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山之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6 13:24:24
------中国军人攻击力让世界震惊
当朝鲜战争过去50多年、我们这些亲历者已经老了，不少人都已辞世时，我还常常在想：当年我们究竟靠什么打败了具有很大优势的美军？这其中可能有很多条原因，但最基本一条是我们志愿军干部战士的精神面貌、精神力量。没有这一条是打不这场战争的。
1950年10月21日，我作为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就在我们入朝四五天以后，志司命我们军由泰州附近开进至东北方向的云山，先阻击住敌人的进攻，然后围歼这里的敌人，即韩军第1师的两个团。
云山是个类似于我国县辖下的小镇，有三滩川等河流经过。军部要求我们师居中担任主攻，另两个师从两翼逼近云山。其间，我们部队不断地与敌军发生碰撞，打退敌人的进攻。这些敌人大都是南朝鲜伪军。
一天，师政委石瑛把我叫去说：“现在部队的粮食供给很困难，有的部队快断粮了。我和汪洋师长考虑了一下，你抓一下粮食问题，不然会影响部队行动的。”
我当然也知道部队粮食困难的情况。在朝鲜，美机像蝗虫一样白天晚上地轰炸，这给部队的粮食供给造成很大困难。再加上朝鲜北部多山，道路状况很差，部队又经常转移，我们自己的车辆也难以拉运各种物资。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只能就地筹粮。
我组织研究了就地筹粮问题，从部队中抽调一些战士到各处去筹粮。那时，朝鲜北部的山区本来居民就少，又很穷。我们连猪都没见过，只偶尔见过几头耕地的黄牛。
但是朝鲜的老百姓还是支持我们的，家里没有别的，就把没脱粒的苞谷棒子卖给我们。部队就用小火煮苞谷，煮得硬邦邦的苞谷粒子开花了，烂了，就拿它当饭吃。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云山歼敌作战的。
11月1日下午，师指挥所里分外忙碌。军指挥部已经确定晚7时30分对云山之敌发起总攻击。汪洋师长和石瑛政委都去了观察所。他们发现当面之敌的行动有异常，不停地进进出出，好像在撤退。
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是美第1骑兵师第8团和南朝鲜军第1师第12团在换防，只当是敌人准备逃跑。师里报告了军里，建议提前发起攻击。吴信泉军长批准了，把攻击时间定在了下午5点钟。
为慎重起见，汪洋师长直接掌握担任主攻的部队，张峰副师长负责左翼迂回的部队，其他几位师领导也各有分工。我一看，也要求下部队。政委告诉我，是他留我在指挥所的，先不要下去。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没多久，前方就传来了消息：打的都是美国军队，不是南朝鲜军队，部队番号是第1骑兵师第8团，火力很强。我们在指挥所里一碰头，一面向上报告，一面要求坚决消灭敌人。这样，我志愿军和美军第1骑兵师——这两支正规军的碰撞就在朝鲜北部山区的小镇云山发生了。
这是一场对交战双方均为不期而遇的激烈战斗。我们按照解放战争时打国民党军队很有效的那套战法，主攻和迂回部队同时展开4个营：正面突击，侧翼迂回，夜战近战。
担任主攻的团沿三滩川西岸向云山城进攻，遇到的都是美军，火力很强，一度受阻。经过及时调整兵力火器，主攻团于晚上11点多钟打进了云山城。近战夜战也发挥了作用。在民房交错的街区，双方的战线有点乱，但是越乱对我们越有利。
就在主攻团一路攻坚的时候，指挥所命令担任预备队的团派出2营，沿两个攻击团的结合部插向云山。实际上，2营真正插进去的就是一个连——4连。就这么个百八十人的连队进了云山，像大闹天宫一样，首先捣毁了敌人的炮兵阵地，接着又顺着电话线摸进了美第8骑兵团3营营部，一阵手榴弹将其捣毁，又配合主攻团，将敌人的阵线搞乱。
美军的重型坦克像一座房子那样高，横冲直撞，疯狂射击。4连战士赵子林用一根爆破筒插在它的要害处，将其炸毁，堵住了后面十几辆军车的退路。
河西岸进攻云山的部队打得很好，河东岸担任迂回的团打得同样壮观。该团一开始遇上了韩国军的第15团，经激烈战斗突破敌阵地后，大胆穿插，在三滩川河边上缴获了美军的4架轻型飞机。这4架飞机是拉着新闻记者专程从东京飞来为美军鼓劲打气的，第一天到了云山，第二天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这也是志愿军部队在朝鲜战场唯一一次缴获4架敌机。
夜里2点多种，我军另一个团分多路插到了云山之敌南撤必经的公路一带，就见眼前一片白晃晃的大灯，敌人的坦克掩护长长的军车队仓皇地向南撤退。这时我们都是小部队，有的是一个连，有的是一个排或一个班，主动作战。在朝鲜那种崎岖的山路上，我们把前面的坦克一炸，后面的车辆就跑不动了。乘车的美军纷纷跳车溃逃。
这个团的9连在云山南5公里处截住了美军一个大车队。这个车队有坦克、榴弹炮、卡车，还有300多个敌人。9连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勇猛出击，三下两下就把敌人打瘫痪了。
美军的第1骑兵师其实不是骑兵，而是保留了开国建师时的称号。每个人的臂章上有一个马头。这是一个元勋师，高度机械化的“王牌”部队。在云山战斗中，其第8骑兵团被我军歼灭大半，另一个团即第5骑兵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10多年以后，曾任侵朝美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在其回忆录里称：“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按照美军的战时编制，一个团编有包括72辆坦克在内的5000多人，还不算加强分队。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还缴获了数以百计的汽车，数以十计的榴弹炮、坦克。最令战士们高兴的是缴获了大量的食品，够全师部队吃一两个月的。
云山这场战斗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在回忆录里说：“在朝鲜开始发生了惊人事件，第8骑兵团几乎溃不成军。”
李奇微也说：“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达到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
正是由于我军有不怕死的精神、精良的战略，我们现在还能享受和平。
一个战无不胜的军队不仅靠装备，更重要的靠精神，敢于“亮剑”的精神
决定战争的胜负是“靠人”而不是“靠物 ”。
振奋民族精神‘就能够保持中华民族延续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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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席特别联大：发言稿“语出惊人”
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表演讲的邓小平
联合国总部决定将于1974年4月9日召开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这次会议是由阿尔及利亚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身份倡议召开的，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大会，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的赞同和支持。由于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的大会，对谁来担任代表团团长的问题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当时，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代表团团长人选上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中央决定让刚刚复出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团参加会议。
一波三折的人选之争
