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广大官兵军心浮动、抗日情绪高涨，他已无法说服的情况。他请蒋介石到西安向东北军官兵“训话”。
而此时，已经有许多情报显示：张学良暂缓了“剿共”的攻势，并与共产党有接触。
但蒋介石仍决定入陕。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察（指察哈尔省）北匪伪未退、倭寇交涉将裂，而陕甘边区残匪企图渡河西窜，局势甚不靖也。且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关头，故余不能不进西安，以资镇摄，而挽危局。”
12月4日9时40分，意图力挽狂澜的蒋介石结束了在洛阳36天的生活，乘专列前往西安。
这次赴西安，他带上了包括蒋鼎文等在内的众多军政要员。
8天后，“西安事变”“毫无征兆”地爆发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联合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