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亚西亚的孤儿”的个人心灵悲剧史

　　——论“艺术的真实”与《非常日记》的真实性

　　一提到某一作品的真实性问题，不少人马上想到这部作品中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是否可以与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的问题。然而，这是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于小说的一种误解。这样的误解人们曾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产生过，鲁迅先生也曾为此事辩解过，但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在继续。其继续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中国至今坚持着反映论的文学观。试想：既然文学是对于客观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只能说文学作品中的人和事，只能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只不过用了化名和换了一个环境而已。正是由于坚持了反映论的文学观，所以艺术的真实性问题搅扰了中国文艺理论几十年，但始终弄不清楚“艺术的真实”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摹仿自然的或反映客观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只能是历史著作而不能是文学作品。只有历史著作才有可能具有客观的真实性或生活的真实性，而文学作品，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根本上只能是作家自己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表现。而这也就是说，“艺术的真实性”就是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艺术家自己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真实性，从而是一种内在的真实性或心理的真实性。所以人们对于艺术创作或文学创作的永恒要求就是“要表达真情实感”，我们判断一件艺术作品或一篇文学作品有没有艺术价值的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表现了艺术家的“真情实感”。

　　那么，是否可以说只要表现了人的真情实感的作品，就一定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呢？仿佛还不能急着下结论。因为，凡是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但人的很多感受、体验和思考，不是没有可表现性就是没有艺术表现的价值。如醋之于舌苔的酸，火之于皮肤的烫等等纯生理的感受就没有可表现性——如果人们没有相关的感受，你的纯生理的描写并不能使他们产生相应的感受，而纯生物性的欲望、贪婪、算计、活动则没有艺术表现的价值，——只有站在人性的高度，为呈现出人性的尊严和光华而出于同情、讥讽、嘲笑、令人们反省的目的予以表现时，纯生物性的欲望、贪婪、算计和活动才有可能具备艺术表现的价值。因此，真正的艺术的真实性，就在于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家或作家的感受、体验和思考触及到了人和世界的精神性本质。

　　这也就是说，一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感受、体验和思考，只要与人的本质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无关，那么，它只具有艺术真实的碎片而不具有完整的艺术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作品中除了戴厚英女士的《人啊，人》、张承志的《心灵史》与徐兆寿的《非常日记》以外，其它很多的文学作品只是一些艺术的真实性方面的鸡碎狗杂而已。譬如，五十多年以来，我们的作家们写阶级斗争、写工厂改革、写农村改革、写外资企业、写合资企业、写市场经济、写大唐王朝、写大清王朝，就是没有写过人的精神困境；写农民、写工人、写士兵、写小市民、写知识分子、写帝王、写将相、写太监，就是没有写过一个人的纯粹的精神需求。以笔杆为小号，不是总是拼命挤进去参加政治运动的大合唱，就是故作深沉地蹲在阴暗的角落里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唱反调。仿佛人除了吃饭就是为吃饭而进行斗争。当然，也有过什么“伤痕文学”，但那伤痕只是肉体的伤痕，是皮外伤，而不是精神的创伤。而诗人们却在忙忙碌碌地、越来越莫名其妙地比卑贱，比肮脏，比渺小，比阳具。只有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写得好：“亚西亚的孤儿”。

　　中国人的确是“亚西亚的孤儿”。一方面我们就在一百年前已经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彻底断了根，另一方面我们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涂脂抹粉都成不了西洋人。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既无法从中国传统的哲学那儿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寻求解释，也无法从普遍信仰基督教的西洋人那儿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寻求理论根据，而现代知识体系完全是物质学的知识体系，只与人们的温饱相关、肉体相关而与人们的精神需求或人的本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无关。难道我们“亚西亚的孤儿”因此而可以彻底堕落为只知道“食”与“色”而不知其它的动物吗？不再追究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了吗？不论别人怎么样，但在中国至少有三个人不愿意：张承志，徐兆寿和我。我因为不愿意而写了《精神主义》、《精神现象研究》、《达尔文的逻辑佯谬》、《西方美学批判》、《在理性面前》、《巴别塔下的喧嚣》、《纯粹美学原理》等专著，张承志因为不愿意而写了《心灵史》等一系列优秀的小说、散文和诗篇，而徐兆寿则写下了《那古老的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生死相许》、《伟大的生活》、《个人立场》等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而徐兆寿的《非常日记》就是中国第一部关于作为“亚西亚的孤儿”的个人心灵的悲剧史。

　　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只知道像苍蝇追腥逐臭一样一味地追名逐利，却始终不知道自己与其它生物的区别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从而所作所为只是表现为一种聪明的动物的生存活动而丝毫都看不到人性的美艳和光华，终其一生而丝毫都感受不到作为人的高贵、尊严、光荣和纯精神的幸福和快乐。作为“亚西亚的孤儿”，大家都一直处在这种悲哀当中而不自知。而《非常日记》中的主人公林风却发现了这种悲哀。但发现这种悲哀是一回事，而要改变这种悲哀的处境则是另一回事。所以虽然林风通过各种方式与这种悲哀的处境作了积极的斗争，以图改变它，但最终因为要改变这种处境过于艰难而一一宣告失败了，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很多的人会说：既然考上了研究生，就凑合着活下去呗，何必非得要自杀，多傻！然而，对于真正有悟性的纯粹的人来说，与其只能像其它生物一样渡过极其卑贱的一生，还不如结束自己的生命，以表明自己纯粹人性的立场。林风正是这样一种人。只有这样一种人才永远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和精魂，这样一种人的多寡，永远是掂量一个民族的优秀与否的砝码，而一切油滑的市侩，则永远是一个民族中的垃圾和杂质而已。

　　我们中国，经过前辈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五十年前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家主权方面早就独立了，中国人民在生存权方面的确早就站起来了。但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至今既没有独立，也没有站起来（——是不是精神上站起来了，看看中国的足球就知道！）。譬如，中国一百年来的所有文化活动都是西方文化在中国隆重上演的皮影戏，而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这种皮影戏中充当着五颜六色的驴皮道具。始终是言必西方，行必美国。

　　那么，我们这些“亚西亚的孤儿”怎样才能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呢？办法只能是：就像《非常日记》中的林风那样以人性的立场独立地面对整个世界，直面一下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并努力去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只要这样做了，无论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还是没有找到，至少不再会迷信西方文化。而唯有不迷信西方文化的人，才有资格对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做出反思，才有能力清除掉西方文化在自己大脑中不断践踏而留下的马蹿印而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只有精神上站立起来的人多了，我们才有可能重续早已中断的中国历史，才能以传统为源泉而积蓄起来强大的力量，使我们整个的中国在精神上真正地站立起来。而只有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的中国，才能是真正强大的中国，才能成为令全世界尊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