1974 年初，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不宜远行。3月中旬，外交部领导开始酝酿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其初步设想是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个人中选出一人率团出席。周恩来总理让王海容在方便的时候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3月19日，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时，毛泽东稍作深思后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王海容当晚就将毛泽东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报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副团长出席大会。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在会上，江青公开表示反对，她认为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因为江青的阻挠，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讨论人选的会议没有形成结果。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不顾江青的反对，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批示文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3月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后，外交部又将此报告送其他中央领导审阅。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夜里，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叫到她住的钓鱼台十号楼，对外交部的请示报告进行了无理指责，并强令外交部收回请示报告，改由一位部级领导担任团长，企图阻挠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王海容对江青说，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联大特别会议，已经有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亲自出席大会，何况外交部的请示报告已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和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外交部无权收回此报告。害怕邓小平在国内外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扩大后，打乱自己篡党夺权阴谋的江青并不死心，3月25日夜，她又连续四次给王海容打电话，继续威逼要外交部马上撤回请示报告。王海容在阐述不能撤回的理由后又补充说：“我只是主管礼宾的，凡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报告，都不能撤回。”江青听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王海容说：“你昏了头，脑子僵化。”王海容意识到江青可能还要继续纠缠，于是在3月26日上午即向毛泽东报告了江青四次电话威逼，要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的情况。毛泽东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王海容随即将毛泽东的话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迅速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还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周恩来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人选。
3月26日晚，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阐述了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理由：第一，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事业；第二，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第三，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还说：“这次联大特别会议要开三周，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政治局会议正在进行过程中，周恩来又叫王海容、唐闻生前来列席。她们刚刚进入东大厅，江青就质问王海容：邓小平去联大参会，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外交部的意见？王海容回答：请示报告是外交部写的，已经周总理批呈毛主席圈阅同意。主席今天上午还说，小平同志出国是他的意见。休息时，江青又把王海容、唐闻生叫到东大厅的小房间，再次施加压力，要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她还说，国外的事情相对次要，邓小平要留在国内等等。王海容、唐闻生对江青的纠缠和压力开始保持沉默，但江青从小房间回到会议室后，大吵大闹，蛮横无理地训斥王海容、唐闻生。于是，王海容就在会议上同江青争执起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即便这样，江青仍不甘休，叫嚷着“要重新考虑，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她还企图要周恩来在报告上写上她的保留意见。王海容、唐闻生看到这种情况，连夜将政治局会议及自己当场顶撞江青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写到：“江青：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江青收到此信后，目瞪口呆，不敢再纠缠此事。同时毛泽东还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毛泽东的决策，打破了江青企图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图谋，迫使她收敛了在政治局嚣张跋扈的气焰。当天晚上，王海容、唐闻生陪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时，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写信批评江青的事。周恩来说：“怪不得，江青打电话对我说，她已改变了态度，支持小平同志出国。原来是你们向主席反映了情况的结果。”
“语出惊人”的发言稿
人选一事敲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说：“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说：“小平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漂亮地亮相关系到新中国的外交形象。因此邓小平在接到中央的任命后，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到准备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工作之中。
3月31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订了“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和对外政策的请示”及讲话。60年代，邓小平曾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进行过谈判，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他对参加准备工作的同志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他亲自指导代表团成员准备这篇发言稿。代表团在讨论发言稿时，觉得这篇发言除了明确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立即表示赞同。发言稿的初稿写成后，邓小平和代表团成员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并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他还不时地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时，参加起草工作的凌青记下这几句话后，邓小平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这句话是在其它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这也充分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和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4 月2日，周恩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预定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当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没有出席，王洪文虽出席但显得无可奈何，也没有提出异议。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周恩来和邓小平联名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附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毛泽东阅后批示：“好，赞同。”
4月6日清晨，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总理破例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四千多人到机场送行。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4 月10日下午，在一片关注的气氛中，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面对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邓小平从容不迫地开始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而且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他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邓小平还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的讲话，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团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和世界舆论的赞扬与好评。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一些媒体评论道：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代理人”。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会见了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阐明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这次联大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取得了成功。
4月19日，邓小平率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代表团回国。当日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五时半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下午，周恩来不顾病痛，再次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邓小平一行回国。邓小平这次率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不仅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这发言稿又不是他自己写的
有些人爱国仅仅是说说而已.生命有可能从谎言中开出娆艳的鲜花.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毛泽东时代－－我们怀念和向往的年代！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的光辉思想及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谁人能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农夫与蛇；得势如狼。
邓小平生前对李连杰的三句批示
“我从来都没讲过，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其实这些爷爷奶奶都在私底下关怀我很多。我从来也没敢拿他们当舆论炒作过。23年了，我没敢忘过每一句话。”在凤凰卫视前几日刚刚播出的《鲁豫有约》中，李连杰首次披露了他刚成名时遭遇的困惑，曾向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国家领导人写信求助，并得到关怀和鼓励的往事。
少年成名，李连杰看见了比同龄人更大的世界，面对物质和金钱的冲击，李连杰心情异常苦闷。23年前，他斗胆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20岁的时候，我写信给邓小平爷爷，信的内容不便透露，写完之后我就去拍戏了。”李连杰没有想到，不出三个礼拜，有人到剧组通知他赶回北京去中南海见有关领导，“邓爷爷的批示有三句话：‘想法很好、时机不成熟；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栋梁之材。’我没想到自己作为电影界的一个孩子，冲动地写了这么一封信，这么快就有了一个结果。”
又过了近两个礼拜，有一个从中南海来的人转达了邓爷爷的祝福：“邓爷爷让我注意身体，长大为人民服务，可邓爷爷托他带给我的梨却忘记了。”李连杰还透露，后来自己还给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和老一辈的革命家写过信，并且很快得到批示，“我现在做壹基金，就是要告诉几个老人家，我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做多点事儿。”
现在的李连杰凭着自己的一身过硬的功夫和多年的辛苦打拼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赢得了世界各地无数的喜爱中国功夫的人们的喜爱，作为中国影坛上的一颗最闪亮的恒星的他，也像他所说的那样，并没有忘记那些老一辈领导人对他的期望与教诲，创立“壹基金”，从帮助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入手。虽然前段时间有关于两亿豪宅的话题曾被媒体热炒，指责其侵吞慈善基金，但那些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测罢了，而且李连杰也对此事做出回应，有理有据是值得相信的，而且对于一个有着良好口碑的公众人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拿自己的信誉来开玩笑。最后也希望他能够一路走好，笑傲于国际影坛，带给喜爱他支持他的影迷们更多优秀的作品。
当朝鲜战争过去50多年、我们这些亲历者已经老了，不少人都已辞世时，我还常常在想：当年我们究竟靠什么打败了具有很大优势的美军？这其中可能有很多条原因，但最基本一条是我们志愿军干部战士的精神面貌、精神力量。没有这一条是打不这场战争的。
1950年10月21日，我作为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就在我们入朝四五天以后，志司命我们军由泰州附近开进至东北方向的云山，先阻击住敌人的进攻，然后围歼这里的敌人，即韩军第1师的两个团。
云山是个类似于我国县辖下的小镇，有三滩川等河流经过。军部要求我们师居中担任主攻，另两个师从两翼逼近云山。其间，我们部队不断地与敌军发生碰撞，打退敌人的进攻。这些敌人大都是南朝鲜伪军。
一天，师政委石瑛把我叫去说：“现在部队的粮食供给很困难，有的部队快断粮了。我和汪洋师长考虑了一下，你抓一下粮食问题，不然会影响部队行动的。”
我当然也知道部队粮食困难的情况。在朝鲜，美机像蝗虫一样白天晚上地轰炸，这给部队的粮食供给造成很大困难。再加上朝鲜北部多山，道路状况很差，部队又经常转移，我们自己的车辆也难以拉运各种物资。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只能就地筹粮。
我组织研究了就地筹粮问题，从部队中抽调一些战士到各处去筹粮。那时，朝鲜北部的山区本来居民就少，又很穷。我们连猪都没见过，只偶尔见过几头耕地的黄牛。
但是朝鲜的老百姓还是支持我们的，家里没有别的，就把没脱粒的苞谷棒子卖给我们。部队就用小火煮苞谷，煮得硬邦邦的苞谷粒子开花了，烂了，就拿它当饭吃。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云山歼敌作战的。
11月1日下午，师指挥所里分外忙碌。军指挥部已经确定晚7时30分对云山之敌发起总攻击。汪洋师长和石瑛政委都去了观察所。他们发现当面之敌的行动有异常，不停地进进出出，好像在撤退。
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是美第1骑兵师第8团和南朝鲜军第1师第12团在换防，只当是敌人准备逃跑。师里报告了军里，建议提前发起攻击。吴信泉军长批准了，把攻击时间定在了下午5点钟。
为慎重起见，汪洋师长直接掌握担任主攻的部队，张峰副师长负责左翼迂回的部队，其他几位师领导也各有分工。我一看，也要求下部队。政委告诉我，是他留我在指挥所的，先不要下去。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没多久，前方就传来了消息：打的都是美国军队，不是南朝鲜军队，部队番号是第1骑兵师第8团，火力很强。我们在指挥所里一碰头，一面向上报告，一面要求坚决消灭敌人。这样，我志愿军和美军第1骑兵师——这两支正规军的碰撞就在朝鲜北部山区的小镇云山发生了。
这是一场对交战双方均为不期而遇的激烈战斗。我们按照解放战争时打国民党军队很有效的那套战法，主攻和迂回部队同时展开4个营：正面突击，侧翼迂回，夜战近战。
担任主攻的团沿三滩川西岸向云山城进攻，遇到的都是美军，火力很强，一度受阻。经过及时调整兵力火器，主攻团于晚上11点多钟打进了云山城。近战夜战也发挥了作用。在民房交错的街区，双方的战线有点乱，但是越乱对我们越有利。
就在主攻团一路攻坚的时候，指挥所命令担任预备队的团派出2营，沿两个攻击团的结合部插向云山。实际上，2营真正插进去的就是一个连——4连。就这么个百八十人的连队进了云山，像大闹天宫一样，首先捣毁了敌人的炮兵阵地，接着又顺着电话线摸进了美第8骑兵团3营营部，一阵手榴弹将其捣毁，又配合主攻团，将敌人的阵线搞乱。
美军的重型坦克像一座房子那样高，横冲直撞，疯狂射击。4连战士赵子林用一根爆破筒插在它的要害处，将其炸毁，堵住了后面十几辆军车的退路。
河西岸进攻云山的部队打得很好，河东岸担任迂回的团打得同样壮观。该团一开始遇上了韩国军的第15团，经激烈战斗突破敌阵地后，大胆穿插，在三滩川河边上缴获了美军的4架轻型飞机。这4架飞机是拉着新闻记者专程从东京飞来为美军鼓劲打气的，第一天到了云山，第二天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这也是志愿军部队在朝鲜战场唯一一次缴获4架敌机。
夜里2点多种，我军另一个团分多路插到了云山之敌南撤必经的公路一带，就见眼前一片白晃晃的大灯，敌人的坦克掩护长长的军车队仓皇地向南撤退。这时我们都是小部队，有的是一个连，有的是一个排或一个班，主动作战。在朝鲜那种崎岖的山路上，我们把前面的坦克一炸，后面的车辆就跑不动了。乘车的美军纷纷跳车溃逃。
这个团的9连在云山南5公里处截住了美军一个大车队。这个车队有坦克、榴弹炮、卡车，还有300多个敌人。9连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勇猛出击，三下两下就把敌人打瘫痪了。
美军的第1骑兵师其实不是骑兵，而是保留了开国建师时的称号。每个人的臂章上有一个马头。这是一个元勋师，高度机械化的“王牌”部队。在云山战斗中，其第8骑兵团被我军歼灭大半，另一个团即第5骑兵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10多年以后，曾任侵朝美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在其回忆录里称：“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按照美军的战时编制，一个团编有包括72辆坦克在内的5000多人，还不算加强分队。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还缴获了数以百计的汽车，数以十计的榴弹炮、坦克。最令战士们高兴的是缴获了大量的食品，够全师部队吃一两个月的。
云山这场战斗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在回忆录里说：“在朝鲜开始发生了惊人事件，第8骑兵团几乎溃不成军。”
李奇微也说：“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达到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
正是由于我军有不怕死的精神、精良的战略，我们现在还能享受和平。
一个战无不胜的军队不仅靠装备，更重要的靠精神，敢于“亮剑”的精神
决定战争的胜负是“靠人”而不是“靠物 ”。
振奋民族精神‘就能够保持中华民族延续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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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席特别联大：发言稿“语出惊人”
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表演讲的邓小平
联合国总部决定将于1974年4月9日召开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这次会议是由阿尔及利亚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身份倡议召开的，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大会，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的赞同和支持。由于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的大会，对谁来担任代表团团长的问题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当时，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代表团团长人选上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中央决定让刚刚复出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团参加会议。
一波三折的人选之争
1974 年初，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不宜远行。3月中旬，外交部领导开始酝酿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其初步设想是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个人中选出一人率团出席。周恩来总理让王海容在方便的时候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3月19日，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时，毛泽东稍作深思后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王海容当晚就将毛泽东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报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副团长出席大会。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在会上，江青公开表示反对，她认为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因为江青的阻挠，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讨论人选的会议没有形成结果。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不顾江青的反对，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批示文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3月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后，外交部又将此报告送其他中央领导审阅。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夜里，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叫到她住的钓鱼台十号楼，对外交部的请示报告进行了无理指责，并强令外交部收回请示报告，改由一位部级领导担任团长，企图阻挠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王海容对江青说，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联大特别会议，已经有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亲自出席大会，何况外交部的请示报告已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和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外交部无权收回此报告。害怕邓小平在国内外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扩大后，打乱自己篡党夺权阴谋的江青并不死心，3月25日夜，她又连续四次给王海容打电话，继续威逼要外交部马上撤回请示报告。王海容在阐述不能撤回的理由后又补充说：“我只是主管礼宾的，凡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报告，都不能撤回。”江青听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王海容说：“你昏了头，脑子僵化。”王海容意识到江青可能还要继续纠缠，于是在3月26日上午即向毛泽东报告了江青四次电话威逼，要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的情况。毛泽东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王海容随即将毛泽东的话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迅速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还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周恩来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人选。
3月26日晚，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阐述了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理由：第一，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事业；第二，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第三，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还说：“这次联大特别会议要开三周，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政治局会议正在进行过程中，周恩来又叫王海容、唐闻生前来列席。她们刚刚进入东大厅，江青就质问王海容：邓小平去联大参会，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外交部的意见？王海容回答：请示报告是外交部写的，已经周总理批呈毛主席圈阅同意。主席今天上午还说，小平同志出国是他的意见。休息时，江青又把王海容、唐闻生叫到东大厅的小房间，再次施加压力，要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她还说，国外的事情相对次要，邓小平要留在国内等等。王海容、唐闻生对江青的纠缠和压力开始保持沉默，但江青从小房间回到会议室后，大吵大闹，蛮横无理地训斥王海容、唐闻生。于是，王海容就在会议上同江青争执起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即便这样，江青仍不甘休，叫嚷着“要重新考虑，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她还企图要周恩来在报告上写上她的保留意见。王海容、唐闻生看到这种情况，连夜将政治局会议及自己当场顶撞江青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写到：“江青：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江青收到此信后，目瞪口呆，不敢再纠缠此事。同时毛泽东还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毛泽东的决策，打破了江青企图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图谋，迫使她收敛了在政治局嚣张跋扈的气焰。当天晚上，王海容、唐闻生陪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时，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写信批评江青的事。周恩来说：“怪不得，江青打电话对我说，她已改变了态度，支持小平同志出国。原来是你们向主席反映了情况的结果。”
“语出惊人”的发言稿
人选一事敲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说：“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说：“小平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漂亮地亮相关系到新中国的外交形象。因此邓小平在接到中央的任命后，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到准备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工作之中。
3月31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订了“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和对外政策的请示”及讲话。60年代，邓小平曾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进行过谈判，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他对参加准备工作的同志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他亲自指导代表团成员准备这篇发言稿。代表团在讨论发言稿时，觉得这篇发言除了明确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立即表示赞同。发言稿的初稿写成后，邓小平和代表团成员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并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他还不时地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时，参加起草工作的凌青记下这几句话后，邓小平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这句话是在其它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这也充分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和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4 月2日，周恩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预定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当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没有出席，王洪文虽出席但显得无可奈何，也没有提出异议。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周恩来和邓小平联名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附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毛泽东阅后批示：“好，赞同。”
4月6日清晨，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总理破例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四千多人到机场送行。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4 月10日下午，在一片关注的气氛中，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面对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邓小平从容不迫地开始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而且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他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邓小平还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的讲话，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团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和世界舆论的赞扬与好评。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一些媒体评论道：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代理人”。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会见了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阐明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这次联大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取得了成功。
4月19日，邓小平率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代表团回国。当日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五时半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下午，周恩来不顾病痛，再次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邓小平一行回国。邓小平这次率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不仅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这发言稿又不是他自己写的
有些人爱国仅仅是说说而已.生命有可能从谎言中开出娆艳的鲜花.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毛泽东时代－－我们怀念和向往的年代！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的光辉思想及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谁人能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农夫与蛇；得势如狼。
邓小平生前对李连杰的三句批示
“我从来都没讲过，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其实这些爷爷奶奶都在私底下关怀我很多。我从来也没敢拿他们当舆论炒作过。23年了，我没敢忘过每一句话。”在凤凰卫视前几日刚刚播出的《鲁豫有约》中，李连杰首次披露了他刚成名时遭遇的困惑，曾向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国家领导人写信求助，并得到关怀和鼓励的往事。
少年成名，李连杰看见了比同龄人更大的世界，面对物质和金钱的冲击，李连杰心情异常苦闷。23年前，他斗胆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20岁的时候，我写信给邓小平爷爷，信的内容不便透露，写完之后我就去拍戏了。”李连杰没有想到，不出三个礼拜，有人到剧组通知他赶回北京去中南海见有关领导，“邓爷爷的批示有三句话：‘想法很好、时机不成熟；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栋梁之材。’我没想到自己作为电影界的一个孩子，冲动地写了这么一封信，这么快就有了一个结果。”
又过了近两个礼拜，有一个从中南海来的人转达了邓爷爷的祝福：“邓爷爷让我注意身体，长大为人民服务，可邓爷爷托他带给我的梨却忘记了。”李连杰还透露，后来自己还给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和老一辈的革命家写过信，并且很快得到批示，“我现在做壹基金，就是要告诉几个老人家，我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做多点事儿。”
现在的李连杰凭着自己的一身过硬的功夫和多年的辛苦打拼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赢得了世界各地无数的喜爱中国功夫的人们的喜爱，作为中国影坛上的一颗最闪亮的恒星的他，也像他所说的那样，并没有忘记那些老一辈领导人对他的期望与教诲，创立“壹基金”，从帮助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入手。虽然前段时间有关于两亿豪宅的话题曾被媒体热炒，指责其侵吞慈善基金，但那些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测罢了，而且李连杰也对此事做出回应，有理有据是值得相信的，而且对于一个有着良好口碑的公众人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拿自己的信誉来开玩笑。最后也希望他能够一路走好，笑傲于国际影坛，带给喜爱他支持他的影迷们更多优秀的作品。